晚清民国畲族乡村政治的现代转向
——以山民会馆为中心的察析
邱开玉 廖梦雅 余德华
摘要： 在“现代化”视角下，山民会馆之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得到彰显。山民会馆烙印着强烈的同宗同族的“血缘性”，决定了其实质是“会馆”模式的祠堂。晚清民国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政治牵引以及畲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构成了山民会馆的创建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中，山民会馆的功能发挥与角色转变透视着畲族乡村政治艰难的现代化探索进程。
关键词： 畲族 政治现代化 山民会馆 晚清民国
学界关于畲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然而，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耙梳整理，仍可发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研究较为薄弱，如畲族的传统政治文化如何接续到现代政治文明。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将研究目光投置在晚清民国(1840-1949)——这段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最惊心动魄的转型期，来观察和讨论畲族的政治文化表现。在这段时期，畲族社会出现了本民族发展历史上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性质极为特殊的一个“会馆”——福宁山民会馆(以下简称“山民会馆”)。对于畲族这种在历史上长期杂散居于边陲山区的游耕民族而言，城市似乎素来与之“无缘”，因此在光绪十五年(1889)由畲民创建于福宁府(现宁德霞浦县)城郊而后又向城中迁移的山民会馆显得“格外显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畲族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在现代语境下如何挖掘或延续它的精神和价值？这些问题值得畲族研究者进行深入地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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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之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对山民会馆的性质和价值问题作了探讨，对本文的研究写作富有启发。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方志、宗族谱牒等文献，尝试从现代化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和分析山民会馆的创建、发展、性质与意义等问题，并借此分析晚清民国畲族乡村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将畲族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进行接续，求教方家。
一、何谓“现代化”：研究视角的选择
历史是在无数事件的不断裂变中得到延续，还是源于那些作用于长时段的力量提供的不断前进动力？对于这个问题的选择和判断，形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两种不同的编撰范式：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不同的研究视角，又决定了取舍和评判历史人事的不同。在以往革命范式视角下，近现代以来畲民的政治文化表现集中显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样有利于畲族与现代政权的对接，也符合现实的政治需要。只是当革命范式成为想象和讲述历史的主流甚至唯一方式时，大量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化实践就有可能被湮没。[注] 张春田：《革命与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性(1903-192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页。 例如，在革命范式视角下，山民会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政治性事物”的“畲族民间公益组织”，既没有明显的革命属性，也没有较好的政治表现，似乎没有进行系统深入剖析的必要，因此也就无法在根本上回答山民会馆为什么会存在，其存在对于畲族社会政治生活的更多意义。
在此，我们无意于讨论何种范式更合理。如果把理论视角理解为维特根斯坦式的工具箱，那么，我们认为现代化范式研究视角，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可能具有更好的启示意义。西里尔·E.布莱克指出，人类历史存在过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进化出了人类；第二次转变是从原始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第三次转变是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过渡至工业文明。[注] 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而第三次转变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它是塞缪尔·亨廷顿眼中的“一个具有其鲜明特色的进程，不同生活习惯的人民都能感觉到其‘一致的整体’(consistent whole)的现代性，包含着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不是杂乱无章和互不相关地出现的”[注]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因此，“现代化”应该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推进的整体进程。
二是制度体系更加严格。在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框架下，要完善和细化用水总量的控制制度、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资源论证制度、计划用水制度、水功能区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使得每一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的行为都有章可循。
姚江西排航道防冲加固工程是为防止新开河道通水后，新开河道进口段对原运河护岸造成冲刷破坏而建设。防冲工程主要对原河道护岸平台进行拆除后，采用拉伸U型钢板桩进行防冲加固，加固区段主要位于航道转弯处水势变化区段。
二、“会馆”模式的祠堂：山民会馆的性质厘定
(一)明清时期会馆的基本概况
“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注]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明清时期，会馆“遍及都会”，对整个明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宗族、姻亲、地缘关系基础上社会整合的巨大力量，也折射出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成为乡土中国独具特色的一种事象。
清代初期，经过长期迁徙动荡最终定耕在闽浙赣山区的畲民，依然沿袭着游耕时期“不役不税”的政治文化传统。至乾隆年间，闽浙赣地区的畲族乡村开始进入清政府的视野，并不断地被融进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系统。此后畲族村落组织更加符合封建王朝乡村管理的规范，畲民也实现了从“游民”到“臣民”的政治身份转变，标志着畲民具备了正式参与封建政治生活和争取基本政治权力的资格，有了脱离“边际人”处境的现实可能。同时，明清时期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与科举制度促成了大量畲民参与科举应试，一部分畲民因此进阶封建统治阶层，增强了畲族的政治力量。[注] 邱开玉、廖梦雅：《夹缝中生存：清代畲民政治参与窥探》，《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正如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对明清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论述时指出：“参加科试、买卖土地和经商致富这三条主要进身途径对每个社会阶层都是畅通的。”[注]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学)课题组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这对于畲族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推动，为山民会馆在清末民初的创建奠定政治基础。在山民会馆的实际筹建过程中，也主要是由畲族的族长或其他头面人物等“上层”人物代表来组织领导。
在各民族的交流互动中，没有“他群”的“认可”，“我群”将无法存续。历史上畲民混杂居于汉族地区，长期的接触互动形成了二者之间既独立又依存的共生关系。只是由于畲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经济劣势、政治被歧视和文化弱势的地位，使得这种共生关系是极不平等的，更倾向于畲族对汉族的“依存”，导致了畲族文化心理的矛盾二重性：极端的自尊又严重的自卑，在面临被汉族文化同化的危机前，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一方面抗拒汉族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形成自我封闭，企图维持一种静态的平衡。[注] 施联朱、宇晓：《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1年第3期。 文化心理的矛盾性加固了畲族原本就是封闭式的山区文化。但是随着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畲族地区小农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不断触动、分解，畲族与汉族的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密切，促使畲族文化也开始了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缓慢转变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长达6个世纪的长时段中，闽浙赣交界区的畲族逐渐享有了生存权与话语权，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位差开始缩小，向汉族的文化采借逐渐从器物、技术层面上升到价值取向，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文明程度较落后的地区或民族，在接触到较高文明的地区或民族，或因生存压力，会产生‘现代化’动力，自然而然视文明较高的地区或民族，为其‘现代化’的学习对象”[注] 龙立：《全球化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3年，第32页。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文化上相互了解的加深，畲族共同体成员们已不再甘于做偏居一隅的边际人或封闭圈里的传统人，文化心态上的封闭性已经发生松动。
一般认为，会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科举会馆。科举会馆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郡邸。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科举会馆是在明代出现于北京城内，其目的是作为同乡京官聚会、进京科举应试的士子提供便利的场所。二是商人会馆。商人会馆较之于科举会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由同乡商人自发出资创建，其目的也是为商人提供服务，因此主要分布于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明清时期商人会馆逐渐成为会馆的最大类，分布最广。三是移民会馆。此类会馆属于纯粹的以联乡谊叙乡情为务的地域性会馆，比同乡会仅多一点为商业服务的内容，主要出现在四川、台湾、东北等移民集中地区，成为该地区外来移民进行经济开发的实证。但总体上，这种性质的会馆数量不多。[注] 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 虽然出现的时空场域和服务对象有所区别，但这三类会馆共同体现了“会馆”具有地缘性、自发性、非官衙性的特征以及通过祀神、举善等形式实现“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的社会功能。而地缘性是会馆的最本质特征，当地缘性被“业缘性”或其它性质所替代，会馆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可以发现，在“现代化”视野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萌芽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此后一直处于缓慢的激荡前行中，1949年前的中国始终处于现代化的前期。在这个时期，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撞和变迁，而我们要讨论的山民会馆，正处在这段“漩涡”的中心——晚清民国：旧的政治秩序被毁灭，而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形成了一个充满着断裂和激烈博弈的政治“舞台”，各种政治势力，都各自张扬着自己理念的旗帜，构成了纷扰杂陈的舞台氛围，而各种社会群体又是在冲突与协调、共荣与互斥的矛盾运动中确定自己在“舞台”的位置，导致政权更迭，抗争不止。正是在这样的断裂中，原本作为经济和政治“边际人”的畲民有了发展本民族政治文化的空间和机遇，开始了悄然的现代化进程。也正是在畲族现代化的进程中，山民会馆的意义和价值得以重新显现。
按照时间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执政者的民族政策直接影响着山民会馆的兴衰存亡。为了更清晰地察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山民会馆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然后梳理出每个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与同时段发生的大事件进行比照(见表1)。
(二)山民会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山民会馆是由畲民自发联合组建的跨省、跨地区的同族性团体。在鼎盛时期，会馆登记会员达二千余人(户)，跨越闽浙赣十余县，集资一千多银元，规模之大，在畲族发展历史上绝无仅有。以山民会馆为中心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对畲族社会的发展影响甚大。那么，山民会馆与一般“会馆”有何联系和区别？先看二者的共性：在名称上，二者同称“会馆”；在组织形式上，二者均是自发形成的民间性组织；在功能发挥上，不同时期的山民会馆的主要功能均没有脱离一般会馆的祀神、举善、联谊的功能范畴。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山民会馆确实发挥了“会馆”的功能。而且在历史实践中，山民会馆服务的群体很大一部分是畲族商人。《霞浦县志》载：“西附城区乡农会，在城三明会馆。”[注] 民国《霞浦县志》卷18《实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省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13册，第172页。 农会是“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为目的，带有明显的同业性。因此，山民会馆似乎是一个类似于商人会馆或商业行会的组织。
然而山民会馆与一般的会馆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导致了二者在性质上的分野。一是山民会馆的同族性。一般会馆是由同乡的官宦或商人创建，为同乡人员服务，强调的是地缘性，乡土观念再加经济内容(行业)是会馆的主要表现，血缘性或种族性并不是决定他们选择服务对象的参考标准。而山民会馆是以“山民”(畲族的自称)为唯一主体的团体，它由“山民”创建，也只为“山民”服务。据盘瓠传说及河南传说描述，忠勇王盘瓠是畲族的民族始祖，族内的盘、蓝、雷、钟、李、吴六姓成员间都有血亲和姻亲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畲族内部传统社会关系的主轴，构成了畲族血缘观念与族缘观念并存的家族观念。[注] 赖艳华：《闽东畲民家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调查》，《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民国九年(1920)迁入城中新址的山民会馆在大厅两侧壁间书写楷字：“盘 蓝 雷 钟 李 吴”，正是对畲族“民族即家族”族缘观念的刻意强调。在山民会馆发展过程中，这个特征不断彰显，以至于使其逐渐成为畲民伸张民族诉求，争取民族权益，开展民族抗争的象征场所。这种带有明显的同族性使得山民会馆与一般的会馆区分开来。二是神圣空间的差异性。神圣空间是由会馆神灵牌位的设置以及大型祭祀活动所建构而来的。神圣空间始终是会馆保持其完整性的首要条件和重要部件。山民会馆与一般会馆在神圣空间建构上存在两个方面差异：一方面是神灵设置。神灵的设置为会馆树立集体象征。乡土神是一般会馆最基本的崇祀对象，如江西人供奉许逊真君、福建人供奉林默娘、山西人供奉关羽等，而行业性会馆则多确立自己的行业神，如木石匠业祀鲁班、缝衣业祀轩辕、茶叶业祀陆羽等。[注] 王日根：《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 而山民会馆在中庭的神龛上供奉的是“敕封 盘护忠勇王神位”，且这个神牌是特地从罗源大坝祖祠分灵而来的。另一方面是神牌摆放。通常会馆的主殿是立像拜神，而两侧房间摆放牌位，这些牌位主要是为死后不能葬回老家的会馆出资人而设[注] 刘泳斯：《地缘和血缘之间:祖神与“会馆”模式祠堂的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但山民会馆只供奉木质神主排位，没有神像，只有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重修的时候，才在神龛上增设了“本民族抗争阵亡将士灵位”。因此，从神圣空间的建构而言，山民会馆更符合祠堂的传统礼制。
学者蓝炯熹将山民会馆界定为“畲族内部联宗式祠堂”，认为“山民会馆的建立将心灵中祖祠的现实化，固定成一个实体”[注] 蓝炯熹：《闽东畲族文化地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过程》，《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蓝炯熹对山民会馆性质的判断与本文对山民会馆性质的认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山民会馆是一个具有“会馆”模式的祠堂。对于畲族这种历史上没有产生跨地域性的社会管理机构的族群而言，山民会馆在实际上扩大和突破了家族祠堂的原有功能，以会馆的形式，拓展了畲族的社交活动，起到了联络同族本地与外来人员的作用。
三、从乡村到城市：山民会馆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
明清时期，河海运输业的发展为长途贩运商提供了良好的活动舞台，便于商人在滨海近河地区集聚。福宁府境内交通条件较好，水路四通八达，内河、内海水道与外海航道贯通。至清末，福宁府逐渐成为闽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有关畲民的现有历史记忆中以及结合现代畲族人口分布的情况来看，历史上畲族的迁徙路线大致经历了从元代以前的粤闽赣地区到明代以降的闽浙赣地区的变化，其核心集居地也由最初的潮州到汀、漳再到福宁府的转移过程，并最终形成现在“闽东畲汉杂居的情形多一些”的分布格局。只是对于长期生存于山脚边陲地带的“边际人”畲民而言，福宁府城区似乎遥不可及。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畲民在福宁府的城郊(西门外教头)创建山民会馆，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山民会馆向城市中心(北社乘驷后境)的迁移？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实质上就是在探寻晚清民国时期畲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也就是分析畲族社会开始现代化的基础与概况。
(一)经济动力——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长途贩运趋于便利，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异地商贸活动增多，渐趋频繁的社会流动为会馆创建提供了人口基础。[注] 马红光：《论明清会馆的社会基础》，《北方论丛》2017年第1期。 商业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更多人从商，其中一个重要的加入群体便是农民。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松绑出来，改变传统的生存模式，甚至造成一些地区“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 中华书局，1997年，第111页。 “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注] 徐明庭：《武汉竹枝词》，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等农村社会场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整个封建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被迫进入全方位的开放，在外国资本和技术力量的刺激下中国的运输网络逐渐现代化，现代经济对传统经济不断渗透，使得中国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格局：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同时存在；城市化进程艰难开始，乡村人口向通商口岸等城市过度迁移。[注] 张镭：《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变迁与秩序生成——近代以后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生成的考察》，《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与此同时，新工业在中国的出现并生存让清政府一向漠视的对外贸易一跃成为关系国家生死攸关的生存问题，迫使人们重新评估商业的作用，经商活动也自然就成为除了仕途之外受人尊敬的选择。
畲民长期以来偏居边陲地带，商品生产不发展、商品观念淡薄，从生计模式上看，以梯田水稻耕种和定耕型旱地杂粮耕种为核心的二元结构性农耕生存方式是其最根本的特征。[注] 施联朱、雷文先：《畲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畲族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商品价值观念的影响。与汉族毗邻的畲族地区，畲民在与汉人密切交往互动中，受其重商风气的影响，也逐渐接受经商，甚至将之写入族谱，以此勉训族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的《崇南钟氏重修宗谱》载：“士农工商皆君子立身之道。……凡我族重耕者耕、读者读，商贾医卜百工之事俱宜殚心竭力而务家计。”[注] 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委员会：《畲族卷——家族谱牒》，福州：海风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 而这样的“家训族规”在当时的畲族谱牒中比较常见，可见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在此时的畲区已开始转变。而这些畲族地区也较早地被纳入了区域市场体系甚至全国市场体系当中，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初步尝试。蓝靛、茶叶、药材等山地农副作物成为畲族最早进入市场交易的商品。明清时期，随着棉麻纺织业的发展，对染料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蓝靛遂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福建素有“蓝甲天下”的美誉，丰厚的利润使得蓝靛种植由闽西汀州开始扩散，遍及福建全境并延至浙赣。《宁德县志》载:福宁府之宁德县“嘉庆初年,外郡人来县栽菁”“种菁之业,善其事者汀民也”[注] 乾隆《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130页。 。《泰和县志》载：“成化末年，有自福汀贩卖蓝子至者，于是州居之民，皆得而种之，不数年，蓝靛之出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注] 光绪《泰和县志》卷2《土产》，清光绪四年(1878)复印本，第18页b。 可见，此时的闽浙赣畲区已广泛存在关于蓝靛栽种及交易的商品经济关系。清代时期的闽东是福建重要的茶区。宁德“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注] 乾隆《宁德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第125页。 。宁德县八都因是霍童溪的出海口，水、陆交通便利，所辖的猴墩村遂成“商旅辅辏之地”，诞生福建第一代的畲族茶叶商。同治十三年(1874)，自猴墩村畲民雷志波创办“雷震昌号”茶庄后，“雷态盛号”“雷成学号”等茶庄也随之出现。茶市鼎盛期，该村年销干茶4000多担。[注] 蓝炯熹：《猴墩茶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光绪二十七年(1901)，畲民蓝水奶在浙江云和县城开设第一家由畲民经营的药店“仁本堂”，延续经营数十年，直至1957年响应政府号召接受公私合营。至民国时期，不断有畲民成为职业商人从事商业，所经营的商品已不局限于蓝靛、茶叶、药材。《大埔县志》载：“桃源里：面积纵约三里，横约二里，居民皆姓李，40户310仁，除在家务农外，多往南洋各地经商谋生”，“湖寮：居民1913户11 887仁(蓝姓2931仁，钟姓311仁)，粮食无多，大半出外谋生，南洋最多，上海次之，汕省东江又次之”[注] 民国《大埔县志》卷2《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22册，第32页。 。可见，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畲族商人，他们或是在本地开店售货，或是从事造纸、柴薪、冶铁、食品等行业，许多人搬到县城营生，甚至远漂南洋。
性质的分野导致功能的差异。山民会馆是一个具有“会馆”模式的祠堂，而祠堂是宗族内部控制的中心机构，是整个宗族的“集合表象”。弗里德曼认为，族群的共祖系谱关系并不是宗族的必须条件，共同祠堂或公产才是宗族关系的纽带。[注] 林济：《弗里德曼模式与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山民会馆的发展历程无不烙印着畲族家族活动的历史遗迹，透过对山民会馆发展过程中社会功能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折射出畲族乡村政治权威由家族权威向国家权威的现代转向。
(二)政治牵引——统治者的民族政策
基于“成分-靶点-通路”网络模式探讨淫羊藿治疗骨性关节炎的分子机制 ………………………………… 骆 帝等（15）：2073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封建帝制坍塌，民族国家新建，民族主义兴起，各种权力关系犬牙交错，进入所谓的“多重政权”时期，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得到激发，成为影响国家版图统一、政权稳定和社会平稳的重要因素。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北洋政府时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五族共和”的基本政治形式。1920年以后，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有所变化，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讲》中提出，“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1924年，在他亲拟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四条规定：“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在同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可见注重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与民族团结成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新内涵，也成为中华民国前期制定各项民族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蒋介石作为民国政府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基础之上的修改和演绎，其主要内容是倡导“国族”，认为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宗族宗支，从而否定各民族存在的事实，并通过实施民族教育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注] 伊利贵：《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第51页。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但整体而言，始终集专制性、保守性与进步性于一身。
春秋战国时期，古老的抓食吃法，逐渐被借助餐具将食物送入口中的进食方式所替代，抓食吃法已越来越限于个别食肴，因而出现了柶、斗、瓒、刀、削、签、筴等不同种类的进食餐具。考古学家认为，从这套战国铜餐具配套的10个耳杯和10个小碟看，当时已经盛行10人之宴和分餐制了。
A组30例患者术后月经来潮时间、月经周期、月经血量、6个月内月经周期延长率分别为(35.68±5.89)d、(5.88±1.42)d、(56.35±9.46)ml、8例(26.67%)。B组22例患者术后月经来潮时间、月经周期、月经血量、6个月内月经周期延长率分别为(62.49±6.78)d、(6.52±1.74)d、(84.83±15.32)ml、0例(0%)。而两组患者月经来潮时间、月经周期、月经血量、6个月内月经周期延长率对比的t值分别是16.621、1.587、8.807、9.185,P=0.000,差异有显著性。
表 1福宁山民会馆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主要根据俞郁田的《福宁山民会馆调查报告》内容整理。
从表1中可以看到，山民会馆的筹建与真正建立均缘于当时的政治事件，光绪十五年(1898)福建按察使司关于“劝畲民改易服饰”《公示》的颁布促发了畲民建馆的念想及实践。而民国元年(1912)，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设置在山民会馆内，使得会馆真正成为 “山民”议事、活动之所，赋予山民会馆实质性的内容，也促成了山民会馆现代组织管理结构的构建。此时，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对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影响巨大，并由上而下渗透至社会各层面，营造出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推动了山民会馆的快速发展。山民会馆为了不与“三民主义”同名，三易其名，可见一斑。而在民国十五年(1925)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期间，国内政权分立，内战不断，外敌入侵，整个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山民会馆也随之陷入瘫痪状态，成为畲民的避难所。民国十九年(1929)，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也在制度上消灭了会馆与公所的存在基础。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举国为之振奋，次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藉此时机，闽东畲族宗人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经政府批准，山民会馆成为官方注册法认的“苗夷民族公益团体组织”，实现了山民会馆政治身份的转变。
(三)文化支撑——畲族民族意识的觉醒
(4)土壤健康元素Se、Ge、F，主要与Al2O3、TFe2O3、MgO、As、Cr、Cu、Mo、Ni呈正相关，与CaO、Na2O、SiO2、pH呈反相关。其中，Se与TFe2O3、Hg、As、Cr、Cu、F、Mo、Ni、Sb的相关系数大于0.5，呈显著正相关，与SiO2呈显著反相关；Ge与Al2O3、TFe2O3的相关系数大于0.5，呈显著正相关，与CaO、SiO2呈明显反相关；F与Al2O3、TFe2O3、MgO、Cu、Mo、Se的相关系数大于0.5，呈显著正相关，与SiO2呈明显著反相关。
山民会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中被创建。在强势汉族文化的语境中，早期畲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是通过被统治者认可，获取“等类齐观”的政治地位以及实现“大同之治”的社会愿景来体现的。因此，他们也同汉族一样兴修族谱，处处透露出以华夏为中心的历史心性：一方面不断地将本族与中原在地域上联系起来，强调其先祖曾是中原地区迁来，冠以冯翊雷姓、汝南蓝姓、颍川钟姓等名号；另一方面又将本宗族与“黄帝后裔”直接或间接牵上血缘关系。这种“攀附现象”在畲族族谱中普遍存在，说明畲民家族在文化认同上，有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势。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任刑部主事的钟氏畲民钟大琨“向山民劝改妆束与众一律”，并得到官方的认同，发布《公示》要求畲民遵照执行。独特的妆束是畲族区别于他族的突出外显性特征，是畲族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志。以钟大琨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试图通过弱化或清除这些外显性特征，从而达到淡化和消解畲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界限的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等同于现代性，而乡村则意味着传统。亨廷顿将人口现代化的面向特征总结为：职业、社会地位及地理的流动增强；城市人口极速增加，乡村人口快速下降。[注]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5页。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关系发生着冲突与碰撞，其间包涵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与权利纠缠。城市常被表征为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文化霸权运作与协商等议题集聚的中心场所。因此，山民会馆在城市空间的创建以及向城市中心的迁移，可以视为晚清民国时期畲族社会现代化想象与实践的结果，体现了畲民渴望改变自身落后的封闭的传统生存现状，向往发达的开放的城市现代生活的积极转向。
四、抗争中“融合”：山民会馆的功能发挥与畲族乡村政治权威的现代转向
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对畲族地区的带动，使得处于传统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体系的畲族社会产生裂变，越来越多的畲民从裂缝中感受到商品经济的生命力，开始尝试挣脱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凭借着蓝靛、茶叶、药材等传统优势农副产品，走出大山，进入城镇的人口流动之中，成为职业商人。尽管此时从事商业的畲民，相对于畲族总体而言仍不算多。政治与经济是天生的孪生姐妹，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畲族社会现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畲族乡村的政治现代化提供经济动力。在山民会馆的创建与发展中，始终伴随着畲族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子。畲族流动人口的增加，使得山民会馆有了创建的必要，畲族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为山民会馆创建与发展的大量集资提供可能。
新资源观指导下，大量资本、技术转向资源节约、生态友好型旅游产业[1]；景区泛化[2]、体验经济[3-5]时代下消费者的旅游需求更加注重个性化体验，更加关注旅游体验的深度与丰富度，以抓点为主的景区旅游已难以适应当下旅游市场需要；此外，随着旅游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旅游已成为各地经济转型升级、减少贫困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我国旅游发展正在由观光“小旅游”向休闲度假的“大旅游”过渡[6]，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开始进入全域旅游新时代。
(一)抗争——家族权威下山民会馆的祭祖与维权
山民会馆在成立之初，只是为了缓解进城畲民的膳宿问题，随着会馆的不断发展壮大，会馆的功能也由之前膳宿，拓展为联谊、祭祖、议事、维权等多重社会功能。在这些功能中，祭祖和维权是山民会馆最重要的两种功能，前者决定了会馆的存亡，后者影响着会馆的兴衰。
祭祖是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沉淀，祭祀仪式便成了畲族家长权利的象征与家族力量的演示。在山民会馆的鼎盛时期，迁入新址的新会馆在空间布置上处处彰显了这一族群印记：“顶棚为八角藻井，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特地从罗源大坝祖祠分灵而来的高2米左右，宽近1米的木雕图金大型神牌(亦称‘总牌’，俗称‘龙头牌’)其上端雕刻似龙非龙之首，……正中平沉，阴刻宋体大字：敕封 盘护忠勇王神位。……大厅柱上悬挂两幅金字漆板楹联。其一为‘功见前朝帝高辛亲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大厅两侧壁间，书写楷字，字为：‘盘 蓝 雷 钟 李 吴’。”[注] 施联朱、雷文先：《畲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8页。 这些“大费周章”彷佛生怕旁人无法认出其是盘瓠后人一样的空间布置，恰恰反映了畲民对历史记忆具有极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民国九年(1920)的春节，也是会馆迁到新址的第一个春节，举办了极其隆重神圣的祭祖活动，闽浙赣交界地的主要畲族集居县均派代表参加，祭祖活动连日分批举行。自此，每年春节会馆必有大祭，清末、仲秋，亦多有举祭。在现代化之初，畲族就是通过一次次的祭祖活动，重温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来唤醒族人的族群意识、维系族群情感、凝聚族群力量。
维权，民族意识的外部激发。闽浙赣交界地在清代260余年的时段里，畲汉之间的联系互动十分频繁，区域内的社会关系整体表现较为平稳。然而其中的隔阂与冲突在所难免。加之民国初建时期，地方建制尚未健全，新规无循，旧规难蹈，各地民事纠纷迭起，这让本就处于被欺压、被歧视地位的畲族处境雪上加霜。因此，借乡农会成立之际，畲族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意图将山民会馆办成对内能加强团结，对外能维护权益的同族性团体，便是时势所趋。维权也就自然成为山民会馆最核心的功能，在会馆的几度兴衰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场域中，就畲族和汉族而言，汉族显然是该场域中的优势“占位者”，占有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而晚清民国，正值国内政治场域的动荡重整期，民主思潮泛起，华夷之辨的主体由以往的汉族与少数民族转变为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畲族的政治地位得到“间接”提升，加之此时畲族社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畲民受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多，促使长期处于弱势位置的畲族对自身政治和社会定位有了重新的审视，以及为扩大自身资本而重新“博弈”的“野心”。而“博弈”烙印着参与者的“惯习”，惯习“是持续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畲族的惯习便是植入于畲族心智中的盘瓠传说以及与此相勾连的民族意识。在山民会馆大厅柱上悬挂的金字漆板楹联“功见前朝帝高辛亲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便是畲族民族意识的集中体现。盘瓠传说自其产生，已成为畲族先民迁徙过程中的动力来源，定耕之后开始转变为畲族延缓“编甲完粮”、少纳赋税或争取入学、参加科举资格的精神力量。《霞浦县畲族志》载：“当时，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民上学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较大事件。泰顺畲民经蓝宝成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顺利打赢这场官司。”[注] 俞郁田：《霞浦县畲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104页。 此举彻底激发了畲民一直“隐匿”的民族自我意识，点燃了畲民进一步参与政治场域竞争的信心，也将山民会馆推向了发展的鼎盛期。
(二)“融合”——民族国家建构中山民会馆的角色转变
亨廷顿认为：“经济增长要求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有效的政治权威必须植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之中。”[注]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08页。 作为现代化后发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其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开始于辛亥革命，但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中始终未能建立成功垄断合法暴力的行政机构和政治权威。为了有效控制地方，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治，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至1940年期间先后制定了《县组织法》《保甲条例》和《各县保甲整编方法》等法律法规，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先后采用了闾邻制、新县制和保甲制等举措，试图使政治权力不仅能够实现由乡村到国家的纵向集权，又能够实现由国家到广泛社会领域的纵向渗透。[注] 王丽华：《沧源佤族乡村政治体系的变迁与发展》，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1年，第56页。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推行“国族”同化政策也对包括畲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到对畲族乡村政权的影响，就是畲族原本由族内耆老，即族长、房长以及其它德高望重的老者为自然领袖 “家长公”的乡村政权开始被注入了现代政治的元素——保甲长，形成了政治统治的双重性。此时的畲族乡村政权已被纳入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并发生了现代化的初始嬗变。这使得从一开始就作为畲族权益代理机构的山民会馆失去了政治生存的条件，其社会功能也得到抑制，从而走向衰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转移了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国民政府的政治威望达到了顶峰。国土境内，百废待举，“建设富强康乐之中国”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此背景下，畲族的民族精英嗅到了为族人谋求新发展的历史契机，主动向国家权威靠拢。民国时期，闽东畲族乡村出现了闻名故里的畲族修谱先生，但他们修纂的族谱，反而抽去了部分畲族历史传说的内容，更加强化了汉族的家族伦理思想。[注] 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这一转向在山民会馆的集中体现就是在重修历程中，一方面向地方政府提交重修会馆的申请报告，在性质上将山民会馆界定为“公益团体组织”，会馆因此成为民间社团被纳入地方民政部门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在实际的修建过程中，在神龛上设立“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与畲族的家族象征“盘瓠忠勇王”齐位，体现了此时畲族民族精英精神内核的实质变化。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认为，权威合理化，即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是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注]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41页。 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或家族关系，也常常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或者是现代化的牺牲品。可见，山民会馆的发展历程透视着晚清民国以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更深的渗透，以及畲族乡村政权对此的现代化回应。
五、余论：未完成的畲族现代化想象与实践
综上所述，山民会馆的出现与发展是晚清民国时期畲族社会现代化的想象与实践的产物，它根源于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在统治者民族政策的牵引下不断发展变迁，是近现代畲族民族意识觉醒的实践地标。只是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积贫积弱，政治地位的“忽明忽暗”以及文化心理始终存在的矛盾二重性，使得畲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极其漫长和曲折的。就整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畲族乡村政治只是处于现代化的初始嬗变期，现代因子开始向传统社会渗透：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但依旧孱弱；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机会和数量增多，但总量上远远不足；传统的家族权威开始向现代国家权威转向，但远未完成。畲族乡村的政治现代化依然只是点点“薪火”，远未形成“燎原之势”。正因为如此，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山民会馆，其实质只能是一个具有“会馆”模式的祠堂，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商人会馆。因此，从一开始，山民会馆的存在就被视为闽浙赣交界区畲族共同体建构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适应当时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绝对强势的周边汉族而进行社会实践的载体。随着社会变迁、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导致山民会馆失去了原本的存在价值，而转为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国政府统治的终结，在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直接推动下，中国的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宣告消亡，畲汉之间对抗关系也不断消解，有了真正平等共生的可能性，使得山民会馆失去了原有的抗争与融合的价值。因此，山民会馆不断的式微乃至最后的消失，便是历史的必然。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 畲族的家族文化再一次兴起，山民会馆又重新回归畲族民族精英的视野。2007年，“畲族三明会馆研讨会”召开，恢复成立畲族三明会馆董事会。2011年，山民会馆董事会五届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 2015年，霞浦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同意成立“福宁三明会馆管理领导小组”。畲民对恢复山民会馆的不懈努力，可以视为畲族强大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凝聚的展现，是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珍惜与爱护。这种恢复不是回归传统，更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崇古，而是一种以世界为中心，以未来发展为目标的新文化的再造与创新结合。这种文化具有政治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同时支持和鼓励山民会馆的恢复，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推行的民族政策进步性与民主性的体现。在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文化转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民族文化保留与改变中依据宪法精神维护少数民族自由和公平正义之权利，解决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在变革与传承之间找到平衡，让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融合的过程中发挥正效应，推动现代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olitics of the She National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Centering on She People′s Guild Hall
QIU Kaiyu LIAO Mengya YU Dehua
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the significance of She People′s Guild Hall to the rural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the She nationality has been highlighted. She People′s Guild Hall is deeply branded with the consanguinity of the same clan,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essence of She People′s Guild Hall is an ancestral temple of guild hall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She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litical traction of the rulers，and the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She nationality constitute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he People′s Guild Hall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olitics of the She nationality. 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 both the function played by She People′s Guild Hall and the change of its roles reflect the difficult exploration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politics of the She nationality.
Key Words ：the She nationality； the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s； She People′s Guild Hall；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畲族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与现代推进”(2018-GMD-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地区畲族女性学校教育研究”(15BMZ046)；丽水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晚清民国丽水畲族乡村政治现代变迁研究”(LA201807)。
作者简介： 邱开玉，丽水学院讲师(丽水 323000)；廖梦雅，丽水学院讲师(丽水 323000)；余德华,丽水学院教授(丽水 323000)
责任编辑：陈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