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世纪的分析哲学与相关的科学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析哲学是在西方，特别是英美，贯穿20世纪近百年的一大主流思潮。为什么它能持久存在、迭经演变、形成多种学说而长盛不衰呢？分析哲学强调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的新哲学方法，促进现代逻辑重大发展与实现现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为科学哲学、社会伦理学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及美学等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促成了它们的多种样式的演进，由此可见其广泛、深入的影响，可说明其生命力不竭的缘由。然而，科学技术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动因，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重视对它的哲学研究。分析哲学产生时就自称为科学的哲学，它因本世纪科学变革而产生、发展，首先致力于对自然科学作哲学分析，在推进科学哲学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在20世纪，分析哲学的演变与相关的科学哲学的演进是紧密联系、互动互变的，分析哲学的演变促成科学哲学重大发展最为显著。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许能从一个重要角度说明分析哲学的顽强生命力，并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分析哲学的兴起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
分析哲学以反叛传统姿态问世于20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后，以格林、布拉德雷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绝对唯心主义）笼罩着英国哲学界。它根据绝对观念虚构自然的“内在联系”，宣扬理性服从信仰、科学服从宗教，阻碍自然的科学发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标志着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重大变革。当时马赫主义提出的“感觉要素复合论”与“中立一元论”不能解决科学革命的理论危机。数理逻辑有重大发展，表征科学的理性思维形式趋于严密精致。德国的弗雷格(G.Frege)是分析哲学的先驱，他建立以思维形式精致量化为特征的命题演算系统和谓词演算系统，主张逻辑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和首要工具，探讨了指称、意义等语言哲学的基本范畴，用以批判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研究“客观知识”的逻辑结构，这开启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英国数理逻辑大量罗素(B.Russell)和摩尔(G.E.Moore)站在实在论立场，联袂讨伐绝对唯心主义和主张“存在即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分别主张用现代逻辑分析和日常语言分析整理感觉资料，探究实在事物，以求获得精确的科学知识。这是分析哲学的雏型，其基本特征就是结合实证经验论和现代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来研究科学的认识与构造。
逻辑经验主义也是20世纪上半叶具有严整形态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研究科学的划界、基础、方法、结构、评价、科学发展的合理性与价值等。19世纪中叶它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休厄尔(W.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年）和米尔(J.S.Mill)的《逻辑体系》（1843年）被视为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但它们还是相当粗略的。逻辑经验主义主要致力于详尽研究自然科学理论的逻辑构造和科学语言的分析，这和发展现代精确科学的要求是相应的，它所发展的现代逻辑诸分支和语言哲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物理主义与统一科学则是它探求科学基础的目标。从罗素到前期逻辑实证主义者如石里克，都主张感觉材料(sense data)是个人直接体验到的现象，能提供并证实知识，是科学语言系统的基础。后来，卡尔纳普等人发现这种现象主义语言不能指称无法直接体验或观察的东西，如电子、引力场等；而且它诉诸于私人经验，缺乏公共性、可交流性，难以用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在联系与客观结构，还会导致方法论的唯我主义。于是他们制定以指称物理量值的词汇作为基本词汇、以描述公共观察经验的记录语句作为基本形式的物理语言，认为它是大家可理解、可交流的普遍语言，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其他科学的概念皆可翻译、还原为物理语言。他们认为，对这种静态的物理语言作逻辑分析，就可使全部科学沟通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逻辑经验主义者谋求建立统一的科学体系，出版《统一科学丛书》，先后召开了5次国际科学统一大会。然而，各门动态的科学自有不同和可变的内容与语言意义，要将它们静态地还原为物理语言来构造统一的体系，难免牵强附会。
从50年代起，逻辑经验主义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既来自外部的哲学批判，也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理论困境。外部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者尖锐抨击逻辑经验主义将多元、连续、整体的经验肢解得支离破碎，使哲学沦为纯符号演算的技术手段，使哲学分析蜕变为学院式的语义论辩，完全脱离人与社会经验的实际。其实，维也纳学派中的纽拉特(O.Neurath)早就察觉、批评过本学派的这种弊端，他说，脱离社会实际的哲学家“高高地坐在冰峰顶上，不敢下来处理世界中的实际问题，因为怕弄脏了自己的双手”；（注：卡尔纳普，1983年，《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5页。）第二，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存在哲学等人文哲学，批判这种科学主义摒弃人的目的，使人沦为技术手段；第三，在分析哲学运动中日常语言哲学开始崛起。维特根斯坦后期撰写了《哲学研究》一书，自我否定了他前期的逻辑构造的图式论，提出著名的语言游戏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生活经验形式，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语言的用法和只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规则。这实质上是否定逻辑经验主义的方向性，逻辑经验主义及其科学哲学自身则陷入严重的理论困境：第一，狭隘经验证实与还原论的困难。只靠归纳知觉经验的还原证实原则所构建的科学知识只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确实性。“证实原则”后来步步后退，被修正为一种真理约定论，如纽拉特所说，它“像一条找不到港口的船，只得漂浮在大海上进行修理与重建”；（注：卡尔纳普，1983年，《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1页。）第二，科学哲学中总是无法避开心与物、身与心、经验与理性、观察与理论等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愈益显得没有道理；第三，脱离社会、文化背景，只是孤立、静态地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构造，不能解释现代各门科学相互的内在联系、整体动态发展的现实。50年代后，面对科技迅猛发展的冲击，遭到来自内外部的各种理论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是必然的。
二、当代分析哲学的变革
当代分析哲学在突破逻辑经验主义中演进有其科学与哲学动因。当代科技革命更为明显地表明，科学是不断发现与创新的动态历史过程，是同哲学、社会文化及各门学科相互联系的整体发展过程。实用主义哲学“东山再起”，主要就表现在它对分析哲学的渗透、融合与改造等方面。分析哲学中英国剑桥学派与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增强影响，主张语言与人的行为经验不可分，建立“描述的形而上学”来为知识与道德提供形而上学框架，开阔了变革分析传统的思路。在上述背景中，当代分析哲学家们以各种方式革新分析传统，出现了多元学说竞立的新局面。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奎因(W.V.O.Quine)是当代变革分析哲学的首要开创者。他在60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哲学、逻辑著作《从逻辑的观点看》、《语词和对象》、《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等共16部。1951年他发表短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推翻了从近代实证经验论到逻辑经验主义的根本理论支柱，震动分析哲学界，被公认为最重要的一篇经典文献。他吸收实用主义思想改造分析哲学，提出一种逻辑实用主义，开启了当代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新历程，奎因变革分析哲学并为推进科学哲学提供理论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批判休谟以来实证经验论的两个教条，釜底抽薪，打破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他指出，严格区别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本身是一个“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信条”，（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5页。）因为意义理论中的“分析性”实质上是主词与谓词的同义性，它并不出于人的先天领悟，归根结底来源于大量经验观察事实的记录；人工语言的语义规则不过是“翻译”日常语言的约定性规则，后者包含了心理、行为和文化的诸多经验因素。他否定逻辑与语言分析的先验性，要将全部科学命题建立在更为开阔的人的行为经验的基础上。他又批判意义证实的还原论教条肢解经验与科学整体，说它“乃是胡说，而且是许多胡说的根源”，（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稿出版社，第39页。）指出从洛克、休谟到逻辑经验主义都将科学陈述还原为原子式的感觉、印象、观念或孤立的感觉资料、经验事实，逻辑经验主义在此基础上孤立、静态地拼合零碎经验，构筑科学理论，只会使科学知识研究误入歧途。他承认科学双重地依赖于语言与经验，但认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的，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0页。）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不是个别的感觉、印象、观念和语句，而应当是整个科学。
第二，以实用主义的整体经验论建立整体、动态的科学观。他认为人类全部知识与信念是一个从地理、历史事件记录到原子物理、数学与逻辑的“人工织造物”的整体，一个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的“力场”，各门科学按照同经验相距的远近、普遍性程度的高低，结成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动态整体；连续经验的变化同科学“力场”发生冲突，会引起科学整体内部的变革，科学家有理智选择与调整的自由，修改科学的陈述与法则，使科学整体的内部意义重新融贯一致。奎因强调全部科学受人类经验整体制约，各门科学内在结合为整体，处于时有调整、变革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观点符合科学史和现代科技革命的实际。但他认为科学的概念系统只是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梳理经验之流的手段，是类似荷马史诗中的“诸神”那样的文化设定物，这就会导致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约定论。
第三，反对“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口号，重新肯定哲学本体论在科学理论建构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任何科学陈述都有承认某种存在的本体论涵义，但他并不主张恢复传统的“第一哲学”，而是通过语言与逻辑分析提出“本体论的承诺”说。接受一种本体论，对于解释整体经验、建立科学理论“是基本的”，那就是根据承诺某种存在对象，“择定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概念结构。”（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5页。）他用现代逻辑的语言提出本体论承诺的公式：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就是说，一种科学理论整体的语言结构以特有的方式承诺其解释存在对象，也就决定了这种科学的取值范围。奎因在分析哲学界为本体论恢复名誉时，重新肯定哲学原则对科学理论的重要作用，这有积极意义，促使科学哲学重视紧密结合哲学背景理论来研究科学的结构与发展规律。但他实质上主张本体论承诺只同科学承诺使用的语言相关，也有相对主义倾向。
第四，靠实用主义的经验论与多元真理论来建立“自然主义的语言哲学”。他赞赏皮尔斯用行动的效果说明信念与概念的实际意义，采纳行为主义观点，认为语言与知识是对环境刺激的经验行为反应，受复杂多样的社会、心理因素制约，承诺的本体论是相对的，其意义有多元性、不确定性。一些哲学家主张语言的意义是某种独立、固定的精神实体，语言是其标签；奎因批判这种语义学是“博物馆神话”，语言成了“博物馆”中僵死精神实体陈列品的标签。（注：奎因，1969年，《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第27页。）他进而提出“语言译不准原则”，认为不同语言的意义翻译没有译准的标准。他并非突然热衷于语言的翻译理论，而是主张各种科学理论体系都是约定性的、适应环境的有用工具，各有互不相同的本体论承诺、概念结构和语言意义，彼此难以沟通，没有公共测度的标准。这种相对主义原则对60年代后期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形成“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说具有直接影响。
奎因冲破逻辑经验主义，引进实用主义，提出动态、整体的科学观，重新确认“形而上学”的意义，加之日常语言哲学的呼应与影响，这就导致当代分析哲学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别开生面，出现多种自立门户的新学说，形成多元化的新格局。集科学认识论、现代逻辑、语言与心理、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认知科学理论这门新学科产生、发展起来，它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各种分析哲学学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深入到心智哲学层面，探究语言与认知的终极本性。奎因的学说中包含着动态、整体的科学实在观与实用相对主义的内在矛盾，在60年代后新生的种种分析哲学学说中，就表现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分化趋向，它们对科学哲学的演变也各有不同的影响。
实在论强调语言指称世界的实在对象，持实在论哲学取向的有两位代表人物。奎因的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森(D.H.Davidson)肯定奎因的动态、整体的经验论与科学论，批评其相对主义。他改造、发展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建立实在论倾向的语言本体论和“变异一元论”，形成“戴维森纲领”，在分析哲学界很有影响。其要义就是主张：科学真理以信念为经验性依据，其意义在于它们是“自然法则”，人们共有语言和信念就是共有一个客观、公共的世界图景，语言结构显示实在的特征。（注：戴维森，1984年，《真理与解释的探究》()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Clarendon Press,Oxfrod，第199页。）使用一种语言体现人们的世界观，即对事物存在方式的基本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表明存在一个客观、公共的的世界，因而有客观真理，而因果关系是“整个宇宙统一的粘合剂”，是世界统一性所在。（注：戴维森，1980年，《论行动与事件》(Essays onActions and Events),Clarendon Press,Oxford,第xi页。）后起之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普克(S.A.Kripke)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他所创建的关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可能世界学说”被国际逻辑学界广为采用。他支持一种本质主义，认为分析传统只承认先验的逻辑必然性，将经验科学命题看作只有或然性、偶然性，这是错误的，“必然”与“偶然”不止是逻辑模态，也是实在事物本身的模态，全部科学知识都是对实在事物的必然性与本质的认识，“本质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注：克里普克，1988年，《同一性与必然性》，见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第380、381页。）他提出因果历史的命名学说，主张命名（确定语言的指称、赋予意义）即人的认识，是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历史过程，是有社会性因果链条传递联系的历史过程，表明人们对知识对象的意义理解由表及里、不断深化，进而把握实在事物本质的必然真理，应当以动态的历史观点研究科学知识。克里普克的学说对科学实在论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三、当代科学哲学的进展
当代与分析哲学相关的科学哲学有许多新进展，研究成果丰硕。一方面，由于当代科技革命使人们深化了对科技整体发展的哲学理解，另一方面，当代分析哲学的变革和种种新学说的建立，为拓进科学哲学提供了种种新思路。当代科学哲学也是在突破逻辑经验主义的同时发展的。50年代至60年代，英国波佩尔(K.Popper)已建立批判理性主义，对逻辑经验主义发起猛烈冲击，批判它的归纳主义证实说，提出演绎主义的“证伪”说，主张科学是借助于演绎不断“证伪”而逼近真理的“不断革命”过程。奎因变革分析哲学及其引发的各种新学说，更促使相关的科学哲学发生重大演变，创立多种新学派。它们的基本理论特点是：注重用整体论观点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考察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科学家主体在科学创新与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打破分析与综合、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之间的严格界限，强调它们的相互渗透、互为作用；肯定作为世界观背景的形而上学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各种学派的哲学观点和学说内容差异很大。而从总体上说，它们探究科学创新与发展的规律，从不同方面各自为当代科技革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成果。从60年代以后的演进来看，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等三个学派最有影响。
1.历史主义学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科学史学家与哲学家库恩(T.S.Kuhn)自1962年以来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等多部著作，创立历史主义学派。他以丰富的史料，论述科学发展是以“范式”转换为枢纽、知识积累与创新相互更迭、具有动态结构的历史过程。他创建的学说在科学领域清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也超越了波佩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促成当代科学哲学的方向性转变。他的学说有两点要义，从中可见奎因等人的分析哲学对它的重要影响。
第一，“范式”是科学发展论的中心范畴。库恩如此描述科学发展的图式：一种范式规定的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旧范式转换成新范式的科学革命，形成新常规科学。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不在于意义的证伪或证实，人们在解决疑难的活动中才产生科学，形成科学的范式则标志着一门科学成熟。范式有“模型”、“模式”的含义，系指由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原理与配套系统历史地形成的共同信念，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爱因斯担的相对论和现代量子力学等都是科学的范式。范式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构造的静态逻辑图式，而是受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制约、有背景知识、有基本科学法则、将多重知识内容综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同其他学徉关联，对人类知识总体的变化有重要作用。范式有世界观背景，“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学方面”，（注：库恩，1987年，《对批评的答复》，拉卡托斯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第315页。）库恩确认“形而上学”的形成范式、发展科学中有重大作用，这符合科学史实际。但是他对范式的哲学理解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说范式中的科学语言描述实在世界，有实在论思想因素；另一方面他又说范式本质上是“一个人造物”，是解决疑难的“工具”，其真理性是相对的，范式中的各种科学法则不是逼真地映现自然规律，而是“语言游戏活动”的规则，只有“家族相似性”。（注：库恩，1980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8页。）这种相对主义倾向无疑深受奎因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影响。
第二，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的变革和转换。库恩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进步只归结为知识的渐进积累，他论述常规科学中会出现反常现象与新的科学发现及创新，从而产生危机，导致抛弃旧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他主张科学发展是常规科学知识积累的量变和科学创新的质变交互更迭的过程，这比较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范式转换中不仅科学的范畴、理论体系与方法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哲学背景的变化是其先导并贯穿其中，科学革命也是“世界观的改变”。（注：库恩，1980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第73、91页。）他肯定哲学在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具有合理性，但是他只从心理知觉与经验的意义阐述范式变革引起科学家的知觉方式，观察语言及解释世界的根本变化。他根据格式塔心理学比喻说，就像在不同条件下看一个图形，会从看来像是鸭变为看来像是兔，就像人用倒置透镜看到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他认为科学的语言是刺激—反应的行为工具，不同范式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有意义全然不同的科学语言，它们就像采用互不相通的方言，有“不可通约性”，不可相互交流、比较与评价。这种相对主义明显来源于奎因的“语言译不准原则”，否认科学革命是否定中有肯定、创新中有继承，因此受到很多批评。
2.新历史主义学派
历史主义学派的相对主义倾向使科学有丧失合理性基础的危险。1963年3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厄巴那召开科学哲学会议，后又出版会议文集《科学理论的结构》，宣告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当时芝加哥大学教授沙佩尔(D.Shapere)的报告《科学理论及其域》成为该学派的理论纲领，文集《理由与求知》是他的代表作。7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以马里兰大学为中心，有较大发展和影响。
沙佩尔左右开弓，既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是脱离科学史实际、死守不变逻辑教条的“预设主义”，又批评库恩等人的科学革命论触陷在相对主义的岩礁中，其根源在于奎因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影响。他致力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动态结构和科学发展的因果联系，旨在将科学发展重新纳入合理性轨道。他的学说有两个要点：
第一，域、理由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他认为，科学建立在成功信念的基础上，它是经验与理论的有机结合。科学理论即世界信念形成关于宇宙的广阔、连贯的图景。科学发展是历史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每个时代的科学以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信息群（包括“待研究的信息群”和“背景信息群”）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不同的“域”或称科学场，也就是各种科学的门类、分支、专题，它们在求知过程中不断分合、交叉、演变、深化，使科学整体成为动态可变的规则系统。“域”的各种信息群中都有观察与理论的相互渗透，例如现代天体物理通过接收来自太阳的中微子，观察40万英里厚的太阳的中心核，这远非直接知觉意义的观察，而需要多种背景理论，结合仪器分析与理论推导，才能得出这种观察的结论。但沙佩尔批评库恩等人片面强调观察依赖于“背景理论负载”，于是主张不同的科学范式由于背景理论的变换而有全然相异的世界图景，有意义但具有截然相异的范畴与语言和相互间不可通约、没有继承性，这就走向相对主义。他认为科学变革造成各“域”的深刻变化，但科学进步有合理性，在于它是“以理由为基础的科学的发展”，理由就是科学变革的因果联系，一种“推理链联系”，“有一根发展链条把两套不同的标准联系起来”，使科学创新中有连续性、规律性，而科学创新也只有在充分借鉴、吸收既有的历史成果中，在把握科学自身发展的因果关系中才能实现。（注：沙佩尔，1990年，《理由与求知》，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21-222、443-444页。）
第二，“不可保证”的实在论。沙佩尔认为科学发展至今支持了实在论，已将关于客观世界独立存在的假设内在化为一种成功信念群。但他又认为，对这种信念永远可能产生怀疑，迄今相信实在事物特性的信念也可能根本改变，如关于基本粒子的实体概念可能变为用数学公式解释它的本性。他还主张真理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科学信念的可接受性，永远可以怀疑、修改，在真理观方面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的概念工具主义可以相辅相成。总之，他宣称主张一种开放可变、“不可保证”的实在论。实质上，它对实在论和实用主义依违两可，仍然为相对主义留有余地。因此，新历史主义学派是历史主义学派和科学实在论学派的中介环节。
3.科学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在70年代中期兴起，一直蓬勃进展，现已成为广有影响、势头强盛的学派。它主张科学理论是对客观实在事物的近似为真的真实描述，科学活动作为一种发现与创新的事业，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向实在的真理接近。它批判地吸取当代其他科学哲学的合理成果，既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等学派的预设主义，又吸取它们的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既反对历史主义学派的相对主义，又吸取其动态、整体的科学发展观。6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家塞拉斯(W.Sellars)已开始提倡科学实在论。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H.Putnam)1975年以来发表《心智、语言和实在》、《理性、真理和历史》、《实在论和理性》等多部著作，有力地推进了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称誉他是“具有纵观全局能力的哲学家”。（注：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306页。）他的学说阐释了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哲学纲领。
科学理论的语言指称实在事物，处于整体发展中的科学法则不断逼近实在真理。普特南前期提出“趋同实在论”，认为科学范畴、术语的真值在于它指称客观对象，其意义表述对象的本质；各门科学在相互关联中整体发展，一些科学术语往往指称相同对象而其意义先后有很大变化。如牛顿经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使用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等术语，意义却并不相同，这表明科学进步趋同于对特定对象的认识不断变化，因此在科学变革中不同范式的意义变化有因果链的连续性。科学理论的“意义”本源于对所指称的实在事物的认知，其真理性在于符合实在事物的必然规律。普特南用“缸中之脑”的生动比喻，抨击反实在论者将科学概念的意义仅归结为头脑活动、心智自身意义建构的主张：那就像在一个营养液大缸里存活许多切下的头脑，并将它们同一台超级计算机连接，这些头脑不指称外部事物就能产生一切幻觉性意义并相互交流，能“一起玩模拟游戏”，会“永远相互欺骗下去”。（注：普特南，1988年，《理性、真理和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第7-13页。）他批评库恩等人片面强调观察依赖于背景理论、主张范式不可通约，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
科学认识在主客体内在关联、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与发展。普特南后来提出内在的科学实在论，批评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主张世界对象总体不承受人的主体的任何作用，真理只是思维同外部事物刻板对应，认为这是错误的外部主义哲学观。他主张主体与客体、认知与实在有相互的因果性作用，“科学知识具有来自经验的输入物”，而思维是在“使用者的概念构架内同特定的对象相对应”，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观察也被理论框架或概念所浸染。（注：普特南，1988年，《理性、真理和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第62-63页。）他肯定认知主体与理性思维在科学建构中的能动作用。他和克里普克一样主张因果、历史的命名说，认为在当今科学分化、技术发达的世界，认识科学真理不取决于个体的先验才智，而是在社会共同体的实践经验中形成。他后来也接受实用主义的思想因素，有时将“社会实践”和实用主义的“实践”、“行动”混同，甚至称自己的哲学为实用主义实在论。但波义德评论他基本上是科学实在论者，而不是实用工具主义者。（注：波义德，1991年，《科学实在论的现状》，《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0页。）
科学进步有客观价值标准和重大社会功能。强调科学哲学不仅要研究科学发展的事实，也应联系社会人文因素考察科学发展的价值与社会效应，这是普特南的又一重要突破。他认为事实与价值像一枚硬币的不可分割的两面，每个事实判断都有价值负载，价值评估是科学合理性标准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生活中科学的活动与运用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同人的社会实践、文化背景、各种利益紧密相关，都有善或恶的伦理价值，科学哲学和道德科学及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应当结合研究。他反对道德主观主义、情感主义和非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科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伦理价值有客观的正当性标准。科学有利益相关性，但它不应受不正当利益支配，不应被滥用、误用；说科学只是工具理性、只有实用的工具性价值也是狭隘、错误的观点。他洋溢着乐观精神，指出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是实现理性进步、促进社会完善的事业，它在工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中已实现了巨大价值，应当紧密结合研究人和社会发展实际，以合理的价值导向，不断发展科学进步的事业，发挥其重大的社会功能。
从历史主义学派到科学实在论都强调，要紧密联系社会文化因素研究科学发展，科学哲学逐渐向科学发展的社会效应与价值领域伸展，这就促成80年代以来开拓研究一门新兴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简称STS）。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应是造福人类的巨大力量。当今全球性科技革命正在深刻促进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迁，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根源和不合理的价值导向，科技进展中也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如军备竞赛、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高新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等等。为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用于有益目的，避免破坏性效应，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已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很有影响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它有开阔的研究内容，包括科技发展的社会条件，科技发展的社会人文因素和价值导向，高新科技发展的社会效果与伦理道德问题，科技和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一研究领域已超越科学哲学范围，但究其根底，它的形成与研究是和科学哲学相关的。这一学科研究直接关涉社会发展战略，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重视，成立了不少专门研究机构，制订了有关的理论、历史和战略研究计划，并开设了有关的教学专业。（注：参阅殷登祥，1997年，《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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