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几个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距今已80年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今天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在思想、学术文化领域，也堪称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其中有不少影响巨大的领袖分子，胡适就是其中之一。胡适（1881—1962）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夏回国后，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于次年被选入北大评议会，担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同年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以首倡文学革命而名声大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胡适在政治思想上属于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事业中却有重大的贡献，我们应予以深入研究，作出恰当的评价。
一、胡适与五四新思潮
五四运动是个大规模的、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讲，清朝末年，对新世界、新的观念有所了解的中国人，在全国不会超过几百个，因为中国识字的人很有限，而识字的人大多读古书，不读新书，新式学堂很少，留学生也少。即使留过学的、上过新式学堂的，除学习本专业外，他们对于整个国家、人类的新的思考也很少。而五四运动，据统计，至少有几百万人卷入进来。从《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来看，涉及到工、农、医、学、商等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的人群，老的如张元济，是满清进士，年轻的只有十几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当时辽宁开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写信给胡适，问怎么才能成为博士？这说明人们的观念变了，不象过去农村孩子读书仅为了写信、记帐，城市人读书则为了升官发财。而现在人们追求新知识，希望自己成为博学多才的人。
只有具备这种思想基础，加之白话国语的确立，新观念才能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发生效应。五四以后，胡适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中、小学生都可以读他的书。严复等人对西方的理解虽有一定深度，但他们的思想很难同下层社会发生交流，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很难传播到下层社会，因而影响较小。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促进了学术的解放。五四以前，中国学者在思想、学术领域基本没有从旧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如梁启超，他虽然做了很多尝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但他还没有身体力行地完全用现代方法写成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著作。又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中国古代史》）也没有完全脱离旧的思想框架。而五四时期，胡适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方法来做中国学术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是唯一真正从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为新文化运动提出明确而完整的纲领的人。他在著名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研究问题”是指研究社会人生各个方面的问题；“输入学理”是指引进西方新的学说、理论；“整理国故”是指用新的理论、方法重新整理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即从过去文化遗产中发现有价值的，同时去除僵死的东西，这正是“再造文明”必须有的预备工夫。这里的“国故”，指我们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不同于保守主义者所讲的“国粹”。其实，胡适的整个学术工作都可看作是在“整理国故”这个大题目范围内。胡适的“整理国故”完全用新的眼光、方法整理文化遗产，包括抛弃“国渣”和“推陈出新”两个方面。但当时胡适更多地强调前者。他在1922年8 月22日同一位日本学者讲，他“整理国故”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的学术谋解放”。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项工作启示做学问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学者。这个方面后面我再细讲。
总起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思想解放层面，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个性解放、女子解放以及打破旧的礼教观念，建立新的道德观念；第二，文学革命层面，按道理应指文学创作取得新方向，而这场文学革命的影响主要在于白话国语的普遍确立；第三，学术解放层面，就是用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二、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整理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为中国学术树立了新典范，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受到它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上比较科学化的轨道。
差不多每个民族，每当重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思想家们都感到有必要对思想史做一番认真清理。清代学者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没有锻造出新的思想利器，只能做些机械的整理，还不能以一种新的方法把过去的东西统贯起来；清末民初，有个别学者如章太炎，已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的学问功底很好，但新的方法尚不十分自觉与一贯，故未能系统整理中国思想史。胡适兼通中学与西学，如蔡元培所说，治中国哲学史，需兼通“汉学”与西洋哲学；留学生治西洋哲学的多不能兼通“汉学”。胡适恰好兼具两长，所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他的手里，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又作《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补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于1919 年2月出版，这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现代学术眼光撰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其特点，第一，是剔除了神话传说等等非哲学史的材料，使中国哲学史第一次被置于可靠的基础上。对各家哲学亦尤重视其材料真伪的鉴别，全书显示出考证学的功力之深厚（自然，在今天看来，其材料的使用仍有不够精审之处）。从前学者讲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依据，仅仅是传说。谢无量、陈汉章都没有摆脱这个思想框架。第二，是撇开历来以儒家为正统的偏见，以平等的眼光研究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不自胡适始，章太炎已经有此眼光，但章氏终未做成哲学史的系统）。第三，是全书以哲学方法为中心把各家哲学统贯起来。把哲学方法问题突出起来是近代哲学的显著特点。由此也可看出胡适和他的西方先驱者们一样，力图在哲学思想领域划出一个新的时代。正因为有统贯的中心，所以充分显示出系统研究的长处。在此以前，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表面上看有秩序，实际上没有脱离“经学史”或“儒学史”的窠臼，更没有抓住一个中心，把各种思想的联系、异同总结出来，因而不能发现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胡适比前人高明之处是他充分注意到各派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第四，胡适充分注意历史的方法，“明变”、“求因”，成为他写书的一个重要宗旨。改变从前治思想史的人，往往只是平行并列各家各派的思想，而是力求勾出各家各派思想的产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治哲学史的开山著作。但也正因为其为开山之作，终难免有粗疏简陋之病。胡适没有写出中国哲学史的中册和下册，不少人对此或加讥笑，或表遗憾。但胡适也曾留下一些有关秦以后思想史的著作，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等，以及许多论文和遗稿。这些著作、文稿差不多涵盖了从秦汉一直到清代的中国思想史。
胡适一生讲哲学的文章几乎都贯穿了重视方法论的基本倾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讲墨学的部分，开篇首重其方法论。不单讲墨子如此，讲诸子，他都贯穿了重视知识论、重视方法论的基本立场。胡适对墨家哲学的研究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墨学在先秦曾为显学，自从儒学一尊的地位确定之后，墨学几被淹没了两千年，直到近代才逐渐受到重视。胡适对墨学的研究，得力于他的中西哲学比较的眼光。墨学著作，向以“辞旨渊奥”、意蕴难解著称。胡适在前人训诂疏解的基础上，把握了墨学思想的主要特征：重验证、重逻辑的观念，参照西方逻辑学和印度因明学，对墨学中最难的《墨辩》诸篇进行训诂解析，阐发了墨学丰富的知识论与逻辑思想，虽其中有牵强比附之处，但大旨不谬，使两千年来晦而不彰的墨家学派极富特色的哲学思想，得以重现光彩。
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别重视方法论，其影响超出了哲学史、思想史的范围，建立了中国新学术的一种典范。应该说，在中国，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整理中国的各种学问，胡适是先驱。当然，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史作成了只是哲学方法的进化史，不免有片面性的毛病。
三、胡适古小说考证所发生的重要影响
胡适的古小说考证，引出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使得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的轨道并取得独立的地位。
胡适的古小说考证，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红楼梦》、《水浒传》和《醒世姻缘传》的考证。（《水浒传》考证，下面再详述。）
胡适做考证之前，《红楼梦》号称是一大奇书。清末以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可分为三派。一派以王梦阮为代表，他所著《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主要写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爱情故事，从书中挑选一些可以比附的材料，生搬硬套。另一派以蔡元培为代表，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专门描写康熙朝宫廷及上层政治斗争的故事。他也找了一些可以比附的材料，胡乱猜想。第三派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朝才子纳兰性德的故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打破了近百年有关这部奇书的种种猜测之谈，破除了索隐派笼罩此书的种种迷雾，第一次把《红楼梦》研究带上了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轨道。胡适全力从搜求著者的身世背景和有关版本的材料上下功夫，指出《红楼梦》是其著者曹雪芹的一部自叙传，揭示了一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事实。此文一出，立即吸引了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年青学者的兴趣，红学成了一门显学，并且带动了小说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胡适之后，鲁迅写作《古小说勾沉》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小说史略》，显然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许多相关的部分，吸收了胡适的研究成果。
胡适对《醒世姻缘传》的考证，虽不如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那么有名，但就小说考证而论，是胡适著作中的精品。在胡适推动下，亚东图书馆立意刊印一批旧小说的标点本，他们把《醒世姻缘传》的标点本排好后，期望胡适写一篇序。但这部书的著者是谁尚不知道。胡适认为要为书写序，必须先介绍作者。胡适根据这部小说的内容情节与《聊斋》中《江城》的故事情节极相类似而作大胆假设，认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他首先求内证，得出：小说与《江城》故事都以夫妇间的痛苦为主题，极力描写悍妇的凶恶。稍后，胡适得到邓之城《骨董琐记》里关于蒲留仙的一条材料：“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再后来，又有孙楷弟的研究证实，小说中写的地理、灾祥、人物都可在山东章邱、淄川两县的县志材料里得到印证。这些都表明著者可能就是蒲松龄，否则也必是章邱或淄川人。继之，又发现大量蒲松龄所作白话诗文，说明蒲氏不但能写《聊斋》那样的文言作品，也可以写象《醒世姻缘传》这样的白话作品。最后，胡适得到助手的帮助，将小说中的特别土语，与蒲氏白话诗文中的特别土语相比较对照，发现两者惊人的一致。由此断定小说的作者就是蒲松龄。
胡适的方法在他的几种古小说考证的著作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陈寅恪就非常赞赏这些古小说考证的文字。而受胡适的影响，学问上有很大成绩的几位学者，也正是受到这些文字的启示。
胡适写作和发表古小说考证方面的文字近百万言，所涉古典文学作品有数十种，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文学史、小说史等研究和著述，仍脱不开胡适的某些积极影响。例如，对作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注重，对版本流传的考察，对人物角色的社会意义的理解等等。这些对于文学史做为独立新学科的成立，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胡适所作古小说考证，也存在片面性的缺点。比如，他过分强调《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因而就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背景机械地往曹雪芹等真人的身上套。受他影响的一些学者，后来更发展了这种错误。实际上在新形式下重复了索隐派的错误，贬损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真价值。而后来，胡适又从艺术技巧等方面，贬低《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价值，也是不妥当的。
四、胡适与古史辨派的产生
胡适对“井田制”、《水浒传》的考证，引出了一场有关古史的大讨论，催生了一个新的历史学派——古史辨派，从而促进了中国新史学的大发展。
先说《井田辨》。国民党官员胡汉民声称对唯物史观感兴趣，写了篇相关文章发表于《建设》杂志，其中讲到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他根据《孟子》所讲的，认为井田就象“井”字，周围是八家私因，中间是八家共有的公田，必须先耕公田，然后耕自家私田。胡适看过以后，感觉到人们对古书、古史所论的制度有种迷信心理，认为古书上写的，就是真的。于是给负责《建设》杂志的廖仲恺写信，引起同胡汉民的争论。胡适认为：《孟子》以前的书都没有提到井田制，且《孟子》讲的也不清楚。但孟子以后的书如《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以至汉初的《王制》、《周礼》等书，就把井田制写的很具体。假如孟子以前确有井田制，孟子一定会有所引证，但《孟子》没有引证，可见孟子仅是根据传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后人则据《孟子》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把井田制写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考证》最重要的是揭示出《水浒传》的成书，曾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从最早的民间口传故事，到元代杂剧兴起后，片断的、分散独立的梁山泊英雄故事剧，然后到元末明初形成稍为连贯的长篇，又经过不同本子的流传，最后形成《水浒传》。
顾颉刚看过胡适关于井田制和《水浒传考证》的文章以后，很受启发。他认为既然《水浒传》可以推源，发现故事原来的状态；井田制也可以揭出记载逐层加详的层次，那么古代史是否也可采用这种方法呢？通过研究，他发现古代史的记载也是这样，越到后来，编的越圆满，越具体，人物形象越高大。由此他提出一个观念：以往的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后来的人们一层一层加上去的。这种想法立即得到胡适、钱玄同的大力支持。这种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也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赞同。这个有关古史的新观念，其最大的影响是引起人们对以往旧史籍所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发生怀疑。为了求得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对古史做一番辨伪的工夫，需要重新做一番考信的工夫。从宋代开始已有人做过类似的疑古、考证的工作，但他们不敢怀疑经书，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无论古书、古经、一般人著作或圣贤著作都采取怀疑和评判的态度，要重新加以考辨。胡适说，对古人撰述，“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他又说：“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辨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
在胡适的影响下，顾颉刚等一批学者发愿要系统地做古书辨伪的工作。他们从1920年起，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其中也包括反对他们的文章），后来辑为《古史辨》七卷出版。于是就有人称他们为古史辨派。
疑古思潮和古史辨伪的工作，遇到一些守旧的封建学者的反对，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辩论。通过这场辩论，新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封建主义思想对古史学的束缚，推动了古史研究的进步。
胡适的疑古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主要是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同清代辨伪学者的考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他的疑古论，大体上还只是一种对待古史典籍的态度，还并不是古史研究的一项根本原则。如果把对古史籍的怀疑不适当地扩大化和普遍化，就会导致极大的片面性，这是必须指出的。
五、提倡自觉的治学方法
胡适一贯极端重视方法，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他曾说：“我治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
胡适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他最早是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提出这一方法的，简括成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重实证。对前人或他人的判断不可轻信，必须求证实。如果被否定了，就要提出新的假设，然后去求证实。只有被大量的事实证明了的假设，才可视为可信的判断，才可认为是真理。二是重思想。思想的能力来源于训练。训练就是多观察、多疑问、多假设，耐心地求证实。从思想理论渊源上说，胡适的实验主义本属经验主义学派。但正如他的老师杜威一样，他们不流于经验的堆积，而是十分地重视思想，重视思想的程序。善于提出假设是思想有训练的一个标志。胡适治学方法的“十字真言”，在广泛流行中难免产生流弊。胡适自己颇察觉到他简单概括的公式有产生流弊的危险性，因此他在给董作宾的信中曾说过如下一段话：“凡能用精密方法做学问的，不妨大胆地假设；此项假设虽暂时没有证据，将来自有证据出来。此语未可为一般粗心人道；但可为少数小心排比事实与小心求证的学者道。不然，流弊将无穷无极了！”正因此，胡适特别重视证据，对证据提出严格的条件。在一次讲演中，他具体提出审查证据时应注意：（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从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无做证人的资格？（5）这个人虽有做证人的资格， 但他说此话时有无做伪的可能？从这些条件上可以看出，胡适对证据的审慎态度。
从防弊的考虑出发，胡适还特别强调，方法不应成为人人照搬的公式，而应是每一个具体的研究人员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逐渐养成的一种自觉的思想习惯和工作习惯。
也是从防弊的考虑出发，胡适中晚年后，在谈到治学方法时，较少重复前面提到的那个“十字诀”，而是更多地引用古代老吏断狱的经验提炼出来的“四字诀”，即以“勤、谨、和、缓”四个字来概括严谨的治学态度。“勤”，指勤于搜求；“谨”，指谨慎、认真不苟且；“和”，指心平气和；“缓”，指从容研究，不急于下结论。
这四个字，严格说都不能算是治学方法，而只能说是治学的态度。但坚持以这样的态度做学问，久而久之必能训练出自己的一套具体的很严格的治学方法。
胡适一生提倡治学方法。他给年青一代学者影响最大的也正是他的治学方法。但这决不是指他的“十字诀”或“四字诀”，而是从他的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例如顾颉刚就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的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这些故事的转变，都有它的层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象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同时又想起本年春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用研究故事的方法。”从上述可见，胡适的治学方法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位年青学者。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罗尔纲。他在《师门辱教记》中曾说到：“我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便是亲承师教，读了（胡适的）《蒲松龄的生年考》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考证得来的。”其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者谈到过他们如何亲身受到胡适的方法的影响。著名学者丁声树先生曾说：胡适的“治学方法的感人之深，是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的。”
总之，在五四前后那场狂飚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中，作为那场运动的领袖的胡适，在学术领域实起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许多新的学术趋向，学术范式，都同他分不开。而他的治学方法的提倡，实在影响了差不多一整代年青学子。
（本文系根据耿云志先生给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部分博士生谈话的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改。整理者：张爱芳。——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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