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伙伴战略 营造伙伴关系——跨入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伙伴关系论文,伙伴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大国面对国际格局的新变动，都不同程度地调整对外政策，在维护和谋求自我界定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探索彼此利益的共同点，寻求互利合作，营造名称各异的伙伴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格局发生这次根本变动以前，从来没有试图与某一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也从来没有将本国作为当事者一方的某种双边或多边关系称作伙伴关系。但是，跨世纪的中国外交则对营造伙伴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那么，中国积极参与大国之间营造伙伴关系，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有什么关系？有哪些新的国际条件促使中国做出这样的外交战略选择？中国参与营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伙伴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邓小平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与伙伴关系
什么是“伙伴”（Partner）？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古代兵制十人为一火，火长一人管炊事，同火者称为‘火伴’，现在泛指共同参加某种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写做‘伙伴’。”（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59页。 ）英语词典的解释是：“与他人或其他一些人参加一项活动的人（one who joins in anactivity with another or others）”。（注：David B.Guralnik,Editor in Chief, Webster's
New Wor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New York: A WamerCommunications Company,1982,P.436.）在当代政治学研究者中，有人做了这样的界定：“伙伴关系是指在合作互利之共同目标下，以平等地位的精神持续交往。”（注：冯启人：《跨越“世纪之桥”的江柯会谈》，《海峡评论》第84期，1997年12月出版，第23页。）由此可见，伙伴关系的基石是平等、合作、互利、依存。
在构筑中国跨世纪国际战略时，中国政府强调以邓小平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南。但是，在邓小平的外交活动和关于国际战略的论述中，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直接涉及“伙伴关系”之外。因此，本文的研究方针则确定为：致力于发掘邓小平有关外交与国际战略的思想资料怎样在事实上奠定了伙伴关系所必需的平等、合作、互利、依存这四块基石，从而为中国政府确立跨世纪的国际伙伴战略以及从事营造伙伴关系的外交实践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是很丰富的。许多学者对邓小平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做了不同的概括，我们从中能看到，邓小平对伙伴关系的基石——平等、合作、互利、依存，是做了明确的界定和论述的。为了有一个更系统、更完整的认识，现在我拟对此分别做出考察。
（一）平等。伙伴关系的第一块基石是平等。形成伙伴关系的各方独立自主、平等相待，伙伴关系才能真正得以维持。如果有一方处在次一级的地位上，成为另一方或几方的附庸，屈从他人意志，仰承他人鼻息，看他人的眼色行事，那么伙伴关系就受到了破坏，就演变成了主仆关系。独立自主是实现伙伴平等的前提。在中国历史上，独立自主理论最初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主要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实践中，始终将独立自主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一是独立。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须保持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在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寸步不让；二是自主，要按照客观形势的发展，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据，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或调整对国内、对国际事务的方针和政策，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邓小平在80年代初和冷战结束之时两次重提并坚决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有其突出的创新之处。邓小平的创新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的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的有机统一上：关于有所作为。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坚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问题上“还是要有所作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争取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关于有所不为。邓小平谆谆告诫， 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1）不干涉内政。中国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与此同时，中国尊重别国的主权，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2）不结盟。 鉴于结盟的战略对中国来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使中国的外交失去灵活性和必要的回旋余地，有时甚至被霸权主义国家所利用，成为它们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坚决主张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他指出，中国的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3）不打牌。70年代初，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中国实行“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到80年代初，邓小平改变了这个战略，选择了“不打牌”的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128页。 ）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4 ）不称霸。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同第三世界国家有共同的命运，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 和358页。）（5）不树敌。中国在发展国家关系中不与人为敌，不搞对抗。邓小平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1页。）（6）不当头。邓小平指出， 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63页。）（7）不看社会制度。邓小平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8页。）冷战思维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邓小平则是最早抛弃冷战思维的国际战略思想家。在冷战时代行将结束之时，邓小平提醒外国负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1页。）（8 ）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中国坚持同所有国家发展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的友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353 页。）邓小平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30页。）（9）不搞中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邓小平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因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对人家发号施令。”他强调说，“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总起来看，正是透过这种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真正地把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国家间的平等紧密联系了起来。
（二）合作。伙伴关系是有关国家之间通过平等的接触、联系、沟通、磋商而进行战略合作的一种形式。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80年代以及冷战结束以后，邓小平从“全人类”和“人类发展的高度”，深入观察世界总体形势的变化，明确区分国际问题的层次，反复指出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邓小平关于当今世界的主题的这一科学论断，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隐含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因此，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到国际合作中去寻找。邓小平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制定了中国外交的战略方案，指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三）互利。结成伙伴关系的动力来自有关各方意欲解决面临的共同重大问题，谋求共同的利益。所谓共同利益，事实上是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因此，互利是伙伴关系得以结成与维持的真正动机，也是共同利益得以实现的真实形式。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教条的束缚，明确主张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环境中为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所承认的一切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总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为意识形态所囿，只承认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对国家利益则闪灼其词。邓小平则做了突破，他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他又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维护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别国利益，这就是互利，就是现实主义、和平主义的互利。当今世界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许多国家的关系上存在着领土争端、边界纠纷。这类问题或者是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政策造成的，或者是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产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开发价值或者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骤增，主权归属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而且感情色彩浓烈。中国同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存在这类问题，如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对待这些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思路？邓小平主张：先不谈主权，搁置争端，共同开发，共同获益，增进友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和87页。 ）他认为如果这一方式取得成功，后代人就能消除积怨，化解矛盾，比较理智和妥善地解决这些历史悬案，不再诉诸武力。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是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要把经济搞上去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样国家安全才有保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129页。 ）经过邓小平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如此明确、清晰的界定，也就为我们正确地界定伙伴关系的一块基石即互利，打下了基础。
（四）依存。相关国家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相互依存，是在政治上形成和维持伙伴关系的另一个动力性的和条件性的因素，因为只有这种依存才能导致伙伴之间的战略依存，而战略依存则是伙伴关系的灵魂。战略依存不同于战略结盟。战略依存是有关各方在各自的战略的共同交汇点上所进行的磋商、谅解与合作，战略结盟则是有关各方按照共同的战略方案采取统一的行动。邓小平在思考当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时，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论点，强调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对外开放。“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他解释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一个相互依存、日益整合的体系。作为这个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即使像中国这样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多样的大国，关起门来搞建设也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总结说：“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而吸收和借鉴要真正达到为我所用，就必须以中国与有关国家深入而系统的比较为前提。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伙伴关系的营造，但是他已经对伙伴关系的四块基石多有论述，分别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本质规定性，从而为中国政府在构筑跨世纪的国际战略时选择参与营造伙伴关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的指导。
二、确立伙伴战略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一个负责任的、有所作为的大国构筑其国际战略的过程，须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中国政府选择伙伴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际战略，是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及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体系近10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如下一些基础性因素对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标志着雅尔塔体系的瓦解，各国为了在新的格局中找到适当的位置而加紧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国际局势和国际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同时，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东欧国家转制并谋求并入西方社会，以及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急剧衰落，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极主导世界与世界多极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各大国都在积极发展与调整对华关系。大国之间的核对抗、核战争的威胁明显减少，从整体而言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但地区性的局部冲突和战争从未停止，甚至较以前更为激烈。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加强，然而联合国想要做的事和它能够做的事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要利用联合国来建立由它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大国关系在世纪之交进入了一个以综合国力为基础进行再调整的时期。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合作，不要冲突”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从根本上看，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这种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相互间的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以实现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二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国际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范围、深度和合理性，为世界各国编织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网”，（注：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序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使国家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减少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协调、妥协成为世界大国之间解决问题的模式，与此不无关联。既然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被经济相互依存的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么各个国家就应该采取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增进自身和全球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国际力量从军事对抗转向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挤占发达国家对手的国内市场的斗争更显激烈。
（三）全球与地区国际体系的状况。在全球国际体系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营造并竭力维护的政治、经济秩序及其衍生的无数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就其本质而言应当加以改造和重建。但是，只能采取改良主义、渐进主义的姿态对它们进行改革，使之向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且要注意利用现行体系和机制的合理性、现实性的一面。同时，在中国作为一员的地区国际体系内，既有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的因素，也有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的因素。
（四）中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和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现阶段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制定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基本和首要的依据。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崛起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的上升以及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目前，中国基本上已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一方面她已具有大国的某些实力，另一方面她又有许多指标与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甚至有些指标明显地落后于周边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进行重大的、根本性的市场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国内面临着种种不稳定的因素，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在很长一个时期将被置于一个优先考虑的地位，对外交往的国力资源有限。具体地讲，中国与美国的现今国力对比，与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的国力对比不可同日而语。（注：郭树永：《21世纪前叶中国外交大战略刍议》，《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第93页。）
在制定外交和国家战略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它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对中国而言，前者须为后者的实现创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相对和平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和国际缓和局势，足够的国际金融合作与技术援助，以及良好的经贸关系和繁荣的世界市场， 等等。 邓小平在80年代已为中国设计了“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90年代中后期继续被中国政府在《远景目标》中加以确认，即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到21世纪中期基本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因此，中国构筑跨世纪外交与国际战略，一定要与这一既定的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
（五）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构筑跨世纪外交与国际战略的动向。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创建国际新秩序中起关键作用的大国，表现出一种显著的外交活动态势：热衷于营造伙伴关系。至今已经建立的伙伴关系可划分为四类：第一是体现冷战思维的准军事同盟变种“和平伙伴关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喋喋不休地宣扬自己是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主张北约全球化，相继推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北约东扩计划”，将西方的军事力量推进到俄罗斯国门城下。在东欧各国相继成为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国”以后，北约又于1994年6 月和俄罗斯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协议及《俄罗斯——北约合作协定书》。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后于1994年至1995年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997年9 月北约与乌克兰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宪章》。1998年11月奥地利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迄今北约已经同包括中东欧和独联体共20多个国家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同时接纳了波兰、捷克、匈牙利为北约成员国。第二是大国之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1 月美俄宣布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将建立这一伙伴关系列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并宣称要“同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1997年3月俄印宣告重建“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一种军事合作占很大份量的伙伴关系。1997年9月俄法决定建立“优先伙伴关系”， 旨在为维护双方各自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经济利益而联手合作。1997年11月俄日商定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在1993年《东京宣言》的基础上，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争取在2000年前缔结和平条约。第三是大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1999年3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宣布建立“中亚多边伙伴关系”。1997年5 月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了《友好、合作与伙伴关系条约》。同年乌克兰分别与保加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建立了伙伴关系，此外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与匈牙利、法国与奥地利也分别结成伙伴关系。1998年1 月美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签署了《伙伴关系宪章》，并成立了伙伴关系委员会。第四是“经济伙伴关系”。1994年5 月西方七国与俄罗斯等九国在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经济伙伴关系”。1995年欧盟十五国与地中海南岸国家共同提出建立“经贸伙伴关系”。1996年3月在曼谷召开的第一届亚欧会议上， 将促进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作为会议总的主题。1997年底《欧俄伙伴合作协定》正式生效。1998年欧盟外长理事会通过了《欧盟伙伴行动计划》。1998 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建立美非经济伙伴关系的法案。由此可见，在构筑跨世纪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时，世界上已有近一半的国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大国宣布同别国建立或打算建立某种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就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关系正在伙伴化。
东北亚历来是面向太平洋的各大国外交与国际战略的交汇点。在冷战时期，东北亚的地区格局是中、美、苏、日、朝、韩六国形成四组对抗关系，即美苏对抗、中美对抗（后期趋向缓和）、中苏对抗、朝韩对抗。在这一地区国际体系中，长期持续的热点是朝韩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北亚地区国际体系中的对抗关系仅剩下一组，也就是朝韩对抗——虽然这一组对抗关系已经逐渐走向缓和，但是它在实质上仍具有对抗性。因此，90年代面向太平洋的大国分别营造的双边伙伴关系，都把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协调、理解与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以美日、俄日和美俄这三对伙伴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影响最直接。1996年4月17 日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将防卫范围由过去的朝鲜半岛、菲律宾和台湾以北地区扩大为整个太平洋地区，并且将日本由过去受美国保护的“小兄弟”提升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即将美日关系明确地界定为“伙伴关系”。1997年9月24 日美日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已批准了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方针》，据此美日伙伴关系变成可以公然对外进行武装干预的军事同盟。
三、中国参与营造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
中国政府在邓小平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对上述基本因素的综合考量，理性地做出了跨世纪的外交与国际战略选择：实行伙伴战略，营造伙伴关系。概括地讲，这一选择是在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服务于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结合国际体系朝着和平、合作方向的积极变化而做出的。中国参与营造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的宗旨是：伙伴之间不互相敌对和互相对抗，而是互相协调与合作；伙伴之间平等互利，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不具排他性。总而言之，这种伙伴关系与集团关系、势力范围关系、争霸关系、大家庭关系、不结盟关系等迥然不同，它不以对抗或使用武力来面对和解决分歧，要以对话促进了解，以存异求大同，以合作求安全。中国崛起是这种伙伴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参与营造的伙伴关系可以划分成四个类型：第一，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指中美1997年10月决定建立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是极为重要又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它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性，又有经济上的互补性、安全上的合作性。中美关系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有人认为这种关系大致包括三层意思：“其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其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其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为了谋求霸权。”（注：《何谓建设性战略伙伴》，《世界知识》1997年第23期，第5页。 ）这是一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中国的“伙伴战略”的首要环节，须建立在中国与美国日益扩大的坚实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第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决定建立这种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法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10月中英开始了两国“面向未来的全面伙伴关系”。同年11月中日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同年4 月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决定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与这些大国建立的伙伴关系，虽然使用了不同的修饰语，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但又在基本方面是共同的，即中国与它们分别结成某种程度的战略平衡协作关系，旨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抵销与牵制中美关系中的不和谐音。第三，睦邻伙伴关系。1997年1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旨在促进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共同发展，加强地区经济和安全问题的沟通与协调，因而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第四，基础性伙伴关系。这是指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在1997年底与墨西哥决定建立的“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就属于这个类型。
伙伴战略的实行，伙伴关系的营造，将推动中国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融入现行国际体制，进一步树立起“和平、友好、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