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死亡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国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死亡是人生中的大事，每个人在人生的航道上，尽管各自用不同的方法驾驭着生命之舟，然而，他们的归宿必然都是死亡。人死，一切都将完结、停息，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所以，一般人对死亡怀有畏惧、厌憎的情绪。正因如此，人们谈论死亡如同谈论性一样十分忌讳。但这恰恰是一个最反常的禁忌，因为同爱情、性、血与火乃至生命一样，死也是人类最永恒的主题，没有它，生命演奏不出完美的旋律和乐章。单纯赞颂青春之美丽，生命之可贵，固然可以，但只有面对死亡的威胁时，才真正地显示出生的意义。死促使人类认真地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死”远比“生”深刻。正因如此，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不同的角度对死亡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已逐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可，并渐次成为相关学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望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死亡学。为使更多的人关注当前国内外死亡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兹就有关问题做粗浅介绍。
一、西方社会死亡学的研究现状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在西方社会以往对死亡的恐惧心理遇到理性的有力挑战，许多国家开辟了“死亡学”新学科，开始对死亡进行全面而认真的研究，并逐步开展和普及了死亡教育。
在美国，不仅成立了“死亡教育学会”和“国际死亡研究所”，出版了《生死学》和《死》的特别杂志，而且从大中小学到为社会成员举办的讲座中，都有死亡教育的内容。据统计，美国已在数以千计的学校中开展了死亡学教育，学生从中系统地学习和探讨死亡的生理过程、死亡对人的心理影响、自杀的原因及其防止、安乐死、死的权利以及丧葬礼仪、丧事开支计划等有关知识。如：在美国波士顿专为儿童开设了一家奇特的“死亡博物馆”，旨在让儿童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当儿童一跨进这座博物馆，只听见阵阵挽歌声，他们在肃静中徐徐前进，看到死亡的青蛙，从电视上懂得一只老鼠在瞬间能被无数虫蛆吃掉，从连环画上看到一个孩子对他去世多年的爷爷的回忆。此外还展示各种祭奠仪式，并播放世界各地不同的挽歌。总之，死亡学教育在改变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和防止自杀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注：《我们怎样对待死》见《临终关怀》第1997年第2期。）。
在日本，上智大学每星期举行一次“死亡哲学课”，特聘西德年过半百的阿尔冯·邓肯教授讲授，并每年组织一次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思考生与死的学术讨论会”，有些已临晚期的癌症患者登台演讲如何面对死亡的威胁做人生旅途的最后冲刺，常常催人泪下。日本朝日文化中心编制、由专家讲解的《死前的准备教育》录音带和教课书，引起公众强烈反应。专业化的书籍如《学习快要死亡的经验》、《生与死的思考》等十分畅销。
德国则实施了“死的准备教育”，出版了专业教材，引导人们以坦然、明智的态度去迎接死神的挑战。
法国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来专门处理有关生与死的社会控制问题，前总统密特朗亲任36名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生物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国家生命与健康科学伦理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据统计，二十年来西方有关死亡和临终的书籍的出版增加了近十倍，不仅在报刊上，而且在广播和电视上也不时开设专题，进行死亡教育。父母带即将成年的子女参加死亡准备教育，已不是个别现象。（注：《死亡学引论》见《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二、中国死亡学的研究现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以往我国的死亡学研究相对落后。但近十几年来已有了长足的进步。1987年12月24日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安乐死问题讨论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次会议的有关录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1988年7月，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法学、哲学、社会学、医学界的近百名专家聚集一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人们提出了努力开展“死亡学教育”、更新死亡观念的问题。之后，又在青岛、桂林等地举行过多次“安乐死”的研讨会。
除“安乐死”讨论外，另一个与死亡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临终关怀”问题。1988年7 月天津医学院在我国大陆成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召开了多次国际、国内的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1988年10月上海市南汇护理院创建了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1992年北京成立了专门为老年病人服务的“临终关怀机构”——松棠医院，之后，无锡、西安、宁波、石家庄、武汉等地也都先后设立了临终关怀机构。
在“安乐死”、“临终关怀”理论与实践的推动下，我国近几年来的死亡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其标志是出现了一批专设“死亡研究”专栏的杂志。如：《临终关怀》杂志、《医学与哲学》杂志、《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等，这些杂志陆续刊登了大批专家学者的死亡学研究文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死亡学研究的步伐。此外，近几年来国内还陆续出版了十多部与死亡学相关的学术专著，如：段德智的《死亡哲学》、毕治国的《死亡艺术》、郑小江的《中国死亡文化大观》、杨鸿台的《死亡社会学》、沈英甲的《采访死亡》等，并翻译出版了部分国外学者“死亡学”方面的著作，如：美国舍温·纽兰的《我们怎样死》、俄罗斯A.H.拉夫林的《面对死亡》、德国贝克勒的《向死而生》等。
综观我国死亡学研究的特点，一是侧重于死亡标准、死亡本质、死亡价值、死亡文化等哲学、伦理学层面的抽象理论研究，并局限于学术界少数专家学者范围内。二是针对普通百姓的“死亡学教育”活动未能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当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人们缺乏对“死亡学”价值及其社会功用的了解，对其宣传力度不够等，但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我国传统文化及习俗对死亡问题表现出来的诸多忌讳。现举例为证：1992年6月中央电视台在“正大综艺”栏目里， 播出美国对儿童开展死亡学教育的实况时，除两位嘉宾表示赞成外，包括主持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群起而攻之，他们的理由是，死亡学教育只会使儿童生活蒙上阴影，一无是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接受过死亡学教育的西方儿童并没有因此而垂头丧气，郁郁寡欢，而是认识到人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只要死的安详，就是幸福，所以他们在死亡面前比较镇定自若。而我国的儿童在迷信思想的影响下，把“死”与“鬼”联系起来，对死怀有无名的恐惧，害怕黑暗、独居。这种观念及行为上的差异，恐怕与未能正确开展和普及死亡学教育有密切关系。
三、关于死亡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死亡学研究在学术理论界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死亡学教育”尚需一定时间。然而勿庸置疑，即使从狭窄的与死亡问题直接相关的现实依据来看，死亡学的研究与实践必将具有广阔的适用领域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在当今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和伟大实践，早已向人们展示出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某些共同特征：竞争、剧变、机遇、才能，一切与个体天赋和个人努力相联结的社会交往形式都加大了现代人生活的心理压力，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中的无忧与安贫已为忧患、紧张和不安所替代。现代医学早已证明各种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病患均同社会心理压力有关。现代人由于营养和医疗的进步所获得的长寿，并不能消除人生中痛苦、孤寂、忧闷、失落等这些永恒存在的人类情感，在所有这些情感当中，对死亡的灾难性认识和不可解脱的恐惧，是现代人最大的人性压抑之一。而只有当科学的死亡观掌握群众，才能最终铲除一切围绕死亡问题的迷信氛围和颓废、消极的人生态度。
其二，社会的老龄化要求人口质量指向健康长寿并相应延长社会服务的自然年龄。根据联合国文献显示，1995年世界上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20%，其中瑞典25%、英24%、法国23%、美国19%。中国在下个世纪初也将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20年—2030年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高达30%左右。（注：《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面对这一庞大的老龄人口队伍，健康老龄化问题将如今天的计划生育问题一样，逐步成为我国下世纪初的重大社会问题。优生学将不在限于生育的优化选择，而且会拓展到老年人的生活境遇和死亡控制，社会不仅要解决生育范围的优生，而且要着手解决“优死”这一全新的课题。
其三，人口膨胀和城市化的不可逆性，人类交往的频繁化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生活条件的电器化、自动化等，使得交通事故、海难、空难、火灾等所导致的各种死亡成为社会常态下的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方面。家庭人口的核心化和独生子女家庭的普遍化，使家庭在遭受非正常死亡和过早病患死亡的打击下承受能力减弱，是现代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减弱非正常死亡的家庭震荡，减少不必要的非正常死亡，除了加强社会控制之外，死亡准备教育不仅是濒死患者和垂老者的事情，而且必须扩展到家庭成员中的年轻人乃至青少年阶段。
其四，现代化生活在标志着每一步征服自然的辉煌成果的同时，大自然也仍像以往那样给人类以某种惩罚作为报复。尽管医学保健的进步具有保障人类健康长寿的一面，却同时在面临着由于人类自身免疫系统功能降低而层出不穷的疑难病患，人类同疾病和死亡的斗争被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客观上要求调动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同疾病与死亡作斗争。不仅需要医学和卫生保健事业的长足进步和完善，还必须由一系列死亡科学在实践基础上承担对死亡控制的社会系统工程，以约束人类不正常行为和不良习惯。
其五，现代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推动下，使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竞争性和变动性加剧，日益扩大着参与社会的难度，更使步入社会的年青一代处于不利的地位，面临着接受社会规则与被社会接受的冲突。这种冲突演化为青年一代反传统的思潮，形成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代沟现象，与此同时，青少年犯罪在更大程度上带有心理疾患的特征，轻生暴徒和虐杀狂案件的分析结果表明，“残缺”家庭给予少年心理的影响往往是决定生活道路的注入剂。亲人死亡后的不良社会境遇，少年最初接触死亡现象的困惑，是导致错误的乃至犯罪的人生态度的最初契机。这说明，正确地对待个体死亡和亲属死亡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心理学研究亦表明，青少年的自恋心理和永生的向往只有通过科学的死亡理论才能加以纠正，这一切都说明，死亡研究所承担的科学的死亡观教育功能具有不可或缺的社会意义。
其六，现代医学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国际性，因而应使医学的成果能够更大范围地得到普及和应用。人类社会即将在医学上进入控制死亡的时代，死亡的随机性将会在最大限度上得以消减，人工脏器和活体器官移植的成功已经向人们展示了科学的神奇功效。它客观地要求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成为现代人的意识和行为。死亡研究承担着教育人们同传统观念和落后习俗决裂的繁重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并在实践上担负着复杂的社会组织功能。与此同时，维系社会世代交替稳定性的殡葬习俗也将在更加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获得全新的改革，并赋于个体生命终结以全新的价值观。
总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通过死亡学的教育，转化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崇尚生命意志的顽强精神，必将成为现代人自我意识的核心。与此同时，“安乐死”、“临终关怀”、“器官捐献”等这些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将不再是医学专家的专用名词，必将成为有众多的社会组织支持、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参与的新的社会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