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管理学源流探析——兼论公共冲突管理学的发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冲突论文,源流论文,探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冲突理论：冲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
冲突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小到人与人之间，中到组织层面，大到国家与社会生活领域，莫不如此。它是人们基于利益偏好、价值观或信仰，围绕特定资源、权力和地位等展开争夺而产生的紧张状态，冲突各方的目的在于企图消除、伤害或中和另一方。尽管说和谐是人们千百年来魂牵梦绕的美好愿望，但冲突现象却是人类社会亘古至今难以回避的现实。正因为如此，以秩序为核心理论和以冲突为核心的理论一直是思想史上联袂发展的两大社会理论模式。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诸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就开始探讨相关问题。从启蒙时代开始，冲突理论模式进一步发展，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都是典型代表。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冲突连绵的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带来的资源紧张加剧了人类社会固有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冲突的极端形式。残酷的现实催生了理论演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整合理论与冲突理论开始分道扬镳。这场理论分化，可以说是冲突管理学成长的襁褓。
整合理论亦称结构功能主义，它在二战之后一度成为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其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也因此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他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体系》一书，本着融合的愿望试图建构宏大的社会体系理论。但是，人类历史本来就是由和谐与冲突所构成的变奏曲，而“帕森斯的全部著作中几乎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个主题：注重社会结构中那些确保其生存的东西，”于是在“《社会体系》一书中，‘社会冲突’已完全消失了”。发现这一问题之后，一些理论家开始批判结构功能主义所谓的均衡、稳定与整合的社会系统观，认为整合理论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缺乏相应的解释力。社会冲突理论于是便应运而生。历史告诉人们，是冲突的现实引起了社会理论的范式转换，新生的社会冲突理论在基因当中就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为冲突管理学的诞生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冲突理论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它吸取了近代以来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有关冲突的思想，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逐渐成为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流派之一。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刘易斯·科塞、詹姆斯·科尔曼、德国的拉尔夫·达伦多夫、英国的约翰·雷克斯、兰德尔·柯林斯等。科塞早在1956年就写了《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成为现代冲突理论的先导。雷克斯于1961年出版了《社会学理论的关键问题》，从社会的分配、整合与变迁三大体系中分析冲突机制，开创了独特的社会冲突分析模型，开始摆脱功能主义的困扰。柯林斯1975年出版的《冲突社会学》一书，标志着冲突理论进入第二代研究，也使冲突理论脱离机械的结构分析，更加注重社会互动，走向了动态系统分析的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冲突理论研究出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方面突破书斋的樊篱而进入实证研究的殿堂；另一方面，冲突研究也突破了社会学学科本身，而波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如今，社会冲突理论已经成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这股思潮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去分析社会冲突的产生和发展，研究当代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紧张、纠纷、冲突、对抗等现象，共同促进了冲突理论研究的繁荣局面，也为冲突管理学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宝库。
始于科塞的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对后来冲突管理学之滥觞直接发生作用的，便是其关于冲突功能的理论。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指出，“社会冲突绝不仅仅是‘起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社会冲突可以在群体和其他人际关系中承担起一些决定性的功能”。当然，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关系的维护、调节和适应发生作用，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科塞的冲突功能理论产生了深远学术影响，甚至决定了20年后冲突管理学的模式转化。当代冲突管理学普遍认为，冲突既有正向功能，也有反向功能。正向功能表现在冲突带来组织创新、创造与成长，改善组织决策，激发多种问题方案，强化组织绩效，迫使组织或个人重新定位，寻求新的出路。反向功能表现在冲突导致工作压力、疲劳和不满，阻抑沟通，滋长不信任，损伤人际关系，降低工作表现，对抗变革，破坏组织忠诚。如何克服冲突反向功能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冲突正向功能的积极作用，这便是历史赋予冲突管理学的任务。
二、国际冲突研究：冲突管理学的先河
一般认为，1962年美国学者肯尼思·布尔丁出版的著作《冲突与防卫》是冲突管理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研究了多方面的冲突问题，包括个体冲突、群体冲突、组织冲突和国际冲突等，也引入了各种不同视角，像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还讨论了冲突的仲裁、调解与控制等解决方式。社会学家阿米泰·埃桑尼在为之写的书评中认为，“从事冲突研究的学者没有人可以不看这本书。”本书认为，广泛存在于工业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之中的冲突现象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可以把握，研究者需要认真分析其相同的构成部分。这样，布尔丁把冲突的理论概念带入实际分析领域，并提出了分析冲突应该涉及的四个相关概念：参与方、行为空间、竞争和冲突。饶有兴趣的是，什么条件促动了布尔丁把冲突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领域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发展进程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及制度变革的制约，人类越发走向十字路口。面对矛盾局面，“冲突的解决是一项复杂但却有益的事业。它是一个可以使冲突各方走向双赢的过程。”因此，国际和平科学关于冲突解决的研究，成为冲突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先导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既有冲突解决和冲突预防的问题研究，也有冲突博弈的理论分析，更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究。冲突管理由此成为人类步入和平与秩序殿堂的有效工具之一，这显然和20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国际社会缓和冲突的需求有极大的关系。
从布尔丁开始，和平科学研究对整个冲突管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约翰·伯顿的冲突分析理论、托马斯·谢林的冲突战略理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体系变革理论等，都对冲突管理学的发展影响至深。其中，约翰·伯顿的冲突理论与冲突管理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他的著作《全球冲突》、《冲突：解决和预防》、《冲突解决的语言和程序》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社会技艺角度看，冲突管理学也属于问题解决的科学。约翰·伯顿特别注重解决人类秩序当中的现实问题，并建构出自己的人类需求理论(Human Needs Theory)。与布尔丁的冲突分析理论不同，伯顿把个体的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以更好理解人的需求。而且，他认为人类行为所有层次的决定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所组成。在《全球冲突》一书中，他就“试图对冲突以及冲突的根源加以解释，并探讨解决冲突的可能方法。”他发现，冲突的根源在于“某些与发展和生存有关的人类需要的存在”，这些需要最终决定人类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结构和体制的缺陷足以说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一事实考虑进去，那么各种干预政策和解决冲突的努力都会失败”。
约翰·伯顿已经到了冲突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他似乎预言了世界在21世纪初的冲突画面。世界银行2011年发展报告的主题也印证了约翰·伯顿当年得出的结论。约翰·伯顿在冲突解决方面提出了问题导向的冲突解决机制(problem-solving conflict resolution)。问题导向的冲突应对把冲突解决看作一个过程，不单是为了消解冲突的成因，还要创造合作关系赖以建立的条件。约翰·伯顿实现了国际冲突研究从强权政治向冲突解决的模式转换。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和肯尼斯·布尔丁等人一道，被誉为“冲突分析与解决的哲学之父”。以约翰·伯顿为代表的国际冲突管理学，不仅在冲突分析上有独特贡献，在冲突解决上也给21世纪留下重要遗产。他们既关注冲突管理体制，又在冲突管理机制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所有这些，都成为后来公共冲突管理学赖以发展的宝贵财富。
三、组织冲突研究：冲突管理学的主流
组织管理学一经产生，就开始关注冲突问题，但专门系统意义上的组织冲突管理研究要晚得多。在组织理论诞生之初，科学管理之父弗里德里克·泰勒就十分重视劳资冲突问题，亨利·法约尔、玛丽·芙丽特和马克斯·韦伯都对组织冲突给予关注。到了行为科学学派，组织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对于组织冲突的研究更是大有人在，乔治·梅奥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切斯特·巴纳德对组织社会系统和非正式组织的研究等，都深化了人们对于组织冲突的认识。在认识深化基础上，也随着社会科学冲突理论研究的深入，一本专门的学术期刊《冲突解决杂志》于1957年创办，这标志着冲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冲突渐成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组织理论对冲突的研究也空前高涨，呈现出群星灿烂的局面。1965年，美国学者威廉·斯科特出版《冲突管理：组织的裁决系统》，比较早的从组织理论角度系统分析了冲突管理中问题。其后，《行政科学季刊》发挥了主阵地作用。该杂志1967年发表组织理论家路易斯·庞蒂的文章“组织冲突：概念与模型”，1969年发表理查德·沃尔顿的“部门间冲突管理：模型与评论”，同年，又发表庞蒂“组织冲突的多样性”一文，通过一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了组织管理中的冲突问题。《组织人》的作者威廉姆·怀特1967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指出“冲突是组织生活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所以斯蒂芬·罗宾斯明确提出：“冲突管理是所有组织管理者应尽的主要职责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庞蒂对于组织冲突管理研究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的冲突演进阶段论，把冲突管理研究的实用性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于冲突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为冲突管理的时机选择提供了有益参考。
20世纪70年代是组织冲突管理学大发展的时期。在60年代简·穆顿和罗伯特·布莱克著名的管理方格基础上，肯尼斯·托马斯和拉尔弗·吉尔曼于1971年提出冲突解决风格分析工具(TKI)，1974年出版专门著作加以论述，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研究和改进。1973年，组织心理学家莫顿·道奇出版的《冲突解决》一书，成为当今冲突管理研究的必读著作之一。回顾70年代的组织冲突研究，莫顿·道奇的冲突解决理论在冲突管理学中最具影响力。道奇积十年之力写就了《冲突解决》一书，旨在为解决社会问题寻求一条出路，堪与谢林的《冲突战略》、布尔丁的《冲突与防卫》相比肩。他认为，冲突很少呈现输-赢博弈结局，问题的解决需要合作与沟通，冲突解决有多种潜在的途径，应该着力开发一系列规范、规则、程序和策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设施，并利用好第三方干预手段，系统解决冲突问题。这些思想，对公共冲突管理学无疑具有重要裨益。用后人的评价来说，道奇倾其一生致力于冲突调解和冲突解决的研究，泽被后学。有证据表明，居于冲突谈判理论执牛耳之位的罗杰·菲舍尔之名著《谈判力》，受到了道奇深刻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意味着冲突管理学的模式转换，即从冲突解决模式转向冲突管理模式。早在1974年，斯蒂芬·罗宾斯出版的《管理组织冲突：一种非传统途径》，就开始了模式转换的探讨。1976年，任西斯·李克特出版《管理冲突的新路经》，进一步探索转型问题。罗宾斯还于197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冲突管理’与‘冲突解决’并非同义词”，特别提出要从冲突解决研究转向冲突管理研究。接着，80年代出版的著作大都冠以“冲突管理”而非“冲突解决”。90年代以后，冲突管理开始成为压倒性的话语体系。之所以发生如此的模式转换，主要是因为人们关于冲突对组织起作用的价值重新定位。虽然科塞等人早就认识到冲突不仅具有破坏作用，而且具有积极功能，遗憾的是，冲突解决的长期研究囿于冲突的反向功能，力图消除冲突的破坏作用。而“冲突管理未必意味着避免、缓和、或终结冲突。它更包括去设计有效的宏观战略以减少冲突的破坏功能，增强冲突的建设性功能，从而达到强化组织学习和提高组织效益的目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冲突管理不仅在于解决问题，而且在于重建秩序，促动变革，创造活力。于是，从80年代开始，冲突管理研究开始大量研究非传统模式。国际冲突管理协会创始人、《国际冲突管理杂志》杂志的创办编辑、美国冲突管理专家阿弗扎鲁·雷姆是模式转换的集大成者。他曾于1977年和1979年分别发表“群体间冲突管理”和“组织内部冲突管理”两篇文章，在模式转换中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到2002年，雷姆又在该杂志上发表“走向一种管理组织冲突的理论”一文，对从冲突解决到冲突管理的模式转换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其后冲突管理应该更加重视组织复杂性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冲突管理所要面对的复杂性不仅存在于组织内部，而且更多地表现于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各种利害相关者。因此，冲突管理的另一种模式转换已悄然出现，那就是冲突治理的概念渐入人们的眼帘，这使得冲突治理研究也以更高的理论形态进入了冲突理论行列。2013年，乔治-梅森大学冲突管理学院院长安德烈·巴托利与其同仁罗宾·沃拉切尔等共同出版的论文集《诱发冲突：破坏性社会关系的动力基础》，把冲突管理的复杂性研究推入新的高潮，也为冲突治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冲突治理研究远远突破组织冲突的视野，大量涉及社会公共领域的冲突现象，为公共冲突管理学开辟了广阔空间。
四、公共冲突治理：冲突管理学的新航向
对于公共组织冲突解决的研究，和冲突管理学的模式转换几乎是同步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矛盾催生了学术界对公共秩序的关注，人们开始从公共管理角度探索如何解决美国的社会冲突，这成为公共冲突管理学兴起的现实基础。20世纪后半期开始，社会的复杂性程度大为提高，社会冲突形式更加多样化，公共部门的冲突也开始大量涌现，需要专门的研究才能解答并解决此类问题。值得庆幸的是，组织冲突管理学和国际冲突管理学对于冲突现象的研究，已经为公共冲突管理学准备了沃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些可以说是公共冲突管理学重要的学科渊源。但是，公共冲突管理学之所以异军突起，和组织冲突管理学、国际冲突管理学形成冲突管理的三足鼎立之势，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石。公共冲突和公共秩序原本就是政治学研究的古老话题。在冲突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之后，政治学和公共治理理论中的冲突研究又获得了长足发展。E·谢茨施奈德的多元冲突论，马丁·李普塞特的冲突革命论、拉尔夫·达伦多夫的公民权利理论、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理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用地理论、乔舒亚·科恩的协商民主理论、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等，皆是冲突研究中富具影响力的理论，并伴随了公共冲突管理的成长。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复杂性科学的引入等，也都成为公共冲突管理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动力。
就整个冲突管理学发展的历史看，国际冲突管理大量涉及国别公共治理问题，其对于公共冲突管理学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公共冲突管理学最直接的营养源泉应该来自组织冲突管理研究。公共组织本来就是组织的一种类型，组织冲突管理的研究自然会涉及相关问题。早在1962年，在布尔丁开创冲突管理研究之际，《公共行政评论》杂志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城市管理者及其委员会：冲突之源”，讨论过公共管理者的冲突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不少组织理论家从组织内部劳资关系出发，开始研究公共部门冲突管理问题。到了1976年《公共人事管理》杂志又刊登杰伊·阿特伍德文章“集体商议的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五条规则”，提醒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部门冲突问题，以应对公共部门独特的劳资关系、环境变迁、政治与行政的复杂关系、现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总体上看，此时公共组织的冲突管理研究开始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属散见状态，且主要分布于劳资关系领域，涉及其他公共领域的比较有限。正如公共组织理论家海尔·瑞尼所指出，“尽管冲突给管理人员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但有关组织冲突的专著不如组织研究领域中其他课题的研究和理论深入。”公共组织冲突的复杂情况，还有待学者们深入探讨。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公共冲突管理的研究领域空前繁荣，理论成果也渐成体系。继1981年费舍尔在《谈判力》中部分涉及相关内容之后，1984年劳伦斯·萨斯坎德等人发表“解决公共部门纠纷的新路经”，1985年，他又与人合作发表“调解公共纠纷：障碍与可行性”，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引起广泛关注。1987年，萨斯坎德与人合作出版了另一本专著《打破僵局》，应该是公共冲突管理领域较最早的一本专著。这些研究将公共冲突管理带出了组织冲突管理的狭小天地，引导人们走入广阔的公共领域。1988年，美国学者苏珊·卡蓬特等人出版了《管理公共纠纷》一书，强调要把冲突处理作为公共治理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玛丽雅·沃尔普在《公共生产力与管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综述性文章，题目为“管理公共部门的冲突”，对公共冲突管理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对公共冲突治理的知识进行了系统整理，还专门讨论了冲突解决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1996年，弗兰克林·杜克斯出版著作《解决公共冲突》，把冲突管理和公共治理结合起来，详细研究了公共冲突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演变。1997年，中国留美学者蓝志勇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公共行政的冲突解决路经”，呼吁加大公共行政领域冲突管理的研究。1999年，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密尔顿·埃斯曼发表“多元社会的公共行政与冲突管理”，对公共冲突管理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学科领域。
那么，公共冲突管理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什么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呢？杜克斯在总结了一系列学者的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因素的推动。其一是行政机构的强势增长，二是权力分散化趋势和公民介入，三是法律的变化和公共政策关键领域的演变，四是社会复杂性、或然性和多元性带来公共问题的持续增加，五是既存公共机构的无效，以及对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诉求。需求产生供给。公共事务领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仅带来了公共冲突管理学学科的兴起，也造就了一代公共冲突管理学者。
在公共冲突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劳伦斯·萨斯坎德著述最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他于1999年发表文章，以公共政策领域纠纷解决为例，专门总结了美国公共冲突管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他指出，世纪之交冲突管理的主要贡献在于流程再造、应用创新、质量保障、能力提升和服务支持，接下来在21世纪头十年的发展趋势是：保证供给以产出更好的冲突管理，开发个人技术和新的社会规范以提高冲突管理职业发展水平，改进法律和相应规范以实现冲突管理的制度化，运用新技术以提高冲突管理效能。十年之后的2009年，萨斯坎德发表“25年之前与从今以后的25年：公共冲突管理的未来”，再次对公共冲突管理进行回顾与展望，认为和协商民主的联姻是公共冲突管理理论取得的巨大成就，构建共识是冲突管理实践的重大突破。当然，这和罗丝玛丽·奥李锐等人协作治理框架下的公共冲突管理新模式是交相辉映的，引导着公共冲突治理的创新。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詹姆斯·查贝尔2007年发表题为“公共部门的冲突行政”的文章，提出“冲突行政”的概念，并探索了公共冲突管理新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属于被动态的冲突应对，应该更多从主动态取向出发去分析公共部门冲突的起源，进而寻求缓和公共冲突的路径。他提出冲突行政学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积极应对冲突，“让公共行政管理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不是任由冲突演变成核心议题。”所以，用积极姿态应对冲突，是公共冲突管理的新境界。
总之，在公共冲突管理学发展进程中，不同学者针对公共事务中的不同问题，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了探索，其知识内容和应用范围日益拓宽并渐成体系。当代中国恰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共领域的各种关系正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对社会建设和公共治理提出了全新挑战。科学对待和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积极构建新型的公共秩序，为公共冲突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积极借鉴世界上现有冲突管理学科发展的有益成果，切实针对本土问题，努力挖掘本土资源，尽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共冲突管理学，是历史落在这一代学人肩上责无旁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