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作用*
范 伟1任梦梦1肖俊泽1简增郸1杜晓明1傅小兰2,3
(1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 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082)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101)
摘 要 本文通过4个实验考察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影响存在的条件及其机制。实验1考察羞耻情绪对欺骗的影响, 结果发现羞耻组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显著低于控制组。实验2将羞耻分为道德失范和能力不足两种情景, 考察羞耻对欺骗产生影响的条件, 结果发现, 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欺骗行为显著低于能力不足羞耻组和控制组。实验3a考察道德失范所引发的羞耻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 结果发现, 羞耻情绪诱发组的自我控制任务成绩显著高于未诱发组。实验3b考察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当个体的羞耻情绪由道德失范而诱发时, 会遏制其欺骗行为的产生；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机制可能是： 感受到羞耻的个体, 为恢复和保护受损的道德自我, 通过调集更多自我控制资源的方法影响欺骗行为的出现。
关键词 羞耻情绪； 自我控制资源； 欺骗行为； 影响机制； 中介作用
1 引言
从古至今, 欺骗普遍存在并且以多种形式展示, 比如, 从清代黄六鸿提到“乃有奸徒, 安立炉灶, 专造假银, 欺骗愚民” (柏桦, 2007)； 到如今, 经济诈骗、自发欺骗、学业欺骗、伪装等欺骗手段层出不穷(Hetherington & Feldman, 1964； Ding, Gao, Fu, & Lee, 2013)。Bok认为, 欺骗是指个体为了误导他人,向他人传输错误信息, 让他人相信本不相信的事(Bok, 1978)。欺骗行为(deception behavior)指意图培养他人的误信念(false beliefs), 以使他人产生错误或进入误区的行为(刘秀丽, 车文博, 2005)。基于Jones的定义, 他将欺骗行为归为不道德行为(Jones, 1991)； 也有学者把攻击、欺骗等行为等统称为不道德行为(Wong, Haselhuhn & Kray, 2012； 董蕊, 倪士光, 2017)。有研究认为欺骗是一种典型的、常见的不道德行为(李小平, 云祥, 2012)。不道德行为是一种对他人有危害, 而且不被社会道德所接受的行为(Jones, 1991)。通常, 欺骗是为了获得私利(Wyer, & Epstein, 1996), 欺骗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社会性和自私性, 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 大多数欺骗行为的动机是利己主义。生活在当下的环境中, 和谐共赢的社会强调亲社会行为, 因此, 我们需要从各方面预防和抵制这种不道德行为, 并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出现。
丁小强上了车，看了杜一朵一眼，说一朵啊，你看好了，别让你叔叔缴公粮，要缴也要让他回家缴。杜一朵也喝了不少，乜斜了丁小强一眼，主席的酒肠子长着呢，一时半会缴不了。丁小强系安全带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他说，老杜，你的手哪里不好放？要放在美女的大腿上。老杜嘟哝一句说，今天不放，以后哪还有我的机会。身子故意一软斜刺里歪倒下去，丁小强惊呼，小心他吐。
道德情感可以激发个体的道德行为, 抑制不道德行为以及鼓励个体按照公认的是非标准行事(Cohen, Wolf, Panter, & Insko, 2011)。正如Tangney所说, “道德情感提供了动力、力量和能量去做好事并避免做坏事” (Tangney, Dearing, & Gamble, 2003)。研究者们认为道德情感对于阻止不道德和反社会行为至关重要(Eisenberg, 2000； 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a)。国外Cohen把羞耻情绪被定义为一种情感倾向, 羞耻情绪与内疚情绪都属于道德情绪(Cohen et al., 2011)。国内俞国良也认为羞耻情绪是属于道德情感, 羞耻情绪可以促进良好道德行为和遏制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俞国良, 赵军燕, 2009)。所以, 羞耻情绪可以激发人们产生积极的亲社会行为或是遏制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以提升自我的道德形象。羞耻通常是人们在失败、违背了道德或社会规范之后感受到的一种社会情绪(Izard, 1977)。国内外的研究者认为羞耻可以激励个体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 进而成为激励个体积极向上的动力(高学德, 2006)。也有研究发现羞耻情绪能够诱发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比如捐赠、合作、赠送礼物, 尤其是在那些使人们感到羞耻的社会情境中(de Hooge, Breugelmans, & Zeelenberg, 2008； de Hooge, 2014)。曾燕玲的研究也表明羞耻情绪对欺骗等不道德行为起到了明显的遏制作用(曾燕玲, 2016)。这些研究说明羞耻情绪可能对行为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 并对欺骗等不道德行为具有遏制作用。
羞耻情绪可以产生积极作用, 这表明羞耻情绪可能会激发人们产生积极的社会行为, 以恢复受到威胁的自我(de Hooge, Zeelenberg, & Breugelmans, 2010, 2011)。拥有积极的自我是羞耻情绪诱发弥补行为的核心动机, 由于个体需要维持积极自我, 此时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另外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重新达到自己的目标, 如增加自己的亲社会行为或是努力克制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以提升自我的道德形象。当人们遭遇羞耻时会如何表现？时而会因为感到羞耻无地自容, 时而又因为羞耻发奋图强, 甚至还会因为它恼羞成怒, 似乎总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一些研究认为羞耻在情绪效价上为负性情绪, 是一种消极痛苦的情感体验, 为了保护积极自我, 羞耻比其他负性情绪更容易使个体对形势进行恶性估计和陷入灾难化的想象, 出现回避甚至攻击等反社会行为(Gomez, Bounds, Holmberg, Fullarton, & Gomez., 1998； Hundt & Holohan, 2012)。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 羞耻是一种道德情绪, 为了恢复积极自我的动机, 道德情绪既可以促进个体道德行为和品格的发展, 也能及时阻止一些不道德的行为的发生, 迫使其符合社会道德规范(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b； de Hooge, Breugelmans, Wagemans, & Zeelenberg, 2018)。近年来, Hooge提出了动机理论,试图从动机角度出发调和上述两种矛盾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大部分的羞耻是由于个体的能力不足或道德失范暴露在公共环境中并且它与两个动机息息相关：个体总是试图在保护积极自我和恢复积极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由于保护和恢复积极自我的动机会在羞耻的过程中都起作用, 因此, 羞耻个体能否产生亲社会行为, 关键由引起羞耻的具体情景(能力不足和道德失范)而定(de Hooge et al., 2008； de Hooge, 2014)。
以往的研究发现欺骗行为发生后人们可能会产生羞耻情绪(Seiter & Bruschke, 2007), 但是在欺骗行为产生的机制上并没有更多的研究。有研究发现, 个体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与自我控制密切相关(Muraven, Tice, & Baumeister, 1998； Shmueli & Prochaska, 2009 范伟 等, 2016； Stucke & Baumeister, 2010； Keltner, & Haidt, 1999)。那么欺骗行为这种消极行为与自我控制资源会是什么关系呢？有研究发现, 相比于自我控制资源充足的被试, 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被试更容易经不住诱惑而产生欺骗行为(Muraven et al., 1998)。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 而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都需要个体运用自我控制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 当个体处于损耗状态时容易做出不道德判断和不道德行为(Dewall, Baumeister, Gailliot, & Maner, 2008； Mead, Baumeister, Gino, Schweitzer, & Ariely, 2009； Gino, Schweitzer, Mead, & Dan, 2011； 董蕊, 倪士光, 2017)。有研究认为自我衰竭可以预测问题解决任务中的欺骗行为(Muraven, Pogarsky, & Shmueli, 2006)。自我衰竭会增加吸烟者的吸烟行为, 无论被试是否戒烟, 在经历自我损耗后吸烟行为都会变得更加频繁(Shmueli & Prochaska, 2009)。当个体处于自我衰竭状态时, 他们还可能产生各种冲动和攻击行为。Baumeister认为, 暴力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自我控制的崩溃, 因为自我衰竭的个体更难对生气冲动采取限制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 在道德层面, 当个体处于自我衰竭状态时, 自私自利的不诚实行为会更容易发生(Baumeister, Gailliot, Dewall, & Oaten, 2010)。还有研究发现, 在排除了特质自我控制的因素后(选取的被试均为中等自我控制能力水平), 相比于控制组, 衰竭组有更多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Keltner, & Haidt, 1999； Stucke et al., 2010； 范伟 等, 2016)。
根据Hooge的理论, 遭遇羞耻后的个体会产生恢复和保护积极自我的动机从而影响后续的行为。而个体欺骗行为又与自我控制资源密切相关, 同时, 自我控制资源分配模型认为, 个体根据自身行为动机调节自我控制资源的分配以达到行为目的(de Hooge, 2014)。但是目前学术界对羞耻情绪和自我控制资源的研究较少, 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晰。能量保存观指出, 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 它会被消耗, 但同时自我控制资源也能被保留和恢复。那么, 本研究探究的羞耻情绪对于自我控制资源来说, 到底会因为这一种消极的体验, 从而消耗自我控制资源； 还是能够作为一种道德启动或行为动机, 在一定时间内提升自我控制资源呢？
综上所述, 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下列问题。第一,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是什么？欺骗作为生活中常见的不道德行为, 在羞耻情绪被诱发的情景下, 个体到底是会展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还是会采取克制行为来积极维护和修补自身形象, 从而表现得更加诚实呢？第二, 羞耻情绪都能减少欺骗行为吗？沿着Hooge学者将羞耻分为不同情景讨论的思想, 我们将羞耻的诱发细分为能力不足的羞耻和道德失范的羞耻, 两种羞耻情景损害的是不同的自我维度, 前者是能力上的, 后者是道德上的, 能力不足的个体可能更多是为了面子而采取行动(王轶楠, 杨中芳, 2007； 赵昌平, 2010)； 而道德失范的个体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某种道德启动而采取相应的行为, 因此, 两者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可能并不一致。本研究主要考察道德失范和能力不足两种不同的羞耻情绪, 是否为了恢复或是挽回个体形象而做出亲社会行为, 减少欺骗呢？这是以往研究没有探索的问题。第三, 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在探究完各种不同情景的羞耻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之后, 本研究提出一个理论设想, 前人认为自我控制资源对欺骗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同时, 情绪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 那么, 羞耻情绪对个体欺骗行为的影响机制, 是否是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从而施加的影响呢？
(1) 提出了转向架结构弹性振动是导致轨道悬浮不平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需分析转向架结构的固有特性，来解决列车振动问题。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研究框架(见图1),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知, 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会增多欺骗行为的出现。但是本研究目前还不知：羞耻情绪以及不同情景的羞耻对欺骗行为有何影响； 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 最后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过程中, 自我控制资源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是本研究所要探索的问题。
3.3.2 任务时长
(1)通过实验1, 验证Hooge的理论, 探究羞耻情绪是否影响欺骗行为。
(2)在Hooge关于羞耻情绪研究的理论基础上, 实验2继续探讨羞耻影响欺骗行为的条件, 将羞耻分成能力不足和道德失范所诱发的羞耻, 考察在这两种不同情景下的羞耻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完善其理论。
(3)实验3a和3b探究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 即是否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来改变行为方式。
2 实验1：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目的：探究当个体的羞耻情绪被诱发时, 个体会表现更多欺骗行为和倾向还是遏制欺骗、抵御诱惑坚持完成任务, 以及其反应时与未诱发的个体是否存在差异。
2)商品模块：商品模块分为商品发布、商品分类浏览、商品详情页浏览、购物车等模块。商品发布可以让用户输入名称、价格、新旧程度、描述以及上传不大于2M的5张以内图片；商品分类浏览是在首页，以男装、女装、数码等类别分别展示给用户；商品详情页浏览是让用户能够清晰地看到该商品的更加全面的信息；购物车是用户存储着的商品，以备用户随时进行购买或取消操作。
实验假设：当诱发羞耻情绪时, 被试会产生更少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 当诱发羞耻情绪时, 被试进行决策的反应时会更长。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首先，从地方高校领导层面看，大多数地方高校领导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视不够，对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认识不够全面，较少关注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导致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缺乏具体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保障，经常停留在理论或口号上。
选取湖南师范大学53名非心理学专业大学生作为被试, 剔除情绪诱发失败被试3名, 共50人(年龄20.22 ± 1.45岁)纳入统计分析。被试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史,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均为右利手, 所有被试之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被试被随机分为羞耻情绪诱发组(以下简称羞耻组)和未诱发组(简称控制组), 每组各25人, 其中羞耻组(男生有13人), 控制组(男生有15人), 两组被试在年龄和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保证了每组被试的同质性。实验前所有的被试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得到一定的报酬。
2.2.2 实验材料
随改性时间增加，温度、浓度和功率的提高，硝酸的脱灰和氧化活性炭的程度提高，扩孔能力增强，产生新的微孔的同时也使部分微孔转化成中孔，有利于I-3的吸附。颗粒粒度对碘吸附的影响不大，超声波可以加速传质速度，可以使酸快速渗入到活性炭内部。
图1 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
(1)羞耻情绪诱发材料。英文词汇量测试APP和虚拟成绩单。词汇测试APP采用“沪江开心词场”, 每次测试随机出现50个难易不等的单词, 按照词汇量大小分为从高中到托福8个评定等级, 每次测试时长约3分钟。虚拟成绩单包括30名虚拟同学的成绩, 其词汇量和评定等级均远高于被试。
(2)羞耻情绪测量材料。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评价自身体验到的羞耻情绪程度。共3题, 分别为“我认为该任务一定程度暴露了我的缺陷”、“此刻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愧”, 其中“1”代表没有此种感受, “7”代表此种感受很强烈。
3.2.4 实验任务
(4)诚信评价问卷(自编)。参考网络大学生诚信调查问卷, 选取10道题目, 每题1至4分, 分数越低, 说明个体越诚信。
2.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羞耻组、控制组)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为行为实验结果(反应时、欺骗次数、欺骗倾向次数)。
2.2.4 实验任务
(1)羞耻情绪诱发任务。简单任务失败范式, 羞耻组被告知将要完成一系列学习能力测试任务, 第一个任务十分简单为一个英文单词四级词汇量测试任务, 任务时间为3分钟, 在手机APP中的“沪江开心词场”进行, 在被试完成后, 向其展示成绩单(此为模拟成绩单, 成绩单中出现的其他被试的成绩已事先填好, 成绩单中包括与羞耻组被试同行的控制组被试的姓名, 被试将看到自己的成绩远低于其他人, 排在倒数), 并告知被试需在成绩单上签字。
慢性心力衰竭合并2型糖尿病是慢性心力衰竭的常见并发症，近年来，其发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发展，为了探讨有效的治疗方案，本组实验特意选取病例，对比探讨雷米普利与替米沙坦的治疗效果，旨在为患者筛选最佳方案，改善预后，现将具体结果报道如下。
(2)欺骗行为考察任务。采用修改后的视觉-感知任务(Chance, Norton, Gino, & Ariely, 2011), 由E-prime 2.0编制。告知被试这是测试其学习能力的第二个任务, 考察其视觉敏锐能力和快速识别的能力, 被试会看到一个带有30个红圆点的正方形, 正方形被对角线分为左右两半, 30个红圆点不均匀分布在对角线两边,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左右哪边红点多。当被试判断左边红圆点更多时得0.5元, 判断右边红圆点更多时只得0.01元, 最终根据判断的次数(而非判断的正误)计算被试的报酬。同时被试被告知该实验的次数由其表现决定, 只有当所得金钱到达一定数量时, 该游戏才会结束。在呈现目标刺激时, 被试的任务是认真看刺激并进行分类按键反应, 要求做到快速准确。如果被试认为左边红圆点更多, 则按“1”键； 如果被试认为右边红圆点更多, 则按“2”键； 每100个trials中, 有25个trials左边红圆点明显更多, 若被试判断左边红圆点更多, 即按“1”, 则被试是诚实的； 有25个trials右边红圆点明显更多, 若被试仍然按“1”判断左边红点更多, 则被试有欺骗行为； 另外50个trials中, 左右两边红圆点数目相等, 若被试更多地判断左边红圆点多, 则被试具有欺骗倾向。正式实验有200个trials, 分2个blocks, 每组100个trials (见图2)。
2.2.5 实验程序
一组被试(两人)前往实验室, 羞耻组和控制组各一人, 逐一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 实验步骤如下：
(1)被试被带入实验室后被告知接下来将参与一系列学习能力预测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语言能 力的评估, 能力不足羞耻组采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诱发羞耻情绪； 道德失范羞耻组采用情景代入法诱发羞耻情绪； 控制组完成一个简单的初中英语作文阅读并抄写任务。而后完成情绪诱发的操作检验, 填写李克特7点量表评定其感受到的羞耻和内疚程度。
(2)填写李克特7点量表评定感受到的羞耻程度。
(3)第二个任务为考察其视觉敏锐度和快速识别能力。实际上羞耻组和控制组在计算机上完成视觉-感知任务, 考察被试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
(4)被试填写诚信评价问卷和道德同一性问卷, 其中一半的被试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填写这两个量表,另一半被试在完成实验之后填写这两个量表, 目的是消除正式实验可能造成的影响。
2.2.6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软件SPSS 19.0采集录入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
图2 视觉-感知任务流程图
2.3 实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软件SPSS 19.0中文版进行采集录入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
(1)道德同一性问卷的结果(如表1), 羞耻组和控制组被试在道德同一性各因子及总分上, 差异不显著。
表1 道德态度差异检验(M ± SD )
(2)通过对诚信评价问卷评定可知, 两组被试在诚信得分上, 羞耻组(11.60 ± 1.08)和控制组(11.08 ± 1.07)无显著差异, t (49) = 1.70, p ＞ 0.05。
“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国广大职工要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把自身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以不懈奋斗书写新时代华章，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3)通过对情绪诱发的操作检验可知, 羞耻组的羞耻程度(5.30 ± 0.89)显著高于控制组(1.40 ± 0.50), t (49) = 19.11, p = 0.003, Cohen’s d = 0.41。羞耻组报告其体验到羞耻情绪, 该范式显著地诱发了羞耻情绪。
2.3.2 决策反应时
通过独立样本t 检验可知, 羞耻组所用的反应时(295.82 ± 45.06ms)显著长于控制组(254.19 ± 49ms), t (49) = 3.11, p = 0.004, Cohen’s d = 0.23。
2.3.3 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2), 羞耻组无论在欺骗行为还是欺骗倾向的各项指标均远低于控制组。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独立样本t 检验的结果(如图3)所示, 在欺骗行为上, 羞耻组的欺骗行为次数显著低于控制组, t (49) = -5.13, p ＜ 0.001。在欺骗倾向上, 羞耻组的欺骗倾向显著低于控制组, t (49) = -3.08, p = 0.006, Cohen’s d = 0.26。
2.4 讨论
图3 羞耻组和控制组被试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的结果比较图。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本实验通过简单任务失败范式成功诱发了被试强烈的羞耻情绪, 采用视觉-感知任务考察被试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 探讨羞耻情绪对欺骗的影响。采用道德同一性问卷和自编诚信问卷考察被试 关于诚信的基本道德水平。结果表明, 所有被试的道德态度和诚信水平无显著差异, 从而排除被试特质诚信水平差异给实验造成的影响。不论是从反应时间, 还是从个体行为来看, 控制组更倾向于做出欺骗行为反应和倾向, 而诱发组更倾向于做出诚实行为反应和倾向, 两者差异显著, 符合研究假设, 说明羞耻情绪遏制了欺骗行为。
分析相关结果可知, 羞耻组在进行决策时用的时间比控制组更长, 符合本实验的假设, 但是前人的研究中并没有考察羞耻情绪对决策反应时的影响(曾燕玲, 2016)。我们认为, 羞耻个体的决策时间更长的原因可能是羞耻组的个体在体验到羞耻后, 期望在后续的任务中展现出更好的自我, 来维护自身的道德形象, 因此在决策时调集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以确保反应的正确性, 而自我控制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羞耻组所用的决策时间更长。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Hooge的理论。当后续任务能有效帮助被试恢复受损的道德自我时, 被试有可能减少欺骗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以提高自己的道德自我, 从而缓解羞耻感(曾燕玲, 2016； Depaulo et al., 1996)。但在实验1中, 还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 即简单任务范式诱发的羞耻可能来自于能力形象受损, 而非道德形象被破坏, 此时被试为弥补受损害的“面子” (王轶楠, 杨中芳, 2007； 赵昌平, 2010), 强迫自己做出更加“正确”的行为来获取更好的表现和他人的认可, 此时, 被试主观上并不在乎是否诚信, 只是为了按照主试的要求, 表现出有更高的“视觉能力”。因此, 个体在该实验中的行为到底是为了弥补道德上的自我受损还是能力上的自我受损, 我们尚未完全厘清个体行为的动机。并且有人认为简单任务失败范式所诱发的情绪不仅有羞耻, 而且还有内疚情绪, 这是一种由于个体做错了事违反了规则而产生的带有惭愧、不安、自责的内心情感体验(高学德, 2006； 冷冰冰, 王香玲, 高贺明, 李富洪, 2015； 覃雅兰, 2017), 为了更好地区别羞耻和内疚情绪,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要将其合理地排除。
实验2将对实验1做进一步的推进, 更全面地探讨羞耻情绪对个体欺骗行为的影响； 其一, 将诱发的羞耻情绪分为两类, 由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羞耻和因道德失范而导致的羞耻, 前者仍采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进行诱发, 后者采用情景代入法选取与道德有关的典型羞耻事件诱发羞耻, 以考察不同的羞耻源对个体的欺骗行为是否会有影响； 其二, 在操作检验中加入排除内疚情绪的题目(“此时你感到很内疚”)； 最后, 采用新的欺骗任务范式, 实验1的范式无法将被试展现道德和体现能力的行为区分开来, 新的范式可以将两者分开进行考察, 在新的实验任务中, 被试要么选择拒绝欺骗, 体现道德, 要么选择表现优异, 展示能力。
3 实验2：道德失范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3.1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目的：在本实验所采用的范式下, 探究不同情景(能力不足的羞耻, 道德失范的羞耻)诱发羞耻情绪的个体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实验假设：羞耻组(能力不足和道德失范)的任务用时显著长于控制组； 能力不足羞耻组个体欺骗行为显著高于其他组； 道德失范组个体欺骗行为显著低于其他组。
3.2 实验方法
3.2.1 被试
商品住宅交付时多为毛坯房，绝大多数业主不具备装修专业知识或选择的装修公司不够专业，装修完全从自身的需求出发，随意改变房屋结构和功能。特别是在一些不好的户型中，容易出现大改动，易造成房屋结构的破坏，留下质量安全隐患。部分装修公司自身技术不过关，又缺乏有效的监管，装修完不久就出现吊顶开裂、墙砖脱落等问题，业主无处维权。
选取湖南师范大学非心理学专业92名大学生作为被试, 剔除情绪诱发失败2名被试, 共90名被试纳入统计分析。被试被随机分为能力不足羞耻组、道德失范羞耻组和控制组, 每组各30名被试(其中每组男女各半, 年龄20.5 ± 0.86岁), 在年龄和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保证了每组被试的同质性。被试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史,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均为右利手, 所有被试之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前所有的被试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得到一定的报酬。
3.2.2 实验材料
(1)道德失范羞耻情绪诱发材料。典型羞耻事件(高学德, 2006, 2013)。
(2)能力不足羞耻情绪诱发材料。同实验1。
(3)情绪测量材料。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评价自身体验到的羞耻/内疚情绪程度。共2题, 分别为“目前的情况让我感到羞耻”, “目前的情况让我感到内疚”。
(4)诚信评价问卷(自编)。同实验1。
(5)道德品质自我认同程度材料。同实验1。
3.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能力不足羞耻组、道德失范羞耻组、控制组)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为行为实验结果(任务时长和欺骗次数)。
(3)道德品质自我认同程度材料。采用文斌(2012)修订的道德同一性问卷, 问卷包括诚信、守信、负责、真诚和正直5种道德品质, 共20个题目, 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 “5”表示完全同意, 分数越高, 说明个体对诚信道德自我认同程度较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1)道德失范羞耻情绪诱发任务。道德失范羞耻组采用情景代入法, 其中使用典型羞耻事件(高学德, 2006, 2013)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要求被试阅读并抄写特定羞耻情境中发生的故事, 想象自己是情境中的主人公； 控制组采用初中英语作文阅读并抄写的任务, 最后采用7点量表评价想象故事情景中所体验到羞耻情绪和内疚的程度。
(2)欺骗行为考察任务。由E-prime 2.0编制的“找不同”任务范式, 被试被告知这是一个考察其观察能力的任务, 被试将会看到多组两两相似的图片, 每组图片右下角会注明两张图有多少处不同, 其任务是找出所有的不同, 每组图片呈现时间为45 s, 找到所有的不同按“1”, 未找齐所有不同则按“2”, 如果超过45 s仍未进行按键, 计算机将默认未找齐该组图片的不同, 图片将跳到下一组。被试被告知计算机将记录他的成绩, 找到得1分, 未找到得0分, 得分多少代表其观察能力的高低。实验共36组图片, 其中12组图片标注的“不同”数目与实际数目相等, 其余24组图片标注的“不同”数目均多于实际数目, 若被试在这24组图片中报告其找全了所有“不同”, 即按“1”键, 则判定被试有欺骗行为, 若按“2”或未进行按键反应, 则为诚实。所有图片材料均采用分辨率为1600×800卡通或真实场景图片。
实验分为3个blocks, 一个block有12个trials, 共36个trials (见图4)。
3.2.5 实验程序
一组被试(三人)前往实验室, 每组各一人, 按照控制组、道德失范羞耻组、能力不足羞耻组的顺序, 逐一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 实验步骤如下：
注：情况3)的(ⅱ)称为准齐次RH问题，而把情况2)和3)(ⅰ)统称为真非齐次RH问题.准齐次RH问题条件中的由下式给出：
图4 “找不同”任务流程图
(1)被试进入实验室后, 被告知接下来将参与一系列学习能力预测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基本学习能力评估。实际上羞耻组完成羞耻情绪诱发任务, 控制组阅读一段简单的英语短文, 测试时间均为3分钟。
通过观察图4中的曲线发现，幅频曲线上100 Hz与200 Hz处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点，这是由于材料工频干扰导致的信号异常。而在图4与图5中，100 Hz到800 Hz附近的曲线不太稳定是激振头与材料本身的结构振动等因素导致的。对比图4和图5可知，老化前后材料的幅值、相位与曲线的运动趋势没有太大的变化。对比老化前后复合材料的扫描电镜照片(即图2c和图6)可知，老化并没有明显改变材料的结构特性。
(2)三组被试在计算机上完成“找不同”任务, 考察被试的欺骗行为。被试被告知此为第二个任务, 考察其观察能力。
(3)被试填写诚信评价问卷和道德同一性问卷。
3.2.6 数据分析
2.3.1 操作性检验
3.3 实验结果
3.3.1 操作性检验
质疑式教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启发为手段，以知识为载体,以思维为灵魂,以质疑为特征，以培养学生学会学习、解决疑惑、体会成功喜悦为目的开展课堂教学[2].而教学中的质疑是指学生依据事实和自己掌握的知识提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或对某一既定结论重新思考，提出自己的新观点.
(1)道德同一性问卷的结果(如表3), 三组被试在道德同一性各因子及总分上, 差异不显著。 t (89) = 7.3, p < 0.001, Cohen’s d = 0.81。
目前，解决牧区离网型户用或小型节水灌溉的提水设施，主要集中在以风能、太阳能为动力的风力提水、风电提水、光伏提水和风光互补系统提水的研究利用上来。这是依托牧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达到环境碳排放约束性指标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本研究提出的三个问题, 现将本研究的逻辑思路陈述如下：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图5), 任务时长的主效应显著, F (2, 89) = 6.71, p = 0.002, 
= 0.67, 能力不足羞耻组的时长为27541 ± 4498 ms, 控制组的时长为23901 ± 4173ms, 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时长为25606 ± 3668ms。采用LSD校正方法进行多重比较可知, 同能力不足组相比, 无论是控制组还是道德失范组, 任务时长都很短, 前者, p = 0.002, 后者, p = 0.037； 同控制组相比, 道德失范组的任务时长较长, p = 0.045。
表3 道德态度差异检验(M ± SD )
图5 三种条件下被试的任务时长的结果比较图
(2)诚信评价问卷的结果表明, 三组被试能力不足羞耻组(11.64 ± 1.15)、控制组(11.92 ± 1.55)以及道德失范羞耻组(11.96 ± 1.71)在诚信得分上的差异不显著, F (2, 89) = 0.34, p = 0.712。
(3)情绪诱发的操作检验结果表明, 能力不足羞耻组被试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疚得分, t (89) = -15.09, p < 0.001, Cohen’s d = 0.86； 道德失范羞耻组羞耻得分显著高于内疚得分, t (89) = -15.73, p < 0.001, Cohen’s d = 0.88； 控制组在羞耻和内疚得分上无显著差异, t (89) = -1.99, p = 0.056。相比于控制组, 能力不足羞耻组可以显著地诱发羞耻情绪, t (89) = 4.6, p < 0.001, Cohen’sd = 0.72； 相比于控制组, 道德失范羞耻组也可以显著地诱发羞耻情绪,
3.3.3 欺骗行为
（三）缺乏责任感。做作业没有明确的意识，不能正确的解读文本材料。对作业练习等应付了事。不重视考试，缺乏竞争意识。抱着我反正不会做，可有可无的态度参加考试，考后更不注意总结反思。久而久之，造成误差积累，使学习更加困难，丧失学习信心。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 能力不足羞耻组的欺骗指标高于控制组, 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欺骗指标低于控制组。
表4 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 结果(如图6), 欺骗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 (2, 89) = 34.55, p ＜ 0.001,
= 0.33。采用LSD校正方法进行多重比较可知, 同能力不足组相比, 控制组和道德失范组都有较少的欺骗次数, 前者, p ＜ 0.001, 后者, p ＜ 0.001； 同 道德失范组相比, 控制组有较多的欺骗次数, p = 0.003。
图6 三种条件下被试的欺骗行为结果比较图
3.4 讨论
实验2将羞耻情绪进行细分, 把羞耻情绪按照诱发羞耻的动机分为能力不足和道德失范, 同时在操作检验中排除了内疚对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一, 相比于控制组, 能力不足羞耻组和道德失范组羞耻组的个体在做反应时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实验1结果相同, 诱发羞耻情绪的被试在后续的任务中都表现得更加认真和慎重, 为了在后续的任务表现中寻找弥补自我受损形象的机会, 被试调集了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来完成任务, 达到其目标； 其二, 能力不足羞耻组被试的欺骗行为显著高于另外两组被试, 道德失范羞耻组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表现出更加诚实, 这个研究结果符合本研究的假设。这说明不同情景诱发的羞耻情绪损坏的是不同维度的自我, 能力不足羞耻的个体受损的是能力自我, 因此其行为决策最重要的考量并非道德, 而是更在乎如何体现自己的能力来摆脱羞耻, 这种情况下的羞耻感对道德行为并不产生直接影响, 甚至可能为了体现能力而变得更加不道德。
在研究欺骗等不道德行为时, 众多实证研究都认为, 自我控制资源在影响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自私自利的欺骗行为(Baumeister & Alquist, 2009； Gino et al., 2011), 充足的自我控制资源则可能抑制欺骗行为的产生(范伟 等, 2016)。在实验1和实验2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何种情况的羞耻, 其反应时间和任务时长相对于控制组都更长, 在后续任务中都表现的更加审慎, 可能的原因是被试在任务过程中进行了自我控制来使行为的结果与自己预期的目标相符合。
在羞耻情绪影响个体欺骗行为的机制上, 我们提出大胆的设想, 羞耻情绪的诱发调动了个体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 提升了自我控制能力, 从而使个体在有机会摆脱羞耻情绪时, 能有效地消除这种情绪带来的强烈的不适感。前人的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资源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提升, 如训练、动机诱发或道德启动, 但并没有关于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影响的实证研究。因此实验3a我们想探究羞耻情绪是否能调节自我控制资源并使其提升。在实验2中, 由于只有道德失范诱发的羞耻情绪会显著地减少欺骗行为, 而能力不足所诱发的羞耻情绪不能显著地减少欺骗行为, 故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继续采用情景代入法诱发被试因道德失范而产生的羞耻情绪。
4 实验3a：道德失范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
4.1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目的：在双任务范式下, 探究道德失范羞耻情绪被诱发的个体, 自我控制资源将如何变化以及道德失范羞耻情绪的诱发对自我控制资源的调节有无局限。
实验假设：羞耻组的自我控制成绩显著好于控制组。
4.2 实验方法
4.2.1 被试
选取湖南师范大学非心理学专业82名大学生作为被试, 剔除情绪诱发失败2名被试, 共80人(男女各半, 年龄20.45 ± 0.37岁)纳入统计分析。被试随机分为诱发衰竭组、诱发未衰竭组、未诱发衰竭组、未诱发未衰竭组, 每组各20人, 在年龄和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保证了每组被试的同质性。被试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史,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均为右利手, 所有被试之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前所有的被试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得到一定的报酬。
4.2.2 实验材料
(1)道德失范羞耻情绪诱发材料。同实验2。
(2)情绪测量材料。同实验2。
(3)损耗任务操作检验材料。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评价对消耗任务的感受, 共三题, 分别为“该任务很困难”、“这个任务消耗了我很大精力”、“完成此任务并不轻松”。
(4)坚持性任务材料。两张有10处不同的卡通图片。
4.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 (羞耻情绪：诱发vs.未诱发) × 2 (自我控制资源：衰竭vs.未衰竭)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为坚持性任务的表现(坚持时长)。
4.2.4 实验任务
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任务。采用Stroop任务范式(Masicampo & Baumeister, 2011)。屏幕会呈现4种用4种颜色书写的汉字, 分别为“红”、“黄”、“绿”、“蓝”, 被试被要求忽略颜色汉字的语言含义, 对汉字的颜色做出又快又准的反应, 分别用左右的中指和食指完成反应。红黄绿蓝色字分别按“D”、“F”、“J”、“K”键。实验共分4组, 每组90个trials。
坚持性任务。给被试呈现两张十分复杂大体相似但有细微区别的卡通图片, 其任务为在规定的8分钟时间内找到12处不同(实际只有10处)并向主试指出各处不同的位置, 被试可中途自行放弃, 记录其放弃的时间作为自我控制成绩。
4.2.5 实验程序
(1)实验4人一组, 衰竭的两组进行自我控制资源损耗Stroop任务, 未衰竭的两组完成一段500字的中文阅读任务, 每一个条件所花费的时间相似, 然后填写损耗任务操作检验7点量表。
(2)情绪诱发的两组采用情景代入范式进行道德失范羞耻情绪诱发, 未诱发的两组完成一个简单中文阅读并抄写任务。各组被试填写情绪诱发操作检验7点量表。
(3)完成坚持性任务。
4.2.6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软件SPSS 19.0中文版进行采集录入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 以被试损耗任务操作检验得分为因变量, 对Stroop任务是否能够引起被试自我控制资源衰竭进行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 对情景代入法是否能够引起被试的羞耻情绪进行操作检验； 对4组被试在两种条件下的自我控制成绩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见4.3。
4.3 实验结果
4.3.1 操作检验的结果
(1)通过对损耗任务的操作检验可知, 衰竭组(4.54 ± 1.17)得分显著高于未衰竭组(2.00 ± 0.97), t (79) = 10.10, p < 0.001, Cohen’s d = 0.74。
(2)通过对羞耻情绪诱发的操作检验可知, 羞耻组(5.13 ± 1.21)的羞耻分显著高于控制组(1.51 ± 0.62)。t (79) = 16.74, p < 0.001, Cohen’s d = 0.88。
4.3.2 方差分析的结果
结果(表5和图7)发现, 情绪诱发的主效应显著, F (1, 79) = 29.29, p < 0.001
= 0.28, 情绪诱发组的坚持时长(347.75 ± 108.33 ms)显著高于情绪未诱发组(246.51 ± 58.05 ms)。自我控制资源的主效应显著, F (1, 79) = 7.9, p = 0.006, 
0.41, 未衰竭组的坚持时长(323.41 ± 103.36 ms)显著高于衰竭组(270.86 ± 90.88 ms)。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表5 自我控制成绩的方差分析
图7 羞耻情绪诱发程度在不同衰竭组被试的坚持时长结果比较图
4.4 讨论
实验3a通过情景代入法诱发被试因道德失范而产生的羞耻情绪, Stroop任务消耗自我控制资源, 探讨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自我控制资源是否消耗, 道德失范羞耻情绪的诱发都可以调节这种资源, 使其后续的坚持性任务的坚持时间更长, 表现更好。这说明羞耻情绪不仅可以调节自我控制资源且这种调节的能力很强。羞耻后的个体产生恢复受损自我的动机, 为了挽回受损的形象, 在后续的坚持性任务中个体会调集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 以期更好地完成任务来维持积极的自我, 这一结果和前人的研究一致, 个体的行为动机会影响其自我控制资源(关元, 何嘉梅, 2018)。
我们从动机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被试在坚持性任务与道德无关任务中时恢复自我的动机, 恢复受损自我是动机, 个体的具体行为是手段, 能力不足产生的羞耻会优先选择展示能力, 道德失范产生羞耻的个体会优先体现道德, 当优先的选择无法达成时(如道德自我受损, 但不能在后续任务中表现得更道德), 个体会尽量展示能力, 防止能力自我也受到损失。现在, 我们已知道德失范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有明显提升作用, 为探究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是否通过提升被试的自我控制资源起作用, 即自我控制资源是否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 我们设计实验3b进行探究。
5 实验3b：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资源的中介作用
5.1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目的：探究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中自我控制资源的作用。
实验假设：因道德失范而产生的羞耻情绪会减少个体的欺骗行为, 自我控制资源在这一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5.2 研究方法
5.2.1 被试
选取湖南师范大学124名非心理学专业大学生作为被试, 剔除情绪诱发失败被试3名后, 共121人
(年龄21.28 ± 0.63岁)纳入统计分析, 其中有65名男生。被试在年龄和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保证了每组被试的同质性。被试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史, 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均为右利手, 所有被试之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前所有的被试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得到一定的报酬。
5.2.2 实验材料
(1)道德失范羞耻情绪诱发材料。回忆想象范式(采用新的羞耻情绪诱发范式, 其目的是诱发被试不同程度的因道德失范事件产生的羞耻情绪, 每个人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羞耻情绪程度存在差异, 若仍采用典型羞耻事件进行启动, 其诱发的羞耻情绪差异较小, 不便于进行中介分析)。
(2)羞耻情绪测量材料。同实验3a。
(3)坚持性任务材料。同实验3a。
(4)欺骗任务材料。同实验2。
5.2.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对中介分析所需变量数据进行收集。自变量为体验到的羞耻情绪程度, 中介变量为自我控制资源高低(坚持性任务成绩), 因变量为欺骗行为次数。
5.2.4 实验任务
(1)羞耻情绪诱发任务。回忆想象范式(高学德, 2013), 被试回忆想象自己曾经做过的在道德上不光彩的事件(如曾经在偷拿同学东西时被发现或在考试时作弊被抓住), 而后在纸上将事件简单经过写下并告诉主试, 同时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对此时感受到该事件的羞耻程度进行评定, “1”为完全不感到羞耻, “7”为非常羞耻, 分数越高表明羞耻感越强。然后让被试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报告如果这件事是刚才发生的事, 以后将采取什么行为避免此种情形再次发生。
(2)坚持性任务, 同实验3a。
(3)欺骗行为考察任务。“找不同”任务, 同实验2。
5.2.5 实验程序
所有实验均在实验室中完成, 实验步骤如下：
被试被带入实验室后被告知接下来将参与一系列学习能力预测的任务, 共有三个小测验。
(1)第一个为考察被试对情绪的感知能力, 实际为羞耻情绪诱发任务, 填写李克特7点量表。
(2)完成坚持性任务。
(3)被试在计算机上完成“找不同”任务, 考察被试的欺骗行为。被试被告知此为第三个任务, 考察其观察能力。
5.2.6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软件SPSS 19.0中文版进行采集录入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
中介效应检验：参照Preacher和Hayes (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4), 样本量选择5000, 在95%置信区间下。采用线性回归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完全中介的条件是, 第一, 羞耻情绪对欺骗次数的回归显著； 第二, 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回归显著； 第三, 当羞耻情绪和自我控制资源同时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 羞耻情绪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5.3 实验结果
5.3.1 羞耻情绪、自我控制资源、欺骗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羞耻情绪、自我控制资源、欺骗行为进行两两之间的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如表6), 羞耻情绪和自我控制资源的正相关极显著, 羞耻情绪与欺骗行为的负相关显著, 自我控制资源与欺骗行为的负相关极显著。
5.3.2 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和欺骗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探讨羞耻情绪和欺骗行为的关系中是否存在自我控制资源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羞耻情绪得分为自变量, 欺骗行为次数为因变量, 自我控制资源得分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表明, 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和欺骗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羞耻情绪对自我控制资源有显著的预测作用(B = 28.68, SE = 5.19, t (120) = 5.53, p < 0.001), 置信区间(LLCT = 18.41, ULCT = 38.95)不包含0； 中介检验的结果不包含0 (LLCT = -0.32, ULCT = -0.04), 表明自我控制资源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大小为-0.15, SE = 0.07)。
表6 羞耻情绪、自我控制资源、欺骗行为的相关分析
表7 自我控制资源对羞耻、欺骗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5.4 讨论
实验3b的研究结果表明, 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符合实验假设。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是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来拒绝诱惑, 从而表现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这一研究结果同前人的理论一致, 即在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中, 自我控制资源至关重要。Muraven的研究认为：人的很多行为都带有自私倾向, 而维持社会合作行为的有效和稳定, 需要克服这种倾向, 这个过程中自我控制起重要作用。当个体因道德失范而产生羞耻感后, 产生了恢复受损的道德自我的动机, 这种动机会提高被试的自我控制资源(Muraven & Baumeist, 2000； Tangney, 1995)。个体正是利用了这种资源, 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遏制了欺骗行为, 同时, 结果表明自我控制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因此, 我们认为道德失范羞耻影响欺骗行为的机制可能是：情绪本身对欺骗并无直接影响, 而是行为完全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这一路径得以实现。
6 总讨论
6.1 道德失范的情景能诱发羞耻情绪
综合前人的研究发现, 羞耻情绪主要由两种情景诱发, 一是个体感受到无能； 二是个体违背了道德。实验1和实验2采用简单任务失败范式, 结果发现个体在任务竞争失败且被公开化以后, 体验到明显的因能力不足而产生的羞耻情绪。实验2和实验3a使用情景代入法, 采用典型羞耻事件诱发羞耻情绪, 此范式使被试体验到因道德失范而产生显著的羞耻情绪。实验3b为探讨自我控制资源的中介作用, 需要将羞耻分为连续且有不同的程度, 结果发现, 该范式成功地诱发了被试不同程度的羞耻情绪。本文的4个实验所采用的三种不同启动羞耻的方式成功地验证了前人方法的有效性, 此结果对Tangney的“个人无能与违背道德” (认为当个体感觉自我不如他人或感到自己无能时, 会出现羞耻, 而当个体违背了道德时会出现内疚)理论提出了质疑(Tangney, 1995)。
但本文的结果发现当个体在道德失范时也会产生羞耻情绪, 这支持了国内钱铭怡与戚健利的研究结果, 即个体的无能和违背道德均会产生羞耻情绪(钱铭怡, 戚健俐, 2002)。
6.2 只有道德失范的羞耻能遏制欺骗
通过实验1和实验2, 我们可以发现：羞耻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受不同羞耻情景的影响。当羞耻情绪被诱发时, 羞耻个体有尽快摆脱目前羞耻的强烈需求(Baumeister et al., 2010), 如果羞耻的情景是能力缺陷暴露引发的, 那么个体会优先选择通过展现自身的某种能力来摆脱羞耻, 在这种情况下, 其行为选择与道德无关。在实验1中被试刚好可以通过拒绝欺骗行为来获得更高的能力分数, 但其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展示自我的能力, 而未考虑道德的因素, 因此此时个体优先考量的是展示自我能力而非道德。而实验2中, “找不同”任务范式将能力更好的个体还是道德更高的个体区分开, 此时因能力不足而诱发羞耻情绪的个体为了体现自己有很好的能力, 出现了更多的欺骗行为, 道德行为的优先级被排在了表现自我之后。在实验2中, 如果羞耻情景是因为道德失范而产生, 此时被试摆脱羞耻和弥补受损的形象的方法则是通过采取约束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或者增加自己的道德行为来重塑道德自我形象(2006), 这种情况下的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有明显抑制作用。
这一结果对Hooge的理论起到了很好的验证和补充。本结果表明, 能力不足产生的羞耻的个体会采用展现自己能力的方式恢复受损的自我, 而道德失范的个体会采取道德行为来恢复受损的自我。这一结果同时也符合Horberg根据情绪的核心评价观点提出情绪的道德放大器理论, 某一特定领域的情绪只会影响某一方面的行为, 羞耻源的不同影响的行为方向也是不同的, 因道德缺失而出现的羞耻才会影响道德行为(Horberg, Oveis, & Keltner, 2011)。
我们将羞耻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做出如下总结：当个体因为道德失范而产生羞耻情绪时, 如果后续行为能够有助于个体挽回形象, 个体会表现出道德行为, 遏制欺骗行为。
6.3 羞耻情绪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而遏制欺骗
当个体处于自我衰竭状态时, 其各种社会适应性行为能力就会受到相应损害并表现为效率低下(Inzlicht, Schmeichel, & Macrae, 2014), 同时在行为控制方面, 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个体可能出现欺骗等不良行为, 因此, 如何有效地提高或恢复自我控制资源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Inzlicht认为从动机的角度来谈论如何提高自我控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Inzlicht et al., 2014)。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阐释, 作为消极情绪的羞耻通过产生新的动机来探索新的、可用的自我控制资源, 羞耻情绪具有鞭策个体提高自我控制资源的作用。因此, 这种结果既是对羞耻积极作用的补充, 也完善了关于自我控制资源的相关研究。
实验3a和实验3b的结果发现, 在道德失范的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影响中, 自我控制资源起完全中介作用, 即当羞耻情景出现后, 个体产生强烈的想要摆脱羞耻, 恢复良好道德自我的需求, 并在维护良好自我的动机驱使下, 个体会提高自身的自我控制资源以期能够通过后续行为表现良好的道德自我。因此, 当后续的任务能够帮助其达到这一目的时, 个体会调动尽可能多的自我控制资源来达到目的, 这一路径不仅可以解释因道德失范引发的羞耻的行为, 同时也可以解释因能力不足引发羞耻的行为。如在实验2中, 能力不足诱发羞耻的个体在实验任务中为了表现自己更有能力, 通过提高自我控制资源, 为了目的甚至不惜做出更多欺骗行为, 因为此时被试认为表现得更道德并不能帮助其摆脱因能力缺陷带来羞耻感。提升自我控制资源, 达到自己的目标是道德失范和能力不足羞耻修复受情绪损害的自我的方式, 其目的都是恢复良好的自我, 这一方式同时可以解释Hooge的研究中, 羞耻对于其他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6.4 羞耻并不可耻——羞耻情绪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主要研究了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与其方式, 这项工作有以下的现实意义。首先, 它可以帮助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为羞耻感而挣扎的人树立正确的羞耻观念, 羞耻的确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人们处理这种消极的感受并不容易。本研究给予了人们对待这种感受积极的信心, 它告诉人们消极的感受不一定有消极的后果。羞耻可能在生活中帮助我们保持更加积极的心态和奋发向上的决心。其次, 本研究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提供了新的思路, 通过研究我们可知道德失范所引发的羞耻会使人们变得更加道德, 约束自我的不道德行为, 因此加强德育教育, 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懂廉耻, 知荣辱, 可以作为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有效方式。总之, 通过本研究的发现我们意识到, 发展一个健康的羞耻观无论是对于个人的健康成长还是对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Bai, H. (2007). Judicature and administration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qing dynasty-Huang Liuhong and 《Fu Hui quan shu》. Northern Methodology ,1 (3), 99-109.
[柏桦. (2007). 清代州县司法与行政——黄六鸿与《福惠全书》. 北方法学 ,1 (3), 99-109.]
Baumeister, R. F., & Alquist, J. L. (2009). Is there a downside to good self-control? Self and Identity ,8 (2-3), 115-130.
Baumeister, R. F., Gailliot, M., DeWall, C. N., & Oaten, M. (2010). Self-regulation and personality： How interventions increase regulatory success, and how depletion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traits on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4 (6), 1773-1802.
Bok, B. J. (1978). Star formation in or very close to a southern globule.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90 (537), 489-490.
Chance, Z., Norton, M. I., Gino, F., & Ariely, D. (2011). Temporal view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self-decep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 (Sup. 3), 15655-15659.
Cohen, T. R., Wolf, S. T., Panter, A. T., & Insko, C. A. (2011). Introducing the gasp scale： A new measure of guilt and shame pron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5), 947-966.
DePaulo, B. M., Kashy, D. A., Kirkendol, S. E., Wyer, M. M., & Epstein, J. A. (1996). Lying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5), 979-995.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Gailliot, M. T., & Maner, J. K. (2008). Depletion makes the heart grow less helpful： Helping as a function of self-regulatory energy and genetic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2), 1653-1662.
de Hooge, I. E. (2014). Predicting consumer behavior with two emotion appraisal dimensions： Emotion valence and agency in gift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31 (4), 380-394.
de Hooge, I. E., Breugelmans, S. M., Wagemans, F. M. A., & Zeelenberg, M. (2018). The social side of shame： Approach versus withdrawal. Cognition and Emotion ,32 (8), 1671- 1677.
de Hooge, I. E., Breugelmans, S. M., & Zeelenberg, M. (2008). Not so ugly after all： When shame acts as a commitment dev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4), 933-943.
de Hooge, I. E., Zeelenberg, M., & Breugelmans, S. M. (2010). Restore and protect motivations following sham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 (1), 111-127.
de Hooge, I. E., Zeelenberg, M., & Breugelmans, S. M. (2011). A functionalist account of shame-induced behaviour. Cognition and Emotion ,25 (5), 939-946.
Ding, X. P., Gao, X., Fu, G., & Lee, K. (2013). Neural correlates of spontaneous deception： A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study. Neuropsychologia ,51 (4), 704- 712.
Eisenberg, N. (2000).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1), 665-697.
Fan, W., Zhong, Y, P., Li, H. Y., Meng, C. Y., You, C., & Fu, X. L. (2016).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trol in the perceived of deception and decep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8 (7), 845-856.
[范伟, 钟毅平, 李慧云, 孟楚熠, 游畅, 傅小兰. (2016). 欺骗判断与欺骗行为中自我控制的影响. 心理学报, 48 (7), 845-856.]
Gao, X. D. (2006).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guilt and sham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高学德. (2006). 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关系的实证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
Gao, X. D. (2013). The effects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guilt and shame o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9 (2), 159-165.
[高学德. (2013). 大学生心理控制源与内疚感和羞耻感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 (2), 159-165.]
Gino, F., Schweitzer, M. E., Mead, N. L., & Dan, A. (2011). Una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How self-control depletion promotes unethic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5 (2), 191-203.
Gomez, R., Bounds, J., Holmberg, K., Fullarton, C., & Gomez, A. (1998). Effects of neuroticism and avoidant coping style on maladjustment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6 (2), 305-319.
Guan, Y., & He, J. M. (2018). Self-control： Definition, theory and expectation. Psych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 ,6 (2), 118-128.
[关元, 何嘉梅. (2018). 自我控制： 内涵、理论及展望. 心理技术与应用 ,6 (2), 118-128.]
Hetherington, E. M., & Feldman, S. E. (1964). College cheating as a function of subject and situational variabl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5 (4), 212-218.
Horberg, E. J., Oveis, C., & Keltner, D. (2011). Emotions as moral amplifiers： An appraisal tendency approach to the influences of distinct emotions upon moral judgment. Emotion Review, 3 (3), 237-244.
Hundt, N. E., & Holohan, D. R. (2012). The role of shame in distinguishing perpetra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US veteran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5 (2), 191-197.
Izard, C. E. (1977). Human emotions . New York： Plenum Press.
Inzlicht, M., Schmeichel, B. J., & Macrae, C. N. (2014). Why self-control seems (but may not be) limited.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 (3), 127-133.
Jones, T. M. (1991).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An issue-contingent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2), 366-395.
Keltner, D., & Haidt, J. (1999). Social functions of emotions at four levels of analysis. Cognition and Emotion , 13(5), 505-521.
Kool, W., McGuire, J. T., Rosen, Z. B., & Botvinick, M. M. (2010).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avoidance of cognitive deman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9 (4), 665-682.
Leng, B. B., Wang, X. L., Gao, H. M., & Li, F. H. (2015).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activities of guilt and the corresponding brain network.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12), 2064-2071.
[冷冰冰, 王香玲, 高贺明, 李富洪. (2015). 内疚的认知和情绪活动及其脑区调控. 心理科学进展 ,2 3(12), 2064- 2071.]
Li, X. P., & Yun, X. (2012). Will power lead to deceptio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5 (6), 40-43.
[李小平, 云祥. (2012). 权力会导致欺骗吗? 心理研究 ,5 (6), 40-43.]
Liu X. L., & Che, W. B. (2005). New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child deception in the Wes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1), 122-124.
[刘秀丽, 车文博. (2005). 西方关于儿童欺骗研究的新进展. 心理科学 ,28 (1), 122-124.]
Masicampo, E. J., & Baumeister, R. F. (2011). Unfulfilled goals interfere with tasks that require executive fun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2), 300-311.
Mead, N. L., Baumeister, R. F., Gino, F., Schweitzer, M. E., & Dan, A. (2009). Too tired to tell the truth： Self-control resource depletion and dishones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3), 594-597.
Muraven, M., & Baumeister, R. F. (2000). Self-regulation and depletion of limited resources： Does self-control resemble a musc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2), 247-259.
Muraven, M., Pogarsky, G., & Shmueli, D. (2006). Self-control depletion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2 (3), 263-277.
Muraven, M., Tice, D. M., & Baumeister, R. F. (1998). Self-control as limited resource： Regulatory deple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3), 774-789.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4).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36 (4), 717-731.
Qian, M. Y., & Yan, J. L. (200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shame and guil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4 (6), 74-81.
[钱铭怡, 戚健俐. (2002). 大学生羞耻和内疚差异的对比研究. 心理学报, 34 (6), 74-81.]
Seiter, J. S., & Bruschke, J. (2007). Deception and emotion： the effects of motivation, relationship type, and sex on expected feelings of guilt and shame following acts of deception 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ese samples. Communication Studies ,58 (1), 1-16.
Shmueli, D., & Prochaska, J. J. (2009). Resisting tempting foods and smoking behavior： Implications from a self-control theory perspective. Health Psychology ,28 (3), 300-306.
Stucke, T. S., & Baumeister, R. F. (2006). Ego deple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s the inhibition of aggression a limited resour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1), 1-13.
Tan, Y. L. (2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e, guilt and adolescents' self-injury behavio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覃雅兰. (2017). 羞耻、内疚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Tangney, J. P. (1995). Recent advances i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shame and guil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8 (8), 1132-1145.
Tangney, J. P., Dearing, R. L., & Gamble, D. (2003). Shame and guilt.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14 , 669-674.
Tangney, J. P., Stuewig, J., & Mashek, D. J. (2007a).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1), 345-372.
Tangney, J. P., Stuewig, J., & Mashek, D. J. (2007b). What's moral about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J. L. Tracy, R. W. Robins, & J. P. Tangney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1-37). New York, NY, US： Guilford Press.
Wang, Y. N., & Yang, Z. F. (2007).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 struggle and ego struggl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3 (6), 20-27.
[王轶楠, 杨中芳. (2007). 小我争(护)面子与大我争面子导向之关系的探讨.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 (6), 20-27.]
Wen, B.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moral judgment ability, moral self-identity and academic decep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文斌. (2012). 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道德自我认同与学业欺骗行为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 Wong, E. M., Haselhuhn, M. P., & Kray, L. J. (2012). Improving the future by considering the past： The impact of upward counterfactual reflection and implicit beliefs on negotiati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1), 403-406.
Yu, G. L., & Zhao, J. Y. (2009). Self-conscious emotions： Research on self-focused moral emotio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5 (2), 116-120.
[俞国良, 赵军燕. (2009). 自我意识情绪： 聚焦于自我的道德情绪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5 (2), 116-120.]
Zeng, Y. L. (2016). The influence of shame on decep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Guangzhou University.
[曾燕玲. (2016).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大学.]
Zhao, C. P. (2010).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face-lov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30 (5), 20-23.
[赵昌平. (2010). 中国人爱面子的进化心理学分析. 心理学探新 ,30 (5), 20-23.]
The influence of shame on deceptive behavior: The role of self-control
FAN Wei1； REN Mengmeng1； XIAO Junze1； JIAN Zengdan1； DU Xiaoming1； FU Xiaolan2,3
(1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oratory of Hunan Provi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China )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China )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China )
Abstract
Shame, as a typical moral emotion, has an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behavior that is both complex and controversial.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hame produces both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and a moral emotion that encourages individuals to produce positive behaviors. In recent years, Hooge’s research has procee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 He believes that, no matter how shame makes individuals perform, their motivation is to restore and protect the damaged self. Therefore, based on Hooge's theory,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this typical immoral behavior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shame upon it and its ways.
In this study,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and the number of each experiment’s participants wa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quirements. Questionnaires and behavioral experiments were used throughout the experi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were comp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each experiment. The requirements for each experiment were different and the procedures for 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 were different.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the study were also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each experiment.
Experiment 1 examines whether shame has an effect on deceptive behavior. I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and tendency of deception in the sham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o more fu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shame on deceptive behavior in different contexts, Experiment 2 improved upon the deficiencies of Experiment 1 and divided shame situations into two types： moral anomie and lack of ability.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deceptions in the moral anomie sham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deceptions in the lack of ability sham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o examine the specific methods and mechanisms of shame in affecting deception, we propose that shamed individuals increase their self-control resources and, thus, reduce the theory of fraud. Experiment 3a examined the impact of shame on self-control resources and found that the self-control resources of the sham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 3b explored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of shame affecting deceptive behavior. It was found that self-control resources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hame in affecting deception.
In summar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hame can deter deception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condition is that shame is caused by moral disorder rather than lack of ability； the mechanism of shame in affecting behavior may be： Individuals who feel shame will restore and protect the damaged moral self by mobilizing more self-control resources to influence behavior.
Key words shame； self-control resources； deception； influence mechanism； mediating role
分类号 B842
收稿日期： 2018-09-25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7YFC0822501),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NSFC61621136008/DFG TRR-16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671134),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18YBQ095),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JJ3341, 2018JJ2254),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7C1013)。
通信作者： 傅小兰, E-mail： fuxl@psych.ac.cn
标签：羞耻情绪论文; 自我控制资源论文; 欺骗行为论文; 影响机制论文; 中介作用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论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论文;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