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评析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文化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公平
公平，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家对公平曾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平均分配是公平。当然，一般条件下平均分配不是公平，但在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的。举两个例子：一个城市严重干旱缺水，这时必须平均分配，不管这个人有钱没钱、有势没势，每人每天都是一桶水，这就是公平。另一个例子是发生了洪灾或大地震，给灾民发面包，每人一个。在特定环境下，这关系到人的生存权的问题，人的生存权是平等的。
第二种解释是：机会均等是公平。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出发点无差别，差别是竞赛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公平的。但这种解释有局限性。比如说，两个学生考大学，都考上了。前一个学生家住在北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后一个学生家住云南、贵州的贫困山村，后一个学生所付出的努力肯定是前一个学生的若干倍，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机会不相同。
第三种解释是：收入合理差距是公平。这个问题难在什么叫“合理”？厅长工资比处长高多少算合理？处长比科长高多少算合理？教授比副教授高多少算合理？现在只有根据历史上已形成的系数做些调整，任何经济学家解释不了什么叫收入的合理差距。
上述三种解释都有道理。那么有没有第四种解释呢？有。公平来自认同感。每个人都在一个群体生活、工作，他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小至家庭，大到家族、社区、企业、社会等等，你对这个群体认同了，就会感到公平。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现举两个例子。一家有三个孩子，当初家庭困难，第一孩子只能读到初中，后来家庭情况好转了，第二个孩子可以上大学了，再后来，家庭富裕了，第三个孩子可以出国留学，得个博士学位回来。只要三个孩子对这个家庭是认同的，对父母当时的处境是谅解的。谁也不会认为自己在家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当时只能那样。再一个例子，一家有三个男孩子或三个女孩，通常是老大穿新衣服老小穿旧衣服，但谁也不会因为这个而感到自己在家里受到歧视。他没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对这个家庭有认同感。
由此可见，第四种解释与前三种解释并不矛盾。由认同感联想到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要创造企业形象、企业名牌和企业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培养职工的认同感。哪个企业把职工的认同感培育出来，这个企业文化建设就是有成绩的。认同感的建立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
二、关于效率
对效率的解释是经济学的又一个难题。经济学中最早出现的是生产效率概念。生产效率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有多少投入就产出多少，所以生产效率又叫投入产出效率。后来出现另一种效率概念，即资源配置效率。假如投入是既定的，在等同的投入下，由于配置方法的不同，产生的效率就不一样。这给许多问题带来了新认识。比如人事、组织、宣传部门，都是非生产性部门，这些部门被认为是不产生生产效率的。但从资源配置角度上讲，这些部门都是可以产生效率的，即资源配置效率。这些部门的工作搞好了，人尽其才，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会提高效率。20世纪60年代又产生一种效率概念，叫“X”效率。“X”是一个未知数。从理论上讲，有多少投入就应该有多少产出，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发现，产出大于投入，有时候小于投入。产出大于投入的叫“X”正效率，产出小于投入的叫“X”负效率。负效率产生的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负效率来自目标不一致。把企业比喻为分子单位，把职工比喻成原子单位，分子单位是由原子单位组成。假定分子单位的目标与原子单位的目标不协调，效率就下降。比如说，企业要把一个职工分到一个电工班或瓦工班，而这个人不愿意干，他的特长爱好是绘画，那怎么办？求同存异。企业不需要那么多绘画人，但在业余时间可以为你提供方便画画，可以组织职工画展，给你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这就是说，目标不一致时，求同存异。
第二，负效率来自原子单位（即员工）之间不协调，怎么办？应尽量采取和解的办法，多创造机会，让员工交流沟通，多接触，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宽。
第三，负效率来自个人的惰性。让个人摆脱惰性，有三个层次；一是强制原则，较高的叫激励原则，最高的叫适应原则。强制原则，指采用处罚方式；激励原则是采取奖励方式；适应原则是指：要使每一个人懂得单位的利益同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就会自觉地行动。
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一个是道德基础。仅有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的效率则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举三个例子。其一，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来侵略时，如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国民有那么强的凝聚力，那么高的斗志和热情？这是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其二，1998年我国遭遇特大洪灾，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洪。解放军战士抢险，在水中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这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在发挥作用。其三，移民社会的效率为什么这么高？例如，今天广东、福建一带有许多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在河南，都是历次战乱中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迁徙过去的，在荒山野岭上定居下来。
公平来自认同，效率产生于两个基础，公平与效率互相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文化要在培育认同感的同时，要使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发挥效率的物质技术和道德两个基础的作用。
三、道德力量调节
调节通常说有两种，一是市场调节，一是政府调节。有没有第三调节？有！就是道德力量调节。
市场、政府出现以后有了前两种调节。那么几万年以前，有市场，没有政府，人类是怎么延续下来的？即使后来有了市场和政府，那么居住在荒山野岭上的人，市场调节不到，政府管理鞭长莫及，人生存下来，靠的是道德力量调节。政府出现以后，历史上出现过多少大动乱：农民起义、外族入侵、诸侯割据、军阀混战，过去老百姓有两句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动乱时乡下人往城里跑，有城墙，有兵把守，比较安全：大动乱时，城里人往乡下跑，城里资源有限、断粮断水，加上水攻、火攻，攻城之后还要屠城三天，谁不怕呀，所以大动乱时，城里人都跑光了，跑得越偏僻越好，那时候，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但人类还是延续下来了。再者，人类活动除了交易关系外，还有许多活动和关系，比如说家庭、家族、同学和同乡关系，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等，这些都属于非交易关系。这些关系怎么调节？市场不管，政府不管，这就靠道德力量调节。假如没有道德调节，人们都不讲信用，尔虞我诈，相互欺骗，市场、政府都调节不了，那社会怎么进步？经济怎么发展？因此，研究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对第三种调节给予充分重视。自律是第三种调节的表现。国家公务员、企业职工、老师、学生都要自律。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对企业文化建设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宽容增效，和解增效
宽容、和解都会增加效率。中国古代是个洪水经常泛滥的国家。黄河、淮河、长江，洪水不断。为了治水，我们花费了很大力量。有的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国情，说中国古代治水只留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形成的原因很多，这里不细讲，单从治水来说，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宽容，宽才能容，堵不如疏。
疏导是一种宽容，缓流总比急流宽。由此联想到，要搞好企业，就要在认同的基础上，宽容待人。宽容的关键在疏导。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介绍经验说，企业出现困难要精简10％员工。有两个方案：一是精简10％，裁掉完事。一是从领导者做起，每人减工资10％，员工不减，共渡难关。采纳第二个方案后，凝聚了职工，调动了积极性，努力工作，结果企业第二年好转，第三年盈利，盈利后把减少的工资补发了。这说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把企业内部环境搞好，这一点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宽容、和解可以增加效率，如果把力量都内耗了，单靠精简员工不能解决问题。职工之间，你怀疑他说你的坏话，他怀疑你给领导送礼，这样的企业怎么能搞好？
五、养山养水
在经济发展中，有时过于强调发展而忽略环境资源的保护。环境资源是我们与后代共同享有的，破坏了、用光了，留给后代什么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引导大家树立环境资源意识。有人说，上一代、上几代，把环境破坏了，我们怎么保护呀！我们说，上一代破坏了环境，是他们不懂环境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延续他们的错误。我们把环境破坏了，后代想富也富不起来。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要转变观念。过去一直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光“靠”怎么能行，要改一个字，改靠为养，叫做“养山吃山，养水吃水”。不“养”怎么吃？现在把树都砍了，将来吃什么呀！水也是一样，由于环境、资源遭到破坏，现在关于水的状况有三句话，叫做“北方水少了，南方水多了，全国水脏了”。因此，我们必须养山养水。
怎么养？要迁徙。人住在山上，就要破坏山林。举个例子，北京最北边有个乡叫喇叭沟门乡，全乡人住山越吃越穷，环境还给破坏了。政府下决心，使他们搬迁到平原上来，盖了较大的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办家庭旅馆，结果生活变好了，环境也保护了。当地流行一句话：“愚公不要移山，应该移民”。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艰苦创业的精神。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异地开发，保护环境资源。老住在山上，很穷，儿子讨不到老婆，就没有孙子，还怎么“子子孙孙挖山不止”呢？广西田阳也有一个山乡，很穷，人均年收入一百多元。搬家时，全部家当就是丈夫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一头是破被，一头是铁锅，后面的老婆抱个孩子。下山之后，在政府的帮助下种植芒果，很快就富裕起来。这说明贫困山区农民，只有异地开发，才能致富，才能保护环境资源。
六、关于精神动力
精神的动力问题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专著谈起。韦伯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在南欧、不在亚洲产生而产生于西欧呢？他认为，南欧国家信奉天主教，而天主教的教义中说，人都是有罪的，赎罪有两种方式：一是进修道院修行，男为修士、女为修女；二是把财产捐给教会。这两种方式均不能推动社会发展。而在中国，中国人信佛、道、儒。佛让人做好事，讲轮回报应，寄希望于虚无飘渺的“来世”。道教分上下两层，上层是皇帝贵族，他们相信炼丹，讲究长生不老、享乐主义，下层信奉平均主义，享乐主义和平均主义都不能推动社会发展。至于儒家学说，核心是要人们追求读书做官，齐家治国平天下，帮助皇帝治理天下，青史留名，光宗耀祖。这也不可能推动经济发展。韦伯接下来研究西欧，他认为那时西欧信仰新教。新教伦理是：人是上帝的仆人，是有罪的。怎么赎罪呢？人人努力工作，创造事业，勤俭生活，积累财富，创造事业越大，积累财富越多，说明你完成了天职，才能赎罪。韦伯认为，正是这种思想推动了经济发展，资本主义也由此产生，荷兰、英国由此发展起来。
韦伯的论述是属于单独一派，即“文化史观”，这里不去评论。韦伯提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精神动力。这个观点对人们有启发。同样的道理，企业发展需要有一种企业精神动力，没有企业精神动力就没有企业形象，没有支柱，任何事情都搞不好！
七、人力资本
资本分为两类，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指机器、厂房、生产资料；人力资本是指人的聪明才智，这种能量释放出来很难估量。古希腊时有一些奴隶身份的人赎出了自身后来成为学者、作家、商人，为什么？这些人有聪明才智，有胆量，并善于学习和总结，这就是他们的人力资本。197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出来的企业家多数是插队下乡回城找不到工作的、农村里出来的、城里辞职下海的，甚至还有劳改释放人员，当时他们没有物质资本，他们就靠发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起家的。所以我们要充分注意人力资本的作用。企业中每个职工都有人力资本，就看怎样发挥作用。加入WTO的最大冲击之一，就是人力资本被外企吸引走了。怎样留住人力资本？关键是体制、机制。要对管理者、领导者、发明者实行期权奖励、知识产权入股等。不要怕这些人拿得多了，关键是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最大受益者是社会，是企业，是全体企业职工。
《读书》杂志1996年7月号上登了一篇文章，谈了两个故事。一是，春秋时代的鲁国有一条规定，鲁国人外出时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的，可以先垫钱赎回，再到政府报账领钱。孔子的一个学生赎回了奴隶，却不去报账。有人说这个人是品格高尚。孔子却批评说，这个学生错了，错在阻碍了更多奴隶恢复自由。因为你不去领钱，别人再到国外，看到有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就想“我垫不垫钱赎买他呢？我垫了之后回国报不报账呢？”垫了钱不报账，就白白丢了一笔钱。去报账，就会引起别人的比较，说“某某人的品格高尚，这个人就不如他”，于是这个人就会绕道而行。另一是，有个人掉到河里快淹死了，孔子的一个学生奋不顾身将他救上来，被救者的家属用一头牛酬谢。有人议论说，救人虽对，但领取这样贵重的报酬就不对了，因为当时一头牛很贵。孔子说这个学生做得对，他的行为告诉别人，只要你救人，家属给的再多的奖赏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于是就会鼓励更多的人来做这样的好事，而最大受益者却是快被淹死的人。由此可见，我们给企业管理者、发明者、专门人才股权奖励，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是社会是企业。高新科技企业发展起来了，在外留学的人回国创业了。要对企业家说，给你股权你就要，你不领，别人也不愿领，这个政策不就失效了吗？你认为给多了，你先领回去再说，明年发洪水你再捐出去嘛！只有体制、机制改了，人力资本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八、制衡和效率
有一次在下面听到这样的经验介绍，说某个企业之所以搞得好，是因为几个领导职位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什么都一个人说了算，决策快，效率高。这不是好经验。几个领导职位集于一体，没有好处，不利于企业发展。为什么？因为缺少制衡。这里有个效率和制衡的关系问题。有了制衡，虽然会使效率有所降低，但有了制衡，则可以避免最大的损失和最坏的情况的出现。因此，我们宁肯牺牲些效率也要实行制衡。所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完善，上市公司要设立独立董事，为了起制衡作用，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也不能形同虚设。这些能起到制衡作用。
一定要认识到企业领导人的功过是不对称的。当企业走向兴旺的时候，功劳归于领导层集体，因为没有领导层的同心同德，企业不可能搞好；但当企业走向衰败时，第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一定是他听不进不同意见，决策失误，或排斥异己，任用亲信，刚愎自用，又没有制衡、约束，最后一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