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社会学论文,学中论文,地位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此文旨在评估《共产党宣言》在科学的社会学史和经济学史以及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的地位。
一
为了分析《宣言》的科学内容，我们将介绍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并不适合每个人的口味，特别是完全不适合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味，但对于说明问题却大有用处——这就是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我们通过“经济社会学”（德文是Wirtschaftssoziologie）， 描述和解释——或“解释性地描述”——经济方面的有关制度，包括习惯和一切总的行为方式，如政府、所有权、私人企业、通常的或“理性的”行为。我们通过“经济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对在市场机制之类的制度的任何特定状态中起作用的经济机制作解释性的描述。或者用G.科尔姆教授的一个得体的、但含义不完全相同的表述方式：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是人们无论何时何地如何采取安身立命之道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切实安身立命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安身立命之道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这种区别中不存在什么原则问题。这仅仅是一个解释方式问题，就其本身而言，不能说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它仅仅是从“方便”或“不方便”这些范畴的观点来加以判断的。《宣言》的这种经济社会学深藏在被S.胡克教授正确地称作“浓缩奇迹”的历史叙述之中，这种经济社会学比《宣言》中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重要得多，我们将首先加以研究。大致可以肯定地说，它至少包括三个贡献，这些贡献全部被意识形态的偏见所歪曲了，可是至关重要。
1.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
据我看来，对历史的概述指的是只根据经济变化本身来对种种社会结构中及其文化补充物中的变化进行描述，关于“封建社会”曾经解体的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正在解体的方式都是如此。诸如扩大了市场的海外国家的殖民地化，以及后来的使工业生产革命化并在经济上把手工艺人及手工业界判处死刑的蒸汽机和机器的出现等这些事件，被清楚地具体化为纯经济过程中的一些步骤，这个纯经济过程被认为是按照它本身的规律自发地向前发展的，它在自身内部具有自己的动力。所有其他的社会生活——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结构，一切信仰、艺术、习惯和价值形式——也同样明确地被认为来源于那个主要的原动力——它就是由奔驰着的马产生出来的动力。这两个见解界定了马克思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当马克思撰写《宣言》时，他也许并没有如此充分地拿定这两个他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时的见解——《宣言》的高度简练还为作稍有点不同的解释留下了余地。然而，兴许恩格斯是对的；并且，如果他对的话，那么，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应是从1844年开始的。马克思所要求获得的独创性和优先地位常常引起争论。但是这种要求至少同达尔文的要求一个样。在我看来，似乎只有圣西门有权充当真正的先驱角色；我认为，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支持者对如下问题的不恰当的解释：即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究竟是什么——仅仅强调经济条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或者甚至更糟，仅仅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假定马克思打算通过运用来提供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方面所作的解释，那么，我们必须力图同《宣言》本身同样简练地对经济社会学的这一贡献的重要性加以评价。当然，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在《批判》和《资本论》第1卷中所提供的进一步的阐述来这样做。
首先，从经济方面进行解释是一个有用的假设。马克思本人，正如他在《批判》的序言中所告诉我们的，认为这是他的研究中的主要线索。这种解释本身有时非常有用，例如，对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变化的解释；有时则毫无用处，例如，对7 世纪封建领地在西欧的出现的解释——因为在那里，各个阶级的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由进行征服的条顿部落的政治（军事）组织所强加的。我们的确可以从各个方面对这一假设加以说明，例如，考虑过去的生产条件的含义，或者对生产关系或生产条件这个概念另作界定，使之尽可能广泛，以便把人类集团中可见的几乎所有的关系和条件都包括进去。但是读者很快会发觉，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仅会迅速失去这种假设的魔力，而且也会迅速失去它的说明价值。不过，如果我们不对这一假设穷根究底，则它的魔力和价值就都可以被挽救一些。
第二，不应忘记，马克思（深深地渊源于18世纪的思想以及继承了18世纪传统的德国哲学）有一个要与之斗争的敌人和要克服的障碍，它们阻碍了向着可接受的历史理论前进的道路，这种历史理论就是“人类思想的总进步”的学说，它把纯智力的过程作为社会历史中在根本上重要的、独立的、变化无常的过程，这一学说从孔多塞到孔德和J.S.穆勒获得了繁荣发展。如果从经济方面进行的解释只是通过对“客观”经济条件作补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击退了这类东西，那么，单是由于这一功绩，它就在一般的社会学史以及经济学史上占很高的地位。由于这一点，史料编纂、特别是德国史料编纂要大大地归功于它。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马克思主义原理，即，不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方式，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决定他们的思想意识（《批判》的序言）——预见了后来的心理学的许多东西——极易被认为是对经济和政治行为理论的一个主要贡献，被认为是脱离非批判性个人主义的一大步，尽管我们也许并不准备原封不动地接受它。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
《宣言》的正文是以下述句子开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论对历史学家还是对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来说，社会阶级都不是一个发现——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英国古典学派，当时在他们的经济推理中还没有完全接受社会阶级同经济范畴之间的区别，而是仍然习惯于运用手工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些社会学的实体：对李嘉图来说，检察官并不是像清洁工一样的劳动者。并不需要揭示每种阶级结构，不管法律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有上级和下级之分——这是每个学生都知道的事。最后，没有哪个人不明白，阶级结构是许多以集团方式对抗的根源——最非历史的经济学家也必定听说过农民战争和其他类似的情况。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上面引用的那句话包含着社会过程的理论原理时是正确的。这个原理是新颖的，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其含义与在经济方面进行解释是一样的。这个理论可以通过三个步骤来说明。
第一，马克思的阶级完全用经济学术语来界定：生产的社会过程决定参加者的阶级方式的关系，而且是赋予每个人法律的、政治的或简明的实际阶级地位的“现实基础”。因此，任何特定的生产结构的逻辑自然就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逻辑。这显而易见是如此不真实，以致于它似乎比表明这一点、比警告读者不要抛弃最初的见解更重要，这个见解尽管站不住脚，但确实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实因素，即：如果没有某种哪怕可能是不多索取的经济补偿，则没有哪个阶级的地位能超过无产阶级——至少不是在乌托邦之外的任何地方——因为无产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准备为争取这种经济补偿而斗争，经济补偿的提高或降低，如果不是在全部情况下那么至少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或降低是密切相关的。对马克思的理论的批驳，并不是说他看到和强调这个因素，而是说他把阶级现象按因果关系同这个因素联系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因果关系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其中生产结构和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体现直接原因，分析必须深入到这一原因中去，才能找到更主要的原因。
但是，马克思为了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愿望，即为了显示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峙的阵营，他还是进一步削弱了他的阶级结构的经济理论。对于前资产阶级社会，他作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来承认与被考察的现实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各阶级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他还承认，前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些阶级是耐寒的植物，它们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死亡。但是，作为一种到时候必定会占支配地位的倾向，他认为，社会正日益分裂为那两个“敌对的阵营”。这个问题的难点并不在于“旧的”中产阶级——农夫或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存留——会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延缓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者甚至是，这种“旧的”中产阶级可能根本不会消失。难点在于，资本主义过程创造出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它不断地填补当时马克思所思考的大资产阶级和半饥饿的劳动群众之间的空间。它介于非常富裕的人和非常穷困的人之间，并且有时对二者都采取敌视态度，它构成它自身的一个“阶级”。请注意：这种形式并不一定排除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但它可能排除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
第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所具有的特征是，由生产结构决定的阶级方式的关系完全被看作是敌对的关系。马克思自始至终看到的似乎只是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对抗：从本质上和必然性上来讲，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斗争（“阶级战争”）。它们的关系自始至终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术语和类似的术语仅仅意味着价值判断，那么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了——任何人，如果他情愿的话，他有权认为自己被地球上的（n－1）其他居民所剥削。但是，其所指的并不仅限于此的分析家，无权屈服于显然是意识形态上的假定。个人关系和集团关系的复杂结构，至少包括同对立的色彩一样多的协调的色彩，此外还包括根据具体情况而改变它们的色彩的其他因素。对立仍然存在，尽管它们常常是局部的（“垂直的”）而不是阶级方式的（“水平的”）。对于“补偿性地过分强调”对立是情有可原的，虽然马克思企图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即通过他的对利息的剥削理论，来论证对立，可是这种尝试完全失败了。
第三，马克思选择了社会阶级的本质这个概念以及各阶级相互间的关系的本质这个概念，作为他的历史理论的核心：在他的体系中，正是这两个概念完成了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区分一下这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和独立的方面。
我们已经考察过，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不管我们是否接受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表述——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完成，即使作为一种解释工具起作用；没有必要把一种阶级理论嫁接到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上面，并且使这种阶级理论（无论它是什么）成为从经济方面对历史的解释和其他任何东西、特别是对经济过程的解释——这二者之间的唯一联系。但是，如果这么做，那么这也可以通过关于社会阶级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的本质的其他概念来完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极不相同的社会图画，那么，绘制这幅图画的人仍不得不承认这得益于马克思的图画，或者至少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图画的优先地位。换句话说，把社会阶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为历史过程的核心，以及关于阶级文化的概念等等兴许证明在分析方面是有价值的，即使我们拒绝马克思的独特的社会阶级理论。
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政策就是政治；政治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事情。有一点没有任何科学意义，这就是为自己创造某种被称之为“普遍利益”的抽象实体和同样抽象的“国家”，“国家”翱翔于高高的云端并超脱于人类的斗争和集团的利益，它只跪拜在普遍利益的神龛之前。但是，所有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正确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在完全意识到下述事实即商业过程必须根据商人的利益来理解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无视这一明显的事实，即政治过程以及影响经济生活的政治措施，必须根据政治家的利益来理解。政治科学从一产生大概就是它现在慢慢开始成为的那种东西，即对政治生活现实的一种调查，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它还包括选民和政党的社会心理，官僚机构、政治领袖和施加压力的集团的行为等等。英国古典学派，特别是亚当·斯密，本能地理解这些东西，虽然他们没有认识到要直截了当地讨论这些东西的必要性。例如，没有人会仔细地去读《国富论》的第四篇，——如果不研究如下问题的话：在那里，亚当·斯密之所以为自由竞争作辩护，是因为他纯粹是以经济为根据而这样做的，并且他清楚政治学和政治家是什么。尽管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但是真实的情况仍然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当他们探讨公共政策问题时，都不自觉地把现代代议制国家中的政治权威特别是政府看作是一种努力实现人民意志和普遍利益的神。政治科学本身总的来说很少关心它所研究的问题的事实，而且它倾向于对这种普遍利益和人民意志进行哲学探讨。因此，马克思使这种状态从云端降到实际的分析领域，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科学功绩。
不幸的是，对这种功绩的承认必须这样表述，即要与我们对他的社会阶级理论功绩加以表述的方式相同。一方面，他要接受我的口号——政策就是政治只对邪恶的资产阶级世界而言。当无产阶级摧毁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文化时，至少在一个过渡阶段后，不会有阶级存在，因此，也不会有阶级政治存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国家将消亡， 正如列宁首先再一次断言的那样，对人的管理将被降低为像邮政局那样的对物的管理。对此无需加以评论了，除非是为了指出，这简直是以另一种意识形态来取代这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就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而言，现代民主制的政府或执行机构“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至少根据原则， 政党被简单地同马克思主义讲的阶级等同起来了。这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根本不能解释政治生活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后果。如果不从分析政治集团出发，就不可能理解政治学，如果从分析政治集团出发，那么他就会发现，尽管社会阶级（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阶级）关系几乎时时存在，但它几乎永远没有道出全部真理。然而，读者会随时看到，尽管如此，根本之点必须归功于马克思：他将始终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虽然他的种种见解都应当接受进一步研究的考验。
二
关于必定打动每一个读者——社会主义读者比非社会主义读者更加被打动的——《共产党宣言》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第一件事是这一点：在用几个基本正确的有力的证据勾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之后，马克思开始颂扬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这种成就在经济学文献中是无与伦比的。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并且“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等等。〔3 〕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没有一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包括亚·斯密或J.S.穆勒在内——曾经说过这么多。尤其要加以注意的是，对被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忽略的商业阶级的创造性作用的强调，以及对类似商业阶级这样的阶级的创造性作用的强调。我们大多数人，一方面把非资产阶级的贡献——例如，非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贡献——列入资产阶级的成就中，另一方面，又犯下述错误（我认为如此），即把科学和技术算作独立的因素，而马克思的社会学使他能够看到，科学和技术同教育以及卫生领域中的“进步”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因此，最终也是商业阶级的产物——正如商业行为本身一样。再说一遍，从来没有人，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捍卫者写过这样的东西，也从来没有人代表商业阶级作过一番概述，表明他如此深刻、广泛地理解商业阶级的成就是什么，以及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无论这些段落在一个声称是“党”的宣言的文献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对经济分析方面的重要意义都是无可怀疑的。而且马克思不失时机地进行了许多润色，使得这种重要意义更为精确。
第一，商业阶级的创造性作用本身是一种革命的作用。不应把这种作用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的反映，根据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任何创造都包含“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生产的不断革命化”，是一种创造，就是说，存在于任何时刻的生产的任何工业结构都在过时并将进而毁灭：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静止的资本主义则是一种有矛盾的形容。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资本的增加——且不说因节约而造成的资本的增加——正如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是把邮政马车增加到现存的这么多的邮政马车，而是邮政马车被铁路替代。人力资本的增加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附带的事物，而不是这个过程的推动者。
第二，这种持续不断的经济革命会使先前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阶级文明革命化。它打破中世纪的那种束缚了但同时也保护了个人和家庭的环境。它在消灭封建贵族、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同时，也摧毁他们的精神世界。它改变社会的思想。“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4〕——简言之， 它创造了邪恶的、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它用资产者和工人都到处奔走和冒险代替中世纪的“田园诗般的”传统。尤为重要的是，它用马克思认为是一种本质相同的、无可分类的、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取代五花八门的旧式“被压迫者”团体。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的一个主要纽带。谁否认这种看法的力量和敏锐，谁无疑是错误的，正如他照字面理解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样。
但是，第三，在那种描绘中存在着三个纯经济学的特征，所有特征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看法都是重要的，所有特征在分析的时候都可以按不同方向加以发挥，但马克思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特征作过这样的表述，使我们得以认为具有这些特征的明确“理论”是属于他的。
首先，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起码是事后知道，资本主义有着巨大发展的倾向，虽然我们中有一些人似乎倾向于否认资本主义的进化的这种特征的必然性。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特征的必然性，或者自认为他看到了这种特征，但是没有一个专业经济学家会否认，需要有比他在阐述中的提示更多的东西才能确立上述观点，说明它会经受住、或表明它能经受住科学的考验。也许因此就产生了马歇尔的递减成本曲线，沿着这条曲线，不断增加的公司都朝着垄断或求过于供的市场情况蜂拥；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丝毫没有这种迹象。这里谈的还是“危机”，引证这些危机来说明下述原理，即“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5〕在危机期间爆发“生产过剩的瘟疫”。 除了承认这种现象（还有它的“周期性”）以及它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外，这并无多大意思，而只是使人联想起傅立叶的频繁发生的危机。如果这个段落中暗含着某种理论的话，那么，它也不是可以属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理论。最后，有一种观点：资本主义过程不仅创造“无产阶级”，而且，由于其固有逻辑特性，肯定使它的状况日趋恶化。正是这个因素被设想为可以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假想的无能：不可能做到先前的各种社会形式所能做到的事情，即养活它的奴隶或农奴；“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做……统治阶级了”并且“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6〕这预示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发挥的那个崩溃理论，这一理论在作了许多支吾其词的解释之后最终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了。而在《宣言》中，这一理论甚至缺乏像它后来所得到的那么多的证明。被提供出来支持该论点即实际工资趋于降低的一切证明就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7〕这听起来很像粗制滥造的李嘉图主义。 除了这一显然不足以建立该论点的段落外，《宣言》在技术经济学方面所表现的修养比我们打算归属于1847年时的马克思的修养甚至还要少些。就这些纯经济学的条目而言，甚至不存在多少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即不存在多少预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的技术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剥削”这个词出现了，但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要发挥特殊的剥削理论。“资本”占据着光荣的位置，但对他在后来的日子里精心阐述的资本理论却只字未提。至于价值，只能说当时马克思或多或少是在追随亚当·斯密理论中的李嘉图式的观点，但却根本没有谈他自己最终对价值的看法。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回答了《共产党宣言》在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发展中所占的地位问题。这种回答既符合实实在在的证据，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关于他的生涯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谈的情况，实际上说得很清楚，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他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无疑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比以前快得多的进展。在巴黎，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他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这对于一个原来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即使到了1847年，他还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只是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他才成为经济学家，成为当时最有学问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大英博物馆和第恩街上那套小公寓里竭尽全力不停地工作。而他的这项工作所要实现的社会观点，不仅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而且在经济学方面，在他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就完全形成了。没有给这部著作增添任何本质性的东西或者抛弃其中任何本质性的东西。这种观点包含着一个研究计划。因此我们可以把《宣言》称作马克思后来的全部工作——1848年以前出版的任何其他著作不包括在内——的序曲。《宣言》不仅预示了将要加以发挥的课题和将遵循的路线，而且预示了他必然遇到的困难。
闫月梅 节译
译者：闫月梅，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翻译，北京，100032
注释：
〔1〕〔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274页。
〔3〕同上，参看第276、277页。
〔4〕〔5〕同上，参看第275、278页。
〔6〕〔7〕同上，参看第284、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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