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人物论文,全国首届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于4月23至26日，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和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58人与会，向大会提交论文56篇。经过几天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袁世凯研究的认识和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给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研究辛亥革命等都离不开袁世凯这个人物，应该加强和深入对袁世凯的研究。
在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上，学者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均承认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时所起的作用。有学者将袁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民元前积极进取，发挥重要作用，民元后政治上倒退，走向反动，并自取恶果。有学者则把袁世凯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进行考察，认为袁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称帝，自取灭亡，认为评价袁氏不能因为袁后来称帝而忽略他早期的贡献，也不能因为他早期的贡献而掩盖他后期称帝的罪恶。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即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北京政府的统治，袁在政治上反动，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更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政治建树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依照《临时约法》，执政的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依法进行选举，召开国会。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推行军民分治，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等。他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问题是为什么袁世凯在集权专制完成后走向帝制，犯下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呢？认为是制度错失和文化状况所致的恶果。还有学者对清末民初元首更替进行政治解析，探讨国家政治形态的演进和政治权力的变异，以加深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艰辛历程的理解。这完全是一种新的视角。
二、开辟了袁世凯研究的新领域。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袁世凯的研究也有了较高的起点。但学者关注最多的还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袁世凯与社会问题，过去几乎无人研究，它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
比如袁世凯与禁毒、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与赌博等问题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大问题。作为统治阶级中重要人物的袁世凯，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与做法，对近代社会有着较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袁世凯的作用不容忽视。有学者认为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值得关注，他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与他对革命党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帮会既查禁，又利用，标准为是否为我所用。有学者对袁世凯与赌博问题进行梳理，认为晚清社会，赌风日炽，禁不胜禁，成为社会一大痼疾。袁世凯对赌博却矢志禁绝，在小站练兵时期、督抚时期以及民国初年均厉行禁赌，范围包括治军、从政、教育乃至日常家庭生活。袁之厉行禁赌，整肃了社会风气，赢得了政治声誉。
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以往学术界几乎是个空白。由于袁世凯长期被视为反动人物，外国顾问则是侵略分子，所以无人涉足这一问题。会议在此问题上有重大突破，有4篇文章涉及2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莫理循，一个是有贺长雄。通过袁世凯称帝和《二十一条》两大重要问题，揭示出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在1915年8月以前，莫理循对袁世凯极力效劳，维护袁世凯和中国的荣誉与信用，袁世凯对他也很欣赏。对袁世凯的帝制，莫理循极力反对。袁世凯后来延缓和撤消帝制，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采纳莫理循的建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有学者对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莫理循进行研究，认为作为中国雇员的莫理循，全心辅佐袁世凯，在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世界舆论支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有学者考察了民初袁世凯集权、称帝过程中有贺长雄在理论上的重要作用，认为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理论家，是民初袁世凯施政的理论指导者。
三、进一步深化了以往的研究。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对袁世凯在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没有深入下去。本次会议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至少有7篇文章涉及到这一问题。尽管大家的看法不很一致。但对袁世凯在这场法制改革中利用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积极参与，对推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有学者对袁世凯在天津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袁的改革，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对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问题，以往的研究过于简单化，主要集中在袁世凯集权专制方面，集中在袁与革命党人对立斗争方面。本次会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研究，有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有学者对清政府旧的政治权威被推翻，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以来新的政治权威尚未被地方接受，如何恢复中央权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袁世凯面临的首要问题。袁采取传统集权思想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但最终走向了集权的反面，从而导致了中央失去统治权威，北洋系分裂，国家陷入军阀内战和割据的混乱局面。有学者则从袁世凯政府和地方议会的关系考察，认为袁世凯中央政府和地方议会的矛盾和斗争、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对于初建的民国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立法或其他途径逐渐解决。但地方议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中央政府的争吵之中，影响了地方议会正常职能的发挥。而袁的中央政府，则利用强势地位以命令和实力代替法律，解散议会，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由此说明民初政争的复杂性。有学者则以广西边疆地方政府为例，对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经济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他们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但均从维护统治和各自的利益出发，从根本上制约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于袁世凯晚年复辟帝制，本是一个老问题，但过去的研究也似简单化，把袁称帝完全解释为个人行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对袁个人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学者具体考察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从民初政治运作实践及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探讨袁世凯思想演变的轨迹，提出袁世凯帝制自为，既有其历史的必然，也有一系列偶然因素在其中起促进的作用，论述颇有新意。
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是学者们注意的焦点，但列强干涉的细节、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日本在列强中的突出地位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有学者就《近代史资料》新近译载的档案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之不足。尤其认为列强干涉洪宪帝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但客观上有助于制止帝制在中国的复辟。还有学者对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洪宪帝制不是一场简单的封建帝制复辟，而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建，是近代中国政治历史变化的产物。
关于《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袁世凯之所以被称之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他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屈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侵华要求。但以往的研究立场多站在国民党方面，认为袁为了称帝而接受。其实《二十一条》与袁称帝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有学者对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袁接受《二十一条》并不甘心情愿，而是进行了相当的抵制。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既有侵华的用意，同时也有去袁的打算，是日本实施的一箭双雕之计。
对袁世凯及其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以往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有学者做出新的解释，认为袁执政时期，其丰富的外交经历与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实施“元首外交”，亲自处理各种外交活动。他处理外交的思路和做法，对民国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如其“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方针，在处置西藏问题时，采取搁置的方式，以待时机，就有可圈点之处。
四、袁世凯史料的搜集整理。
尽管当前学术界在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等方面多有创新，但任何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此次会议则继续宏扬了史学的优良传统。如袁世凯与莫理循、与《二十一条》等文，就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国内外的档案资料。有学者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关练兵处、袁世凯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介绍。有学者多年来不畏艰辛地搜集袁世凯资料，准备编撰《袁世凯全集》。此次会议首次以“《袁世凯全集》介绍”的形式，介绍了10余年来搜集资料的情况和资料价值，《全集》拟最大限度地搜集海内外公私收藏、已刊未刊的文献资料。举凡署名袁世凯或以袁世凯名义公布的文字，包括奏折、各种体裁的公牍、电报、函札、命令、任命、照会、谈话、诗文、题词以及其他各种文体的文字、文献字数达1200万字左右，未刊不下三四百万字。殷切期望这些资料早日刊布。
五、史实考证和史料新析。
史实考证既是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治史的必然功夫。袁距我们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政局不稳、内战不断，或一些事件本来就处在非常秘密的状态，很少有人知道内幕，给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难。比如袁世凯戊戌告密，以往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之一即八月初四日袁氏告密说。有学者以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考证袁氏告密不可能在八月初四日，考证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纯属子虚乌有。
宋教仁遇刺案是民初的第一大要案，谁是刺宋主谋，当时人们就指向了袁世凯，研究者也似乎无疑义。有学者从袁的信仰特别是通过对袁“主谋说”的原始依据（电函）的逐条分析，认为从袁世凯当时的身份、地位，从宋教仁对袁构成的威胁程度，从在上海行刺的困难度，认为传统说法缺乏真凭实据，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此为一种全新的观点。有学者与此完全相反，为赵秉钧喊冤，认为赵是代袁受过。宋案主谋到底是谁？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激烈争论。
六、台湾地区、国外袁世凯研究状况介绍。
大陆学者重视对袁的研究，台湾学者比大陆学者起步早、成果丰。有学者对台湾地区袁世凯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介绍了台湾学者对袁世凯一生的研究、阶段性的研究，以及袁氏的人际关系、亲属回忆、弟子研究，及资料整理与出版情况，使人们对台湾的袁世凯研究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袁世凯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对袁世凯的研究向来为欧美及日本学者所重视。有学者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麦金农的专著《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中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认为麦氏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它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关晚清朝廷政治方面的内情，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其对袁世凯直隶改革和他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关系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则丰富和深化了以往国外学者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这些也是国内袁世凯人物研究所不能涉及的。但国内学者对该书中有关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不具有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以及关于袁世凯并非近代军阀的说法提出了与麦氏相反的意见。
总之，这次会议成果丰硕，显示了目前袁世凯研究的最新进展。会议的召开大大推进了对袁世凯的研究，而对袁研究的深入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