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读后论文,来源论文,格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了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中国语文，2006:5。以下简称《来源》）一文，深感获益（注：《来源》把上古汉语除个体量词以外的其他种类的量词称为“单位词”。我们在引用《来源》的观点时有时也沿用这种说法。）。该文把描写性、计量性的概念引入数量结构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准确地观察到“名+数+量”结构中“名”与“数+量”之间可以插进其他成分这一重要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是否定“名+数+量”结构“重新分析”说和“移位”说的重要证据，而且对于汉语数量结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来源》对“数+量+名”格式的来源提出新的看法。其核心论点是：1)先秦汉语的“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和“名词+数词+单位词”在句法、语义和话语功能上有显著差别：前者是描写性的，其中“数词+单位词”是名词的修饰成分；后者则是计量性的，其中“数词+单位词”是句子（或小句）的述谓成分。2)西汉前后，“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中属格标记“之”脱落诱发“数词+单位词+名词”获得实际计量的功能。3)汉代出现的“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格式，是仿照“数词+单位词+名词”类推而来的。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存在一些问题，谨商榷如下。
从形式上看，《来源》的“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实际包含两种类型：其一，“由度量衡单位词参与构成的‘数词+单位词’用于名词之前时，通常采用‘数+单位词+之+名’格式。”（以下称A型）其二，“由名词转用的‘容器量词’以及由动词转用而来的‘部分量词，参与构成的‘数词+单位词’，通常直接用于名词之前而不加属格标记‘之’。”（以下称B型）
正如《来源》所注明的那样，这两种类型都有“例外”。A型，《来源》列了六个例外（不带“之”），这里我们再补充六例：
(1)贤从。公命事畮（贿）贤百畮
（粮）。（贤簋）西周中期
(2)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仪礼·既夕礼第十三》）（注：郑玄注：“二十两曰溢。”）
(3)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29年》）（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孔子家语·正论篇》注云：“三十斤为钧，钧四为石，石四为鼓。”）
(4)今君举千锺爵禄，而妄投之于左右。（《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一》）（注：《来源》把《晏子春秋》“千锺爵禄”的“锺”视为“容器量词”，是不确的。《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十七》：“齐旧四量，豆区釜鍾。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鍾。”可见“鍾”与“升”一样，是度量衡量词。）
(5)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男子为童旗。（《墨子·旗帜》）(6)十斗粲，毁（毇）米六斗大半斗。（《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
例(1)的“百畮（粮）”即“百亩（粮）”，“畮”即“亩”。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数词+度量衡单位词+名词”的形式西周中期即已存在，其后也不绝如缕。显然不可能是“西汉前后”由“数词+度量衡单位词+之+名词”里“之字的脱落”造成的。
B型，《来源》也列了四个例外（带“之”）。这里再补充一例：
(7)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秋水》）
“壑”在这里是作为容器单位来用的。
从功能上看，上例A型的“百畮”、“一鼓铁”、“一溢米”、“十斗粲”等都体现了“实际计量的功能”，这种功能当然也不是“之字的脱落”所诱发的。因此说A型“通常不是指称名词的实际数量”是不确切的。
关于B型的功能，《来源》认为“也是描写或定性，换言之，这个格式中的‘数词+单位词’同样也是侧重说明名词的某种属性或泛指名词的量度特征，而不是指名词的实际量度。”就《来源》所举的关于B型的例句来看，绝大多数都可以这样解释。但考先秦典籍，也有不少指名词的实际量度的B型例句。例如：
(8)馔于其上：两甒醴、酒，酒在南。（《仪礼·既夕礼》）
(9)又进二豆湆于两下。（《仪礼·少牢馈食礼》）
(10)司士进一敦黍于上佐食，又进一敦黍于下佐食。（《仪礼·少牢馈食礼》）
(11)侧尊一甒醴，在服北。（《仪礼·士冠礼》）
(12)四
一
（《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遣策》）
以上例(8)-(11)出自《仪礼》。“仪礼”讲究定制，不能多也不能少，其“数词+单位词”的实际计数计量功能毋庸置疑。例(12)出自“遣策”，实际计量功能也十分单纯。其实，在我们看来，《来源》所举的如下两例，其“数词+单位词”也是实际计量的：
(13)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国语·越语》）
(14)与之一箪珠，使问赵孟曰……（《左传·哀公20年》）
例(13)说的是当时越国奖励生育的制度，其“数词+单位词”当然是实际数量；例(14)的“一箪珠”，是处于围困之中的吴王送给来看望他的客人的礼物，显然也是指实际数量。因此说B型的功能“不是指名词的实际量度”，这也是不确切的。（注：顺便指出，贝罗贝(1998)认为先秦的“数+量+名”（即他所说的“样式六”）“只能有一个数词‘一’。同时这个‘一’字通常只有比喻性的用法，像英文里的无定冠词a一样，并不是真正的数词‘一’。”这就离事实更远了。）
至于《来源》的“名词+数词+单位词”，是否仅仅是“计量性的”呢？也不是。这一格式同样可以用于描写。请看例句：
(15)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左传·哀公27年》）
(16)齐景公有马千驷。（《论语·季氏》）
(17)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商颂·玄鸟》）(18)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左传·僖公12年》）以上各例的相关“数词+单位词”，其作用重在渲染其多，而不是实际的数量。例(15)的“轻车千乘”是以多相威胁，故后面成子回答“虽过千乘，敢辟之乎？”不畏其多之意十分明显。
这种用于描写的“名+数+单位词”也可以加上“之”以形成加强式：
(19)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楚辞·离骚》）（注：朱熹《楚辞集注》：畹，十二亩，或曰三十亩。）
(20)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楚辞·远游》）
以上之“九畹”、“百亩”、“万乘”，显然是言其多，而不是实数。同为楚辞，这样的“之”有时也可以不出现。例如：
(21)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楚辞·招魂》）
(22)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楚辞·招魂》）
(23)田邑千畛，人阜昌只。（《楚辞·大招》）
(24)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楚辞·天问》）
由此可以看出，仅仅说“名词+数词+单位词”是“计量性的”同样也是不确切的。
既然“名+数+单位词”也可以是描写性的，那么理论上殷商汉语也就可以用它来表示描写性，并不一定非要“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不可。因此《来源》推论“数词+单位词+（之）+名词”殷商时应该存在，其说服力就弱了。
先秦究竟存在不存在《来源》所说的“之”的“脱落”过程呢？从现有材料来看，尚没有任何证据。现在可见的最早的例子恰恰是没有“之”的“数词+度量衡单位词+名词”，即上：举例(1)的“百畮（粮）”。其后(2)-(6)各例的“数词+度量衡单位词+名词”也都没有“之”。可见，所谓“西汉前后，随着‘数词+度量衡单位词+之+名词’格式里‘之’字的脱落，度量衡单位词可以直接进入‘数词+单位词+名词’格式”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事实上，《来源》也注意到了先秦一些“例外”，其推论是：“这些例子的出现或许可以说明，‘数词+标准单位词+之+名词’格式中‘之’字的脱落先秦已肇其端。”然而我们所列举的反例，比《来源》所举的带“之”的例子时间更早（西周中期金文、《仪礼》、《左传》），因此，“脱落”说似难存身。
我们的看法正相反，我们认为，“数词+单位词+之+名词”是由“数词+单位词+名词”加上“之”造成的。其理由不仅仅在于从现有材料看，“数词+单位词+名词”出现在前，而“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出现在后，更重要的是，它符合汉语语法发展史中“修饰语+中心语”结构出现在前，而“修饰语+之+中心语”结构出现在后的总规律。在殷商时代，定语、中心语之间是一律不加“之”的，这个结构助词“之”到西周时期才出现，（注：请参考方有国(2001)。）它当然不可能“脱落”而成殷商时期的“数词+单位词+（之）+名词”。这就是历史发展。《来源》认为甲骨文中不见“数词+单位词+（之）+名词”是由甲骨文文本的局限性所致，“并不能证明殷商汉语不存在‘数词+单位词+（之）+名词’格式”，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殷商时期整个“定语+之+中心语”都不存在，“数词+单位词+之+名词”这个定中结构自然也不能例外，与文本没有关系。
一般的古汉语语法书都会提到定语与中心语之间加上结构助词“之”形成“定语+之+中心语”结构，“数词+单位词+名词”与“数词+单位词+之+名词”的关系自然也不例外。认为定中结构是由“定语+之+中心语”结构“‘之’字的脱落”而形成的观点，恐也不符合人们对结构助词“之”的功能的基本认识。
至于“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早在西周中期就已出现，例如：
(25)我既賣（贖）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曶鼎）
上例的“匹马”即“一匹马”。古汉语量词前的数词为“一”时，数词照例是可以省去的。例如：
(26)视尔如荍，贻我握椒。（《诗经·陈风·东门之粉》）
(27)在孤之侧者，觞酒、豆肉、箪食，未尝敢不分也。（《国语·吴语》）
(28)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
(29)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孟子·告子上》）
“握椒”即“一握椒”，“觞酒”即“一觞酒”，“豆肉”即“一豆肉”，“箪食”即“一箪食”，“壶酉（酒）束脯”即“一壶酉（酒）一束脯”。（例(29)“一箪食”的“一”可以省去，可资比较）。“数+量+名”如此，“名+数+量”也是如此：
(30)余易（赐）女（汝）
鬯卣金车……（彔伯
簋盖）西周中期
(31)易（赐）女（汝）鬯一卣。（大盂鼎）西周早期
(32)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其簋）西周晚期
(33)易（赐）
弓矢束马匹贝
（五朋）。（簋）西周中期
例(30)的“鬯卣”即“鬯一卣”，（例(31)“鬯一卣”的“一”可以省去，可资比较）。例(32)“矢束”即“矢一束”，例(33)“马匹”即“马一匹”。
至春秋末、战国初期，在曾侯乙墓竹简的“遣册”中，“数+个体量词+名”已很多见，且形式也很完整。例如：
(34)二真吴甲 二真楚甲 晶（参）真吴甲 一真吴甲 一真楚甲（《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简文‘真’是‘甲’的量词。或疑当读为“领”，但字音未能密切，待考。”）
(41)知武子使行人子员对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佐传·襄公8年》）
(42)或取一编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左传·昭公27年》）
(43)屯道垣外术衢街皆为楼，高临里中，楼一鼓垄灶。（《墨子·号令》）
(44)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
(45)不用一领甲 不苦一士民。（《韩非子·初见秦》）
既然“数+个体量词+名”这种格式的产生远早于两汉时期，它当然不可能是“类推”汉代前后才获得实际计量功能的“数词+单位词+名词”的产物。（依《来源》说）
以上“数词+个体量词+名词”表实际计量，与其他格式一样，这种格式也可以表描写：
(46)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史记·货殖列传》）
这里的“千树枣”之类（“树”为个体量词），是极言其“好美”，并不是实际计数。
与其他相关格式一样，表描写的“数词+个体量词+名词”也可加上“之”形成加强式：
(47)
□所
（造）卅＝（三十）
（匹）之甲。（《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曾侯乙墓竹简对所记物品的外观、式样等都有详尽的描写。这一例是对所造马甲的总计，其用“之”，可能兼有渲染数目之多的意思。裘锡圭、李家浩注：“‘’字原文残泐，其下原来可能有‘＝’号，如此则应释作‘匹马’。”如果释作“匹马”，这一例当然应除外。）
(48)圣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墨子·明鬼下》）
(49)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史记·秦始皇本纪》）
(50)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根据上述事实，所有名量结构其实都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类：带“之”的和不带“之”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总是不带“之”的出现在前，带“之”的出现在后。从语用功能的角度看，带“之”的一般是描写性的，而不带“之”的既可用于描写，也可用于实际的计量计数。因此，带“之”的结构可以看作相应的不带“之”的结构用于描写时的加强式。换句话说，“之”字不过是不带“之”的结构用于描写时的非强制性的形式标记。
以上是事实方面。从理论方法上看，《来源》看重语序，数量结构在名词前的是一种性质，在名词后的是另一种性质，划然有别。不少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例如贝罗贝(1998)就赞同Yang-Drocourt的有关观点，其文云：“她的主要论点是样式六与四（姚按：即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名+数+量’和‘数+量+名’）并没有关系，因为它们的限制完全不同（在语法、语义、话语[discourse]三个层次上的限制），同时它们有很不同的功能。它们并不能相互替换，……所以，名词后的单位词严格来说表达的是数量，并且往往显示新信息。这些单位词常出现在清单里，在同位结构里，强调着数词的重要性。而相反地，名词前的单位词往往只显示已知信息，在前面还可以有一个指示代词。同时，名词前单位词的严格语义在许多情形下弱化。”然而，我们认为，语义可能是更重要，更本质的因素。只要基本语义相同，采取何种形式，包括语序，来表达某种范畴，本无一定之规。从本质上说，这是语言形式的任意性原则所决定的。
基本语义相同基础上的不同语序，当然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意。就上古汉语数量结构而言，“数+量”如果在名词后，多数情况下实际计量的意味较重；在名词前，则多数情况下描写的意味较重，这是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含意仅仅是倾向性的，不具有强制性。上面所列举的上古汉语“名+数+量”既可以表实际计数又可以表描写，“数+量+名”也既可以表描写也可以表实际计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证据是，这两种不同的语序，在语义相同的条件下，有时甚至可以混用不别。例如：
(54)十斗粲，毁（毇）米六斗大半斗。麦十斗，为
三斗。（《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
(55)右方四牒竹器。（《长沙马王堆汉软侯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简二八二》）
(56)右方七牒瓦器钖（锡）（涂）。（同上·简二二一）
(57)右方
（漆）画木器八牒。（同上·简二一八）
(58)右方苴（菹）五牒、资（瓷）五。（同上·简一五五）
(59)右方土金钱马牛羊鸟廿牒。（同上·简三一一）
(60)今佐丁盗粟一斗，直（值）三钱，柳下季为鲁君治之，论完丁为倡，奏鲁君。君曰：盗一钱到廿钱罚金一两，今佐丁盗一斗粟，直（值）三钱，完为倡，不已重虖（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
(61)□□马日匹二斗粟、一斗
(?)。传马、使马、都厩马日匹(?)一斗半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金布律》）（注：原注：“”字不清，疑从“叔”，即菽、豆。）
(62)入粟糜桼十八斛，其二十桼斛粟，五十一斛糜。（《敦煌汉简·311》）
以上各例出自遣策、账单或法律文书，是纯粹的计数计量，但语序的使用却相当随意。例(51)-(53)显示，曾侯乙墓竹简中既有“三
（乘）
（路）车”这样的“数+量+名”，又有“（路）车三（乘）”这样的“名+数+量”；包山楚简中也有相类情况。例(54)，同一句话，前面说“十斗粲”（数+量+名），后面说“麦十斗”（名+数+量）；例(55)-(59)中，同一个量词“牒”，或采用“数+量+名”的形式（例(55)(56)），或采用“名+数+量”的形式（例(57)-(59)）；例(60)，同一件事，前面说“今佐丁盗粟一斗”（名+数+量），后面说“今佐丁盗一斗粟”（数+量+名）；例(61)，前面说“马日匹二斗粟、一斗”（数+量+名），后面说“马日匹一斗半斗”（名+数+量）；例(62)，同一段话，前面是“粟糜桼十八斛”（名+数+量），后面则是“二十桼斛粟”“五十一斛糜”（数+量+名）。再看下例：
(63)夕毋食，旦取豐（蜂）卵一，渍美醯一桮（杯），以饮之。（《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五十二病方》）
(64)取黄蜂骀廿，置一桮（杯）醴中，□□日中饮之（《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养生方》）
(65)炙蚕卵，令篓篓黄，冶之，三指最（撮）至节，入半咅（杯）酒中饮之。（《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五十二病方》）
以上(63)-(65)出自马王堆汉墓帛书，同为计数计量要求十分精确的药方，或用“名+数+量”（例(63)），或用“数+量+名”（例(64)、(65)），没有任何“计量性”、“描写性”的区别。原因是，“名+数+量”也就意味着“数+量+名”，同样，“数+量+名”也就意味着“名+数+量”。
上面列举的是这两种语序在“实际计量”方面的混用不别。下面再看它们在“描写性”方面的混用不别。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如下一例：
(66)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干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酰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干石，漆千斗，
麹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史记·货殖列传》）
此例中省略号两端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相邻的两段话。都是形容财、货、物的丰饶，为描写性的。其中前一段主要采用“数+量+名”语序，如“千足羊”、“千树栗”、“千亩漆”之类，有时也混用“名+数+量”语序，如“牧马二百蹄”；后一段则尽用“名+数+量”语序，如“牛千足”、“浆千甔”、“木千章”、“牛车千两”等等。两种语序，除了可能存在的“变文避复”的效果外，没有任何其他“话语功能”上的差别。《来源》只引上文省略号后面的一段，作为“在一些清单类话语里，个体量词和单位量词无一例外采用‘名+数+量’格式”的例证，是不符合事实的。以上事实，体现了在语义相同或相通的条件下，不同的句法结构（本文指不同的语序）在语用上可以有某种兼容性，或者说，有相同的话语功能。以前我们曾指出指称和陈述在语用上的兼容性，（注：请参考姚振武(2000)。）这里体现的则是限定（“数+量+名”）和陈述（“名+数+量”）在语用上的兼容性。传统的语法理论告诉我们，语法形式的不同意味着语法意义的区别，这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事实又表明，在某种条件下，相同或相通的语义又可能反过来模糊或者淡化这种区别，造成一种彼此认同的效果。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遇到。不久前笔者去一家饭馆赴宴，门前站着两个穿着唐装的小伙子，每逢有客人来，他们就会拉长声音朝里面喊：“客人两位”（譬如说两位），目的是告诉里面的服务员来了多少客人，以便做好接待的准备。可是我们注意到，他们喊着喊着，就会变一种语序，成为“两位客人”之类了。时间一长，我们又注意到，他们往往是两种语序交替使用的。一阵子这样，一阵子又那样。两种语序，对于他们来说，除了避免单调的作用外，没有任何分别。这种混用不别，就是我们所说的兼容性。据我们研究，这种兼容性实际上是汉语“数+量+名”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关于这方面，我们将另文阐述。
多年来，汉语语法研究越来越重视语用功能（或者说所谓话语功能）的作用，带来许多好的效果，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认为，就语用功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其基本组成成分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语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控制着语用功能。语用功能是什么？一个具有实义的句法结构，它既是它自身，同时也意味着别的什么。这“别的什么”就有可能形成某种语用功能，它往往只是倾向性的。如果把语用功能摆到与语义、句法结构一样的绝对的位置，那就反而模糊了语用功能的本质，成了一种变相的、泾渭分明的句法分析了。《来源》思路既如此，又疏于第一手材料的考察，其分析和解释自然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把本来较为清晰的事情人为地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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