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素质、基层民主与农民收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收入论文,村干部论文,基层论文,民主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116/j.nkes.2016.02.008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作为基层管理的主体，村干部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出增效、农民收入增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高梦滔、毕岚岚，2009)。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层面的制度变革中庞大的村官队伍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Nee and Su，1990)，其中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赵波等，2013)，培育一批有文化、懂管理的新型村官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①从中国农村治理的传统来看，精英治理的模式一直存在，农业社会中的“能人”带动效应已被大量的事实证明。村干部任职的现状表明，学历高、具有非农经历和企业工作经验都对竞选村干部有着重要作用，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现象在农村治理中越来越普遍(肖唐镖，2006)。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中，创新者和管理者的权威得自于个人的人力资本状况、经营才能等(陈剑波，2000)。因此，无论是从国家政策还是从村官任职的现状来看，高学历和具备企业管理经验都成为村干部选拔的重要因素。 在选拔高素质村干部得到重视的同时，更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素质的村干部是否真的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如果其具备这种作用，村干部个人素质推动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就国内外文献来看，关于村干部素质与农民收入的定量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于村干部个人素质影响农民收入的途径并未进行实证识别。少有的文献如高梦滔、毕岚岚(2009)考察了村干部的知识化、年轻化对农民收入和降低贫困率的作用，并发现村干部的选拔倾向于有经验、学历相对较高的人群。但现有文献并未具体研究村干部的个体特征影响农民收入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正是基于此，试图从经济驱动和政治关联两个角度解释村干部个人素质影响农民收入的实现路径。 考察村干部素质对农民收入影响时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逐步实行的基层民主制度。作为村庄民主制度的开端，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基层村干部以往凡事“唯上”的行为方式，使村干部更多地关注村民切身利益(孙秀林，2009)。村庄选举在促进村干部增加农民利益的同时，也会明显的降低村庄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沈艳、姚洋，2009)。村民自治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治理的主要方式，那么村干部素质在基层民主制度下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吗？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两方面：第一，基层民主制度下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是否是高素质的，能否较好地完成村干部工作。第二，那些具备高学历和企业管理经验的乡村精英能否在以村民选举为代表的基层民主制度下成为村干部，从而成为村民致富的“领头雁”。因此，从基层民主制度的角度进一步考察村干部个人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仅可以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基层民主制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对促进农民增收作用的理解。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实证上检验了村长与村支书的高等教育背景和企业管理经验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第二，区分了村长和村支书的高等教育状况和管理才能影响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从经济驱动和政治关联两个角度对可能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三，本文着重分析了在基层民主制度下村干部个人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基层民主制度正是通过选拔高素质的村干部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 二、作用机制及理论假说 中国的乡村治理一直体现着精英治理的特征，社会精英扮演着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角色。传统社会中的士绅就是乡村中的精英，废除科举后的士绅范围包括了传统乡绅、新学之士、商人或绅商(宣朝庆，2011)。从士绅的个体特征来看，文化素质、经商能力和管理经验是成为士绅的重要指标。作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代表，士绅等乡村精英可以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下层社会的压力逐级上传，甚至会上传到皇帝本人，从而影响着下层百姓的生活(费孝通，2006)。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士绅治理被打破，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农村建设基层政权，村干部成为新的村庄治理人。建国初期的村干部主要是老区没有被提拔的共产党员、新发展来的积极分子和被认为政治上较为成熟、有活动能力与组织能力的普通农民。随着80年代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和强调村民自治，村干部的选拔发生了变化(杨善华，2000)。村庄管理者的文化素质一直是上级部门考虑的重要因素，但长期以来村干部中具备高学历的人数较少，特别是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村干部占比很低，为此国家开始选聘大学生到农村担任村官，地方政府部门也会选送年轻有为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或支书后备人选到大专院校接受正规化、系统化培训(贺雪峰，2011)。图1显示了在本文的样本中村长和村支书的学历状况。
图1 村长和村支书学历状况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目标下，村干部的经营能力和管理经验成为干部选拔的重要指标。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制定了超常规的举措来支持私营企业主担任村主任和村支书(贺雪峰，2011)。即便如此，在本文的样本中，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村长和村支书有过企业管理经验，这就为我们检验村干部企业管理素质对村民收入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假设在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主的考核体系下，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和企业管理经验会通过经济驱动和政治关联两种途径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假说1：高素质的村干部更容易吸引外部投资，提供生产性公共服务，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已被大量证实。就1952-2003年间农村经济发展来看，投资水平与农民收入存在正向作用关系(温涛等，2005)。公共投资是政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它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能力、扩大消费需求等途径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Fan，2002；林毅夫，2005)。特别是以农业灌溉、耕机生产服务、电力供给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增长，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农村贫困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Fan et al.，2004)。私人投资同样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现代市场经济建设中，投资风险和资本水平是影响外出农民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陈波，2009)。公共投资的完善为私人生产的中间产品创造新的需求；降低不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营销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吸引私人投资进入农村创办企业(Jalan and Ravallion，2002)。虽然财政支农和信贷支农一直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但是中国农村区域资本要素供给仍旧不足(杨军、莫媛，2011)，招商引资能力成为影响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Jean Oi(1999)指出，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中外部投资起着重要作用，村干部在推动村庄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中国的村干部乐于推动农村投资和工业化。 高学历的村干部吸引外部投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化水平越高，搜集信息和规划投资项目的能力越强。第二，接触到更多拥有投资实力的人，他们的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村庄获得外部投资。而具备企业管理经验的村干部，他们自身就经营或管理企业。一方面，村干部可以自己投资，带动其他村民创业；另一方面，他们拥有更多的商业资源和项目规划管理经验，容易吸引外部投资进入。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物品供给来看，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干部更能理解公共产品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并且在筹资和管理维护方面的能力更强(姚升等，2011)。 假说2：高素质的村干部同上级政府间的关系更紧密，有利于获得对本村发展有利的政策和信息，有助于提高本村农民收入。 村干部个人素质推动农民收入增加的另外一个途径源于他们与上级政府部门的政治关联。高学历的村干部是国家基层政权维护的核心，也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后备军，相比于文化程度低的村干部，更会得到上级领导的关心。高学历的村干部往往具有比低学历村干部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在县乡一级表现得更为明显，当高学历的村干部在为村庄争取公共产品投资时，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姚升等，2011)。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中，具备高文化素质的士绅和商绅同上级政府官员保持着紧密联系，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士绅影响着县长的去留，对县域政治的影响至关重要(王先明，2005)。另一方面，如果高素质村干部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承办集体活动等方式加强与上级政府部门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而同上级政府部门建立起来的政治关联，又会作为一种政治资源以政策倾斜、信息披露等方式回馈到村庄中，使其经济发展具备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假说3：基层民主制下村干部的个人素质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不断投入大量资源，努力推动农村建设基层民主制度，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通过，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章奇等，2004)。实行农村基层民主，有助于改变村庄的治理结构和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工作中的侧重点，促使村干部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孙秀林，2009)。基层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形成了对村干部行为的有效约束(Melanie，2006)，同时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面临着一定的政治考核，需要具备较高的能力来实现上级政府部门和村民所赋予的特定工作目标(Melanie，1996)。特别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建设基础设施、教育及卫生宣传、科技宣传推广成为村干部的主要任务(郭斌、王征兵，2006)。在基层民主选举制下，村干部的产生体现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特征，考虑到自身利益和本村经济发展，村民往往希望那些懂经营、善管理的村庄能人来主政(郑明怀，2011)。从农村居民的消费来看，基层民主选举也有利于促进村干部为村民提供更好的消费保险(甘犁等，2007)。在本文的961个村庄样本中，有78.56%的村庄在1998年已经实行了直选或海选制度，在2002年则达到了93.45%。在2002年实行了直选(海选)的村庄村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大于没有实行村民直选(海选)的村庄村干部受教育程度，这进一步支持了上述文献的部分结论，表明基层民主有助于选举出高素质的村干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假定基层民主制度下村干部职能转变对村民收入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基层民主制度下村干部更倾向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村民生产和生活需要。第二，在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村民主体意识强化的背景下，能否带领村民致富对村干部在选举中获得支持度有着决定作用。那么为了保持在选举中的优势，村干部就更加倾向于通过自身努力来发展村庄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该数据包含了中国22个省份的961个村庄和9200个家庭。关于村干部素质和村庄发展的大量信息包含在对村干部的问卷中，因此本文选择了村级层面的数据，样本为961个行政村。表1报告了实证研究中选择的所有控制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关心的重点是村干部的学历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是否对农民收入有明显作用，并识别村干部个人素质对农民收入发挥作用的实现途径。最后，在基层民主背景下考察村干部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否得到加强。 我们假设村干部素质对农民收入的作用通过经济驱动和政治关联两种途径展开。在经济驱动中一类是村干部的招商引资能力，另外一类是村集体提供的支农服务。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了五种支农服务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统一灌溉排水和种植规划在农村集体支农服务中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被提供的可能性更大。对于政治关联变量，我们选取了上级政府有关部门领导来本村考察的次数和本村干部去镇政府商量解决问题的次数这两个变量，特别是上级政府领导到村庄的考察次数表现出了上级部门对村庄的关心程度，这可能会影响到村庄获得在一些扶持政策和发展信息方面的能力。其他因素也会导致上级政府领导来村庄考察的次数，因此本文控制了村庄遭受自然灾害、有人在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当干部、示范村等村庄个体特征。
对于基层民主制度，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本村是否实行村民直接选举或海选、村委会成员是否由村民直接提名产生、本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次数。前两个指标衡量了在村干部的产生方式上基层民主的执行情况，在本文的样本内，93%的村庄都实行了村民直接选举或海选，89%的村庄的村委会成员是由村民直接提名产生的，这表明截止到2002年基层民主在样本村得到了普及。但村干部的民主选举并不能一定保证村级事务决定上全体村民的利益被充分考虑，即使是民主选举下产生的村干部也存在涉及土地、计划生育、以权谋私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村民利益(王宣喻等，2009)。村民代表大会是村民参与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和实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可以更加准确地衡量基层民主的执行状况，因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作为基层民主的代理变量。 在控制变量中，本文参考了(高梦滔，2009；孙秀林，2009)的做法，尽可能控制可能影响农民收入的村庄个体特征，其中包含地理、交通、劳动力、农作物种植面积、自然灾害，另外本文还考虑了一些历史因素的影响，如20世纪70年代是否创办社队企业、税费改革、通公路和通电的时间。 四、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 (一)村干部素质能提高村民收入？ 首先，本文检验村干部的学历、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直接作用，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每个村庄人均收入对数，x=1，2是村长和村支书的选择方式。当x=1时表示i村村长的学历、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x=2时表示i村村支书的学历、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Z是其他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了村庄可能会影响村民收入的个体特征，在考虑村干部素质的作用时，控制变量中还包含了村长和村支书的年龄和任期，a表示随机扰动项。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村长的学历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村干部的年龄与农民收入有着正向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与高梦滔(2009)得出的村干部年轻化对农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为一致。村支书的学历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村长和村支书在农村治理中的分工不同导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规定：“村委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承担着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而村长是村委会最主要的成员，因此更多地肩负着组织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职责。村党支部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员教育，联系群众……②”。可见，在工作职责方面，村长和村支书有着明确区分，村长较多地承担了经济方面的职责。职责划分会促使村长更加努力去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同时也制约了村支书过多干预村庄经济事务，那么以村民收入这个经济变量来衡量时，两者的学历和企业管理经验的作用就会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学历状况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受教育水平达到特定程度，村干部的教育背景才能对村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此本文重点考察了村干部的高等教育状况对农民收入的作用③。结果表明，相比于学历变量，无论是村长还是村支书，受过高等教育都会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提升，村干部教育背景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确实存在门槛效应，高等教育是村干部文化素质促进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控制变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农民收入的详细信息，村干部的年龄和任期对农民收入并无明显影响，一些已被证实的变量如地形、地理位置、交通等因素均对村民收入有显著影响。自然灾害会明显地降低村民收入，而越早通电、通公路有助于提高村民收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创办过社队企业对农民收入有着持续的提升作用，即使到了2002年这种影响仍然非常显著。村庄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和税费改革对村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村干部素质通过什么途径提高村民收入 初步的检验结果表明村干部特别是村长的学历水平、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地提升作用，那么村干部的这些个人素质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农民收入呢？ 1.经济驱动Ⅰ：招商引资 在假说1中我们提出村干部素质通过引进投资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了检验村干部素质对外部投资的影响，我们分别对村长与村支书的个人素质及其招商引资效应对农民收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这里我们重点关注外部投资与村干部高等教育、村干部企业管理经验的交互项，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
分别表示村长和村支书的高等教育状况与本村获得由村干部引进的外部投资的交互作用，说明了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村干部引进外部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假说1成立，那么交互项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表3的结果显示村长的个人素质与招商引资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村长更能够带动村干部引进外部投资，进而增加村民收入，在考虑了其他控制变量后并无太大变化。村支书的高等教育与外部投资的交互作用对村民的收入影响在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后虽然为正但不显著了，这说明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村支书并不一定能通过带动村干部引进外部投资来提高村民收入。从企业管理经验的交互项来看，具备企业管理经验的村长更能够带动村干部引进外部投资，提高农民收入，而对于村支书，这种效应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同表2中相比并无明显变化，不再赘述。
2.经济驱动Ⅱ：提供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与支农服务 中国的农业生产长期面临自然灾害的威胁，而农村集体生产性公共品对农户抵御外部冲击和稳定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长期存在(张士云等，2010；贾康、孙洁，2006)。村干部素质对农民收入的作用还可能体现在高素质的村干部更可能会提供良好的村级公共产品以弥补个体农户在生产资料供给上的不足。在农村的管理分工上，村长主要负责领导生产活动，因此我们重点检验村长的高等教育背景、企业管理经验与集体支农服务的交互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④。
其中，y=1，2，3，4，5表示本文选择的五种不同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支农服务，分别与村长学历进行交互，
衡量了村长的学历与村集体提供的支农服务的交互作用对村民收入的影响，
衡量了村长的企业管理经验与村集体提供的支付服务的交互作用对村民收入的影响。采用五种不同的支农服务指标，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结果表明，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村长所在的村集体提供的统一灌溉排水、耕机服务和病虫害防治都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其中统一灌溉排水和耕机服务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最强。从这三项支农服务的作用来看，它们是促进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户应对自然灾害的重要资源，这进一步说明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它们在农村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村干部企业管理经验与统一购买生产资料和种植规划的交互作用对农民收入并不显著。一方面，村集体难以提供对所有村民来说异质性较强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统一的种植规划并不一定有助于农业生产，规划种植虽然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但会降低农户的异质性创新行为。在面临市场风险时，同质化的农产品一旦受到侵害，农户很难从其他农产品中得到补偿，收入风险也会增加。在表5中，用村长高等教育状况替换村长企业管理经验，交互项的系数表明村长的高等教育状况会显著影响村集体提供支农服务和提高农民收入。 3.政治关联：与上级政府的关联 村干部的个人素质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还可能体现在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和获取信息上。高素质的村干部往往会和上级政府部门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为了验证假说2，本文用县级政府部门领导到本村考察次数和村干部到乡镇政府商量解决问题的次数分别衡量来自上级政府和村干部两个层面的政治联系程度，分别与村干部的高等教育背景和企业管理经验交互，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x=1，2表示村长或者村支书；g=1，2表示政治关联的两个层面，g=1代表县级政府部门领导到本村考察次数，g=2代表本村村长和村支书到乡镇政府商量解决村级事务的次数。公式(6)和公式(7)分别估计了村长和村支书的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政治关联效应对农民收入的作用。 表6的结果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村干部更能够吸引上级政府领导到本村视察，这种政治关联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地提升作用。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本村如果有人在上级部门担任领导反而会对本村农民收入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一方面，这一结果可能受到20世纪中期官员选拔中对出身背景考核的影响。这里的上级部门具体指在县级及以上单位担任领导，按照中国领导干部培养的经验，县级及以上单位领导干部的年龄基本上处于40岁以上，并且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在本文中，这些样本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现有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前干部选拔体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性，更有可能被提拔为干部，这种对干部候选人出身状况的考察标准在后期的干部选拔中仍然有所体现(Walder and Hu，2009；余洋，2010)。在1995-2000年间，全国31个省(区、市)都开展了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工作，其中选拔地厅级领导干部700多人、县处级领导干部7000多人，其中不乏出身农民家庭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干部(中共中央组织部，2000)。另一方面，在越贫困的地区，人们迫于生存更可能会选择通过受教育改变生存状况，而受教育程度作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得到重视。因此，本村有人在上级政府部门担任领导会降低本村农民收入是村庄自身经济落后存在的选择效应，并不能说明这一变量确实导致了农民收入降低。我们同样检验了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村干部与上级政府的政治联系效应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企业管理经验并且与上级政府联系越紧密的村干部更有助于提高本村农民收入。
(三)民主选举产生的高素质干部更能推动农民收入增加么 我们已经验证了村干部的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会通过吸引外部投资和提供集体生产性公共产品两种经济途径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同时，受过高等教育和具备企业管理经验的村干部同上级政府部门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有利于获得对本村发展有利的信息，争取优惠扶持政策，从而发展本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高素质的村干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对村民收入增加有利的高素质村干部能够在现行的村民自治下发挥积极作用吗？如果村干部的选拔机制阻碍了农村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为村干部，他们个人能力对村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就无法实现，这无疑对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来说是一大损失。为此，本文选取了三种基层民主的衡量指标，检验了基层民主制下村干部素质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模型如下：
其中，gram=1，2，3分别表示是否实行直接选举(海选)、村委会成员是否由村民直接提名产生、村民代表大会次数三个不同的基层民主衡量指标，
衡量了在基层民主制下村干部的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作用，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如果基层民主制度下村民能够选举出高素质的村干部，进而带动农民致富，那么
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而且数值应该会大于表3不考虑基层民主制时村干部素质对农民收入的作用。 表7的结果表明基层民主制度作为中国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它通过规范农村基层干部行为，筛选具备高学历和企业管理经验的高素质村干部提高农民收入。那些由村民直接选举或者通过海选制度产生，同时又具备企业管理经验的村长，相比于没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村长，他们可以提高农民收入的9.2%，直接选举或者海选出的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村长相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村长，他们可以提高农民收入的23.5%。村民直接提名产生的村委会成员可以通过选拔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村长，以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基层民主制度具备的选拔作用使村民选举出可以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干部，这可以看成是基层民主制度推动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此外，每年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是村民监督村干部和参与村集体重大事项表决的主要途径。在表7中，村民代表大会次数与村长企业管理经验以及村长高等教育的交互项系数表明，在村民监督加强的情况下，那些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村长更会努力工作。
表8检验了在基层民主制下村支书的高等教育背景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对比表7和表8我们发现在基层民主制下，村长的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推动作用明显的大于村支书，这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的规定，村委会通过满18周岁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长作为村委会的第一负责人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级基层党组织则是由基层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村支书并不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党支部成员也不需要由村民直接提名，村民代表大会也不能对村党支部的职责形成有效监督。由于只有党员才能够影响到村支书和村党支部成员的选拔，而在我们的样本内党员人数占比较小，并不能代表全体村民。因此，由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村民直接提名和村民代表大会次数三个变量所表征的基层民主在衡量村级党组织的民主状况时就存在一定偏差。第二，村长和村支书在村庄管理工作中的职能分工不同，村长较多的承担着发展经济的职责，同时又要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两方面的结合会放大村长发展经济的职能作用，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村庄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上。村支书则更多地承担了政治教育、文化宣传等工作，这种分工不同会导致各自的文化水平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不同。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村长和村支书的高等教育状况、企业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村民收入。但是，这一回归结果可能会受到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也就是说，村干部的高等教育背景、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作用还可能受到其他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表2的结果可能高估了村干部高等教育背景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为此，我们加入了本村1998年和1990年的人均收入的对数值，本村所在县2000年和2001年GDP的对数值⑤，以此来捕捉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表9的结果表明，控制了初始的经济发展因素后，本文重点考察的村干部的高等教育状况和企业管理经验仍然对农民收入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均无明显变化。
中国的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农村精英的重要影响，而当前中国农村中高素质的村干部就扮演着传统社会中乡村精英的角色。文化水平高、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村长和村支书可以显著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种效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第一，高素质的村干部他们本身具备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引进外部投资来发展本村经济。同时，知识水平高、管理经验丰富的村干部更加懂得支农服务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他们更有动机去提供集体性生产服务。第二，高素质的村干部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优秀代理人，他们更容易受到上级政府的关注，也更有信心与上级保持密切联系，获得有利于村庄发展的信息和政策。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普遍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度，本文将村干部个体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基层民主制度相结合，发现在基层民主制度下选拔出来的高素质村干部，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具备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村长对农民收入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这进一步说明，基层民主制度可以通过选拔出能够带领农民致富的高素质村干部，从而能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在实证层面，本文验证了当代中国农村精英治理的作用机制，这为当前农村治理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本文识别了基层民主制度通过选拔高素质的村干部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改革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相结合。 ①从1995年江苏省的“雏鹰计划”开始，政府招聘大学生到农村担任基层干部。200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大学生村官全面试验开始。 ②有关基层党组织和村支书工作职责的具体规定可以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五章。 ③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此项建议，使得本文的分析更加严谨，后文中主要以高等教育作为村干部文化素质的代理变量。 ④我们同样就村支书的学历和企业管理经验进行了检验，交互项的效应虽然没有村长的作用明显，但基本上仍能够反映出村干部素质通过提供支农服务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途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村支书样本的回归结果。 ⑤根据CHIP2002年的村级调查问卷，结合当年国家行政区划代码，我们查找了样本村所在县(县级市)2000年和2001年的GDP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各市历年统计年鉴。本村居民1990年和1998年的人均收入数据直接来源于问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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