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人论文,经济城论文,计划经济论文,人向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经济体制与经济形式的历史演变看，城市人可以分为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市场经济城市人在内在素质和专业技能方面呈现出比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特点，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转变具有客观必然性。培育和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经济城市人对于城市发展乃至体制转轨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应该积极加快形成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制度创新，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
一、问题提出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矛盾与不和谐因素。主要概括为以下方面：分配领域出现了不公平现象，收入的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及个人差距不断加大，就业问题愈加突出；人们心态失衡开始显现，社会抱怨及牢骚多，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与对社会满意度之间出现较大脱节；急功近利，人们的短期行为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虽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城市人总体上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他们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经济城市人”没有形成，这一重要主体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上述诸多问题的出现。从我们所掌握的现有文献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城市起源、城市功能等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有从生产方式、经济形式和经济体制视角之下城市人层面进行，很少有探讨城市人对于区域开发、体制转轨的重要作用，因为“在考察城市起源时，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的物质性遗迹。”① 而我们认为，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形式的角度来研究城市人不仅是从理论上对研究城市物化特征及相关问题的必要补充，而且在实践上对于实施落后地区的开发战略，对于推动和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乃至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重点比较了欧美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分析了三种城市人的异同，阐明了由“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转变为“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意义，最后提出了培育和形成“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基本思路。
二、中西方城市人形成的比较
(一)一般意义城市人形成的基础
城市人形成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发端便是城市的兴起。而城市本身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社会学者认为，“城市乃是社会上的不同性质的各个人所组成的相对庞大的密集的永久性的村落。”② 地理学者认为，“城市既是一种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社会中心和劳动中心。”③ 我国有些历史学者把古代城堡也视为“城市”加以研究。而经济学者认为城市的一般定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定地域内密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有机体，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和中心。”④ 然而“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气候、民族和宗教的差异，与时代的不同一样，对于这一事实来说是无关紧要的。”⑤ 而“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使工业社会取代农村社会。此外，工业革命包含了另一个主要方面，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各主要阶级、集团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组，社会、国家的性质也相应发生变化。”⑥ 其实，这里的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社会各主要阶级、集团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组，工商业的发展等无不包含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由“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城市人的兴起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从社会分工角度来阐释城乡分离和城市起源，“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分离。”⑦ 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是引起城乡分离与城市产生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城乡分离和城市起源。城市兴起本身是同社会分工的扩大、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而社会分工的出现、市场经济的产生必然和城市人的起源有关。⑧ 显然，这种劳动分离、空间分离和利益分离始终离不开主体因素，那就是由“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
“第一批城市诞生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000-3000年，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早期阶段社会技术和经济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商人和手工业者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自然地趋向于有利于加工和交易的交通便利的地点聚居，产生了固定的交换商品的居民点，这就逐渐地形成了最早城市的雏形。”⑨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城市雏形的出现，根本上是生产力发展后的城市人主体形成所致，早期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城市起源起到了主体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城市维系与发展看，“在城市与其附近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经常性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商业和工业对于维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进口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出口用交换品抵偿进口，城市就要灭亡。”⑩ 这给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交流与接触、相互影响与熏染提供了契机与平台。可见，无论是城市的兴起，还是城市维系与发展均和农村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就是农村人和城市人。
城市人起源于农村人，因为城市是从农村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问题却在于同样是城市人，在起源方式上却有着根本不同，欧美和中国城市的兴起，城市人的出现方式有着很大不同。
(二)西欧和美国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过程(11)
从社会更迭的历史看，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市场经济相应也依次经历了原始市场经济、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12) 西欧和美国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其城市人也基本上是由自然经济城市人直接过渡到市场经济城市人，并且这些国家的自然经济城市人也不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因此，这里就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城市人进行论述。
1.西欧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兴起
西欧城市人的兴起，西欧近代工业城市的城市人是直接从农民过渡到城市人的。这种形成过程是大工业生产的潮流所裹挟的，是强制性，其手段也极其残忍。典型代表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经过圈地运动，农村成为城市，农民成为城市人，为工业化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持续稳定的劳动力，失去了土地而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成为城市人，成了生存能力很强，富有竞争精神的城市人。这些城市人对欧洲的繁荣，工业化快速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城市人为日后西欧现代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素质基础。
英国的近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从英国城市的兴起方式看，在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高额利润驱使之下，充满暴力和血腥。英吉利人对被征服的土人的政策上，“全部人口突然减少。市镇无一不遭到毁灭，长期没人居住”(13)，这是城市兴起的历史证据，“除了市镇被毁外，耕地也大为减少。……即由于杀戮或迁移，不列颠必定失去相当众多的农村人口。”(14) 再加上16世纪大规模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其结果是，“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作牧场，房屋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圈……佃农从土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者压制的方式剥夺掉。有时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那些不幸的人们想尽办法，只有离乡背井了，其中有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着婴儿的父母，以及人口多养活少的一家大小……等到他们在流浪生活中把卖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们就只有盗窃，受绞刑的处分，否则就是挨家沿户讨饭了。此外他们还有什么可行的呢？”(15) 而为了将失去土地的人固定在城市，不让其在城市流窜，出台了一串对付这种现象的刑律，“1536年法令规定，‘强壮的游民’应处刵刑，犯这种罪三次的应处死刑。1547年，任何人拒绝工作，就判归告发人为奴。主人要用鞭子和锁链逼他工作，如果他想逃走，就要把他追获带回，烙上火印。1572年，十四岁以上的无执照乞丐，除非有人愿意雇用，要遭到鞭打和烙印。再次犯罪的，除非有人要雇用，应处死刑。第三次犯罪的应以犯重罪论，处死无赦。”(16) 这种十分彻底的“圈地运动逼人离开农场而往城里去找工作”的结果是，进入城市的人，在严酷律令的惩处与威慑之下，成为了没有退路较为纯粹且生存能力很强的群体，他们必须承受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十分恶劣的工作环境、很大强度的工作负荷，在客观意义上迫使其形成显著的竞争开拓意识和自强不息精神。在四百多年的漫长的岁月里，这部分人的祖祖辈辈逐渐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城市人的主体部分。这些特点今天依然保留，并在持续不断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得以延伸。而且随着英国后来的殖民扩张而超出英国国界，被带往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在总体上成为当今市场经济国家城市人较为普遍的一种个性特征。
2.美国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
美国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兴起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以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作为基础。“美国城市人口的来源主要基于两个渠道：农村人口和外来移民。”(17) 美国城市人主体是各种移民，所谓的美国农村人口最初也是外来移民，只是随着历史发展，一般把建国前移民美国的人及其后代成为“美国人”，建国后来美国定居的外国人则成为“移民”。“自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基本实现城市化的100年间，外国移民源源不断，人数共计3300万。”(18) 美国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可以说是在自由流动中发生的，“在美国，每年有近1/5的人口在搬迁”(19)，这种活跃频繁的流动机制是美国城市人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的重要力量。美国城市人的形成本身起点较高，有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作为其坚实基础，同时，作为英国殖民地之一的北美大陆，从新大陆兴起开始就奠定了一种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个体潜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催生之下，成就了现今具有典范意义的城市人特质，这也是20世纪以后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方面成为世界极为重要部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中国城市人的形成过程
从中国城市的形成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发源地。”(20) 在历史上的中国城市的规模与水平方面也曾经居于一流，到了近代，中国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上落后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由于中国社会较为独特的演化特征，表现为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中国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今天也只有13年，而13年对于社会形态更迭和经济体制变迁而言实在太短。因此，到目前为止，从整体角度看，中国城市人仍然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特点。
1.中国历史上自然经济城市人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中国自然经济城市人形成有以下两种主要渠道：
渠道之一，封建社会，做买卖赚了钱的生意人，在城市购买、修建宅邸，将家眷搬迁至城市，成为身处深宅大院的城市人，这是自然经济城市人。这些城市人和原本住在城市的人之间很少有往来，没有同外部的信息交互，仍然保留着原先农村的生活方式，自给性很强。严格来讲，这些人只是将农村的生活模版复制到城市的“深宅大院”，将农村的自然经济体制复制并自觉运行于城市，几乎无城市化程度可言。
渠道之二，中国历史上在外做官，靠皇帝封地赏赐，或者购买宅院，举家搬迁到城市，自成体系，生活风格几乎和上述生意人没有二致，可以称为“城市里的农村人”，即自然经济城市人。
上述两种渠道形成的城市人属于典型的自然经济城市人，这些城市人基本上是农村人在城市的翻版，充其量在某些局部散点上具有城市的特征，比如穿着、语言等方面。而从思维观念等内在素质上可以说仍然是典型的农村人。
2.新中国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城市人的形成
从新中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计划经济城市人主要有三个渠道：
渠道之一，农民招工进城。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工业化的历程，大量招收工人，因此大量农民进城以补偿短缺的劳动力。对这部分人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来确认和管理，通过“工装”、“商品粮”和“户口本”将农民转变为城市人，这是计划经济城市人，这些人接受了城市的部分观念，但是也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农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综合素质上要高于自然经济城市人。
渠道之二，大中专学生毕业留在城市工作。农村学生经过考试选拔，通过在校学习，获得了一定知识与技能，为适应城市的劳动岗位而留下来工作，进而在城市成家，然后开始繁衍。
渠道之三，部队复转军人。农村青年应征入伍，经过部队教育培养和军营熔炉的锻造，符合特定条件的复员、转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家属迁入城市或者在城市成家，转变为城市人。
上述三种渠道形成的城市人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城市人的因素居多，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农村人的烙印与特征，但是，也出现了城市人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比如在思想观念上比自然经济城市人要开放一些，思想解放程度要高于自然经济城市人，也具有特定技能专长，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上也有不同于农村人和自然经济城市人的特征。
3.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萌芽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开始形成了新兴城市人。有学者对这些新兴城市人的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研究后，称之为“都市村社共同体”(21)。这些城市人既不同于计划经济城市人，也不完全达到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要求，而只是仅仅具有市场经济城市人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城市人大部分已经很难再行回到农村长期生活工作，只是在节假日回到农村，而他们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农民，尽管可能还有属于自己使用的耕地，但已经不再直接耕种，而是从事了非农产业，他们和原有的城市人相比，虽然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总体水平较低，但在吃苦耐劳精神、竞争图存意识等方面却显著胜过城市人。尤其是进入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即所谓的打工者，大多对未来满怀信心，热切憧憬着未来，尤其是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栖于城市，做完整意义上的城市人。
(四)中西方城市人形成方式的比较
西欧城市人的形成主体上是一种方式，主要靠市场机制来完成由农民向城市人的转变。西欧通过严酷的暴力方式，迫使农民一无所有，对于逃离城市的农民制定了严厉的惩处办法与律令，原因在于农民此前过着安康舒适的田园式农家生活，节奏慢，自由惬意，自给自足，而大工业生产不仅要受制于机械化生产线的快节奏要求，同时要受到工场主的严密监视和严格管理，他们恬静闲适的生活被打乱。所以，他们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充满暴力色彩的律令惩处，迫使他们留在了生产车间，被迫成了城市人，由于工业化初期的技术和制度原因，这种雇佣工人的生涯变得极度不稳定，很多人只能辗转于不同工场之间，失去了土地的工人为了生活而自强不息，从而练就了肯干图强、流动求生的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
中国在三个时期，分别采用三种不同方式，形成了三种不同层次的城市人，总体上城市人的素质水平较低，但又呈现出以不断进步、城市人基本素质不断提高等为特征的历史过程。
新中国对于城市人是一种正式制度主导型的形成方式，1951年公安部颁布实施《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等级制度的指示》，明确了户口是一种登记手续。“建国初期，人口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农民可以向城市自由流动，大约15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23) 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同1957年底和1959年初分别制定的临时工招聘规定和户口登记制度一起，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此时，主要针对“大跃进”所形成城市人口激增的局面，强调制度本身的管理功能而不是限制功能。然而，到了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诱发了商品粮供应的全面紧张，随之而来的对城市人口大幅度压缩，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实质性地划清了城乡之间人口迁移的界限，条例的限制功能凸现。更为重要的是，1975年通过的宪法，彻底取消了关于自由迁徙的条款(《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部宪法都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权)。1977年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严格控制“农转非”，使城乡间人口迁移的限制达到了顶峰。这一界定制约了城乡人口流动，城市人的形成基本上处于凝滞状态，尤其是将农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农民要进城务工的渠道被严严实实地堵住。
应该说，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对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转化形成了体制壁垒，这种体制壁垒的典型代表就是传统的户籍制度。“建国后，由于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一直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农民进城受到严格的控制，除建国初的工业化浪潮和‘大跃进’之风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农民进城从事工业生产外，农民只能通过条件苛刻的招工、招生、招干等形式跳出‘农门’，数量极为有限。”这种梗阻现象在短期内似乎保障了城乡应有的秩序，达到了社会稳定的效果，但是对于人作为第一要素的流动性而言，以农村人的出身和居住地而不是以其素质和教育水平为依据，诸多社会管理功能附加在城市人的身份上，对农村人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大大加以抑制，从而对体制转化构成了主体要素的瓶颈，也直接制约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保护与限制，逐渐形成了城市人“单位制”。所谓单位制，是指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对所有因素的吸纳来有效配置有限资源，通过“单位”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把整个城市社会编制在一起，城市实际上成了由许许多多的“单位”组合而成的体系。生活在单位制下的城市人，基本上是以单位作为其生存的原点。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只能在单位中才能得以满足，单位不仅是自己供职的场所、生活的经济来源，还承担了子女入托、入学直至职工退休、养老和送终的所有任务。在单位之外，几乎不存在满足人们资源需求的机制和领域。个人命运只能和单位紧紧捆绑起来，所以称之为“单位人”。(24) 这种单位制下的城市人集中体现了计划经济乃至自然经济的特色，城市人对单位具有较高程度的依附性，单位对城市人的一定意义上的管控性，城市人与单位以外的封闭性，形成了计划经济的城市人。
三、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的比较
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依次分别作为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经济方式下的重要主体，由于这三种经济方式所固有的特征决定了三种经济方式下的城市人具有差别，(25) 尤其是前两者与市场经济城市人之间更是如此。由于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为研究方便，我们将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统称为非市场经济城市人。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的比较可从以下五个主要方面进行：
首先，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起源不同。具体表现在三种城市人根植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体制背景，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经济城市人起源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背景之下，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科技教育发展程度较低，人的交流沟通遭受了种种障碍的制约；计划经济城市人起源于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发展，工农业全面发展，公有制全面建立，国民经济计划性得到空前加强，城市人和农村人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大背景。市场经济城市人诞生于市场经济的观念广泛流行，市场经济的制度普遍应用的背景。
其次，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同。二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区别，对于非市场经济城市人，注重和谐，崇尚平均，强调稳定，厌恶和惧怕风险，封闭意识浓厚，(26) 基本人生态度是“等、靠、要”思想严重，官本位意识较为浓厚，迷恋暗箱操作。热衷于发挥关系资源的最大效能，同时注重血缘、地缘等纽带对个人事业的扶助和支撑。对待创业、举办实业持冷漠甚至是拒绝态度，消费观念上更多的是自给性消费和计划性消费，择业观念有“贵族化”倾向，沿袭了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所具有体制上的优越感，总有一些不被看好的就业岗位不断空置出来，需要“平民化”的农民工来接替等，更多的非市场经济城市人愿意到稳定安逸的国有单位、稳定行业从业。财富观上片面理解财富，更多强调财富最终分配的平均化，而忽视了财富创造过程中贡献的均等性，“人无横财不富”，义利观倾向于耻于言利。非市场经济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单向闭锁式。市场经济城市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主要特点是，基本人生态度是积极开拓，主动进取，崇尚人本位，重能力才干，崇尚公开公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发散多维式思考，马克思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27) 这就表明集中是城市的本质特点，而不同阶段尤其是不同经济体制的集中之下，城市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却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
再次，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不同。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在生活的消费与积累上，重积累，消费观念和理财投资意识不到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和继续保持着绝大部分农村人所具有的勤俭节约习惯，攒钱买房子，存钱以应对不测，存钱养老，给子女存钱等，消费相对收入而言，总是偏少，本质上偏爱自给型消费。研究城市史的著名权威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各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和生活方式根植于该群体所在地区的历史及他们的社会经历。(28) 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在生活消费的社会化程度很低，集中体现在家政、餐饮服务的消费不足，大部分局限于对商品的认识与水准，而且在商品消费结构方面，必需品占了绝大部分，对于奢侈品、服务尤其是接受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服务消费方面没有应有的愿望，即使具有充足的购买能力，也很难大幅度提高这类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比重；市场经济城市人在消费观念上，类似于“大进大出”的风格，不仅购买普通商品，而且对于所谓奢侈品、高档次商品的需求旺盛，对于各类服务的消费、精神层面有效需求比重较大，尤其是作为自我发展的各种各类“充电”、深造和继续学习、境内外旅游增长见识等，都表现出了较高有效需求。
更次，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工作方式不同。自然经济城市人沿袭了农业社会的工作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被动工作色彩浓重，缺少变化，安于简单重复的工作方式；自然经济城市人更多的具有乡村色彩，而“‘时代感觉’在乡村是迟滞而暧昧的，在城市里是迅速而清晰的。在乡村，时间中的‘自然时间’才是主宰，像黑夜、像四季、像节气——但是哪一年并不重要，今年和去年相似，前年和十年前相似。在城市里，时间的主宰则是‘人工时间’，自然时间则是隐而不现。灯光与窗帘，就改变了黑夜的绝对性，日可以做夜，夜可以做日。冷气与暖气，就改变了季节的绝对性，……人们依赖于人工时间，像表上的数字、年份、日期，以及那些记录时间的‘时代感觉’。”(29) 计划经济城市人工作方式严格按照计划行事，只是计划机器上被动刻板工作的螺丝钉，习惯于被动执行，节奏基本保持不变，沿袭了传统体制的稳定和平均，习惯于慢节奏、小密度与低强度的工作方式，缺少创新动力与环境，即使极个别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人，也经常因为创新的成本和收益的严重不匹配，对创新的保护严重缺乏而最终丧失了持续创新的冲动和热情。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人工作效率的提高严重依赖于计划的准确无误；市场经济城市人工作节奏快，密度大，强调自主性和不断创新，要求自主发现问题，自主进行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工作效能，风险意识和承受风险(生活风险与工作风险，甚至还有职业生涯风险)能力强。
最后，非市场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在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上不同。这里的学习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也不局限于学校的正规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而是继续教育和职业学习、业务深造和技能学习等。受教育水平尽管和农村居民相比要高一些，但是目前城市人的高素质、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还集中在新近进入劳动力队伍的群体，而对于35岁以后，尤其是40岁以后的劳动者，总体上还是要低一些，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相比就显得更低，这倒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关键在于传统计划体制下成长和工作的劳动者，对待学习的理解和把握是较为片面的，总是会找一些借口和托辞，不愿意接受继续教育、再学习和再“充电”。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下，技能缺乏，就会造成适应力弱，面对变革极易产生恐慌和畏惧心理，这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市场经济城市人在此方面总体上要显著优于非市场经济城市人，他们学习能力强，渗透融合力量强，有强烈的遵守规则的基本意识，遵奉按章办事，在既定规则下实现自我，释放主观能量，获取自身福利，客观上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在此同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来自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过一定积累而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而言，尽管他们基本上脱离了和农村的关系，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上趋近于城市人，但是，他们还是有着不同于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居民的特点。比如，他们可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在农村的生活习惯，沿袭了部分农村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交往圈子也多限于一同从农村出来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群，社交活动相对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固定性，是城市中一个个“人文小孤岛”。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讲，这部分人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但是他们和完全生活耕作在农村的人又有不同，因而是居于现代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亚城市人”，这部分人要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需要两到三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完全具有现代城市人所应该具备的特质。
四、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一)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变的必然性
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变，本质上是由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决定的。(30)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客观必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31) 首先，从逻辑角度看，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人类要生存就要消费，而消费资料是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的。因此，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经济形式下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物质资料进行消费，自然经济是人们获取物质资料的第一种形式，它的产生同人类社会的产生同步进行，并且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受到市场经济的取代，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排斥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从而已经不能全面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自然经济本质上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并且，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优越性，比如它能够比自然经济条件下更廉价地生产产品；它割断了各种自然的血缘或者种种强制性纽带；它利用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交换；它利用自身优势获得共同遵守的准则；它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它是开放、动态和自主的经济形式等等。
从历史角度看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变，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产生，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消亡。市场经济产生的两个条件是：社会分工和物品所有者之间存在着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般条件，它提供了商品交换的必要性；物品所有者之间存在着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它既提供了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也提供了其可能性。分工不仅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增加剩余产品，为交换提供最一般的物质条件；同时，因为产生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生产者生产单一化和需求多样化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生产者以市场为媒介让渡自己多余产品来换取对自己有用的别人的产品，从而实现互通有无，满足多样化需求，这也就为市场经济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物品所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时，就不能无偿占有他人的产品，只能以此易彼。这种交换的必要性就注定了交换的场所与关系，这也就是市场经济。
(二)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变的重要意义
美国著名的城市建筑和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博士指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活灵灵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32) 这在很大程度揭示了城市的人文主体功能，也表明了城市人在城市功能发挥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发展的在质量与结构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中国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实施区域开发，进行城镇化过程中没有达到应有的速度和效果，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们看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却被忽视，那就是没有培育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城市人。所以，培育和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城市人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城市人转变为市场经济城市人具有重要意义，从城市发展的理论上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理念，表明了城市人的重要作用。那就是，“第一，对城市新认识的核心是强调社会的基础单位是个体，而不是群体；第二，新认识偏重于个体选择和界定其自身文化的能力和义务，而不是个体吸收和消化其所属群体文化的能力和义务，尽管这种选择(如果是资源选择的话)具有其合法性。”(33) 城市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直接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与生活进步，而在此过程中，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城市人受到了重视。
首先，塑造现代城市人主体，丰富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内涵。“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还认为，由于外在‘力量’或‘因素’的影响，各群体的文化都在不断地变化。总的说来，在二三十年代，研究城市的学者们相信，群体的迁徙会导致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竞争，而彼此间的合作有益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进而又影响和改变了各群体的文化。这种过程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一些群体从偏远闭塞的农村迁入一个各群体接触频繁和碰撞激烈的城市。”(34) 并且，“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城市生活经验最丰富的群体会优先蓬勃发展，因为他们的文化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相适应。随着城市的日益现代化，这些群体在保留原有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那些缺乏城市生活经验的群体在经济和技术上必然是‘滞后’的。在城市里，那些初来乍到的群体是如此落后，以至于他们进入城市后就陷入了贫民窟的陷阱，这不仅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而且还孤立于城市社会生活之外。”(35) 并且，培育市场经济城市人、塑造现代城市人主体长期以来被排除在中国城市化趋势和道路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这些观点主要有：小城镇重点论、城乡一体化论、大城市重点论、大中小一体论等。(36) 可见，通过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转变，有助于从内在素质方面促进形成和塑造现代城市人主体。
其次，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中国产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现代城市人的形成必然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工业现代化，按照魏后凯先生的说法，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期，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期。这样的话，三大经济地带普遍面临工业现代化，尤其是西部面临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机遇，这些均在人的主体因素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这种新要求的关键就是拥有具有市场经济素质的现代城市人。在保证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换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及时性的前提下，(37) 有助于传递给农村丰富及时的信息、先进的技术、广阔的市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有利于拉近工农、城乡之间的距离，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城乡最终融合奠定基础。
再次，有利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深化。由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取向与市场经济城市人个体发展目标契合程度更高，市场经济城市人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仅是极力拥护，而且对这种改革深化的具体制度安排也需要作为微观个体的人去认可和执行。同时，现代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培育和形成，在制度安排的实施与执行方面奠定了坚实的主体基础，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深化，从不断提高执行力的层面加以持续有效的推动。
更次，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与壮大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市场经济城市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繁荣发达的应有之义，缺乏具有市场经济素质的城市人的市场经济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也是质量差和层次低的市场经济。
最后，由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化也是人自身发展的基本方向。人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独立个体，存在自身发展问题。而人又不能脱离开具体的经济形式而孤立进行自身发展，也就是除了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和认可需求之外，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需要特定的经济形式作为一个基础平台，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经济形式中，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适合人自身发展的平台，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基本规则是相吻合的。
(三)培育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对策
在培育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对策方面，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和谐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8) 这也就为市场经济城市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环境基础。在此前提之下，我们认为还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
首先，明确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基本要求是培育市场经济城市人的重要前提。明确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基本规定性，是培育和形成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基本前提，从城市人自身的主体条件着眼，主要包含城市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术与技能、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首先，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基本要求，这也是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应有内涵，具备了作为一个主体要素起码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其发挥要素功能的前提条件，掌握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是形成各种技术、专业技能的知识素质基础，也是作为个体自我发展、主体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乃至处于计划经济城市人、自然经济城市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相对较低，所以利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提高学龄儿童入学率，加大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比重，倡导终身学习，鼓励“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提高居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市场经济城市人形成的知识素质前提。其次，技术和专业技能素质，中华民族具有勤劳智慧的优良传统，一层重要含义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在技术上探索、创新的民族，市场经济城市人除了要求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进一步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技术素质和较高专业技能，这直接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微观企业生产运营的一线，并经常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技术和专业技能的获取可以通过多种专业培训、观摩、锻炼实现，既可以是单位统一组织，也可以个人自主参加，旨在提高劳动者自身操作技能和专业技术水平，为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奠定技术技能前提。最后，思想道德素质是承载一个人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基础性平台。广义的思想道德素质不仅包括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公民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思想道德素质，更重要的还指其职业道德素质，他面对职业生涯所应该坚持的职业操守和职业信条。塑造市场经济城市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不仅体现在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体现在对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理念的认同和尊奉，敢于迎接挑战，不断开拓创新和超越自我，重视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贡献等等。
其次，积极加快形成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制度创新。从制度松绑、制度创新与制度推动等方面来搭建培育和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广阔软平台，从政策软环境角度促使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制度松绑重要一条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打破由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市场经济城市人形成的壁垒，(39) 回归户籍制度人口登记的本质。(40) 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筛选城市人的制度安排，搭建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平台及机制框架。“在美国，每年有近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自由流动，是美国能够保持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在日本，这一比例是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10％，而中国至今只有0.5～3％。”(41) 这说明，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空间很大，它同时是形成市场经济城市人的重要契机，此方面的制度壁垒必须坚决予以取消。制度推动主要指加大诸如科普、培训、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从政策层面推动城市人内在素质的提高。
最后，创造市场经济城市人形成的物质技术条件。从交通、通讯、住房等基础设施方面为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转化提供物质技术平台。从美国城市人的形成看，“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人口流动也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42) 这也在实践上为我国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培育和形成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启示，那就是积极改善包括交通条件在内的多种基础设施条件，给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奠定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人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地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43) 这表明，从交通、通讯和住房等方面搭建平台，可以促使作为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内在素质，也就是现代城市意识的形成，这是培育和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城市人的重要内容。
五、简要结论
从历史上看，城市人可以分为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和市场经济城市人，市场经济城市人在内在素质和专业技能方面呈现出比自然经济城市人和计划经济城市人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自然经济城市人、计划经济城市人向市场经济城市人的转变具有客观必然性。培育和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经济城市人对于城市发展乃至体制转轨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加快现代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培育和形成，我们应该从包含城市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术与技能、思想道德素质等在内的城市人的基本要求这一前提入手，在创造市场经济城市人形成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同时，积极加快形成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制度创新，在户籍制度、农民务工制度等方面切实创新，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形成。
注释：
①(3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文版，2、6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②[日]《城市化的社会学》，日文版，132页。
③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15～16页，合肥，安徽科学出版社，1983。
④肖梦：《城市微观宏观经济学》，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⑤⑩[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中文版，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⑥王斯维等：《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8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2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⑧关于市场经济的产生及类型可以参阅白永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现形式》，95～10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⑨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3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11)对于中西城市人形成的比较，在此重点就近代工业城市人的形成进行比较，原因在于在此之前的城市人中西基本上是相同的。
(12)对于市场经济的划分参见白永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现形式》，100～10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13)(14)(16)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中文版，21、22、33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5)莫尔：《乌托邦》，中文版，36～37页，上海，三联书店，1957。另外，根据何林雪德德史书(Hollingshed' s Chronicler)所述，亨利八世在位时有7200个贼盗被绞死。
(17)(42)黄柯可：《人口流动与美国城市化》，见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138、1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8)Ward,David,1971.Cities and Immigrants,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ew York,p.52.
(19)(41)周鸿飞：《我国户籍制度的问题和改革》。见经济学家网站：http://www.jjxj.com/news-detial/jsp? keyno=4973。
(20)刘君德、汪宇明：《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18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21)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2)。
(22)王海光：《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载《新华文摘》，2003(10)。
(23)张永红：《城市人“消费反串”刍议》，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24)陈志成：《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论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必然性趋势》，载《温州大学学报》，2001(3)。
(25)对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自的特征的论证详见白永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现形式》，111～116、117～120、121～12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6)关于非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封闭意识，张承安先生指出，“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由于战争频繁，一般都选址于易守难攻的地位上，并且戒备森严，碉堡林立，城门高耸，四周都有坚固的城墙包围起来。”参见张承安编著：《城市发展史》，4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沈玉麟先生论及早期城市的产生时也提到，“为了掠夺财富与奴隶，各部落之间展开了连年不断的战争，从而产生了设防的城市。”参见沈玉麟编：《外国城市建设史》，3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这种包围和戒备虽然看起来保护了城市的安宁，但不可否认也封闭了城市人的思想和观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34)赞恩·米勒：《城市与政治品德的危机——城市史、城市生活和对城市的新认识》，见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9)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间的感觉、符号和解释》，27～28页，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30)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联系在一块的，它们是一个等同的东西，只是用语不同罢了。具体论述详见白永秀著：《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现形式》，92～9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31)白永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现形式》，95～10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33)See Forrester,B.,Washington' s Review of Benjamin Quarles Frederick Douglass,in 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23( March 1949) ,p.121.For additional evidence of the shift,See Miller,Zane L.and Tucker,Bruce,1990." The Revolt against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the Meeting of Community Action:A View from Cincinnati" ,in Jack Salzman,ed.,Prospects:A Annual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Vol.15,pp.413-445.
(35)For a compatible but slightly different take on Schlesinger' s work in 1920s and 1930s,See McDonald,Terrence J.,1992."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History:Reading 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s The Rise of The City,1878-1898."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20,September,pp.432-445.
(36)具体如，周一星：《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几个问题》，载《经济地理》，1984(2)；吴万齐：《中国城镇发展战略构想》，载《中国城镇》，1985(3)；吴大声等：《论小城镇与城乡协调发展》，载《社会学研究》，1988(2)；李迎生：《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模式的探讨》，载《社会学研究》，1988(2)；沈建法：《中国城市化趋势、模式与战略对策》，载《地域研究与开发》，1989(8)；姚士谋：《中国大都市的空间扩散》，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8。
(37)之所以强调这种自觉性、自主性和及时性，是因为我国一度曾将城市人户口作为商品予以出售，“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数据转引自彭秀志：《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初探》，http://www.pp369.com/lw/lunwen/html/detail1539.html.
(38)需要说明的是，培育、形成市场经济城市人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39)比如湖南省就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详细参见王冠华、戴君明：《湖南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居民户口将一统城乡》，见《潇湘晨报》，2003-11-09。
(40)在国外也有类似于我国户籍制度的规定或者办法，比如日本叫做户籍管理、法国叫做民事登记、瑞典叫做人口登记，在登记内容上，大多包括出生登记、死亡登记和婚姻登记等，和我国所登记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我国户籍制度还有十分重要的附加功能，那就是：区分城乡户口差别，区分小城市和大城市户口差别，并和不同户口性质相配套实行不同的福利待遇，以及通过户籍制度管理来达到限制人口迁徙的目的。具体可参见周鸿飞：《我国户籍制度的问题和改革》，见经济学家网站：http://www.jjxj.com/news-detial/jsp? keyno=4973和王海光：《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载《新华文摘》，2003(10)。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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