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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爆发于泰国， 随后席卷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风暴被认为是二战后亚洲遇到过的最严重的经济挑战。在众多的关于危机的经济评论中，人们偶尔也发现一个非经济学的词汇：亚洲价值。人们为什么会把亚洲价值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呢？
这要从所谓东亚奇迹说起。
东亚的经济发展在金融风暴到来之前，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经济奇迹，而奇迹又被归功于亚洲价值或“儒家资本主义”（亚洲价值体现的核心观念是儒家学说的整体主义伦理道德观）。所以风暴到来后，有人认为“神话”破灭了。一家西欧通讯社写道：“亚洲奇迹一夜之间成了亚洲危机。现在正是我们来冷静思考90年代最流行的一项神话——‘亚洲价值’的时候了。”有人更明确地说：亚洲价值经不起考验。
亚洲金融危机迟早会过去，但它留下的这个文化哲学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亚洲价值？它有哪些功与过？——却是不应当被人们忽视的。
能把奇迹完全归功于儒家吗？
原先把东亚经济奇迹纯粹归功于亚洲价值，如同现在以金融危机为理由完全否定亚洲价值一样，都是走极端。我们需要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给予亚洲价值一个冷静的客观评价。
亚洲经济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崛起是从日本战后复兴开始的。从1946年到1955年，日本治愈了战争创伤， 全面复兴社会经济， 并从1956年开始“起飞”。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亿美元， 仅为美国的6%和联邦德国的56%； 到1973 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78亿美元，相当于联邦德国的1.17倍和美国的31%，在西方大国中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快速增长的原因就是日本的高经济增长率。例如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2%， 大大高于同期美国经济年均的4.2%和西欧年均4.8%的增长水平。
随日本之后，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相继赶上来。 从1974 年到1993年，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5%， 是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年均增长2.9%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3%的两倍以上。这就使东亚使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和投资市场之一。亚洲1960年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4%，到1990 年便一跃为占25%。1993年9 月世界银行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把东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称为“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的出现，促使人们去探索它产生的秘密。有人企图从文化观念上加以解释，把奇迹归结于儒家文化。有两位澳大利亚汉学家雷吉·利特文和沃伦·理德写了一本《儒家的复兴》，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台湾《经济日报》1994年3月31日文章《儒学的复兴是21 世纪的管理主流》介绍该书说：“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式管理的时候，利特文和理德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日本文化是由中国文化衍生而来’的事实。东北亚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日本，但是日本的文化、社会、经济却无可怀疑地建基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才是造成西方在经济方面无法与这些国家竞争的主要原因。”应当承认，这两位汉学家列举的动力因素，如日本的质量管理、终生雇佣制、发红奖励、意见建议制度、官员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通产省的推动、贸易公司的动员等等，或多或少都与儒家学说中某些伦理道德观念有联系。但是，对东亚奇迹秘密的这种解释未免过于肤浅了。
首先，上述所谓渗透儒家伦理观的经营方式事实上已经处在变革之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把“终身雇佣制”、“资历工资制”和“企业工会”称为“日本式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在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时期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是自从进入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企业经营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固有的经营方式已不适应企业的发展。一些拘泥于传统经营方式的企业染上了“大企业病”，生产下降，效益下滑，更多的企业开始采取新的经营方式以求获得新生。新的经营方式虽然也注意到保持传统经营方式中有用的东西，但许多革新却是同儒家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相距甚远的。例如新的经营方式重视横向联系，主张分权以代替原先的纵向分工，强调集权；新的经营方式虽然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终身雇佣制”，但基本上都废除了旧的“资历工资制”，实行以重视能力和业绩为主要特征的“实力工资制”；新的经营方式实行鼓励职工创造和革新的“加分考核法”，代替原先束缚职工个性的“减分考核法”；新的经营方式虽然仍提倡维持对企业的忠诚心，但主张人才要有个性和创造性，容许个人主义，企业领导要热心变革。（参见祝寿臣：《“日本式经营方式”处在变革之中》，《参考消息》1996年12月28日）
其次，后发展国家的经济起飞固然有其独特的（或地区的）文化背景。但这种文化影响显然不能同一般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相背离。比如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功显然是同它们转向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性是尊重个体的利益驱动。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千千万万的企业。
在市场中，每个人（企业）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构成经济发展的内驱力；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是经营者的外在压力。二者结合起来，迫使生产者永无止境地提高效率，增加生产，积累财富。而与这种个体的利益驱动相反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是难以成为经济起飞的动力因素的。同前述两位澳大利亚汉学家的断言相反，作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人自己很有分寸地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儒家思想只是一个因素，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似乎是唯一因素。”“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因为有儒家文化背景）自然受到儒家的影响。但对于经济起飞，儒家似乎并不构成动力因素，或者只是其中之一。”“‘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是儒家的”。（见《〈光明日报〉记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的访问》，载《光明日报》1994年 10月7日）这里所说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指的大概就是对个体利益驱动的承认（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个体本位”或“个体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其实，个体利益驱动之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只不过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发展了市场经济，比较成功地利用了个体利益驱动的积极性罢了。那位新加坡教授所说的，无非是强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绝非只靠亚洲价值（儒家文化）而排斥任何西方现代化已有的积极成果；也不是只学西方而排斥儒家文化。“精神上是儒家的”——指的是社会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对儒家精神的运用。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在1995年12月2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中很有分寸地指了出来：“新加坡的发展得力于很好的计划，强有力的措施和稳定的制度。这些……可以说是东西方集权制与西方法律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既吸取了西方依法治国的长处，又保持了东方集权治乱的特色。”（黎民：《摒弃虚华注重实效——关于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
也不能因金融危机而完全否定亚洲价值
由于一些人把东亚奇迹简单归结于亚洲价值，所以当金融风暴骤起，西方一些观察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就在否定亚洲经济模式的同时，也连带否亚洲价值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毫无道理地把“腐败”同亚洲价值等同起来，说：“当世界被最高尚的亚洲价值观念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掩盖了最糟的东西：裙带关系资本主义和腐败。”而这些西方观察家否定亚洲价值的目的，则在于“以一种新的狂热（为东亚国家）开处方，告知它们，美国牌的民主资本主义是唯一治疗东亚疾病的良药。”（见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7年12月5日的文章《让我们不要摒弃亚洲价值观念》）
应当怎样看亚洲价值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呢？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一场来势如此凶猛的金融风暴，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经济，而不可能是文化哲学思想，虽然后者也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还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的一、二年，已经有人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上对当时还“如日中天”的东亚奇迹提出警告。例如，1995年11月20日，美国《新闻周刊》刊载的迈克尔·赫什的文章《哪一种亚洲模式？》指出，已有一些经济学者对该地区国家的政策“开始有怀疑”。其根据是：通常有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通过增加“投入”（例如增加资本投资和劳动力的投入，改善教育）；另一种是通过效率的收益（也就是增加所有投资的收益），而用“总要素生产率”便可以衡量这种效率。就眼前来看，两种方式都可以取得经济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后一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因为一个国家的投入最终是会枯竭的。文章认为，“东亚在向西方的技术靠拢——这是21世纪成功的关键措施——方面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一旦亚洲发现，它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升得太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情况——以致无法压倒西方设计的小汽车和计算机时，就没有什么新的增长的基础了。”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是国际经济的主要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注：克鲁格曼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发表于常常反映美国领导阶层观点的《外交》杂志上。）
1996年9月，日本《选择》月刊（9月号）以及“英国经济及社会研究委员会”的西格尔都发表文章（见西格尔：《英国专家质疑“太平洋世纪”》，载《参考消息》1996年4月22 日）对克鲁格曼的上述观点表示赞同。《选择》月刊的文章《“经济增长停滞论”在亚洲的表现》根据克鲁格曼的论点，要求人们注意亚洲各地的主流产业都是“组装型产业”这一现象。由于东亚地区不少国家“既未在实现技术转让和生产效益上下功夫，也没能形成与组装业相应的周围产业”，因而“实际上形成了偏重投入的经济模式”。长此以往，有的国家（该文指出，如泰国）“由于劳动成本（工资等）的上升，已出现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停滞的局面。”文章举例说，这些国家“要实现假设由100 个部件组装的产品出口，那就需要进口70个部件。因此出口的增长并未直接带来缩小经常项目赤字的结果。”这些地区尽管也搞了向高科技术产业的转移，但由于其资本和主要部件都要依赖从日本等地进口，“因此只能称之为没有根基的高技术产业”。文章最后尖锐地指出：“在只有偏重投入而没有实现整个社会经济体制转变的情况下，亚洲经济的发展限度问题将是今后严峻的课题”。（见1996年10月13日《参考消息》）
在西方经济学家发出上述警报不到一年，“奇迹”就突然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戛然中止（当然是暂时的）。这场以泰铢贬值引发的危机原因很多，其中内因（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是主要原因，而国际货币投机者的投机活动则起了导火线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注：根据《香港大公报》的报道，正是克鲁格曼的分析，“挑起他们（金融市场炒家）兽欲的”。一位参与发动了东南亚货币风暴的炒家说：“我们就像在山岭上俯瞰着鹿群的豺狼。”（见《参考消息》1997年11月17日））。国内有人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归纳为10条（参见李长久的文章：《东亚奇迹和存在问题》， 载《经济参考报》1998年2月4日），其中，第一条就是上文指出的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和竞争力因此下降的问题。国际观察家认为，台湾虽属东亚几小龙之一，却能躲过亚洲金融危机，其产业结构较好是主要原因。1997年12月下旬，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宣布，印尼、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还债信誉等级降级，唯独台湾仍保持很高的信誉等级。其原因，除了台湾从掌管货币政策的官员到银行和公司都坚持财政上的保守管理模式、投资谨慎、岛内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韩国式的大财团而是中小企业等特点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优于别人起了很大作用。台湾的小型集成电路公司和笔记本电脑公司（这些公司在这个行业是全世界最大的）已在同这个地区的高技术公司竞争中渡过难关。这些高技术公司的出口产品占台湾全部出口的40%。正是这种出口结构使台湾的出口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只有20%销往亚洲受打击最厉害的地区。（以上资料来源于道—琼斯新闻社台北分社社长的文章：《台湾渡过了亚洲的风暴》，《参考消息》1998年1月12日）
事实表明，亚洲价值绝不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西方某些传媒之所以频繁指责它，正如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文章所揭露的，是为了告诫东亚国家：他们应当继续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依附于西方，继续走向西方商品和金融开放门户的“经济自由”的道路。东西方的价值观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前几年，一些亚洲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发表过类似“亚洲价值”、“亚洲精神”、“亚洲意识”、“亚洲道路”的言论。这些说法无非是说：亚洲国家在政治上要自立、自强，把亚洲看作亚洲人的亚洲，不再从属于或依附于西方；在伦理上，重视家庭和集体（亚洲价值主要倡导人李光耀明确指出，亚洲价值的核心观念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劳节俭，以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追求享乐的风尚；在经济上则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求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利益，……等等。
亚洲价值一提出，就多次同西方发生“遭遇战”。起初，是在新闻报道问题上的对立。1994年底，美国的“自由论坛”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在香港举行“亚洲新闻论坛”，讨论的主题是：“亚洲价值”与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会上，西方新闻界代表攻击亚洲价值是政府压制民主、控制舆论的口号，而亚洲新闻界的代表则强调新闻自由并非放任无度，不要承担社会责任。争论的热点是：能否把个体至上的价值观灌输到新闻的内涵之中。这样的争论自然是难以产生什么一致的结果的。争论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它本身表明了，亚洲人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敢于向支配了他们几百年的西方价值观说“不”。
这一次，则是两种价值观的矛盾在国际经济领域表现出来。多年来，美国一直指责东亚诸国（日本、韩国等，也包括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没有敞开大门。美国《商业周刊》把不为美国喜欢的这些东亚人的做法称为搞“重商主义”。该刊在1996年4月15 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亚洲的真正威胁：重商主义》的文章中说道：“对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的真正挑战是重商主义。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给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其原因是阻碍美国的出口、对外投资、经济增长和创造高工资的就业机会。……只要重商主义占上风，千百万失业和失去收入的美国人就会认识不到自由贸易的理论成果。日本正在向整个亚洲输出他们的经济模式。韩国是日本的第一个门徒，接着是马来西亚，中国现在正在采用重商主义。”（《参考消息》1996年4月11日）在某些美国人心目中，亚洲价值就是不利于美国出口的“重商主义”。所以亚洲经济灾难一到来，美国就把它视为大好机会以实现其打开亚洲金融市场的夙愿。最近，美国通过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直接地向受金融市场动荡之苦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并以此要求对方接受十分苛刻的条件（包括收紧银根、压缩开支、推进企业私有化进程、任其部分银行与企业关闭破产、提高利率、严格贷款条件、开放投资市场等），这无疑等于开放了各国金融市场，使外国资本长驱直入。
不过，西方传媒的批评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例如关于亚洲国家经济和金融的不透明性的批评就很值得注意。而这种不透明性又同东亚式统制主义传统息息相关。据报道，韩国企业的负债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30家最大财团（它们的财富合计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的负债与自有资本的比例是4∶1。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这种比例“如果放在美国或欧洲，大多数公司都会马上瘫痪”。但由于政府的支持，却得以维持。企业背负沉重包袱，亏损严重，不得不相继破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坏帐比例因此大增，接近泰国的20%的水平。这种做法，根源在政府及其腐化。英国《经济学家》评论说，“没有一个国家像韩国政府那样如此严重地干预银行业务，把银行视为政策工具之一，命令银行必须贷款给某些信用不佳的大财团和企业”。政府这样做，是因为官员们追求“寻租活动”。日本《时报》说，“政府高级官员直接参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活动，……企业再把巨额利益输送给政府的这些高级官员。”几位前总统或其亲属都涉及这样的“输送案”。一家西方杂志指出：“韩国的金融体系已经烂到底了。”（资料引自《韩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经济参考报》1998年1月5日）这就是西方传媒谈到的韩国银行体制的不透明性。关于这种不透明性或东亚式统制主义传统，也正是新上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所承认的。（见《当选总统金大中书面答记者问》，韩国《新东亚》月刊1998年1月号）特权与腐败使经济体制被严重扭曲， 今日的经济风暴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我们不能说，亚洲价值本身包含有这种不透明性。但无论如何，面对新总统金大中所说的“官治经济”、“财阀的经营形式”、“政经勾结”等等，单靠鼓吹“社会第一、个人第二”的亚洲价值是软弱无力的。在廉洁政府之下，亚洲价值有助于形成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在腐败政府的统治下，由于政府（国家）是社会的正式代表，所以亚洲价值的整体主义取向反而成了维护东亚式统制主义的一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惩治腐败，才是应当采取的对策。
因此，即使我们不必把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同亚洲价值联系起来，但从进一步吸取经验教训看，也有必要对亚洲价值作新的思考。
超越亚洲价值
我们所说的新的思考，是指：当亚洲经济再现繁荣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亚洲价值？
一位国内的评论家说：到那时，“人们将看到‘亚洲价值’将给亚洲经济带来第二个春天。”（陆亨俊：《“亚洲价值”与金融危机》，《经济参考报》1996年1月26日）对此，我有保留。
一种价值，从某个特定视角看，可能是应当肯定的；从另一视角看，就未必如此。例如，对亚洲价值，从与西方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作文化对抗上看，或从它倡导的勤劳节俭、独立自主来看（陆文正是从这些角度肯定亚洲价值的），给予肯定是无可非议的。但从亚洲价值的核心——整体主义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来看，则又当别论。因为整体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论是对人的个性（哲学理解的个性即个体的主体性）的抑制。这正是我对陆文的结论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换言之，我的观点是：纵使亚洲价值有许多可以肯定的地方，但作为后起国家走向社会现代化根本价值取向，是有缺陷的，是应当被超越的。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两个方面。人们可以视具体环境与具体社会需要为转移，较多地强调矛盾的某一个方面，但决不可以把它们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作为价值观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恰好就是把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分割开来并推向极端。但从近代欧洲国家发展出来的个体主义随同西方文化进入东方社会，而且其弊端日益显露时，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然有理由选择适合于东方文化传统价值观（整体主义）来与之相抗衡。后者在事实上获得社会稳定的巨大效应。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整体主义的特质是偏重于促使、倡导社会各分子向社会领导者认同，由此形成一种向心力。这对于克服类似韩国有过的那种腐败政府与大财团搞“政经勾结”的弊端，肯定不是很有效的手段。弄得不好，甚至可以起到掩饰腐败、保护贪婪的作用。
退一步说，即使政府是廉洁的，光有整体主义也不是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前面提到，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时期起过作用的“日本式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新环境要求给传统的劳动管理制度输入的新东西就是构成旧有的经营方式特征的整体主义的对立面——对劳动者个性的尊重。（祝寿臣：《“日本式经营方式”处在变革之中》，《参考消息》1996年12月28日）日本的有识之士不仅意识到劳动管理制度或传统经营方式需要革新，而且认识到今后的经济发展需要一种超越整体统一的价值观。日本《选择》周刊1995年1月号专门报道和推荐一种“新价值观”， 说“权威主义以及否定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曾经是20世纪价值观的两大潮流。第三种价值观则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其特征是个别人对社会能够显示出其能力，重视责任等等。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关系。”“新价值观的特点是在尊重个人的独立性的同时，寻找与社会合作”，是“关于个人与全体的这种被称为‘综合主义’的新潮流。”
我认为，这样一种避免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偏颇的综合个性与整体的价值观之所以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特别重要，是因为有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它们的文化传统在相当程度上都受儒教影响，偏重于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固然有其种种优点和效用，然而最大的局限则是使人缺乏原创力。台湾《天下》月刊1996年12月号刊载了吴越仪的文章《2020年的世界》，文中尖锐指出东亚经济的最大弱点就在于此。文章从经济发展视角把美国同东亚做对比，说：“美国真正的优势是文化与知识财产这两个非常人性的资源。”“美国在知识与文化上的优势，也正是东亚国家的缺憾。”
东亚经济发展有其优点，如：模仿（这种能力加上东亚的其他特有条件，造就出眩目的成绩），极具弹性的工业（生产的产品可以很快地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储蓄率高（一般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0%至40%），重视教育，具有工作伦理，愿意辛勤工作，等等。但东亚经济发展也有其弱点，如天然资源少、基础建设差、生产的产品种类少，外销的市场又过度集中，一旦西方市场喜好改变，采取保护主义或是价格大幅削减，东亚国家就会受到伤害。东亚国家又缺乏健全的政府、太过依靠西方的科技，使得东亚的经济更脆弱。“更严重的是，东亚国家是构想与知识的输入地区，本身的教育体系未能发展原创的研究。”“现在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与整个产品价格的比例越来越低，附加价值越来越少。附加价值高的是概念与构想。要生产小家电不是难事，难的是开发、设计出新产品。这正是东亚国家最弱的地方。如果东亚的教育不能培养个人的创造力，就会在未来资讯导向、以文化为基础的服务业经济中受挫。”（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24日）
第二，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的时代，亚洲价值的整体主义是最终要被这个时代所扬弃的。这个道理，上面引文中谈到的现在创造业产品中附加价值高的是“概念与构想”，就已经涉及到了。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的标志是智能机器。就是说，智能机器人将取代人的一切体力的、机械的乃至计算的劳动，而把它们所不能取代人的那种活动——有创意的活动留给人。知识经济将使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未来的劳动者就必须是有个性的人。就是说，他的劳动产品就是他的个性的物化。这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将改变工业发达国家中传统的劳动力构成、劳动就业方式、劳动组织机构等。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中，生产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具有独创性：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也就必然要成为有独创个性的人。拿劳动力构成来说，进入70年代后，由于高科技迅猛发展，美国企业中开始出现“金领”（既非蓝领，也非白领）阶层。他们是既有现场操作技能，又掌握系统的技术理论知识的新型员工。“金领”人员在现场生产中表现出可贵的创造性。美国著名的辛辛那提机床公司主管技术的副总裁A.施普德丁认为：“企业纵有周密的发展规划和蓝图，有最先进的设备，但如果生产现场缺乏足够有独创能力的操作工人，企业的一些努力将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导致公司计划的夭折。”
总而言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个性发展的人。亚洲价值作为寻找自己现代化道路的东亚国家对19世纪以来西方工业文明派生物的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文化抗争，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对于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它毕竟是应付不了的。所以我主张：超越亚洲价值，否则你就迎接不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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