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个代表”中“三个新”的内涵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浅析“三个代表”中“三个新”的内涵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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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作出的科学分析。简而言之,80多年来我党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今天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其中发生了3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地位变了。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从被统治的地位上升为统治地位;二是环境变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斗争环境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建设环境;三是任务变了。由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领导国家建设。如何适应这3大根本性变化,从传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彻底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从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转向真正尊重生产力发展规律,从对财产个人所有权的否定和剥夺转向对财产个人所有权的肯定和保护,从传统的劳动价值学说转向新的劳动价值学说,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向多向度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从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排他性、封闭性转向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兼容性、开放性,从“阶级对立斗争”思维转向“阶层利益整合”思维,从“代表工农贫苦大众利益”转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这些问题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旗帜上写的是“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它谱写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篇章;邓小平理论旗帜上写的是“改革”这一时代主题,它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上写的则是“建设”这一时代主题,它开创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局面。这充分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成员”,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

有人说,为什么在“三个代表”中只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提代表先进生产关系?也有一些同志只注意前半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而将“发展要求”4个字扔掉;也有些文章阐述“先进生产力”,而对“发展要求”忽略不论。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我们知道,“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关键和要害恰恰在“发展要求”四个字上,即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体现就在于自觉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不断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努力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进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创造条件。

回顾8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质就是彻底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的“一化三改”,实质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实质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改革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只有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不断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解放生产力开辟道路,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我们党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的性质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体现。所以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就是要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

1.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就是从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彻底转向真正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传统理论认为,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都是先有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母体中生成,后有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产生。而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先取得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凭借政治的力量,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一理论,非常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政治目的。它向人们昭示,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自然而然地来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才能达到。因此,“夺权”、“革命”是劳动群众进入美好社会的唯一途径。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执政与建设时期,应当彻底摒弃片面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做法,既要注重改革的动力作用,又要侧重强调生产力自身的矛盾运动,强调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强调科技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要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唯一标准,而不能以“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分配越平均越好”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确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标准,从而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条件。

2.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就是从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转向新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证明,一切价值都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找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的经济根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在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群众夺取全国政权,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这一理论是非常有力的。它实际上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群众剥夺统治阶级及一切富有者财产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来,我们不得不转变传统的劳动价值观念,不得不承认劳动的涵盖范围实际是很宽广的,它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的劳动,也包括知识阶层的科学研究、管理阶层的管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等。社会的财富,是由这些劳动共同创造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的劳动是更复杂、更艰苦的劳动。不承认这些劳动,否定这些劳动,只靠体力劳动和简单的脑力劳动,现代化建设将寸步难行。在建立这样一个更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我们要树立新的财富观,即:富有者的财富并不全是靠剥削或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在他们的财产里面,包含着个人及家庭劳动的汗水和心血,包含着智慧的结晶,包含着风险投资的收入。否则,把一切富有者继续当作罪恶的化身,必欲除之而后快,那只能造成新一轮的“均贫富”革命,那所有社会成员只能永远处在贫穷状态。

3.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做到“四个坚持和完善”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上述“四个坚持和完善”的要求,反映了建立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广阔前景,给我们描绘出灿烂的美好未来。我们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一面旗帜,是政党组织、号召、武装和凝聚人民群众,并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精神武器。先进的意识形态是新制度的催生剂和旧制度的挽歌,落后的意识形态则是旧制度的强心剂和新制度的绊脚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原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归属等受到极大的冲击,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相统一的平等观、自由观、秩序观、价值观、人生观、集体观、社会观、国家观……。这些都要求作为文化观念的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也就是要求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实行对外开放,使我们对国际社会有了全方位的接触和了解,这为党的意识形态的更新和进步奠定了扎实的客观基础。

1.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实现意识形态从革命性、排他性到科学性、兼容性的转变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其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唤醒了中国民众,并守住了社会主义的最后阵营,从而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抛弃了那种人为夸大意识形态对立斗争,并将它与政治等同,以意识形态作为取舍国际交往,个体行为评价唯一标准的传统做法,着眼于意识形态总体上趋同、融合的趋势,努力探索意识形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子。“三个代表”理论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在反映先进文化和尊重中国历史传统上找到最佳结合点,使基于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利益需求的中国民众从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党的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基本标志,成为来自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民众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黏合剂,成为我们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2.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意识形态,就是要实现意识形态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20多年前,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时说,要让我们的精神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20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建设先进文化时说,要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追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而不是关起门来看我们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应当立足于世界范围的现实作用来建设我们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而不是满足于教条式地论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我们要以世界眼光、全球意识来思考我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独尊、独霸都是不明智的。只有从“和而不同”的天下大局和从一种开明理性与高远境界出发,才谈得上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才能同各国人民一起,去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

3.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意识形态,就是要在形形色色的“多元取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导向”

先进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它的发展方向是由处于先进文化的核心地位的科学理论所决定的。这种科学理论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反映了人类文化的精华以及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其先进性,就必须在良莠难分的多元文化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主流文化。要思想解放而不要“思想流浪”,在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导向”。在思想导向上不能搞平起平坐的“多元论”,更不允许搞喧宾夺主的“颠倒论”。在不丢掉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这个“根”,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本”的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并根据时代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文化建设。

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建立人民群众拥护的新的执政目标

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在当代中国,人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最广泛,一切赞成、拥护祖国统一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或者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公民,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我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党的执政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改革开放以来,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经济迅速发展,脑力劳动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传统工业越来越让位于新兴工业,产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与此相对应,传统工人的数量在急剧减少,白领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师及自由职业劳动者的数量在迅速增加。面对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中间阶层”日趋扩大的趋势,如果再不对党本身的历史定位作出调整,党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说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社会动员,夺取政权,那么执政党的目的就是维护现存体制,让社会在体制下正常动作。所以我们党果断地提出了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对于共产党执政而言,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和“联盟”。

1.建立人民群众拥护的新的执政目标,首先要彻底完成从代表工农贫苦大众利益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转变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处在被统治地位,其首要目标是推翻现存统治,取得政权。当时党代表的只能是工人、农民和其他被统治、受压迫的贫苦大众的利益,它的斗争矛头直指统治阶级,所以不可能代表社会中上层的利益。因此,党代表的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我们党自执政以来,一直处于国家的领导地位,它的首要任务是治理国家,领导建设,推动经济及社会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说法,通过把工人阶级放大,使更多的社会阶层进入到共产党内,成为党的阶级基础或群众基础。但是这样做仍有局限性,因为工人阶级的范围不可能无限放大。所以我们党提出了要尽可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最广大人民”的概念,扩大了传统的“人民群众”概念的特定内涵,涵盖了现存社会的所有阶层。其中既包括具有更多地支配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优势的社会上层,也包括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下中层,特别对那些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党更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处境和利益。在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现存政党制度下,除了民主党派成员的利益由各自党派代表外,其他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都要由执政的共产党来代表。

2.建立人民群众拥护的新的执政目标,就是要从“阶级对立斗争”思维彻底转向“阶层利益整合”思维

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惟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使一般性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上升为自觉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革命党首要的工作是进行阶级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都要弄得一清二楚。正是依靠“阶级对立斗争”这一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其思维必须从“阶级对立斗争”转向“阶层利益整合”,强调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天,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之间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其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社会现实,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不再以敌我两极的框架,以阶级或阶层出身人为地将优秀分子排斥在党外,绝不能再以“阶级对立斗争”的思维去“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而是要整合它们之间的利益,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当年在延安时有人问毛泽东:你认为什么是政治?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个思维是很好的,而且体现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在搞革命的时候我们是有敌人的,我们要想尽量减少敌人的数量,主要方法就是武力消灭。在建设的时候,该武力消灭的已经消灭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也逐渐被淘汰了,剩下的都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这个时候,党就要努力地去凝聚他们。只有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想方设法地凝聚在一起,把在各种所有制形式中发展经济的优秀分子都吸引到党的身边,把各方面的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党的旗帜下,并在党的熔炉中加以教育和训练,把他们锻炼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党才能拥有广泛的执政基础,才能做到领导市场经济、驾驭市场经济,我们才可以说,党的执政目标是与时代发展同步的。

3.建立人民拥护的新的执政目标,就要从旧的执政法理基础转向新的执政法理基础,建立新的领导机制

所谓执政法理基础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1949年,党的第一代领导者靠流血牺牲缔造了新中国,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对于浸透了数千年渴求圣王明君传统价值取向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打江山者坐江山,天经地义,即便党在执政中有一些失误,老百姓也很容易谅解。加上当时党的各级干部勤政为民,开辟了建国后一代好的党风政风,党执政的法理基础是很牢固的。50多年后的今天,打江山的一代执政者已经不在了,老百姓也早已不是50多年前的那代老百姓了,那么,新一代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就不可能主要依靠党的领导人的人格和权威力量了,而主要依靠党的执政水平的提高,依靠尽快提升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程度、经济绩效水平、文化进步程度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法理基础。否则,老百姓就不会认同你,党就有失去执政基础的危险。

目前党的执政方式转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邓小平同志讲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还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起着作用,这与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开放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现在,无论从哪些方面看,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都到了应该彻底转变的时候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它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只能是政治领导,而这种政治领导应该是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种政治领导具体的体现在下面的领导机制中:

一是党通过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综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诉求,为党的决策提供充足的信息情报基础;二是制定能反映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需求的政策和纲领(即决策),包括重要的法律、法令,国民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规划,国家的内政、外交、国防政策,以及重要的人事推荐等;三是把党的决策(政策纲领)作为议案提交国家代议机关,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决(这种重大立法提案权和国家政权机关重要领导岗位上的重要人事推荐权,是只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才拥有的政治权力,其它政党和社会组织不具有这种权力)。对于这种提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提出异议甚至否决,但必须对其付诸审议和表决。而党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党员代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来保证党的正确的、先进的政策顺利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令、法规和指令,使党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国家的权力,使党在综合民意后形成的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四是国家政权机关(即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权力,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和指令,实现国家意志;五是党对社会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进行协调、监督和反馈,以促进政治整合和维持社会稳定;六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灌输职能,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意识的教育和政治能力的训练,充分利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和帮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以更好地贯彻执行由党的纲领政策转化而来的国家意志。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到江总书记“七·一”讲话、“5·3l”讲话,再到党的十六大报告,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我们党正在郑重而冷静地面对自身的深层次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是意识上、观念上的,它还将涉及到如何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执政目标等非常深入的层面。党如何面对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身变革,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毫无疑问,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执政目标,必将推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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