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念与思想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理念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0)03-0023-08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蕴含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丰富的思想方法论。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紧张结合起来”，“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1](P105-106)因此，学习研究和正确掌握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方法论，是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何提炼和把握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我们知道，科学的理论是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将这种正确的理论去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即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用哲学家的话来说，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这就是方法。[2]因此，我们可以从科学发展的形成发展、理论内涵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的思维取向等不同层面，考察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与思想方法，我认为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
求真务实既是思想作风，也是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胡锦涛曾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并且强调倡导求真务实精神的首要含义是要求全党同志进一步认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强调这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和基本出发点。[3]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看，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时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和科学理论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因此，立足现实，研究现状，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用以指导实际，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精神，就是求真务实的要旨所在，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髓。
实事求是，立足现实，研究现状，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要求，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思想方法，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和历史内涵。第一代领导集体要解决的是反对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立足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力实践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的前提下，更加突出解放思想的要求，目的是要解决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解放出来，反对种种超越历史阶段和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左”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不仅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强调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深刻地研究把握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强调“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4](P11)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在形成过程中，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一步深化、细化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它对于现状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阶段性特征，是其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事物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思想方法的科学运用。
胡锦涛同志强调，求真务实，“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3]可见他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又有了新的发展，把求客观规律（三大规律）之真与求党对历史主体的价值认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结合起来，是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把“求真”，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务实”，即党的执政使命和党自身建设的要求结合起来，是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统一；把思想作风同工作方法、领导作风结合起来，因为求“真务”就是要“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务实就是要反对弄虚作假、作风飘浮、敷衍塞责等不良风气，就是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正是这一思想方法论的具体体现和现实要求。
二、继往开来的历史观点
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定位，党的十七大强调，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对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就充分肯定了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艰辛探索的历史贡献。这一观点，既反映了思想历史的客观事实，又正确地处理和回答了新中国60年来两个30年的关系，树立了科学发展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的历史形象，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论。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学习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吸取领导智慧，提高领导能力，推进历史的发展，也是领导者重要的素养和能力，又是领导者成长的必由之路。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事物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马克思曾强调，历史的权威性在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P60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过，历史的任务是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并赋予此一有机连续体以意义。这意味着，任何人没法选择和改变以往历史，但同时要对自己留下的历史负责。所以，敬畏历史，包括了对以往历史的尊重和对以后历史负责的精神。现在干部交流、轮岗频繁，领导者都有如何对待当地历史和前人工作基础问题，也有一个为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基础的问题，这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领导伦理的重要行为规范。二是强调历史经验的真理意义和智慧价值。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有规律的。人类就是在不断地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不断解决新的历史课题中开辟现实发展的道路，并不断提高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形成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历史的经验、思想、理论和智慧，是开辟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领导干部需要学习历史，从人类思想史、文明史、治国史中学习治国理政的知识和智慧。以“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当然，对历史的经验和财富，有一个怎么运用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强调的“古为今用”，要坚持为现实服务的原则。三是强调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这一方法本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留下的精神历史遗产进行革命性改造的产物。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起来，建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它们定位于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方法，这是科学地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典范。
三、发展为要的战略思维
“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6](PP.850-851)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其根本含义是强调它的主题是发展。同时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作出的重要结论”，[1](P23)所以它包含着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和党的执政使命、执政规律的深刻的总结和认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作为关于发展问题上的战略思维，其内涵具有一定的价值次序。首先是强调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思想。其次是强调“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7](P274)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的战略思想。最后是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辩证思想和领导方略等重要内容，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当然，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为要的战略思想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针对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着眼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着眼于抓紧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1](P22)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符合基本国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之，它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它更加强调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里的核心和本质是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解决发展内涵、发展方式和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是发展观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转型。因此，发展为要的战略思维，不仅包含着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新发展理念，还包括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地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更新的思想方法论。这是事业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如果已有“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8](P180)只有“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显然，这里的“计划”，从认识论意义上说，既可以是指具体的工作计划或部署，也可以上升到战略、理论和观念层面的东西。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维还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的理念和方法。一是从实践上认真研究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其中有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积累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快速崛起或遭受挫折的经验和教训，也有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亡党息政，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的教训等等。二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理论上大胆借鉴吸收世界发展观演进中关于经济增长论、综合发展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等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新的概括。三是“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7](P288)以及应对风险挑战，即把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紧密联系起来，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客观形势和进行战略谋划的水平和能力。
四、以人为本的价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本质是一种价值方针，它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思想层面上。第一，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党的执政理念层面。胡锦涛同志曾明确强调：“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1](P31)因此，一是要坚持人民在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依靠人民，充分尊重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积极性；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坚持党执政的正确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工作和政绩”，[6](PP.729-730)，“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9]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6](P850)正是这一命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升华。
第二，作为执政党的价值导向和工作方针，“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政策制度与行为规范建设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导向层面上。党的十六大以来，为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坚持从价值层面上加强对政策制度建设的引导，强调以人为本要从珍爱人的生命开始，突出关注民生，发扬民主，重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需要，直至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保护。胡锦涛同志曾在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10]其中体现“以人为本”价值方针最大量的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相关的政策创新和完善，则集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包括了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以不断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为价值定位和导向。
第三，体现在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亲民惠民的领导作风、领导方法层面。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首先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必须全心全意、真情实意，要切实做到“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其次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6](PP.646-647)要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注重运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等多种形式，拓宽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切实做到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最后是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要努力深入基层，使工作重心下移，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下工夫等。
五、和谐发展的社会理想
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理念，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蓝图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最新理解，从价值理念和思想方法角度看：
一是辩证的社会矛盾运动观。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基础上形成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认识成果。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以及解决不同类型矛盾的基本方法。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理论和和学说，在实践和理论上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进一步强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11](P4)把它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内在动力的高度；在实践上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要“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1](P4)指明了新形势下解决处理社会矛盾的根本要求和方法论原则。
二是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观。这种社会发展观，即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从“大社会”角度看，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五大文明的协调建设，即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从“小社会”角度看，就是要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从社会关系看，它包含了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社会各类组织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和谐；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它包括了代际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发展。
三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从总体上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虽然不是一个世界强国，但始终是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坚持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一贯奉行和平合作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一方面为中国自己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江泽民同志对于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和而不同”思想的提出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和谐世界”的理念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新的理论贡献，作为一种国际战略思想，是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是中国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也为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和实现路径。
六、统筹兼顾的辩证方法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1](P56)。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12](P783)我们党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人口众多和社会利益的多样化，需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11](P28)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二是作为一个大国，地域宽广，人口、资源分布不平衡，客观上存在着区域发展的差异等状况，需要从全国大局出发统筹兼顾，努力实现均衡发展。三是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前进中各种问题并存，总会面临着又发展又困难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只有用统筹兼顾的办法，才能妥善解决。
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是对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中国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后，针对明显出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提出的一种实现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思想方法。其次，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处理国内矛盾和国际关系的“八个统筹”，是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大局和国家经济社会长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思想工具。再次，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它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是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密切联系的，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和定位，因为“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1](P70)另一方面，它也是同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要统筹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要努力体现出增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有益于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统筹兼顾体现了整体性、互惠性和系统性的辩证思想和思维取向，并包含着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和领导方略：一是总揽全局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整体观、大局观与高效的执行机制。这就是“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13](P16)统筹兼顾方法的有效运用需要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和行政执行能力的统一。因为从思想观念上看，要求各级领导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同时在治国理政的运行机制上看，必须保证中央或上级机关的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二是互利双赢的辩证思维与合作方式。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市场经济的非行政性决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兼顾方针的实施，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要尊重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树立和倡导利益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创造多种手段、措施有效整合的机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不同事物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达到相辅相成。所以，统筹兼顾，就是寻求和促进多种要素、矛盾的协调和统一，多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双赢的思想方法。三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的系统方法与管理方式。系统的观念和方法是统筹兼顾方法论本质的集中体现，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系统，任何一个事物，尤其是复杂的事物往往是由多方面矛盾构成的。所以一方面，统筹兼顾要求我们完善工作机制，正确地“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解决和处理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均衡或平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所以，这一方法应该贯穿在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反馈（正、负两方面）是系统方法的核心环节，实施统筹兼顾的方法，需要不断地吸收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反馈，需要由科学的信息收集机制和良好的领导作风做保障，要发扬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和提高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因为当今时代，尽管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越来越重要，但“不能替代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14]
七、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我国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之一。其基本指导方针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所以它不仅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突出强调了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上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方法：
第一，突出强调了“创新”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历史地位。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重大战略思想，其价值取向是“自主创新”，是要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是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而它的战略重点首先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如何定位科学技术在历史前进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夺取政权，我们党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并把阶级斗争看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在新中国建立后，一个时期内又由于受到“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虽然早就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等口号，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给予应有的战略定位。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此基础上90年代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而且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15]即进一步明确强调了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观点的继承和发展。科学的本质是创新，所以实质上也就是强调了创新是国家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
第二，突出强调了这种科学创新精神的自主性和中国特色。首先，这种自主性和中国特色表现在引领未来与立足现实的统一。创新，自然要求具有前瞻性、超前性，要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最新科学前沿，要着眼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和长远的利益，才能坚持和实现引领未来的价值导向。但无论什么样的创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一切创新要切合中国自身的需要和可能，离开了这一点，就不会有实效。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那样，“支撑发展，就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引领未来，就是着眼长远，超前部署”，[15]所以是两者的结合。其次，这种自主性和中国特色表现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的统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水平相比，在各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创新需要认真和虚心地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原始性创新、集成性创新还是引进吸收消化的再创新，都必须坚持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之上，才能把握创新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好自己的各种优势，以弥补其他方面的相对弱势，以期取得他人无法取得的创新成效。比如，我国具有政治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三，这种自主性和中国特色表现在科学创新精神的普遍特征与中国民族精神特点的统一。创新有赖于创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意味着自主创新是科学精神的普遍特征。但同时它也跟一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相关，即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自主创新精神更是具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时代标志，也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所形成的创造、创新精神鲜明的文化特征。
第三，突出强调要把握好“自主创新”的全面性及其战略重点。创新包括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更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完整的系统。所以，自主创新的价值理念包含着科学的价值排序和正确的战略部署。首先，党的十六大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此，通过理论创新指导和推动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其次，科技创新始终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重点。纵观世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15]所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我们要在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必须把科技创新列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重点。其三，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创新，首先要有创新意识，但最关键的是要有创新能力。因为能否依靠自主创新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1](P18)最后，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制度、人才到社会文化环境的保障。其前提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创新机制，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其灵魂和关键是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各类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其保障是要发展创新型文化，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大力倡导营造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
八、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古老的理念，但同时也是当代的先进理念。胡锦涛同志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向未来，为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估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它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意志品格，是巩固执政地位，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生机活力的精神机制。
首先，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蕴含着宝贵的价值理念。一是正视矛盾的问题意识。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化，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在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种种风险和困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居安思危，就是提醒我们在看到历史成就的同时，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日益显现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及时发现各种潜在的问题。二是未雨绸缪的预警意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多变性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各种危机的多发性。而且现代的危机与传统的危机相比，具有全球性和突发性、未知性、复杂性以及开放性等特点，这就意味着现代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波及面更广、应对难度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危机管理中的滞后和失误，都有可能给社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害，也会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居安思危，就是要未雨绸缪，对危机进行超前管理，做好各种预案，防患于未然。三是把握主动的责任意识和能力导向。胡锦涛同志曾严肃地指出，一些地方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反映出我们的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中央领导还强调，居安思危，就是要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善于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超前准备，增强临机处置能力，化风险为机遇，化被动为主动。。
其次，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智慧和意志品格。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总结报告中，为增强全党的忧患意识，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和风险，在七大闭幕词中又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阐明了如何对待前进中的困难和风险的态度。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这是很重要的治党治国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告诫全党“要奋斗就会有困难和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13](P56)就是科学发展观对这种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最好应用。之所以说居安思危、忧患意识也是一种意志品格，因为它本质上不仅在于看到问题和风险，更重要的是同时包含着主体面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信心，表现出主体愿意为战胜未来的困难和风险敢于承担责任的胆略和勇气，表现出主体强烈的为排除未来的困难和风险善于做好精神上和物质上准备的超前谋划的精神状态和战略意识。
最后，居安思危，包含着处理“安”与“危”关系的重要辩证思想和方法论。其一，去危存安。古人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所以从方法上说，当危机发生前就应该消除隐患。但要消除所有的隐患可能比较困难，那么至少必须消除战略性隐患（危），即可能造成重大问题的关键性隐患，才能保证全局的安全。其二，转危为安。就是说，当危机已经发生时，我们可以通过化解危机达到安全，或者将危机转化为新的机遇。因为“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历史同样表明，每一次新的科技革命，总是会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推动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其三，以危促安。即利用危机，甚至是“创造危机”，准确地讲是制造危机感，以增强创新意识和内部凝聚力。2009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出全球十大最危险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自己被列在首位。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经济起飞震动世界之时，拍摄了电影《日本沉没》，轰动全国，这都是危机教育的很好典型。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同时反复告诫全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自信和清醒，以及在辩证思维上对危机认识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智慧。
收稿日期：201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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