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历史的意向性关系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现象学解读*
杜智芳
摘 要 ：形式与历史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核心，两者可视为现象学的对偶概念“诺耶思—诺耶玛”。 形式作为诺耶思，是体现主体情感理解、价值判断、审美创造的意向活动。历史作为诺耶玛，是被审美形式遏制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意向对象。 20 世纪60 年代初，詹姆逊的萨特风格研究意味着“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20 世纪70—80 年代初，融汇形式美学与意识形态为一体的辩证批评，标志着“历史化意向性”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确立；20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以来，在文化爆炸、拟像传媒泛滥、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日益凸显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两种理论的交融互补使得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断应对变化的社会现实，但也带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客体的局限。
关键词 ：形式；历史；意向性；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詹姆逊在一次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中坦言，自己的学术研究可描述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也可用“历史”替代“马克思主义”，即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他的兴趣所在。① 参见何卫华、朱国华编译：《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 年第6 期。 总体上看，他的批评理论是将形式美学的文本分析，与政治历史的意识形态阐释融为一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其中，语言、叙事、风格、结构、文类等归入形式美学层面，而形式的审美制造了掩蔽，但“审美作为现实的一个托架”② Fredric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p.595. ，最终旨归在政治历史现实。或者说，形式可视为一种“元政治”③ 詹姆逊认为，对艺术作品的历史阐释与内在的纯粹结构形式分析是一致的，形式具有“元政治”属性。参见［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批评的历史维度》，《詹姆逊文集·第1 卷·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81 页。 马尔库塞也曾强调，艺术不能替代革命，只有把政治内容变成“元政治”的东西，即让政治内容受制于审美形式时艺术才能体现革命性。 参见［美］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63 页。 ，历史构成批评的终极视域且与审美批评内在地一致。当从意向性考察形式与历史，“形式—历史”组成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一个对偶概念④ 李幼蒸用“对偶概念”指称20 世纪最具认识论和实践价值的三大总体性引导概念：胡塞尔的诺耶思-诺耶玛，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弗洛伊德的意识-无意识。 此处，用“对偶概念”确立“形式与历史”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核心范畴。 参见 ［德］ 胡塞尔著， 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0 页。 ，恰如胡塞尔“诺耶思—诺耶玛”（no esis-noema）⑤ noesis，起源于希腊文νóησιç，常译为意向活动、意向行为、意向作用、意向过程等。 基本含义是思维、思维的行为、意义给予等，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有立义、赋形、意指、统摄等内涵。noema，起源于希腊文νóημα，常译为意向对象、意向客体、意向相关项等。基本含义是被思考的东西、思想、意义等，与“意向活动”（noesis）相对应，它们共同构成胡塞尔现象学的一对核心范畴。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增补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336-340 页。目前，国内学术界对noesis 的译法以“意向活动”为主，但noema 因具有客体化、实体化的嫌疑，造成理解上的诸多偏差，译法也很难相对统一。 因此，为保留德文原义的丰富性，本文行文统一采用李幼蒸的德文音译法，即noesis 译为诺耶思，noema 译为诺耶玛。 的意向性结构。
此处，形式作为诺耶思，包含各种文学与文化文本，体现主体的意向活动与审美创造，并以现象自身给予的方式显现。 历史作为诺耶玛，代表主体审美形式所指涉、遮蔽、遏制的各种现实，也即审美活动指涉的意向对象。 某种程度上，意向性提供了一把打开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钥匙。 20世纪60 年代初， 詹姆逊的萨特风格研究意味着“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20 世纪70—80年代初，文学与文化形式的意识形态辩证批评，逐步确立“历史化意向性”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20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以来， 随着文化爆炸、传媒拟像扩张、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等，詹姆逊的后现代批评日益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推向深入，两种理论的融合互补，使得马克思主义批评能够应对急剧变化的现实语境， 但也在寻找理论出路的时候受困于这种对话的限制。
一、“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
“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英译intentionality）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经院哲学，指思维对象的心灵内在性。 19 世纪后期，布伦塔诺用意向性指称我们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建立起新的描述心理学。 ① 1874 年至1904 年间，布伦塔诺在专著《从经验观点看心理学》及课程《我们关于正误知识的起源》中多次谈及意向性，倾向于意向性关系的非实存与内在性。 胡塞尔继承发展布伦塔诺的学说，得出思维活动的指向性。 他强调，“每个现实的我思的本质普遍在于，它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② ［德］胡塞尔著，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现象学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8 页。 这种思维的指向特性架起连通主客体的桥梁，两者构成一种“意向性”关系。 在早期《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的意向性停留于朝向性，指涉意向客体或意向对象的丰富性，而对意向性关系还未充分认识。 如当观看红的因素， 是在进行一种特别的朝向行为，即朝向“观念”、朝向一个“普遍之物”③ 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605 页。 。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④ 包含以下三本著作：《纯粹现象学通论》《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现象学和科学基础》，又可分别简称《观念1》《观念2》《观念3》。 标志着结构性意向性的确立， 即将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看成不可分割的“诺耶思—诺耶玛”整体。 其中，意向对象的诺耶玛具有中介性， 作为心物之间的无短路联结，实现了“在心与物两域的双栖身份的构想”，该二分的结构关系可类比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两者都终止了客体“客观性”的“超越性”判断，“朝向更具实在性的现象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说”。 ⑤ 参见［德］胡塞尔著，李幼蒸译：《〈通论〉新版中译者序》，《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7 页。
事实上，胡塞尔的“诺耶思—诺耶玛”拆解了传统二元论，让意识和世界在主客体分裂之前达到相通。 正如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言：“胡塞尔借助于他对在真理的理解中的主体—客体分裂的非单方面化解而发现了这个中间，并因此而第一个为20 世纪的哲学打开了通向整个新的思维可能性的大门。 ”⑥ ［德］胡塞尔著，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现象学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导言》，第37 页。 从审美问题看“诺耶思—诺耶玛”，可发展出一种意向性的现代新美学。 首先，在审美对象上，诺耶思—诺耶玛破除实体思维，转向关系和具体思维。 意向性视野中的审美对象，不再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实体性、因果性存在，“而是一种意向性、关系性、价值性的存在”⑦ 张永清：《现象学审美对象论——审美对象从胡塞尔到当代的发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8 页。 。 因此，任何审美形式（文学、文化、艺术等）都是体现精神、情感、价值的审美创造活动，也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诺耶思”意向活动。 其次，在审美阐释上，审美创造的“诺耶思”必定存在与之对应的“诺耶玛”，无论具体存在还是想象性、虚构性的非实体存在，都和审美主体的情感认知、价值判断融汇在一起。 尤其是，当从马克思主义透视这种审美意向性关系时，作为意向活动的“诺耶思”，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审美创造活动；作为意向对象的“诺耶玛”，呈现出审美形式掩盖、遮蔽的社会历史现实。 简言之，“诺耶思—诺耶玛”可视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作为反映、呈现、征象的基本范畴。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范畴形式与历史，从早期萨特风格论的现象学阐释中发轫，从中可窥见“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 20 世纪60 年代初，詹姆逊凭借《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在批评界崭露头角。 身处新批评逐步衰落的时代，他的萨特研究基本从属文本批评学， 但暗含潜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体现出在现象学、文体批评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结合的努力。 ① 国内外对《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以下简称《萨特》）研究，集中于詹姆逊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立场。 国外研究方面，如道格拉斯·凯尔纳在《詹姆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989）文中指出，《萨特》是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前文本，在导师奥尔巴赫、施皮泽的影响下，关注风格、叙事、结构、价值等，总体代表一种“初始选择”，即坚持萨特式激进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 肖恩·霍默在专著《弗雷德里克·詹姆森》（1998）中表示，赞同凯尔纳关于“初始选择”的见解，认为萨特的概念框架启发了詹姆逊的理论陈述，但还未走出萨特的语料库。 国内研究基本接受国外研究的观点，如陈永国的专著《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2000），认为詹姆逊的萨特研究是一种“角色模式”的选择，尽管展示了对形式、内容的关注，但并未将文本分析置入历史语境。 胡亚敏的博士论文《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兼论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2001），提出《萨特》中的批评概念很容易通过“符码转换”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尤其是20 世纪50 年代“纽约知识群”，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审美批评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都会对詹姆逊有所启发。 因此，初始选择、角色模式以及向马克思主义的转换，基本涵盖了对《萨特》一书的研究。 然而，这种整体定位并未深入阐明詹姆逊在现象学、文体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融合与创新问题。
向晚去宫里赴宴，皇帝满心欢喜迎出来，看到名满天下的美人已经衰老如斯，周身也不是少妇淡雅的兰香，而是隐约透出秋冬林木中的腐败气味，一时兴味索然，举箸难食，又命雨鸾弹琴唱曲。雨鸾叮咚奏琴，吟唱当日流行坊中的《洛阳女儿行》，嗓音固然是如黄莺在谷，乳燕啼林，婉转好听，但由一名“老妇”唱出来，更见荒唐无聊。好在李隆基自命风流，涵养不错，硬着头皮听完，也叫了几声好，才带着他一身的鸡皮疙瘩走掉了。
那个老太婆蹒蹒跚珊地走远了，她停下来，她理了理从她的围巾里露出来的一绺灰白头发……我再也不知道我到底怎样了：我是在看她的动作，还是在预见她的动作？ 我再也分辨不出将来和现在，而时间正在继续进行，将来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② ［法］萨特著，李瑜青等主编，亚丁等译：《厌恶》，《萨特小说集》（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500-501 页。
显然，洛根丁对老太婆未来的预测属于意识活动，但只有通过一种可见的、事物化的描述才能传达和理解。无论事物需要借助人类进入自身存在的表达，还是人类需要凭借事物施展人性，两者都依赖对世界的想象，即需要把“事物化”看作存在与生存、客体与主体性之间的一种对立。③ 参见Fredric Jameson， 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p.181. 因此，“事物化”打开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让意识成为关于某物的意识。 “以这种迂回的方式，意识返回事物但它本身不是事物，可没有这种事物，意识根本也不会存在；它是一种发射到实存事物上的光辉， 如果事物不再支撑那种光辉，那它自己也会彻底消失不见。 ”④ Ibid.， pp.67—68. 詹姆逊的表述，仿佛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中对意识、意向性陈述的回应。 胡塞尔说过，“意识本身指向某种它为其意识的东西”，“我们把意向性理解作一种体验的特性，即理解作‘相对于某物的意识’”。 ⑤ ［德］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3 页，第158—159 页。
其次， 从文体批评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看，詹姆逊将现代文体批评的语义范畴“风格、形式、语词、句子”等，进行具体化、现实化的解读，让人物意识和行为成为社会语境的呈现与征象，以此建立形式与历史的关联。 在《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中，风格是打开詹姆逊诗学思想的钥匙。詹姆逊的风格研究深受导师奥尔巴赫和文体学家施皮泽的影响。 奥尔巴赫（Auerbach，1892—1957）在《摹仿论》中选取荷马至普鲁斯特的西方文学片段，借用文体分析阐释社会史、文化史、精神 史。 德 国 文 体 学 家 施 皮 泽（Spitzer，1887—1960），运用“语文圈”（philological circle，又译语文学圆环）的方法，探究语言背后作家的心理因素，再返回作品进行印证和调整。
这次，周恺不仅看到了妻子微笑的面庞和关切的目光，还仿佛听到她的轻声叮嘱，让自己鼓起勇气，赶紧逃离险境。周恺顿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他站起身来，随着人群找到了安全出口，离开了险境。
最终， 风格的所有因素汇聚成形式力量，小说的形式效果在于和历史的“意向性”关系，“形式—历史”成为“诺耶思—诺耶玛”。 简言之，审美形式即“诺耶思”的主观体验与审美创造，在叙事上既遏制历史又意指作为历史的“诺耶玛”。 意识与真实之间存在某种综合的匮乏，但又依靠这种“形式—历史”的“诺耶思—诺耶玛”的联结而达到一种辩证效果。 因为形式维度上发生的东西，会在语言的微观世界中反映和重复。 形式—历史的意向性关系，塑造出萨特独特的“境遇”概念，詹姆逊正是借用该词，婉转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实现了从萨特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愿望。 ② 60 年代初，詹姆逊曾坦言自己选择萨特的初衷是要突破封闭的文学世界、直面社会历史现实。 他说：“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事实上，我是通过萨特而不是反对他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于像我这样的美国人而言，萨特代表一种政治文人的典范， 也是我们当时所拥有的少数完美的榜样之一。 ” 参见Douglas Kellner， ed.， 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 Washington： Maisonneuve Press， 1989， p.8. 他说，“境遇观念的伟大之处几乎完全适用于回溯和历史解释的领域。 它允许人们切断命定论和个人意志之间的无效对立……通过重构一种共同的社会和历史境遇来解释，因为同代人的姿态、行为和文本必定都是对这种境遇诸多（不同的）象征的反应”。 ③ ［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王逢振、陈清贵译：《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詹姆逊文集·第14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0 页。
马跌走近瓷坛，双手背在身后，一面观看着那坛子，一面忧心地扭动身体：面对着这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无动于衷的瓷坛，在这个烤焦的世界上面，作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小肉体真是太可怕了。 他又转过身去，面对镜子转动眼珠，皱鼻子，但他还是不能忘掉刚才那事。 尔后他忽然又回到桌子前边，搬起那瓷坛，瓷坛好重哟，他一下子把坛子摔在地板上。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而且，马上，他感到自己身体轻轻的就像一根蛛丝一样。 他看着那打碎的瓷坛，心花怒放。 ④ ［法］萨特著，李瑜青等主编，亚丁等译：《理智之年》，《萨特小说集》（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1998 年版，第59页。
首先， 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看，詹姆逊将萨特“想象意识现象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转换，提出萨特将感知、回忆、想象等意识问题做了“事物化”（thingification）处理。意识不是事物也不可表达，它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本身意味着“事物化”的禁止。 悖论的是，如何让不可见、内在的意识呈现呢？ 在詹姆逊看来，萨特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意识的事物化。 如《厌恶》中描写洛根丁闲逛时看到的老太婆：
据了解，当天，楚雄供电局安全监察部员工孔雷、李辉福、大姚供电局石羊供电所员工文华及驾驶员尹亮正驱车前往大姚县石羊镇岔河二队，准备对10kV石西线大修技改施工现场开展安全监督检查。途径石羊长园水库时，他们注意到水库边上围着一群人，所有人神色慌张，不知所措。直觉告诉孔雷，出事了，他立即将车叫停，三步并作两步冲向人群，原来是一辆面包车不慎驶入了里长园水库。
在《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中，形式分析围绕“风格、词语、句子、标点”等展开，但并未封闭在语言内部， 而是指向特定的社会现实。 第一，“风格”是整体的形式且不排斥内容。 风格代表形式与内容的整合，类似马尔库塞所说“形式的专制”，即“历史现实必须风格化”的处理。 ① “形式的专制”强调形式对内容的塑造与整合作用，将内容变成形式，形式即内容。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指出，形式的专制是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要求任何线条、音响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内在必然性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 也就是说，历史现实要接受风格化，受制于审美造型。 参见［美］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218-219 页。 詹姆逊认为，现代风格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意义，超越了风格词句的确切含义，风格本身“仅仅是通向实际目标的手段，一种认知的工具”。② Fredric Jameson， 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Foreword， p.viii. 他将萨特风格研究视为形式对内容的反映与呈现，而风格形式只是抵达历史现实的手段。 第二，词语、句子是构成风格总体的要素，在陈述中表达事件、构筑时空，营造文学风格与生活风格的混合，“把我们直接引向萨特的全部作品竭力在时间中所呈现的世界”。 ③ Ibid.， Foreword， p.xi. 如萨特小说《理智之年》对马跌故意打翻陶罐的描述：
表面封闭修补是最简单的裂缝修补方法，主要是对一些修补面积较小的静止裂缝，一般情况下是在混凝土表面沿裂缝凿出不同形状的槽，首先在槽面上进行环氧树脂浆液的涂刷，再通过水泥砂浆对其进行修补。一些裂缝在凿槽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深槽的嵌补，首选沿裂缝凿一条深槽，将粘接材料涂抹到深槽中，能够增强裂缝处的耐久性，从而提高裂缝修补质量，最为重要的是可恢复整体结构。此种方法不但能够对一些裂缝达到修补的目的，而且可有效避免其他原因导致的裂缝再次发生。
国内PBL教学模式在健康管理学教学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首先，在我国，健康管理作为新兴学科，刚刚起步，专业人员及师资不足，虽有示范基地，但相对交流机会较少。在我国医学院校，很难要求学生花大量时间查阅大量资料，PBL教学模式在实际教学中很难进行应用推广。其次，我国医学院一直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的自学能力不是很强，倘若最基本的健康管理知识、基础理论掌握不够扎实，再加上对各学科相互联系的理论知识不融会贯通，只强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就容易造成健康状态评估的片面化，影响全局观。所以，单纯采用PBL的教学方式，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二、历史化意向性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历史化” 是詹姆逊学术思想演进的一条主线，它在或隐或显的理论语言中栖身，表明客体路线与主体路线的殊途同归。 简要说来，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建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形式主义文论批判，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形式的辩证研究，政治无意识的辩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创立，也即从《语言的牢笼》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④ 从发表的时间先后看，《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出版于1971 年，《语言的牢笼》出版于1972 年。 但是，詹姆逊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两本书起初按一部书写成，但在交付出版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认为太过冗长，建议把涉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部分单独成书，即《语言的牢笼》。 参见杨建刚：《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12 年第2 期。 可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从亲缘上讲是“姊妹篇”，两者统一在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构想中；但从逻辑上讲，《语言的牢笼》涉及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更适合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起点。 再到《政治无意识》。
表1结果表明，中重度盐碱地提早至非生育期覆膜，使膜下根层含盐量从播种前至全生育期较常规播前覆膜均有明显下降。上年秋季覆膜膜下耕层0～10，10～20 cm分别比常规播前覆膜脱盐率提高 21.54%，19.63%，0～20 cm平均脱盐率提高20.59%。早春覆膜膜下耕层0～10，10～20 cm分别比常规播前覆膜脱盐率提高13.70%，14.54%，0～20 cm平均脱盐率提高14.12%。
《语言的牢笼》涉及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批判，以历时、现实的视野为形式主义文论祛魅， 为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清理地基。 从现象学看，审美形式的“意向性”意味着阐释不能封闭在语言内部，因为“全部符号系统、全部语言系统，与现实本身处于同等地位”，⑤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First Princeton Paperback Edition 1974， p.33. 审美形式的“诺耶思”必定呼唤与之对应的“诺耶玛”。其实，“诺耶思—诺耶玛”与“能指—所指”相似，都重在意识与现实、审美与客体的关联中把握整体。 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诗的话语已经以某种方式在自身之内‘包括’了现实”。 ⑥ ［英］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46 页。 然而，形式主义的“诺耶玛”就是文学本体，“诺耶思—诺耶玛”本身就是自我指涉的封闭体。 詹姆逊想说的是：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寻找历史真相！ 就像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可转入“感知本身的历史”，结构主义自身也包含“从形式到内容的滑动”。 ⑦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First Princeton Paperback Edition 1974， p.205. 但是，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现象学训练。 也许，他担忧现象学会误导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唯有“意向性”的指向深深嵌入。 只有把它引入历史，才能突破形式主义文论的自我幻觉，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语言才会渐渐浮出地表。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指明了 “历史化意向性”的基本路线，即形式分析需要阿多诺“历史转义”式的理解。 所谓历史转义（historical trope），就是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作为两套异质、独立的符号体系， 可运用一种文体修辞学阐释建立连接，将修辞学语言转换成历史现实。 阿多诺认为，艺术以独特的语言在审美形式内部复制社会现实，这种复制不是照相，而是“艺术作品使自身成为一个单纯‘直观’的对象，并封闭了一切裂隙——审美对象的直接现实性的意识可能从这些裂隙中溢出”。 ① ［德］阿多诺著，曹俊峰译：《新音乐的哲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2 页。 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否定辩证法，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等，这些启发詹姆逊寻找“审美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转换策略。 其实，上层建筑内部已包含经济基础本身，艺术始终处于现实的格式塔场域中，它们的关系类似“诺耶思—诺耶玛”，即审美形式的“诺耶思”始终指向历史的“诺耶玛”客体，而“作品本身可被视为一种反映、一种征候，一种典型表现或一种简单的副产品， 一种进入的意识或者想象，或者象征性的解决”。 ②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First Princeton Paperback Edition 1974， p.5. 本雅明、马尔库塞、席勒、 布洛赫等人是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变体，那些技术、美学、乌托邦的“诺耶思”，都可转义成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诺耶玛”。 另外，卢卡奇对小说、叙事的探讨，整体可归于“一种形式的方法”。 ③ Ibid.， p.194. 其实，叙事并非单纯叙述，它体现了主体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 詹姆逊指出，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在于 “我们不得不直觉这个外部的现实，不得不朝向这种事实本身（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无论它是多么空洞和模糊；我们对于历史小说的阅读结构中包含着比较，包含着对存在的一种判断”。 ④ Ibid.， p.196.
詹姆逊指出，这些句子让我们捕捉到一种人格化事件，而事件又可轻易转换成意义：马跌的粗暴无礼破坏了禁忌，成为对时代和传统的羞辱性行为。 第三，标点符号在组织句子的同时，变成展开世界的手段。 冒号具有“向心力”，围绕中心的描述会在某个时刻自动消失；逗号支配的形式相对开放、松散，小说就是“逗号连接起来的巨大的事物旋流”，⑤ Fredric Jameson， 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59. 最终收缩成文本描绘的形式。 上段引文中“冒号”形象地描述人物，逐步呈现马跌摔陶罐时的前后行为和心理变化：走近观看→思考历史→细心观看→突然暴怒→摔毁陶罐→如释重负→无比快乐。 冒号的功能是对马跌摔陶罐事件的完整展示，而“完整形式的‘思想’只是很久之后的一个整体，一种对直接现实的反映”。 ① Fredric Jameson， 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Foreword， P.viii.， p.56. 也就是说，标点打开了时间，演变出人物存在的轨迹。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的末尾章节提出了融合形式审美与历史阐释的“辩证批评”，即一种黑格尔式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应从形式入手阐释内容，因为形式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的最终明晰表达，是内容在上层建筑内的实现，“因此那种形式的实现，与形式的缺陷一样，都可当做社会和历史的某种深层联系的标志， 而探索它们正是批评的任务”。⑤ Ibid.， p.331. 总之，辩证批评要在主体与客体、表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形式与历史之间获得总体性的辩证思维。 它在吸收黑格尔、胡塞尔现象学的同时， 凭借马克思主义摆脱了现象学虚幻的主观意识，重新将主体与客体确定为一种关系功能，实现“从正常的客体思维取向到辩证的自我意识的转移”，⑥ Ibid.， p.308. 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意识。 詹姆逊指出，运用辩证思维获得的阐释“把我们越来越带近所有辩证思维的那个终极客体，也就是具体事物本身”，⑦ Ibid.， p.309. 此论断仿佛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回应，但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坚实基础。
20 世纪80 年代初，《政治无意识》 标志詹姆逊辩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正式确立， 即围绕“文本形式与历史客体”的关系，展开“诺耶思—诺耶玛”的辩证阐释。 永远历史化及政治视域的绝对性，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对历史客体（诺耶玛）的探寻，是解读审美形式（诺耶思）的终极旨归，而“历史化意向性”就是审美主体获得真实客体的有效保障。 由此，审美形式的“诺耶思”已不是原初的历史事件和感知记忆， 而是通过叙事组织起来的语言、事件、风格、结构的文本形式的总体。 它们把历史遏制成种种“政治无意识”，巧妙地将其封闭在审美形式中，又以独特的形式特性意指那些历史。 恰如詹姆逊所说：“历史不是文本， 也不是叙事，不管宏大还是其他，作为缺场的因素，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而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须通过历史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5. 所以，文本阐释宛如对历史真相的探秘，因为形式本身设置了诸多障碍与迷津。
詹姆逊给出的破解之法，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历史转义”的灵活应用。 在《政治无意识》中，转义思维在理论与文本两个层面进行：其一，在理论层面上，转义思维即“符码转换”，是对德勒兹、瓜塔里、格雷马斯符码思想的组合重写。詹姆逊指出，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可统统视为特性符码，需转换成马克思主义来理解，此转换是对文本原符码的重写。 学者陈永国指出，“符码转换的真正价值与其说是揭示新内容，毋宁说是对旧的合法化的认识方式加以解构”。 ② 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88 页。 其二，在文本层面上，转义思维要利用好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挖掘封闭在语言、结构内部的意识形态信息。 詹姆逊认为，符号矩阵的二元对立机制可视为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以此建立符号与现实的关系。 通过符号矩阵的历史化利用，那些原本封闭的思想可进行辩证转换，成为“揭示那些逻辑和意识形态中心而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核心又恰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文本无法实现的，或者反之所竭力要求遏制的”。 ③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9.
一方面，詹姆逊吸收借鉴两位老师的文体学方法；另一方面，又渴望在萨特的风格现象学研究中，找到异于新批评、老左派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方法。 詹姆逊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现象学”将施皮泽的文体学批评推向深入。相比而言，施皮泽比新批评理论家们懂得变通。施皮泽反对固守“文学本体论”，倡导作品的语言分析与作家生平经历、思想心理、社会背景、文化因素等结合起来。有趣的是，詹姆逊又再次转换了施皮泽的立场。 语言分析不是目的，而是中介和手段！ 詹姆逊运用奇特的“萨特式马克思主义现象学”滤镜，发现了从现象显现到本质现实的关联。某种程度上，也即建立形式与历史的“意向性”关系。
然而，无论理论还是文本层面的阐释，涉及意识形态的部分都需历史客观化的表达，以证明意识与存在的一致性，实现“历史化意向性”的目标。 在《政治无意识》中，历史客体作为意向对象没有固定意指，而是以文本形式为核心，以历史为半径的逐层拓展，最终形成由政治、阶级、生产方式建构而成的“三个同心圆”的历史场域。 这种历史场域的建构遵循由表及里的结构。 首先，在政治层，历史客体指按年代顺序的历史事件。 如卡都维奥族的面饰艺术，是对男女不平等现实的表达与象征性解决。 其次，在阶级层，历史客体指社会阶级的张力和斗争。 如英国作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实验小说” 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素 （ideologemes） 及 “愤懑”（ressentiment）， 揭示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破坏性妒忌。 最后，在生产方式层，历史客体指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并存与共生。 如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小说《吉姆爷》，传奇叙事与现代主义风格的交织，折射出不同生产方式下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并存。 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历史化意向性”汇入一种辩证的价值指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 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应被把握为乌托邦，乌托邦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④ Ibid.， p.286. 两者本质的同一性指明了意识形态阐释的价值， 即意识对存在的呈现、遮蔽，以及想象性表达与解决，两者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恰如现象学的诺耶思—诺耶玛，只有在意向性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合理解答。
三、走向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
20 世纪60—80 年代初是詹姆逊学术生涯的前半期，⑤ 在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1995）的《序言》中，美国学者科林·麦克埃布以20 世纪60—70 年代的德法理论研究、80 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两个阶段概括詹姆逊的学术生涯。 但是，这种划分会切割詹姆逊学术研究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此处，将20 世纪60—80 年代初作为詹姆逊学术生涯的前半期，主要是从其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的建立过程来说的；80 年代末至90 年代以来，伴随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等现实语境的变化，詹姆逊的批评理论进入了辩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全面实践阶段，无论文学还是文化，抑或种种社会生活现象，都可成为批评对象，这也预示着詹姆逊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现象学成为他突围新批评、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 尤其是他从萨特那里学到的中介（médiation）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对80 年代末至90 年代以来， 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现代文化、消费社会、影像传媒扩张等现实语境提供阐释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意味着詹姆逊对“形式—历史”的意向性阐释进入新阶段，即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
首先，从理论方法看，萨特的中介思想对詹姆逊的重要启示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幻觉， 吸收借鉴20 世纪以来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与思想资源，以补充发展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马克思主义。 的确，萨特的方法具有中介特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方法问题”，阐发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家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萨特指出，“儿童体验的不仅是他的家庭，他也体验——部分通过家庭， 部分独自体验——他周围的集体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经验中，向他揭示的还有他的阶级的普遍性”。 ① ［法］萨特著，林骧华等译：《辩证理性批判》（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68 页。 换言之，通过存在主义对家庭的中介分析，可实现个体精神气质向阶级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转换。 存在主义的中介作用，让詹姆逊看到马克思主义需要非马克思主义的中介调节，“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再长期失去可以从中获益的中介，因为中介能使它从一般的和抽象的规定性转入某些特殊的和个别的特点”。 ② ［法］萨特著，林骧华等译：《辩证理性批判》（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54 页。
应该说，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调和的，并具有包容各种话语的能力，尤其是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更是适应时代语境的必然选择。 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文化膨胀、拟像泛滥、信息传媒迅猛发展，经济与文化交融互渗等问题，纷繁驳杂的后现代现象迫切需要一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强调：“现象是存在的真理，是比存在更丰富的范畴，因为现象包括自身反映和反映他物两方面在内，反之，存在或直接性只是片面的没有联系的， 并且似乎只是单纯地依靠自身。 ”③ ［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276 页。 詹姆逊也深信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论断，“本质一定看得见”，④ ［美］詹姆逊著，余莉译：《辩证法的效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78 页。贺麟翻译的《小逻辑》将此句译为“本质必定要表现出来”，参见［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275 页。 揭开后现代社会纷杂表象的谜底，只有通过客观表象迷人的面纱、驱除它们撩人的错误之后才能获得，因为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描述发生了变化，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的表象发生了变化。
这次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连共付出了十八条宝贵的生命。马国平想着，顺着坡坎一步步向半山腰走去。半道上，见几个担架员，抬着一副副用白布蒙得严严实实的担架走过来。
因此，应以新的方式重回黑格尔。 詹姆逊指出，后工业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黑格尔哲学的重大主题：部分与整体、具体与抽象、总体性、表象与本质、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等，再次提上日程，“一种既想成为描述性的又想成为诊断性的文学批评，只有重新创造它们，才能对它们置之不顾”。 ⑤ ［美］詹姆逊著，李自修译：《序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9 页。 事实上，这种回归可理解为将黑格尔的范畴、胡塞尔本质直观的洞察、马克思对社会实存的揭示等，全部统一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 詹姆逊曾强调，“就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而非系统的哲学而言，我们会期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首尾一贯的见解，而是对其他见解的纠正；是一种以辩证方式对某种预先存在的现象的矫正，而不是凭本身存在的实证主义多样化的学说”。 ⑥ ［美］詹姆逊著，李自修译：《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309 页。 关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学者雪莉·派克认为， 马克思没有克服经验和意识之间的对立性结构问题；胡塞尔的所有努力都保持在哲学的领域之内，而马克思则更为关注政治变革和经济结构。 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整合可以彼此启发、 彼此调节，“从而产生根本性的新问题，开启富有创见性的新视野”。 ⑦ 张庆熊主编：《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219 页。
其次，从批评焦点看，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与文化交融互渗， 需要重返马克思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问题框架，阐明文化形式背后的社会现实， 挖掘后现代现象的深层历史根源。詹姆逊指出 “上层建筑或文化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个问题就是其经济背景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① 何卫华、朱国华编译：《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 年第6 期。 晚期资本主义所有文化现象的解释，最终会触及资本的新形态——金融资本，它正以全球化方式将世界逐步统一到看似崭新的空间内，以实现终极的解辖域化。 反过来，“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任何综合性的新理论都需要深入到扩大了的文化生产领域去测绘其效应”。 ② ［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3 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52 页。 然而，当人们身处这个被物质商品、影像符号、文化制品等充斥的全球化空间时， 常常深感迷惑又无所适从，甚至被蒙蔽却浑然不知。 对此，詹姆逊给出的方案是 “认知绘图”： 一种将凯文·林奇（Kevin Lynch，1918-1984） ③ 凯文·林奇是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在《城市的意象》（1960）中提出心理学名词“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 林奇认为，偌大疏离的都市容易让人迷失自我，无法获取准确定位，但是，人们可依据自身对城市的体验感知、想象记忆等，创建一个可操作的信号系统并绘制城市的认知地图。 詹姆逊指出，林奇构想都市生活经验的方法可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结合起来，据此可形成依据个体经验感觉、建立对社会整体生活的把握，也就是获得社会整体空间的认知绘图。 与阿尔都塞融合在一起的美学政治学手段，即依靠城市地理学与意识形态想象建立缺场的总体空间意识，以对抗晚期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同一性控制。
如詹姆逊对洛杉矶鸿运大饭店（The Bonaventure Hotel）的文本分析。 他将鸿运大楼看作都市的替身，把建筑物的踪迹看作叙述体或故事，通过入口、玻璃幕墙、升降机等语码阐释，借助认知测绘的方法获得整体认知，最终认清令人迷惑的后现代空间，以抵抗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对辩证思维的消解。 詹姆逊说：“‘认知绘图’正可提供这种具教育作用的政治文化，务使个体对其自身处于整个全球性世界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加以警觉。 ”④ ［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514 页。 但是，这种测绘本身带来的只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把握， 丝毫没有阶级实践和社会革命的倡导。 英国左翼理论家佩里·安德森曾直言不讳地批评：20 世纪70 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了批评理论而放弃激进行动， 他们在政治无为与无能的掌控下辛勤劳动。 他说，有时候，这正是对詹姆逊的一种控告。 ⑤ 参见［美］文森特·里奇著，王顺珠译：《20 世纪30 年代至80 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 页。 事实上，这种状况从20 世纪70 年代至今也一直没有改变。 或许，只有超越詹姆逊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客体，一种新的理论、一种解决后现代问题的方案才能真正露出曙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形式问题与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ZW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杜智芳，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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