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次降息对储蓄、贷款及货币供应量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应量论文,实证论文,货币论文,贷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调利率是近几年央行最频繁运用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仅1998年就连续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降幅均为1.5个百分点左右。 追溯到1995年，我国已连续七次下调利率。以1998年为界，前三次利率下调为第一阶段，即1996年5月、8月和1997年10月，这三次利率下调的基本特征是“恢复性调整”。因为当时银行利率水平是针对1993～1995年高物价状况制定的，1996年“软着陆”后，原有利率水平已经不适应新的变化，随着物价由高走低，适度下调利率是必然的。另外，利率下调又能减轻国有企业利息负担，故当时利率下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放松银根，而恰恰相反，当时央行担心利率下调会导致贷款增长过快，还以收回再贷款的方式加大了“对冲”操作力度。而后四次利率下调为第二阶段，即1998年3月、7月、12月和1999年6月， 这四次利率下调的基本特征是“调控性调整”，即针对自1997年10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物价负增长的现象，央行试图通过利率下调来适度放松银根，以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张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和过去一样，货币政策率先担当了宏观调控重任，并一度将调控手段集中在利率下调上。如果说货币政策通过上调利率在紧缩银根、治理通货膨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下调利率是否能在放松银根，治理通货膨胀紧缩上同样发挥作用呢？本研究以实证方法，采用月度数据，分前后两阶段，对比分析七次利率下调对主要金融指标如居民储蓄、贷款、货币供应量等的影响，试图解释利率下调政策在放松银根和扩张经济中的作用，探讨影响利率政策调控效应的深层原因。
一、七次存款利率下调对储蓄的影响
居民储蓄可分为两个层次：广义的和狭义的居民储蓄。广义的居民储蓄包括手持现金、银行存款、金融证券及实物资产；狭义的居民储蓄仅指居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利率与储蓄的关系是指与广义储蓄的关系。以广义储蓄的利率弹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如马歇尔认为“利率的上升即储蓄需求价格的上升势将增加储蓄额”，相反“利率每有下降，就会使更多的人比利率高时储蓄较小，而不是较多”。另一种观点认为储蓄变动与利率无关。储蓄变动或取决于收入水平，或受习惯和经济安全影响。不过，利率对广义储蓄的影响不能等同于对狭义储蓄的影响，因为狭义储蓄只是广义储蓄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全部居民储蓄构成中占85%以上。从理论上说，狭义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因为利率下调直接引起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收入减少，从而会降低居民储蓄存款。而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是不一致的。
（一）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与储蓄存款的关系
从1995年1月～1999年10月，储蓄存款利率（1年期）从10.98 %下调为2.25%，调低8.73个百分点， 而储蓄存款余额从1995 年1 月底的22331.8亿元上升到1999年11月底的59185.4亿元，储蓄存款增长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水平。
七次利率下调对储蓄存款总量变动的影响较小。1995年1 月～1999年10月，一年期存款利率与储蓄存款的月增加额的相关系数较低，为0.26。第一阶段（1995年1月～1997年12月， 即前三次调利）利率下调与储蓄变动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第二阶段（1998年1月～1999年10 月，即后四次调息）出现了负相关，即利率大幅度下调并未引起储蓄增长大幅度下降，反而是储蓄逐月上升（见图1）。 回归分析也反映出这一点。1995年1月～1999年10月， 存款利率下调与储蓄存款月增加额之间关系不密切，R[2]值较低。第二阶段的R[2]值比第一阶段更低。
结论一：1995年1月～1999年10月，储蓄存款对名义利率无弹性。
关于储蓄变动与实际利率的关系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储蓄变动可能与名义利率无关，但与实际利率有关，如果名义利率下降的幅度赶不上物价下降的幅度，实际利率上升，会导致储蓄存款增高。另一种解释是储蓄对实际利率变化不敏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在这里，我们用两种方法剔除物价因素，计算出实际储蓄存款利率。一是考虑预期因素，将名义利率减去一年以后的零售物价指数（定义为实际存款利率Ⅰ）。二是不考虑预期因素，将名义利率减去当期零售物价指数（定义为实际存款利率Ⅱ）。
1995年1月～1999年10月，实际利率Ⅰ、 Ⅱ和储蓄存款增加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2和－0.08，即不相关。分段分析，在前3 次利率调整时期，实际存款利率Ⅰ、Ⅱ与储蓄存款增加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6和－0.03。后4次利率调整时期， 实际存款利率Ⅰ、Ⅱ与储蓄存款增加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3和0.57。理论上储蓄存款与实际利率变动之间应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而实证结果是，除了后一阶段实际存款利率Ⅱ与储蓄存款增加额之间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以外，其他时间段的实际利率与储蓄存款变动之间为负相关，且相关系数很低，这与理论分析相悖。且后一阶段的实证分析因取值范围太小，不足以说明在第二阶段实际利率变动对储蓄存款有影响。
结论二：在1995年1月～1999年10 月期间储蓄存款对实际利率无弹性。
（二）影响储蓄存款的要素
通过分析得知，1995年1月～1999年10月， 影响储蓄变动的第一因素是股市变动，每次股市波动都会引起储蓄的反向变动，其次是个人收入，再次是利率，最后是制度因素。其回归方程是：
居民储蓄＝－1683.3+32.7×一年期存款利率－0.47×股票市价+
增加额 （－0.95）（0.7） （－2.14）
7.13×个人可支配收入+50.57×制度因素
（1.88） （0.44） （1）
R[2]＝0.2
D.W＝2.53
F＝3.07
注：股票市价取值于上证市价指数，股票市价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实证结果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在前3次调息期间即1996 年下半年至1997年上半年，我国股票市场交易是历史上最为火爆的时期之一，而同期储蓄存款增加额是逐月下降的。1998年以来储蓄存款高居不下，同期股市低迷不振。1999年“5.19行情”股市上场，紧接着储蓄增幅下降。
结论三：1995年1月～1999年10 月影响储蓄变动的第一因素股市变动。
（三）利率与储蓄存款结构的关系
我们用“活期储蓄占总储蓄存款的比重”这一指标，分析利率下调对储蓄结构变化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997年1月～1999年10月， 利率下调对储蓄结构变化的影响显著。存款利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滞后1个月，居民活期储蓄存款占全部储蓄之比上升0.46个百分点。可见，七次名义利率下调首先影响的是居民金融资产组合的变化，居民增加手持现金、短期储蓄存款和股票投资，减少长期储蓄存款，其流动性增强。
结论四：1995年1月～1999年10月， 利率下调对储蓄结构变动的影响显著，居民流动性增强。
总之，在1995年1月～1999年10月期间，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利率弹性不是表现在总量变动上而是表现在结构变动上。这里至少有三种因素造成我国储蓄总量对利率无弹性或利率刚性化，（1 ）居民投资渠道狭窄。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余部分除现金和银行存款以外，其他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较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反贱买贵卖规律，价格越贵越买，越贱越卖。近年来，在物价持续下降、实际购买力不断提高、名义利率多次下调、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划算的情况下，人们不仅不增加消费，反而继续增加储蓄。（2）改革导致居民预期支出增加。 改革力度加大，使人们生活中不确定因素增多，需要牺牲当前消费来保证未来消费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3 ）非居民储蓄存款增加。储蓄存款中有“水份”。目前非居民存款混入居民储蓄存款中的问题较为严重。过去，储蓄存款利率高于单位存款利率，非居民储蓄存款增加的动机是获取高利。现在储蓄存款和单位存款执行同一利率，非居民储蓄存款增加的主要意图是确保安全和追求便捷，如在各种形式的公款私存中的为逃避银行债务或偷漏税、有的为银行出现问题后能作为居民储蓄优先偿会，还有部分私人生产经营资金放入储蓄账户中支取现金方便等。
二、七次贷款利率下调对贷款的影响
关于利率与贷（借）款的相关关系，许多理论是从企业即借方的角度分析企业投资的利率弹性。有凯恩斯理论中，企业投资受资本边际收益率和利率两方面影响，当资本边际收益率不变时，利率愈低，企业借款意愿愈高；当资本边际收益率变动时，即使利率上升，只要资本边际收益率大于利率，企业也会增加借入资本，扩大投资；反之亦然。过去，我国企业软预算约束，贷款利率这一融资成本指标不构成企业借款需求的约束条件，企业借款需求是无限的，而借贷款的控制权由供给方——银行决定。现在，随着企业预算约束逐渐硬化，企业借款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贷款利率高低影响，其需求量也从无限变为有限。而银行作为贷款的供给方，贷款利率越高，更确切地说存贷利差越大，放贷收益越大，贷款积极性越强，但是决定银行贷款利率高低不能由银行一方而是由银行和企业双方，如利率越高，企业借款需求下降，供大于求，制约利率上升。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但央行利率确定也需要考虑供需双方利益。
本部分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贷款利率与金融机构贷款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假定银行在放贷能力，因为1998年3 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下降了5个百分点，增加了银行可用资金2000亿元。另外，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向中央银行归还再贷而不是借入再贷款，也说明商业银行资金较为充足。其次假定存贷利差不是影响银行放贷的约束因素。因为自1996年以来，我国银行存贷利差一直高于2个百分点，且1999年6月调息后又将利差扩大为3.6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 企业资本边际收益率、贷款利率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应形成一种减函数关系，因为利率下调—→企业贷款需求增加—→银行贷款增加。但实证分析得不出这一结论。
（一）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与贷款增长的关系
1995年1月～1999年10 月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变动与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在1995年1月～1999年10月、1995年1月～1997年12月、1998年1月～1999年10月三个时间段， 都无法用贷款利率变动来解释贷款增加额变动情况，两者相关系数极小，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太低（见图2）。 由于国有独资银行跄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60%以上，国有独资银行的贷款对昨率是否有弹性基本上能决定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弹性。实证分析表明，在1995年1 月～1997年12月期间，利率下调整与国有银行贷款增加额的相关系数为0.11，在1998年1月～1999年10月期间，其相关系数0.07。 两阶段的相关系数极低，说明国有独资银行的贷款增加额对利率变动无弹性。
结论一：1995年1月～1999年10月期间， 贷款增长对名义利率无弹性。
从理论上说，实际贷款利率越高，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越少，实际贷款利率与贷款增加额应具有一种负相关关系，但实证分析的结果是，用实际贷款利率Ⅰ即实际贷款利率为1年期流资金贷款利率减1年以后同月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和用实际贷款利率Ⅱ即实际贷款利率为1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减同期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分析得知，1995年1 月～1999年10月，实际利率Ⅰ、Ⅱ与贷款增加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5和0.33，这种正相关关系不符合实际贷款利率上升而贷款增加额下降的理论解释，且两者相关系数较低。另外，前3次调息实际贷款利率Ⅰ、 Ⅱ与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2和0.29。这说明在取消贷款规模管理之前，企业贷款增长不考虑实际利率因素。而后4次调息，实际贷款利率Ⅰ与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之间由于样本数太少，难以确立其相关关系； 实际贷款利率Ⅱ与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的相关系数为0.33，同样表明在取消贷款规模管理之后，银行贷款额的变化也不反映实际利率的变化。
结论二：在1995年1月～1999年10月期间， 贷款增长对实际利率无弹性。
（二）影响贷款增长的要素
为什么名义的和实际的贷款利率对贷款变动影响力很弱呢？解释之一是企业资本边际收益率小于利率，企业贷款需求不足。尽管七次下调贷款利率，但在通货紧缩时期，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利润率降低，企业投资欲望减小。影响企业投资的主要是市场价格信号，而不是贷款利率水平，故企业贷款需求不足，导致利率下调—企业贷款需求增加的传导受阻。解释之二是银行不受利润约束，放贷积极性不高。如果不存在企业贷款需求的约束，在存贷利差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贷款供给意愿较强，但是，由于近年来我国银行的风险约束大于利润约束，银行放贷考虑更多的是风险而不是盈利。在我国市场退出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资本”或银行贷款维持（余永定，1999）。对此银行强化其风险约束意识很有必要。不过，我国企业的不良债务和银行风险形成大都是历史积累的，将这个长期问题寄希望于短期解决是很困难的。可见银行贷款积极性不高，引致企业贷款需求增加—银行贷款增加的传导不畅。
分析表明，1999年1月～1999年10月， 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变动的第一因素是金融机构存款的变化（因为存款是贷款源，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商业银行放款受到了其存款多少的约束）；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其回归方程是：
贷款＝－219.1+31.03×1年期贷款利率（－2）+0.17×金融
增加额－0.4 （1.09）
机构存款增加额+0.28×投资增加额
（3.38） （2.09）（2）
R[2]＝0.28 D.W＝2.22 F＝6.83
结论三：影响贷款增长的首要原因是银行贷款积极性不高，其次是企业贷款需求不足。
（三）利率与贷款结构的关系
分析贷款利率与中长期贷款占比、基建贷款占比及技改贷款占比的关系得知，1995年1月～1999年10 月年贷款利率下调与长期贷款占总贷款比重变化的关系密切，两者相关系数为－0.77。贷款利率每下调1 个百分点，滞后2月后，中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之比上升0.23个百分点，在第二阶段还上为0.47个百分点。另外，七次利率下调，不仅降低了整体贷款利率水平，而且缩小了中长期贷款利率与短期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结构，从而引起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之比上升（见表1）。同样，基建贷款与技改贷款的占比与1～3 年期贷款利率变动之间关系密切。技改贷款随着利率下调而下降，技改贷款与利率呈正比关系，而利率下调的同时基建贷款大幅上升，基建贷款与利率呈反比关系（其回归方程见表2）
表1 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之比 单位：%
年份
1995
19961997
1998
1999*
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之比
21.17 20.72
20.65 21.95 22.34
注：1995～1998年各年数为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与总贷款的年末余额数之比，1999年为10月数据。
结论四：七次贷款利率下调对贷款结构变化影响明显，有利于增加中长期贷款和基建贷款。
总之，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金融机构贷款对利率的弹性同样表现在结构上而不是总量上，不过利率对贷款结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与宏观政策调整相吻合。
表2单位：%
截距项
因变量区间 数值T数值
95.1～99.1023.16109.5
中长期贷款占比第一阶段
19.6544.6
第二阶段23.993.46
*基建贷款占比 97.1～99.1015.6796.1
*技改贷款对比 97.1～97.12 4.350.04
因变量 自变量
系数T检验值
时滞
中长期贷款占比-0.23
-10.6 2月
0.086
2.14 2月
-0.47
-12.752月
*基建贷款占比 -0.5-28.2 4月
*技改贷款对比 0.2 22.3 4月
因变量 R[2] D.W F统计量
0.680.33 112.9
中长期贷款占比0.120.89
4.56
0.891.1
162.7
*基建贷款占比 0.961.56 794.6
*技改贷款对比 0.940.82 497.1
注：*为1～3年期贷款利率，其他为1年期贷款利率。
三、七次利率下调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货币量是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双方决定。费雪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需求是收入的函数，对利率不敏感。凯恩斯理论却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它的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不受经济因素制约，而货币需求是由交易需求、谨慎需求、投资需求三部分构成，利率与投资需求呈反比。后来鲍莫尔一托宾分析又将其理论拓展为利率与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同样呈反比（米什尔，1998）。新古典综合派不赞同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给论，提供了“内生货币供给”观点，认为货币供给量主要是一个受经济体系诸多因素影响而自行变化的内生变量，它主要由经济决定，而不是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能放在货币供应量上而应当在利率上，利率变动既能影响货币需求，又影响货币供给。
自1996年以来，我国各层次货币增长率由过去实际值超出目标值的格局转变为实际值低于目标值（见表3），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货币量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由货币供给决定，而逐渐受货币需求约束，即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作用是有限的，货币供应量更多的是来自与货币相关的许多制度变量和其他因素影响。从长期看货币量是需求关系所支配，从短期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秦朵，1998）。近年来，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不出去，货币供应量增长迟缓，正反映出货币需求约束存在。
表3 单位：%
年份 M[,0]M[,1]M[,2]
目标值
实际值 目标值
实际值 目标值
实际值
1994 35.324.321
26.8 24
34.4
1995 20.58.2 21～23
16.8 23～25
29.5
1996 14 11.618
18.9 25
25.3
1997 13.615.618
16.5 23
17.3
1998 14 10.117
11.9 16～18
15.3
1999 16.97
14
15.9214～15
14.02
注：1999年实际值为11月份数据。
（一）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与各层次货币增长率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化速度显著，货币供应量一直高速增长。1995年以来，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幅大幅度下降（见图3）。 实证分析得知，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利率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与利率的相关度较大，呈正相关关系，且在第一阶段（1996.1～1997.12）相关度较高（为0.7），而第二阶段（1998.1～1999.11 ）几乎毫不相关。这说明利率下调不仅未刺激M[,2]增长的上升， 反而导致其下降。而狭义货币M[,1]的增长。M[,0]增长率与利率的变动相关度极低。
结论一：名义利率不调导致M[,2]增长率的下降和M[,1]增长率的上升，即增强了即期需求而减少了潜在需求。
在M[,0]、M[,1]、M[,2]的增长率与实际利率变动关系分析中， 实际利率Ⅰ、Ⅱ与M[,2]增长率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 且都表现为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其相关性降低，这说明实际利率越高，M[,2] 增长越慢。而实际利率Ⅰ、Ⅱ与M[,1]增长率之间相关关系混乱， 且相关系数较小，不足以说明问题。实际利率Ⅰ、Ⅱ与M[,0]增长率之间不相关。
结论二：在1996年1月～1999年11月期间，实际利率上升， 只引起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下降，但两者相关度也逐步减弱。
（二）名义利率与货币流动性的关系
我们把M[,0]／M[,1]定义为狭义货币流动性，M[,1]／M[,2]为广义货币流动性。以广义和狭义货币余额与利率的相关关系分析，在1995年1月～1999年10月期间，利率下调与狭义货币流动性M[,0]／M[,1] 呈正相关，且存款利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M[,0]／M[,1]降低0.025个百分点。而利率下调与广义的货币流动性M[,1]／M[,2]呈负相关，存款利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M[,1]／M[,2]增加0.048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目前货币流动性呈总体下降趋势，且为1991年以来最低值的情况下，利率下调能减缓广义的货币流动性下降，但其力量十分微小。
结论三：七次利率下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缓货币流动下降。
（三）影响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要素
由于结算手段的创新和信贷规模加大使得M[,0]的增长速度低于M[,2]的增长速度（中华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课题组，1999），M[,0]已不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而M[,1]的构成为M[,0]+企业活期存款，近年来，M[,0]占M[,1]比例逐年减少，引起M[,1] 增幅波动的主要原因应是企业活期存款变动。同样，M[,2]由M[,1]+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组成，在七次利率下调期间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故引起M[,2] 增长率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企业存款增幅下降。可见，企业的资金状况不善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减慢的主要因素。为什么利率多次下调并未刺激企业资金需求的增加？原因有三，一是受目前以银行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的约束，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依旧是银行贷款，而且在前面已论证了利率下调对银行贷款增长没有直接影响。另外，目前企业两极分化，资金充裕的企业其剩余资金少有进入货币市场或流入资金不足的企业，而是多存入银行。二是受通货紧缩的影响。在物价持续下跌，社会资金平均利润率下降时，企业投资预期收入不确定，企业本应用于投资的资金也转存于银行。三是受买方市场的制约。历次利率下调并未减少居民储蓄存款而增加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足也加剧了总需求不足。故当前货币在金融领域里“空转”，导致实质经济中作为媒介的货币减少，制约了实质经济增长。
四、启示与对策
近年来，央行试图通过利率下调来达到放松银根和启动宏观经济的目的，但由于七次利率下调对主要金融指标的总量影响不明显，导致利率下调对经济指标如投资、消费的影响受阻或无效。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一些启示：（1 ）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是提高储蓄利率弹性的重要环节。目前由于居民金融资产单一，储蓄替代资产缺乏，居民储蓄对利率的反应无法表现出来，储蓄总量对利率无弹性其实是一种淤积现象。当前国债和其他债券走俏正说明居民对储蓄替代金融资产的需求较旺。（2 ）提高商业银行放贷积极性是增强企业贷款利率弹性的重要方面。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完全实现现商业化的条件下，银行无利润约束机制，贷与不贷，多贷少贷，对其经营业绩影响不大，故企业贷款的利率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受银行贷款行为所制约，即使企业贷款对利率下调有弹性也难以表现出来。（3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扩大货币供应量对利率变动敏感度的重要渠道。我国货币供应量正从过去的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但由于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利率下调的货币政策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来影响货币需求。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要建立起利率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机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改革，一是改革企业和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强企业和银行对利率的反应机制。目前许多观点认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其实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必须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市场化行为的制度基础之上，否则，取消利率管制后，银行不承担自负盈亏的责任，不以利润最大化目标为激励机制，或在存款充足时不积极放贷而存放在中央银行备付金账户上，或自行提高贷款利率，抑制企业借款需求。目前部分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加大后，许多银行只选择上浮而不是下浮就是一例。同样，如果企业大胆借债，只借不还，赖账不受惩罚，在这种体制下，利率市场化只会变成利率无序化，最终出现新的寻租现象。二是改革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体制，扩大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目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贷款增长基本决定企业资金来源大小。但由于银行贷款增长对利率变动反应不灵敏，国有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依旧集中国有企业上，这严重影响了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其实，在西方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大企业，因为小企业更依赖于银行贷款，而大企业可直接通过股票债券或政府支持等多方面获得资金，小企业贷款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对于大企业要高一些。可见，我国既要发展直接融资，扩大大企业的融资渠道；又要改变银行贷款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比重。另外，我国利率下调不能通过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下降，来引致货币需求上升，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缺少中间传导机制。三是改革利率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应包括三个层次，即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率市场化、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确定也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目前我国实行利率管制体制，中央银行利率确定不是建立在市场资金供求的均衡价格之上，而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利率改变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谢平，2000）。而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率如同业拆借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也很低。银行对企业的利率受利率管制又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资金需求。故建立在现存利率体制基础上的利率调控政策是难以引导公众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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