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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子(1882-1940)，四川内江人，张大千二哥，工诗、善文、精鉴定，山水、人物、花鸟画无所不能，尤精于画虎，以“虎痴”著称中外艺坛，行谊天下，有“东方艺术之杰出代表”“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著名爱国大画家”等誉。其艺术创作和成就可以载入中国美术史。他为中国抗战所作出的贡献可以感动一个时代。 张善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作为一个具有正气、强烈正义意识及艺术表现能力的艺术家，其曲折的经历及凸显的禀性与艺术天赋，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质，传达出他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种种信息，以及献身艺术和中华抗战文化的种种信息。其时代意义，尤其是美术意义，十分有助于我们认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美术，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抗战美术，以作出特别的价值判断。 张善子曾担纲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暨首席常务理事和理事，以“团结全国美术家、推动抗战工作、发展民族革命美术”为己任，领衔中华抗敌美术，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唯一颁令褒扬的画家，亦是中华文化抗战史上非常值得尊敬和讨论的一位画家。 他既有风雅艺坛之文韬，又有曾(国藩)胡(林翼)治兵之武略(著有《曾壶治兵评论》2卷)；他既有胸藏千古英烈人物之创意，又有运筹帷幄吹角连营之才能；他既有艺术家之云水风度，又有沙场点兵之壮怀激烈；他既有文人雅士之情致，又有将军百战之豪迈；他既有儒士之风范，又有从政之远瞩；他既有读书破万卷之过程，又有行游亚欧美之经历；他既有不凡之革命生涯，又有特殊之圣教洗礼；他既有画家诗人之表现能力，又有政治外交家之开阔胸襟；他既有痴虎之超人情结，又有别出一格之“抗战宣言”……无疑，张善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把武功与文治结合得非常完美的艺术家。他的这些客观存在，无论是当时国统区的画家还是边区的画家均无法具备。故他在那个特定时期所负有的盛名和产生的卓著影响(特别是在1938年)，就连徐悲鸿、叶浅予、吴作人、傅抱石等画家也只能望其项背，尽管他们亦为中华抗战美术宣传做出不可低估的贡献。 张善子“文化抗战”的表现别致，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让人感慨：中华民族的抗战不仅有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有左权、张自忠、王铭章将军等的浴血奋战，还有张善子等彰显的人文力量和特殊的战斗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民族精神的振奋，对于前方将士意志的砥砺，对于民众气节的完美，无疑具有强烈的助推作用；甚至对于今天我们保卫钓鱼岛，捍卫主权的完整亦不乏积极意义。 张善子绘画艺术的“抗战宣言”非常鲜明，无论是画主题的本身，还是画的题诗和题词，彼此间颇具互补性和完整性，甚至有的题诗和题词具有画龙点睛的意义。归纳起来，这个“宣言”的构建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虎威类，二是正气类。所谓虎威(包括狮吼的力量与马、犬、羊等动物表现的忠孝节义所构成的“四德”)，是通过虎的拟人化以虎威震天下的气势来展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雄大王风”的力量；所谓正气，是通过对中国历代节义英杰代表人物及其人格的展示(包括崇拜)完成民族精神的构建，从而极大地倡导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国家命运多舛之时，民族危亡之际，尤其需要这种崇拜及展示，以倡导国民精神和民族斗志，坚定中国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念。)其画种，一是动物，尤其是虎；二是人物，尤其是浩然正气之士。其题材表现，既注重王者之风的威猛象征、寓意性(虎)，又强调民族先贤(人物)文化自省、自觉智慧与正能量的旗帜性。 还值得讨论的是张善子“抗战宣言”的创意思考。张善子有过军旅生涯，身经百战，官阶少将旅长，自然目睹过战场上的杀戮流血以及惨绝人寰的情景。张善子数渡东瀛，自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不乏了解。然而，张善子从未直露地画过一张战争血腥的作品以及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中国的作品。相反，他奇思妙想，借助虎的属性“威猛”来传达中国不可摇撼的力量，传递中国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息。此表现内容不仅凸显了中国抗战美术的特色风貌，而且开了中国抗战美术的先河。张善子还十分注重对中国历代英杰义士的凸显，特别是以文天祥《正气歌》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凸显，以此架构民族精神体系，炽热民族情绪，饱满抗战热忱，凝聚国体，召唤国魂，塑造国格，从而成为他抗战美术特有的强音符。 张善子的虎威类(包括狮吼)是通过拟人化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修辞方法之一的拟人化在张善子作品表现中主事。其代表作品，无疑当首推其直抒胸怀创作的巨幅画《怒吼吧!中国》(长2丈，宽1.2丈)。该画创作于1937年12月，画面为28只猛虎，以咆哮之势直扑向一个落日，即象征当时中国的28个行省同仇敌忾打败日寇。画右角题署的“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便是佐证。该画昂扬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传达了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吼”出了中国抗战美术的最强音，开了中国抗战巨型宣传画之先河，不仅印制成图片广为散发，而且在《大风》等期刊封面宣传，影响甚至达到街谈巷议的程度，激励了“千万壮士守疆土”“男儿报国自有方”的情怀，以至于让人数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张善子“我虎扬我虎德彰，收复失地，灭此贪狼”的掀髯仰天的英雄气概。继而，在1938年的新年，张善子一鼓作气再度创作了巨幅画《勇猛精进，一致怒吼》。可以说，张善子的《勇猛精进，一致怒吼》既是《怒吼吧，中国》的续篇，又是他冀盼中华民族像虎一样勇猛精进而一致“怒吼”的延续。他将狮之“吼”代以虎之“啸”，具有拟人化的特殊效果。这种“转移呼叫”，使之更具有理想化的磅礴气势和排山倒海的力量，构成了特殊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这个“怒吼”的递进，与其说表达了张善子乘胜抗敌的态势，不如说表达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敌寇的决心，具有时代传递“吼声”的典型意义，自然不乏抗战美术“号角”的特殊意义。因为这个“吼”是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声音，因为这个“吼”是让世界都能听得到的一个伟大民族的声音!
张善子作品《汉家飞将军》 值得讨论的是张善子的“飞虎”。可以说，赋予虎象征中华抗战(空军)的特别力量及“飞”的意义，应该是张善子的首创。这个首创，既与他曾历经的戎马生涯及潜在的大侠、军人气质有关，又与崇尚汉代飞将军李广有关，还与他特别的艺术潜质——超级的艺术想象力——“天虎行空”的思维密不可分。当这几者融会贯通、突破时空，张善子的飞虎创意油然而生，甚至特别钟情于飞虎的种种表现。他画有《飞虎图》(多幅)及《汉家飞将军》多种，既有个体的飞虎，又有群体的飞虎，呈现出多元面貌。体会这些飞虎，让人感到他内心的井喷，思绪的激活。这些虎生双翼之图，分别发表在《中国的空军》杂志(1938年第11期)及出版的《正气歌像传》附录中，强调了他对“汉家飞将军”——中国空军的种种期许，传达出李嘉有为画题诗的意境：“浩浩长风，虎翼摩空，既能搏斗于林壑，亦克追逐乎苍穹。是汉家之飞将，立盖世之其功。歼扶桑之群丑，树国威于远东”。在美国，张善子送陈纳德将军的画作亦是《飞虎图》(题款为：画于纽约)，足见其关于“飞虎”的充分想象及硕大情结，以及传递的时代意识和不凡的表现能力。至于张善子飞虎的格外创意，在有限的资料中，笔者可以追溯到1935年冬，即他所创作的《云虎》及题诗。该虎破云而出，威猛十分，具有“举头为城尾为旌”的气魄。该虎在张善子所画虎中别具一格，即虎行于天上，奔腾于云中，而之前所画虎的踪迹却是在地上，或长啸山林，或聚集溪泉，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该题诗气势豪迈，与画面主体即云中之虎相得益彰：“举头为城尾为旌，长戈莫春弩莫枰。何必附翼方飞升，笑杀蚪龙夸行云。”其中，“附翼”便是虎生翼即飞虎想象之源。 还值得讨论的是，1937年底和1938年初张善子相继所作的巨幅画《怒吼吧，中国》《勇猛精进，一致怒吼》。这两幅作品，应该是张善子画虎的重要转折点，具有气魄大、思想性强的表征。如果说张善子在这之前所画虎的主题多在于描写山君的“虎父虎子”“松声虎啸”“飞泉啸虎”“风从云会”“风生万壑”“长啸山林”“英豪草莽”等状态(包括自娱自乐和某种自我陶醉)，进而以一系列的《十二金钗图》揭示阶级矛盾，对时局弊政与现实乱象的讽刺、戏谑、批判；那么此后他所画虎的主题便有了质的飞跃，即烙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日，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精神象征和民族力量的张扬。这种理性的升华和自觉性、示范性的完成，升华了张善子的人格，使之绘画艺术，尤其是虎威类的作品具有了时代的表征及中国抗战美术的特殊意义，甚至亦可以说奠定了他1938年6月被推举为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首席常务理事、首席理事的基础。
张善子张大千合作《忠心报国图》 虎啸狮吼，相得益彰。以虎、狮的属性来表现甚至代言中华民族的抗战，这应该是张善子创作的巧思妙想和艺术贡献。为配合政府的纪念上海“八一三”(1937年8月13日淞沪大战)抗战一周年，张善子还在广为流传的《怒吼吧，中国》《勇猛精进，一致怒吼》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创作出了气势更为恢弘、更为震撼的巨幅画作《中国，怒吼了》，即取两大素帛拼成巨幅，上画雄狮怒目狂吼并足踏敌国日本富士山，有惊天动地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图下录有当时流传极广的抗日宣传歌曲(词)：“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谁说中华民族懦弱？请看那抗日烽火，照耀着整个地球。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我们已团结一致，万众奋起，步伐整齐，不收复失地不休。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八一三’浴血搏战，爱国健儿，奋勇直前，杀得敌人惊破胆。”张善子作此画时，情绪激昂，发力十分，意气万丈，诚如张目寒在《忆善子二兄》一文中所言：“兄夺髯挥笔，义愤形于颜色。”《中国，怒吼了》画势磅礴(包括形制的和内容的)，豪情万丈(包括个人的和民族的)，具有艺术与宣传相结合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其唤醒民众的力量和震撼性，具有与国歌殊途同归的时代效应)，被报刊发表，并印制成宣传画片送往前线，广为流传，激励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构成了中国抗战美术史重要一章。此外，张善子还特地为1939年新年出版的《大侠魂(周刊)》封面画了《中国，怒吼了》雄狮图。画面为一怒吼的雄狮(比前一幅更显夸张)，鬣毛竖立，怒态极致，吼声震荡，足踏日本富士山(山在狮左足所踏之下呈塌陷之势，寓意日本帝国主义必败)。对富士山寥寥数笔的勾勒，作者的蔑视之态、愤怒之情、激昂之思跃然于纸。这两幅雄狮图一先一后、一大一小、一繁一简、一工一写，极具表现意义和象征意义，激励了中华儿女的抗战情绪。 张善子除画虎还尤擅画马，走进了宋人李公麟“能穷马之神意”的深邃。故除以虎、狮的人格化表征来表现伟大的民族抗战之外，张善子还通过修辞手法将马拟人化来表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重大题材。1937年初夏，他与张大千在苏州网师园所作的《忠心报国图》(又名《双骥图》)便是例证。该画面主体为枣红色、白色骏马各一匹，奋蹄同步，昂首疾驰前方，为张善子所画。左上首留白处为张善子题“忠心报国”并长跋：“警心录孙坚讨董卓，失利被创，坠马卧草中。坚众分散，马还营呜呼。军人随马至草中，乃得扶坚还营。李斯义曰：如此马者，真可谓与人一心者也。坚死讨卓，诸公丧魄矣。则胜负未可知也。坚不死，卓必忘马之忠力欤。”右上为张大千题诗：“汉家和议定，骄马向天嘶。何日从飞将？联翩塞上肥。”落款为张大千题署“善子大千合写于大风堂”。右上首为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寓意精深”。画中双马同步奋蹄前行及双马的色彩(一枣红一纯白)，具有多重物象、意象，其表征鲜明夺目。特别是张善子的题跋和张大千的题诗，引经据典，以马喻人(张善子、张大千)，以马喻党(国民党、共产党)，以马言忠，使之忠诚祖国和忠心报国之忱言于画表。同时，画家的题词、题诗画龙点睛地表达了心中的寄托，即“何日从飞将”以及国共合作——“汉家和议定”所呈现的“联翩塞上肥”的美好前景。难怪，对于《忠心报国图》这幅如此重大题材的作品所传达的画境：画家的忠心报国之志，画家的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性，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一致抗日等，竟使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出了“寓意精深”的由衷感慨，得到高度的认同。 《正气歌像传》则属于张善子正气类的代表作，应抗战时代而生，与其《怒吼吧，中国》《勇猛精进，一致怒吼》《中国，怒吼了》等虎威类的作品互为呼应和支撑，构成了张善子抗战美术的表现理念和价值系统，具有同样的抗战美术价值和讨论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张善子毅然放弃在苏州的“网师”(渔翁)生涯，回到安徽郎溪(其父母墓葬之处)。在郎溪，张善子不仅相约志同道合者“整顿地方，为救亡大计奠基础”，而且从事《四维八德》绘事，创作《正气歌像传》(亦名《正气歌图像》)，意在通过古代先贤人格魅力的展示，张扬民族正气，激发中华抗战决心。其心迹，从他致宗弟张目寒的信可悉：“丈夫值此时会应国而忘家。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苏州网师园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弟居首都，万勿消沉，当蹈厉愤发，济此艰难耳。” 张善子创作的《正气歌像传》，无疑具有民族复兴“人格救国论”的典范意义(时救国论有多种，其中有“人格救国论”，即以先贤至高无上的人格所体现的民族正义激励国人救国)，与“从军就国论”互补。故《正气歌像传》1938年2月在湖北武汉展览时，不乏轰动效应，结果诚如张善子对张目寒所言：“一度展览，朝野人士颇以为我之工作能与抗战相配合。总裁且取之悬诸中央政校，鼓励诸生，吾心滋慰。”(张目寒著《蜀中纪游》之《忆善子二兄》，大风堂印行，西南书局承印，1944年初版)。 除推出《正气歌像传》展览，张善子于1938年在武汉期间还画有《火牛破敌图》，借战国时田单火牛阵破燕军的历史题材，喻中国抗战之不懈。此外，还画有大量的扇面，以传达他的抗战情愫。对此，张目寒有表述：“时见兄复日日画虎于筵，谓将以分赠前方将领，勉其许国之精神也。” 民族危亡，匹夫有责。当时，虽有不少画家亦创作有若干抗战题材的作品(包括国统区和边区的)，但均不及张善子《正气歌像传》那么具有号角意识及强烈的鼓动性。一方面，文天祥的《正气歌》代表了中华民族之血性精神；另一方面，张善子创作的《正气歌像传》精准地体现了“民族正气亮且清”的本质属性。故它不仅震撼民众见“诸先烈能不同仇敌忾攘臂而起”，而且让当政最高领导蒋中正“将其悬诸中央政校，鼓励诸生”。 《正气歌像传》独辟蹊径，像传相得益彰，以文天祥作为全书传主的开篇。文天祥入狱慷慨作《正气歌》，磅礴之气走游于字里行间，是血是墨，是情是义，气节忠烈名传而昭示后世，影响了中国历史，故有“信国公文天祥不死宋不亡”之说。张善子借此为题材而创作，以史鉴今，激励了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表达了人们维护祖国完整的自觉意识和强烈诉求，无疑具有广泛性、代表性、鼓动性，应时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蒋中正为该书封面人物文天祥题“正气凛然”，使之相得益彰。该书形式直观，以画传抒发民族正气，并配合其他10种文字读物(包括蒋中正的《抗战方针》及其他诸如《中国必胜论》《输捐救国》《从军救国》等)，构成“战争图书丛书”，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士气，体现了画家的长流浩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及“博览史乘独有所见，乃取信国公及正气歌中诸君子一一图而像之画之”(见孔德成为该书所作序)的大智慧、大修为。其民族正气的修养，被誉为“洵足为现代国人之楷范”“诚可谓中华民族之大侠魂”。正是因为《正气歌像传》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正能量，故柳非杞在《正气歌像传序》中深深感慨：“善子先生以道德创造伟大之艺术，以伟大之艺术发扬中国固有之正气，以正气增进人民高尚之思想，以高尚之思想收得民族复兴之实效。以治本之计，(文)天祥而后，尚属创举!” 至于《正气歌像传》展览的影响和作用，仅以在湖北宜昌为例，可谓万人空巷，诚如柳非杞在《参观文文山正气歌画展会感想》中所言：“善子先生为中国有数的大画家，闻名海内外。他在非常时期来绘这正气歌图像来展览，已有一万余个民众从容参观，无异地对倭寇制好了一万余个大炸弹。”(见《大侠魂(周刊)》第七卷第11期) 《正气歌像传》一书，载有张善子自序《绘文文山正气歌的动机》及孔子第77代嫡长孙、袭封32代衍圣公孔德成所作序言和《正气歌》(文天祥词、江定仙曲)，由画像和像主传记两部分构成，图文相得益彰，计14幅，均为名垂千古的民族圣贤、豪杰、英雄。封二登载有张善子创作的《怒吼吧，中国》及口占诗句“落照虞渊惨不红，怒湍谁激大王风？山林尚有歼倭志，奋臂先张射日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表达了画家的民族精神和坚定意志与“弯弓射天狼”“上马击狂胡，倚马草军书”“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决心及豪迈。压轴画作是《汉家飞将图》，画面上的一群飞虎寓意中华民族抗日的力量，直扑象征日本的富士山，颇具震撼力。画下角的配诗“汉家飞将雄，直插倭虏穴。恢复旧神州，四海歌英烈”，更是体现了张善子的浩然正气，传达了中华民族抗御强暴之英雄气概的信息。该画传不仅国内各大书局发行并一版再版，而且在《良友画报》等杂志刊载，影响相当广泛。该画传除几乎家喻户晓，送达前方抗战将士手中之外，甚至后来还带去欧美，在侨胞中传播，振奋其爱我中华之情。张善子的《正气歌像传》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鼓舞了前方将士，还影响了一批画家，包括傅抱石1943年秋创作的《文天祥像》，以及1942年12月举办的第三届美术展览会上的多幅文天祥《正气歌》绘画作品。 张善子之所以能创作出《正气歌像传》并接连再版，广为流传，《正气歌像传》展览之所以有如此的轰动，除其强调英雄气概、民族主义、爱国精神、艺术文化表现力之外，还与他庞杂的思想体系有关，即融儒(家)、佛教，甚至耶稣教于一体，特别是与儒家所传达的核心价值体系“忠孝”有关，包括母训“烧火要空心，做人要忠心”的为人处世原则。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无疑在他的性格、行为、艺术主张中主事，甚至颇具代表性，构成忠孝两全的典型(虽有“自古忠孝难两全”之说)。1937年10月，张善子取材于古代28位贤良、忠孝之士所创作的《二十八忠孝故事图》亦是一个重要的佐证。足见张善子在努力宣传和维护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忠孝思想体系，其艺术彰显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心理并深深地烙在人们心中。 《正气歌像传》的创作动机，是为了弘扬楷模精神，光大孔孟之道的精髓“忠”“孝”，进一步唤起人们的精忠报国意识，彰显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诚如他在书中所言：“孔圣人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夫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开头就道破主义是信仰所发生的力量；接着又说出八德是民族生命的源头，成仁取义的决心。而源头的源头，便是忠孝!孔夫子、孟夫子、中山先生他们所说的话，都是造成中华民族人格的基本。我们应该要效法古人，做堂堂正正的人。”此创作动机，1938年3月，张善子在湖北宜昌对前来造访的《大侠魂(周刊)》记者徐霖亦有具体的表述：“现值我国全国抗战之时，乃民族存亡关头。倘我国人不能发扬民族正气，则影响抗战前途实深。故余于卢沟桥事变之时，即建议当局将文文山《正气歌》内所列举之历代圣贤豪杰像传绘出，到处流动展览，以教国人。盖艺术宣传较文字宣传更有力也。”对于此方法，张善子还举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关于历年之内政外交情形，均曾用画写真满挂室中，以教国人。”至于其创作目的，张善子在书法文天祥《正气歌》跋语中开门见山指出：“发扬民族正气，发挥民族文化抗战力量。”故《正气歌》与其说是文天祥的，不如亦可以说是属于张善子的，因为一古一今的英雄(均文武双全)惺惺相惜，情怀相同、意志相投、境界一致，共铸的是我们民族之魂! 从创作历程来看，张善子的《正气歌像传》构思十分严谨，可谓数易其稿，厚积薄发。据笔者目睹的原始资料，第一稿所画多为历史上之众多忠孝仁义志士(不包括张善子曾创作的《二十八忠孝故事图》)。第二稿的14幅图几成大样，十分接近印行的《正气歌像传》。第三稿方为正式出版稿。
张善子作品《正气歌像传》 与《正气歌像传》堪称姊妹篇的还有一本反映历代民族英雄豪杰的画传，属于连环画性质，遗憾未出版而鲜为人知。此画传一直存于成都，从时间上分析，应是张善子1938年底因突然决定赴欧美之故未来得及完成的画稿，笔者姑且谓之《历代英杰画传》。该画传现有20余幅(其中3幅所画文天祥、祖逖、颜杲卿同于已出版的《正气歌像传》)，记录了从战国、秦、汉、晋、唐、宋、明、清一路走来的仁人志士代表，特别是骁勇战将(包括巾帼英雄秦良玉)，堪称一部中华民族抗争强暴史的缩影。该稿本为连环画形式，图文并茂，历数众多历史人物：李牧(战国)、蒙恬(秦)、班超(汉)、李广(汉)、卫青(汉)、霍去病(汉)、赵充国(汉)、虞诩(汉)、马伏波(汉)、祖逖(晋)、谢安(晋)、薛仁贵(唐)、李靖(唐)、颜杲卿(唐)、杨业(宋)、杨延昭(宋)、寇准(宋)、文天祥(宋)、史可法(明)、秦良玉(明)、夏完淳(清)等。这部鲜为人知的画传，无疑是《正气歌像传》的补充，对于研究张善子文化抗战的自觉和自省性以及“艺术救国”“艺术报国”的心路历程，讨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阐释其绘画表现的多元等均具有特别意义。 除以作品体现人文力量和特殊的战斗力量之外，张善子还以极大的热情作了卓有成效的抗战美术组织工作并成为抗战画家领袖，以此振奋民族抗战精神。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失守，“保卫大武汉”一时使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重镇。除军事的保卫，此时的中国新文化的新发展达到巅峰，各种文艺抗敌社团雨后春笋，文化人的抗战情绪空前壮怀激烈。1938年6月6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敌美术团体，也是全国性的合法组织，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结果，与中华全民族抗战息息相关，即“以团结全国美术作家，推动抗战工作，发展民族革命美术为宗旨”。值得讨论的是，这个“宗旨”与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宗旨具有相似性。“讲话”的宗旨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两个“宗旨”出台时间虽先后不一，即一个在1938年6月，一个在1942年5月，但均强调了“革命美术(文艺)”即“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与“推动抗战工作”即“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这个主题。可见，张善子所担纲的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宗旨非常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极强的战斗性，构成了中国新文化新发展的组成部分，传达了中国画家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和抗敌意识。 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颇具阵容，名誉理事为蔡元培、冯玉祥、张道藩、郭沫若等，标志着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标志着中华抗战美术掀开了新篇章而光耀中国美术史。张善子是该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即筹备主席，在美术界客观上起到领袖的作用。在成立大会上，作为主席的张善子率先慷慨致开幕词：“今天，我全国美术界一致联合组织起来，其唯一的目的是在发扬美术的力量，使民族抗战的精神磅礴充实，以打倒侵略中国、扰乱世界和平的日本强盗。”张善子还出任该协会的首席常务理事、理事并兼任研究部主任等职，成为全国性美术团体的实际主持者，即领军人物。吴继金《记武汉抗战美术宣传活动》一文在介绍曾在武汉从事抗战美术宣传工作的知名画家时，首推的便是张善子。 抗战时期，张善子与其他画家所不同的是还拥有一个头衔：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1938年4月)。这在当时的画家中，属于唯一。随着社会角色的转换，张善子在职业画家之外还多了另一份社会职责。为了社会责任的担当，张善子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不仅努力履行委员职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战时首都重庆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救助逃亡灾民，创作出一系列抒发抗战情怀的作品；而且还去争取教育部支持，拟在“川、滇、黔、桂、湘各省展览，藉以激发民众热忱，加增抗战情绪”。教育部对此发出通知：“请予通知各访省县及乡村教育行政各机关辅助筹备。”除在武汉、宜昌之外，张善子还在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城市举办了《正气歌像传》巡回展览，以此表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传达他“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来鼓荡志士”的心境，展示他将武攻与文治融为一体的民族志节和政治抱负。其间，张善子还与川军将领多有联系，并应范朴斋之请，为川军将士绘制虎图扇面若干并题款表达对蜀军将士的敬意：“岂仅岷峨增色，实邦国之幸矣”，并自谦“雕虫小技兮，无足以慰劳”。范朴斋在致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晋康的一把扇面上，题有长跋，记录张善子的此举。这些虎图扇面，制有印版而广为传播，其中一幅尤其值得关注，即所画飞虎直扑日本富士山，非常具有冲击力，表达了张善子强烈的抗战必胜意识。 张善子还十分关注“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1938年8月10日，他由宜昌逆水抵重庆，并于13日在青年会举办《正气歌像传》展，以民族正义激励人心，祝抗战早日胜利。观展者云集，一时竟有万人空巷之盛，其“笔墨间所流露之民族精神，大得陪都(重庆)人士称许。其艺术之高迈，犹余事也”。随着《正气歌像传》的广泛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抗战，体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共同目标，国民政府于1939年3月颁发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并刊登在各大报，为社会各界大讨论，甚至一些媒体出版《国民精神总动员专号》以推波助澜，即强调“国民精神之振奋，实为根本之图”。由此可以说，张善子创作的《正气歌像传》及其巡展，昂扬并亢奋了民族精神，甚至对于国民政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出台不乏先导意义与不可低估的催生作用。 正是因为张善子的一系列艺术抗战、文化抗战的行为表现和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以及他在画家和民众中的崇高地位，在周恩来、林森、许世英等人支持下，参政会议在决定派华人于斌主教出国谢赈的同时，亦决定派张善子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名义出国宣传，使之具有国民使命感及责任感。1938年12月，张善子携《正气歌像传》《四维八德》《忠孝节义》(即《忠心报国》《孝道可风》《节不可夺》《义当勇为》)、《勇猛精进，一致怒吼》《中国，怒吼了》、“黄山系列”等及与张大千共同创作的180余幅作品，以及大量印有法文、英文的国画印刷品(用于竞卖赈济和对外宣传)，经云南取道越南赴法国辗转美国，为中国抗战事业和赈济义展义卖并演讲，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华艺术，争取国际声援和侨胞支持。此举，无疑使张善子成为那个特定时代中华文化及中华抗战精神传播的重要使者，代表了国民意志、国民情怀及对外文化交流的形象。 1939年2月，张善子在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举办“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传播东方艺术，开中国画家在巴黎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展览先河，震撼法国艺坛。其中的《文天祥》和《忠心报国图》(亦称《双骥图》)，由蒋中正、林森分别题跋“正气凛然”“寓意精深”。法国总统勒伯伦一反常例前往观展，为其颁授勋章(法国是艺术大国，勒伯伦总统为一个东方艺术家颁授勋章，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并赞誉张善子系“近代东方艺术之杰出代表”。
张善子(长髯者)在陈纳德“飞虎队”飞机前留影 张善子在法国的展览引起传媒的关注，除媒体报道和评介，出版社即刻(3月)出版了《张善子(张大千)法国画展》画册。画册收录了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合创作品4幅以及张善子的《怒吼吧，中国》等作品，并附有3月10日的剪报和张善子肖像。 法国展览后，原拟赴英国、比利时、瑞典等国展览，因亟须赶赴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故张善子4月抵达美国。囿于国民政府未参加此届世界博览会，张善子凭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举办若干场画展，于诸所大学及若干社会团体作了数场演讲，并挥笔作画义卖传达其强烈意愿：“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其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震撼美国朝野与民众。美国最具影响的媒体《华盛顿日报》(1939年12月14日第14版)曾以“虎圣”为题，刊载有张善子肖像及其馈赠罗斯福总统夫人的虎图，介绍了张善子在美国举办画展的情况，并赞叹其虎具有的象征意义，即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意识和斗志。在华盛顿，张善子不仅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夫人的欢迎，而且多次被邀请赴白宫做客。据《内江市志·人物传记》载，张善子“募得捐款及门票收入计逾百万美元之巨(应为20余万元)，他悉数交国家”，全部用于中国抗战和赈济，即“分作难童教养费，分作战士寒衣装”；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节俭不已，甚至衣服破了自己补，衣扣掉了自己缝，诚如媒体报道“善子先生生活节俭，衣破自缀”——体现了至理名言“节约每一个铜板，为革命战争之需”的纯粹性。故张善子在欧美举办展览的影响被誉为“新大陆”，即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影响相提并论，《大侠魂》(周刊)发表的组诗之八有赞：“画展新大陆，白宫夫人亲手为之调羹汤；再展巴黎市，元首亲莅书画场。” 在赴美的一系列艺术交流、传播和国民外交活动中，张善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国民外交角度(包括宗教传播的外交等)，张善子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交流过程中，他充分体现了艺术家、外交家、革命家、活动家的多重角色，凭借大智慧和中华艺术，履行了国民外交形象大使的使命，既是中国艺术的传播者，又是中国抗战的宣传者和募捐者，还是中国国民外交活动的使者。除举办画展，慷慨演讲“中国为世界和平而抗战，为国际正义而抵御侵略之义旨”，他还积极开展一系列国民外交活动，以画为媒广为联系各地华人社团，包括国民政府殊为重视的在纽约侨胞响应公约宣誓中的演讲，代表政府参加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等，不懈地争取友邦人士的制日和物质援华，使国民意志得以张扬，让肩负的民族使命得以凸现，甚至激发侨胞发起“一碗饭援华运动”。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弱国无外交”。时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为艰，作为平民外交“第四战线”的张善子，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就难上加难了。能取得“整个的陪都(重庆)都在迎候这位第四战线的斗士”的殊荣，得益于张善子的般若智慧和具体的宣传秘诀，即成功地运用了“三字经”——“老”“穷”“傻”，使之获得国际盛誉(见1940年10月6日《益世报》载《虎痴访问记》)。
张善子为抗战募捐(背后为其作品《怒吼吧，中国》) 作为中国国民外交家，张善子的国民外交活动不乏一定的政治意义和时代意义，是当时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活动中的补充和延伸，具有“国民性”的特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张善子在美国所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多以绘画艺术为载体，传达了中华艺术的魅力，体现了其亲和力和凝聚力。表现如下： 当闻讯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援华制日的措施——废止《美日商约》时，他挥毫画虎并题“中国，怒吼了”相馈赠(罗斯福总统令人将虎图挂在白宫林肯总统像侧作展示)，以此促进中美睦谊。张善子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涉及面广，甚至得到罗斯福总统及其夫人的关注与重视，不仅数度被邀请访问白宫，而且总统夫人亲自陪同他去有关社团和大学进行演讲和募捐。 他以曾洗礼天主教的身份，创作了表现耶稣及其升天题材的绘画，即绘制巨幅作品(一丈二尺高、五尺宽)两帧馈赠纽约佛丹大学(美国著名天主教学校)，以表示中国人对于美国教士在华工作的感谢之忱。1940年6月12日，佛丹大学颁授张善子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张善子并未研读法学，但获此荣誉为最高荣誉，因为罗马天主教教皇就是佛丹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时佛丹大学仅给罗马天主教教皇和张善子授予了此学位)，开中国人获其殊荣之先河。美国天主教玛利克诺尔传教会代表到场观礼，国民政府驻纽约总领事于俊吉、领事卢心畲及侨胞前往贺喜，中国各报代表前往报道。 为感谢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将军在美国组建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张善子心情十分激动，精心创作《飞虎图》相赠送。画面上是两只长有翅膀的老虎，勇猛敏捷并虎虎生威，寓意陈纳德将军所率飞虎队如虎添翼(陈纳德将空军援华志愿队命名“飞虎队”)。张善子努力倡导的“勇猛精进”影响广泛，不仅美国援华抗日“飞虎队”的飞机机身上喷绘有其所书“精进”二字及所绘猛虎，而且他的遗作(赠侄儿张心俭的)亦题署“勇猛精进”。可见张善子“勇猛精进”的浩然正气鼓舞了中华抗战将士的热忱，影响了无数侨胞，代表着中华民族钢铁般的意志及坚不可摧的力量。 1940年6月，张善子因参加美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展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志、社会担当、文化使命。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因抗日战争而无暇顾及此盛会，颇巧的是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则因故弃展而留出国际馆区展位。在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支持下，张善子毅然作出推迟回国的决定，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世界博览会，并以所携的180余幅画作为展览的重点，长中华之志，扬民族之威，展开国民外交，争取更多国际人士的理解和募捐，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张善子在美国的文化交流和募捐活动及国民外交活动，其国际宣传影响相当广泛。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纽约时报》及《时代》《生活》等报刊有若干报道，国内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新新闻》《益世报》及《良友画报》等媒体亦有若干报道。仅1940年上海《申报》就刊载有：《张善子在美大受欢迎》《张善子在美游历募捐救济中国难民》《张善子在美得荣誉学位》《画家张善子将由美返国》《著名画家张善子由美抵港》等报道或通讯。10月5日《新华日报》予以高度评价：“画家张善子先生，于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出国，展览画品，为国家筹赈宣传，道经欧美各大城市，备受当地朝野人士之热烈欢迎，前后历时将近两年，收获成绩极为美满……张氏此行，在国外举行画展达一百余次，义卖画虎得款十余万元，均已先后直接汇我赈济委员会，作为赈济难胞之用。张氏且于画展筹赈之余，从事国民外交活动，各援华团体之更多借张氏游美机会，扩大援华制日工作，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至巨……” 张善子艺术抗战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从其身后所获殊荣亦可见一斑。他逝世的噩耗颇为轰动，可谓“蜀中星陨全球惊”，这包括党政军界、宗教界、侨界、艺术界。就党政军界的反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签署《国民政府褒扬张善子令》，蒋中正表达“先生之卒，尤深轸惜”之情。1940年11月16日，公祭张善子其规格之高、参与之广，体现了治丧委员会的精心组织和安排。根据张善子的社会角色和贡献，相关部(会)主要领导及天主教主教或参加公祭，或在公祭中作纪念演讲，或致挽诔。据1940年11月24日《益世报》所载专文《公教艺人张善子先生事略》介绍，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副部长潘公展参加追悼会并由王世杰发表纪念演说，肯定张善子“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之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副委员长屈映光参加追悼会并有许世英送挽联，肯定张善子海外赈济的巨大贡献，抒发“思君成隔世”的交谊；尚惟善主教、于斌主教、梅雨丝神甫参加追悼会并由尚惟善亲主大礼，梅雨丝发表纪念演说，肯定张善子的爱教爱国与被美国纽约佛丹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影响(由天主教出面追悼，张善子开公教艺人先河)；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送挽联，肯定张善子“名垂宇宙生无忝，气壮山河笔有神”的艺术影响并表达与他的交谊；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送挽联，肯定张善子卓有成效的国民外交贡献；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送挽联，肯定张善子的“正气磅礴”，亦表达故交之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送挽联，肯定张善子的“载誉他邦”“千秋正气”“宣劳为国”的影响和贡献。而1940年12月15日上海举行的公祭，则为各学术团体组织，参加者竟达300余人。至于张善子逝世的噩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侨界和宗教界。张善子去世翌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出长篇报道。随之，美国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地侨胞及其团体举行追悼会，红衣主教举行追思弥撒会。 综上所述并结论：张善子的艺术生涯和人生历程颇具特点。其作品的多样性、创作主题的别样性，表现技法的不同性，定位了他作为全才型画家的历史地位，被尊为“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同时，张善子踏着时代进步的节拍一路走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传递了千秋正气和虎虎生气，无愧是中国绘画史上画虎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不愧是中国抗战时期情感最投入、表现最出色、贡献最伟大、影响最广泛的画家，不愧是具有国际社会重大影响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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