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近代产业政策
—— 1937-1965 年的发展主义
东北财经大学 张涵 詹勇翔
摘 要： 本文通过对1931—1965年内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回顾，指出产业政策是如何在日本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影响日本经济治理，而思想和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发挥作用，使得日本资本主义能够偏离1930年之前的模式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产业政策 日本 发展主义
从侵华战争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发展历程像是各个发展模式的一个试验场。法西斯主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美国新政、熊彼特创新理论纷纷被日本借鉴，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东西方阵营的经济模式——日本发展主义。在混合了这么多种模式之后，它在适应国情的基础上对生产导向、战略经济观、以及生产力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独到的见解，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混乱的，也不能只从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来阐述日本资本主义，应该从比较的视角来研究支撑日本这一独特发展主义的意识和制度形态。
将表1中的前十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建立预测模型,计算得到参数a=-0.1581,b=9.0963。经计算实际值、第二组预测值及误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本文就这样的视角出发，对1931—1965年内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回顾，指出产业政策是如何在日本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影响日本经济治理，而思想和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发挥作用，使得日本资本主义能够偏离1930年之前的模式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1 政府范式的回顾
在产业政策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就不得不提到产业政策范式。产业政策范式代表着一种权威与主导观点，它把产业政策和意识形态进行连接。通过产业政策范式，日本政府不仅提供了看问题的方式，还反映了各个时期自身对经济把控的智慧，揭示了日本发展主义的历史特性。本文将从管制经济、促进出口、高速增长与自由化贸易这三个方面的范式聚集展开叙述。
1.1 管制经济
自1931—1945年这十五年战争期间，管制经济一直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范式。在大萧条的余威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其他国家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的背景下，政府作为重要角色出现国际经济舞台之上，政府不仅大力强化其经济能力，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创新，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通过管制经济，日本政府强化了计划能力，增强了对资源配置的控制。
分析钩藤的总离子流图，发现相对于空白组，实验组在3.59、4.22 min处离子流峰强有较大的增强，因此可以推断这几个离子流峰相对应的化合物应该为与酶结合的化合物，为AChEI。质谱分析得到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546（3.59 min）、384（4.22 min）。根据相对分子质量检索钩藤的化学成分，查阅对应的化合物，相对分子质量546对应的化合物为3-二氢异卡丹宾或者3-二氢卡丹宾；相对分子质量384对应的化合物为钩藤碱、异钩藤碱、柯诺辛或异柯诺辛（表1）。
在此般见解背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是熊彼特使用的术语，意指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市场和服务。日本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重新界定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使得日本发展主义不再支持军事扩张，而是力争建立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
日本在和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势力时受到西方列强的种族歧视，并且在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战争”承受强大国际压力之下，共产主义者抛弃了他们建立在阶级斗争和世界主义信仰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国家利益至上的法西斯主义就登上日本历史的舞台，日本经济意识形态的分析层次从个人和社会阶层转变为民族国家。“无论对错，他都是我的祖国”，受这种心理驱使，民族国家成为了经济思维中的主体，在政治讨论中除了民族国家这一分析单位外，任何单位的分析都失去了合理性。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下，促成了日本的全国战争动员思想，支持战争被视为当时国家的最高优先目标，这也促使了在管制经济中日本一直从战略高度来考虑经济发展。
此计划中日本政府创新性地使用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日本政府把货币供给作为维持增长的手段，把需求管理理论和自己的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政府通过财政将公共支出的功能从原来对经济状况的调整，扩展到了刺激经济增长。这样的举措，使公共增长不仅成了调整经济周期波动的工具，而且也成了使日本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相比起同时期的中国，日本对于经济学的应用程度就耀眼的多，日本能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融会贯通，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中的高速增长和自由化，加快了日本经济从封闭式国内市场向开放式的自由贸易体制迈进的步伐，使日本发展主义最终实现了向贸易型的转变。
1.2 促进出口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揭开了日本历史的一个新篇章，日本资本主义面临一个转折点，代表日本发展主义从军事型向贸易型过渡的促进出口政策也由此开始。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实施了道奇计划，日本经济的运行也由道奇的“两根支柱”所支撑。道奇计划中美国要求日本实现财政和货币的稳定，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需通过实施稳定汇率等手段与国际市场连接。但众所周知，日本自然资源极为稀缺需要大量进口，若要想参与国际贸易，就必须通过促进出口来平衡其国际收支。为促进出口，日本决定通过建立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政府在管制经济起始阶段中力图通过行业自主的管理活动来实现企业目标，试图避免在管制经济中行驶权力。而到了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政府开始对经济实行直接控制，运用权力直接承担经济活动中的领导责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政府的控制又进一步的加强。在政策制定的转变当中，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中，政府和市场不再相互排斥，日本政府开始利用市场来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政府虽不像在管制经济中那般对经济进行强劲干预，但仍在经济管理中实施很强的控制力，日本经济体制从军事型向贸易型的转变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1.3 高速增长与自由化范式
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但在腾飞背后还是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贸易和货币兑换自由化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不发达的基础设施也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并且还存在许多无效率的经济部门。为应对这些挑战，日本政府在1959年开始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并实行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高速增长和需求管理超越了以前“简单的反周期调整和提高供给能力”的做法，成为新的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实践和研究的深入以及新的教育思想的渗透，大量基于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不断涌现，现代教育技术成为现代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
且通过三个范式的实施，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间，日本发展主义完成了从军事型向贸易型的变革，那么令人疑惑的是日本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完成体制的变革呢？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体系结构的转变。
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正式施工前，应先铺筑试验段。通过铺筑试验段，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验证目标、生产配合比；优化人员组织；确定最佳机械组合；确定各项施工数据，指导正式施工。
管制经济中力图使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做法不但极大地刺激了军需品的生产，而且改变了经济的结构，使日本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产生分离。也正是由于管制经济促成的这一分离，日本出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体制，促进了发展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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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主义变革原因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亚帝国主义均势的破坏之后”，日本认为自己在和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此选择用军事来对抗。并且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张，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以战略高度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第二次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日本不仅要面对朝鲜半岛上爆发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军事阵营的冲突，在本国政治上也很难适应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于是进行经济重组，通过促进出口增强国际贸易来实现经济独立的挑战，发展主义得到了过渡。第三次转变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领导的自由贸易之风盛行的背景下，由于国内的结构性问题，日本开始着手解决美日关系问题导致的国内纠纷并通过高速增长计划开始自由化的贸易投资，至此发展主义完成了转变，日本当代的经济体制也基本成形。
在这一新的政策范式中，对国家生产力的理解从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转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整体经济的高倍增长中，整个国家再次被动员起来集中力量于一个单一目标，经济战略观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通过对日本产业政策三个范式的审视，可以看出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政府是通过不同的经济环境与国际形势来调整自身政策的，并且常常用产业政策来修正经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权利平衡在不断发生变化。管制经济中对物资分配和价格的直接管制转变为对信贷和外汇的管制，在20世纪60年代又转为行政指导，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变得逐渐成熟。
在日本发展主义不断成熟的进程中，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固然有着深厚影响，但日本政府为何又能在体系转变下迅速做出反应呢？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
19世纪中期，幕府的统治逐渐衰落，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民众心中的家国情怀便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当民族主义思潮传入日本后，他们便很自然地将它与异化后的家国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主张的是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拥护，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对民族的绝对服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民众都反对个人利益和股东利益，推崇国家社会利益至上。
国际大环境中的每一次改变都被日本视为民族生存的一次挑战，在集体的生存压力之下，国家生产力的主张不断否认其他的主张。并且为了应对外部威胁，经济被视为有战略性，以最小成本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的思想就一直处在基于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思想当中。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日本的经济运行不以改进个人福利的愿望为动力，而受增强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欲望所驱动，提高国家生产力的强烈愿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世界体系的扩张，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力争在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不断被感知到的国家危机也使得日本人他们渴望赶上西方，超越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提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日本必须适应体系结构的转变。而对于日本这种缺乏自然资源并严重依赖贸易的国家，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确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因此由民族主义引导的日本产业政策调整就成为应对巨变的重要举措。
山东省某三甲综合医院2012～2016年全部住院患者的费用明细及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5年来，患者住院次均费用逐年增加，从13723.51元增加至15375.43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88%；费用构成中药品费占比虽每年呈下降趋势但仍高居首位，占47.81%；至2016年，诊疗费、检查费、手术费、护理费四项构成比较之前均有明显的上升之势。其中，检查费构成比逐年上升，从6.79%上升至8.12%。
3 发展主义变革反思
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日本发展主义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与西方主流思想有了根本区别。西方主流经济思想里经济的运行和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而日本的发展主义却直接承认产业化和民族主义间的不可分割，它摒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将民族国家视为政治经济的基本单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正是具备此般民族主义的特征，日本经济思想体系确实不是罗宾斯所称的“将人类行为当做目的和可选择的稀有工具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纯科学”，反之，它是“商业逻辑和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整合”。也正因日本发展主义的诸多独到之处，使其逐渐演变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大变革中演化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三种独特模式之一。从以上的各个层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晓日本发展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偶然，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的舞台上大展风姿也绝非是由于十足的运气。而是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变幻莫测的世界体系转变中，能够及时对产业政策作出调整，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把控来抓住关键机会。也正是如此，日本才能在遭受二战惨重的摧残后短短几十年就迅速复兴，且从落寞的战败国一路成长为今日亚洲的经济强国。
参考文献
[1] 孙丽．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研究[J]．日本学刊，2018(6)．
[2] 李慧敏，王忠．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能否协调——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启示[J]．日本学刊，2019(2)．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98(2019)09(b)-076-02
DOI： 10.19699/j.cnki.issn2096-0298.2019.18.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