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中不同主体角色、价值的冲突与协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冲突论文,角色论文,院校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5)05～0001～07 当代大学面临的外部和内部挑战越来越多，历史上主要依靠传统惯性运行的大学，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需要不断调适自身以应对变化的时代需要，“变革”“适应”成为当代大学更加关注的词汇，院校研究(即“机构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就是在这样的需要中形成和发展的。院校研究以本机构自身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收集信息，对机构自身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自身运行的特点与规律、自身运行中问题的解决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提出应对或解决的对策建议，以此推动机构更好适应时代的变化，保持持续的竞争力。院校研究是专门研究者、管理者、教师等共同参与实施的，在现实的运行中，不同角色的价值冲突和矛盾难以避免，这往往会直接影响院校研究实施。 一、院校研究的定位、价值追求与困境溯源 最早的院校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一般认为1965年美国全国性的院校研究协会(AIR)成立，标志着院校研究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在美国正式确立[2]。战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带来自身组织的膨胀，管理的复杂性迅速增加，60年代的学潮对传统基于学术权威和个人经验的大学管理提出挑战，科学技术发展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不断突显，大学成为发展科学技术最为重要的力量，于是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入迅速增加，社会期望越来越高，公众更加关注大学花费了巨额公共财政后为社会带来什么。 大学管理复杂性的提升、运行压力的不断增大、社会提出的绩效要求，使得传统上不愿意接受别人意见的大学开始寻求多方面的理解和证明，寻找更为有效的管理思想与方法，院校研究就是适应这样的要求提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院校研究将高等教育研究拓展到一所大学校务的管理中，体现高等教育学回归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大学开始借助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动自身发展。可以说，美国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规模拓展和强化办学质量评估的产物。它是一种形式多样化的大学自我研究，目的是促使高等教育运行和决策制定更具成效[3]。 20世纪90年代初，院校研究由美国被介绍到我国，最开始译为“机构研究”，表明它是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之后更多地被译为“院校研究”，表明是对高等院校进行的研究，并逐渐为国内同行所接受[4]。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的建立被视为内地院校研究正式兴起的标志[5]。 十几年的研究积累，已经对院校研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院校研究的目的是提高高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促进高校管理工作改进；院校研究是自我研究、咨询研究、管理研究、应用研究；院校研究的特征是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改进学校管理提供决策支持；院校研究的职能分为基本职能和高级职能，基本职能是搜集本校及其相关环境数据，将数据转换为有用的信息，作为决策参考或者对外发布。高级职能是进行专题研究，包括对学校运行中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分析、教学活动及其他项目的评估、学校各种发展规划的前期论证等。院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基于院校数据库的定量研究，同时也需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管理咨询方法、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6]。 在对院校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形成多方面共识之后，研究者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如何开展院校研究上，目前正在走向“规范发展”的过程，研究重点转向加强院校信息系统的建设、深化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探索院校研究理论、培训院校研究人员等[7]。 从总体看，直到目前关于院校研究的本质、定位仍然处于争论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院校研究从研究的目的看是为大学实际决策服务的，是以大学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问题，虽然也会运用一些规范的研究方法，但院校研究是与管理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过程与管理改进过程高度联系，院校研究的研究成果最终体现在大学的改进上，从研究人员看应当是以实际管理者为主、专业学术者适当参与共同进行的研究。 从这样的定位看，院校研究存在的价值基础是大学自身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需要，是大学对自身组织进行的研究，其主导是大学组织，其研究主体是大学的管理人员和专业学术人员的配合，其选题更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其基本方法是系统收集信息并做出尽可能专业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是以大学组织自身的价值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变革需要为主要驱动，尽管仍然有些争议，但多数人认为院校研究属于大学管理工作范畴，但它与通常的管理工作相比增加了研究的成分，运用了更多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工具，从某种意义上看更似“管理科学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21世纪初形成了一个院校研究的热潮，更多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关注并积极投入到院校研究中，努力在院校研究中实现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走出高等教育研究“只开花不结果”的窘境。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理论研究者参与的院校研究并没有发挥更大作用，也没有更受欢迎，相反处于尴尬中的情况比较多，究其根源还是院校研究本身与高等教育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冲突造成的，如果不能很好定位并协调学者、管理者和教育者这样三方面角色的矛盾与冲突，就无法解决院校研究的根本问题。 二、院校研究中的主体、主体价值与矛盾冲突 院校研究中涉及不同角色身份的研究人员：高等教育学研究者、大学行政管理者、大学教师，这三种身份角色存在价值取向的冲突，即使三重角色同时出现在一个院校研究者的身上，不同的价值取向也会造成其研究中的冲突，院校研究的开展需要充分分析把握这样的价值特点和冲突形成的原因。 1.学术者的价值追求与院校研究的价值取向 学术研究是基于自己规训与范式进行的，有其自有的话语体系和研究程式、研究方法。尽管高等教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仍然处于发育中，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存在已久，高等教育问题在不同学科中作为学术问题被研究着。不同学科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有其自己的范式，社会学研究高等教育是把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研究其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经济学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主要研究高等教育中的经济现象以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管理学研究高等教育是把大学作为一个组织研究组织中的人及其行为特点。 高等教育学作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其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与研究范式，正在逐渐发育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高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尽管实践性很强，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学术研究，其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高等教育中的组织、人、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特点与属性的理解认识与把握。虽然可以认为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脱胎于高等教育实践，但作为学术研究的高等教育研究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服务于某一所高等院校的需要，更多研究普适的、可以迁移的问题，更多对高等教育现象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属于“原理”的研究成分远远多于属于“实务”的研究成分。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的区分越来越明显，边界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学术的”和“实践的”已经明确分化了。 院校研究虽然会借用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但其本质不是学术研究，并不一定会完全遵循学术研究的范式。院校研究更多属于管理实践活动，需要回答的是“发生了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应当如何应对或解决?”，与学术研究首选“求真”的价值取向不同，院校研究更关心“求解”的活动。学术研究以发展学术、认识事物为指向，而院校研究以解决问题为指向。这样的价值取向的不同造成学者(包括高等教育学者)与院校研究需要的冲突，院校研究的需要者指责学术者脱离实际、崇尚空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学术者指责院校研究的需要者不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不按照大学的理想原则办学。当学术者以“高等教育学者”身份出现的时候，院校研究需要者话语丧失；但院校研究的需要者通常是控制资源的管理者，学者在管理者的资源配置权面前话语也会丧失，这样的合作变得困难而不愉快。 “大学是一个什么都研究唯独不研究自身的机构”，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者”其实对自己所在大学的了解和研究未必相较其他学者更丰富和深刻，熟悉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学者未必熟悉自己服务大学的运行机制、理解其文化特性，当他们被寄予更高咨询期望的时候，失望也就是可以预计的了。 学术是求真的，管理是求平衡、求达成目标的，作为管理手段的院校研究，通过“研究”获得真实的数据、因素、关系、状况等客观信息，通过管理者对信息的使用达到影响大学发展的目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学者的“真话”是否是需要的?是否是管理者愿意和能够接受的?尤其是不利的、否定性的信息，学者和管理者如何协调?如果学者和管理者是同一个人，两种角色如何协调就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2.教师的价值追求与院校研究的价值取向 大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大学里的员工广义上都被称为老师，教师的身份是“教育者”，以推动学生发展为核心价值，作为“教育者”，同样注重“求真”，但“向善”是更加突出的价值特点。遇到优先次序选择的问题时，“教育者”的价值取向与“学术者”、“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就容易发生矛盾。院校研究是管理者需要的，但院校研究始终关系到“学术者”和“教育者”，而管理者自身也具有教育者的身份。 “教育者”角色的核心价值是培养人，把大学首先理解为培养教育人的地方，大学发展学术是为了育人，大学的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大学的资源应当向育人配置。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为了更好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是根本目的，学科规训、研究范式、理论框架等等都以育人为追求，都是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站在“教育者”的立场上，学校其他方面的追求都是育人的途径和手段。 “院校研究”是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其基本价值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与教育者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所谓大学的发展体现在获得更多资源、建立更高声望、实现大学自己的价值，院校研究以这样的组织发展目标作为自己的追求。因此当社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倾向行政权力、大学的社会声望更受“炒作”影响、大学自身没有丰富文化积淀并不坚守自己大学精神的时候，院校研究以提升大学竞争力为目标，就会选择臣服权力、迎合公众、注重“运作”。这样的价值选择与学术者的求真原则、与教育者的向善追求就会发生矛盾与冲突。虽然院校研究的组织发展取向、教育者的人才培养取向、学术者的发展学术取向三者在多数时候是可以取得最终统一的，但院校研究中三种角色的矛盾冲突面临协调的很大困难。 3.管理者的价值追求与院校研究的价值取向 现代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具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而现代大学运行消耗的资源也是古典大学无法想象的，大学是当今社会消耗公共财政资源、影响个人收入的最为突出的机构之一。现代大学通常是拥有数万师生的巨型社会组织，维持自身的运行也是十分复杂的，管理的困难程度难以想象，因此现代大学管理已经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 大学的管理者是运行大学的主要组织实施者，现代大学的管理者越来越体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管理者自身的研究成分越来越多。作为管理者是以管理价值为基本取向的，推动组织的生存发展、提升大学竞争力是管理的主要追求，从工商业到公共组织，现代管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现组织发展目标的经验，但这些都是建立在自身价值基础上的。 以组织发展为基本取向的管理者，通常会坚持目标导向、效率主义，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社会责任的关注是以有利于大学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导致与研究者、教育者价值取向的冲突和矛盾。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者不一定熟悉管理理论，基于学术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经常会和管理的原则相冲突，教育者的责任和理想经常与管理者面临的现实相矛盾。当教师、高等教育学学者与管理者共同从事院校研究的时候，这样的矛盾冲突就有可能激化，这是导致目前院校研究众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让管理活动包容学术价值和教育价值，如何充分发挥学者和教师的积极作用实现大学自身的管理发展目标，这是院校研究需要面对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正面意义看，参与院校研究的高等教育学学术者更容易把院校研究引领到合乎科学逻辑、不违背高等教育基本规律与原则的基础上；参与院校研究的“教育者”努力把大学经营限定在道德的范围内，划定大学发展的道德底线。这样就可以实现高等教育规律、学生发展规律、大学管理规律相互支持、相互约束，保证大学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事实上，大学形成后800多年自身形态、使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学始终保留自身的核心精神，就是这三种力量相互约束限制的结果。 三、院校研究的发展：协商与统整机制 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人们很容易将高等教育学者与高等教育管理相提并论，容易把管理决策与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容易把教师的育人价值追求和大学的运行不加区分，其实不同方面有着较大区别和不同，院校研究的根本出路在于明确不同的角色和价值取向，发挥各自角色和价值取向在院校研究中的作用，这是推动院校研究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1.学术研究、咨询研究与决策研究的矛盾 当今中国越来越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智库建设也是目前的热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急于建立一流的智库，大学也在积极争取参与到智库建设中。但现实中多数智库建设并不成功，从主观意愿出发成立的各种作为智库或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多数未达理想状态，其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充分理解学术研究、咨询研究和决策研究的不同，混淆了这三类研究的范式与作用的发挥，没有充分体现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学术研究主要是学者的工作，其中大学的专门学术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研究，其遵循认识论原则，坚持价值无涉、不做预设，通过事实描述、数据分析、理论推演、思辨分析等方法和途径，弄清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成因等方面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更多是属于解释性研究，多数研究还没有办法推进到预测层面，研究的成果体现出一种发现或者结论。学术研究通常建立在一定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基础上，不同学术问题的研究多数有其基本的研究范式。学术研究并不刻意追求有用性，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研究的起点是未知的现象或问题，研究成果更多是丰富学术思想，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咨询研究更多属于智库的工作，也会涉及为什么的问题，但多数咨询研究的问题是从回答“怎么办?”开始的，问题是现实的决策中提出来的，研究不预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途径，主要集中研究“有哪些选择?”“分别具有什么影响?”咨询研究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为主要依据和前提，其研究成果主要用于决策研究，咨询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各种可以选择的思路和方案，对可能面临的困难问题、需要的条件支持、解决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做出全面的评估。咨询研究常用的研究范式是“现状、问题、对策”，针对提出的问题，调查了解现状、描述问题并找出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主要对策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 决策研究更多属于决策系统的工作，主要由拥有决策权的组织或机构实施，现代决策通常是由团队完成的，决策研究者对各种“备择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初步选择意向，由最终决策者或决策会议按照法定程序完成决策。决策研究更多回答“有哪些可以选择的?”“选择什么?”和“怎样做?”。决策研究应当属于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是行动的决定者。 实施研究是在决策已经确定后，研究相关决策落实的机制和保障，研究如何实现决策的目标和要求，为此需要做出哪些配套的准备或变革等，是一种落实和实施的研究。 院校研究总体上看应当属于咨询研究和决策研究的范畴，其中咨询研究的成分更多一些。院校研究问题本身也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一种研究问题更接近咨询研究，或者基于已经提出的问题或者基于数据信息反映出的问题，围绕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应当怎样解决提出研究的建议，当然也包括大学自己周期性自我评估诊断发现的问题。另一种类型的问题更接近决策研究，首先学校决策层提出了决策的目标，通过院校研究提出达成该目标的备择方案以及各种备择方案的评估意见。前一种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理论与方法有一定依赖性，后一种重在达成目标、减少不利影响或负面效应。 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研究、咨询研究、决策研究、实施研究是四种不同的研究，院校研究集中在中间两种类型，虽然关系到学术研究和实施研究，但其本质主要属于咨询研究和部分决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和实际实施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2.价值尊重与价值协商 院校研究的属性决定了其参与者主要是大学自身设立的咨询部门、大学的实际管理者，同时高等教育学学者、其他学科教师也是广泛的参与者。目前大陆多数大学都设立有自己的咨询研究部门(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等不同称谓)，院校研究主要以三种形式实施：咨询部门的研究、委托给高等教育学或其他学者的咨询研究、管理者承担的咨询研究。这三种研究实施形式面临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如何协调这些矛盾冲突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除了三种基本形式外还有另外一种院校研究形式，由一位层级比较高的大学领导担任召集人，组织学者、咨询研究者、管理实施者甚至外部专家，共同组成研究的团队。这样的研究团队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加突出，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结论，多数时候是由强势者主导并按自己的意图实施研究、得出研究结论。 从院校研究的实践成效看，推动大学内部的院校研究，非常关键的环节是将研究问题进行层次类型划分，不同层面问题由不同身份的人组织实施研究工作。比如一些前沿探索的改革问题，理论基础不清晰需要高等教育学者做出理论层面的研究；关系到大学战略选择、关键发展方向的选择方面的研究问题，最好是由具有丰富管理经验、有着大学领导经历、有很高见地的咨询专家组成咨询研究团队，这样的研究才能为大学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咨询意见；而关系到学校内部利益分配的改革问题，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更熟悉运作，以他们为主组成的研究团队更容易解决这类院校研究问题。 院校研究应当坚持不同类型问题发挥不同研究者的各自优势，“由最适合做某事的人做最适合的事”，不应拘泥于特定的院校研究人员，不是推动不同价值与理念的强行“合作”，而是发挥各自角度视角的优势，在院校研究中解决各自优势的问题。这就需要大学层面有更好的统筹。 3.组织统合：院校研究的机构与角色划分 大学的院校研究究竟应当由哪些机构承担?这样的问题是大学普遍关心的问题，但也是极其难以得到共同答案的问题。目前的院校研究组织形式各有利弊，高等学校成立的专职咨询研究部门多数运行不理想，专职咨询研究部门难以吸引适合院校研究的人员，有足够研究能力的人难以安心认同这样的角色，面对学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选择时，他们或者努力寻求担任更高的领导者或者不愿意脱离自己的学术岗位，专职咨询研究人员的角色通常比较尴尬。 高等教育学科比较强的大学，更多委托给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机构实施相关院校研究，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内部学术机构的研究者是典型的学者导向，其研究范式、大学管理经验都难以保证研究适合需要。由于学术机构的学术认可、学术考核难以将院校研究的内容包含进去，他们对这样的研究积极性并不高。有些大学领导认为学术机构是大学自己的机构，不愿意另外配置研究资源，导致学术机构不愿意为本校“打义务工”，领导者则指责学术机构自私，况且学术机构对院校研究也不总是得心应手，导致其主动性积极性不高。 一些大学将类似院校研究的问题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分配给相关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且每天忙于事务的管理者也较少有兴趣和专长做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数都是一阵风、有头无尾，较少能取得预期成效，这样的院校研究的质量和资源投入都是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 院校研究还有一种形式是组成任务导向的项目组，由部门、多方面人员共同组成项目组，有项目组承担相应的院校研究课题，运用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管理。这种方法通常需要大学投入一定的研究资源，如果管理得当多数成效比较好。 院校研究的机构与角色划分是影响院校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阶段推进院校研究需要发挥各自角色的优势、调动各自的积极性。从国内外的经验看，院校研究多数难以如预期开展起来，角色、任务、机构、机制是需要重点研究探讨的问题。 4.环节分工：方法与范式的统合 理论上讲，作为大学自身的发展研究，院校研究更应当通过大学管理系统内在的运行机制来实现，因此建立基于现行管理体系的大学内部院校研究机制，将管理与院校研究结合，作为日常运行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理念，实现行动研究，在研究中行动、在行动中研究，管理者本身也是研究者，这无疑是最为理想的院校研究结构，当然现实中这是极其难以实现的。 院校研究不同的参与者其研究的经验、价值取向、范式和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导致院校研究组织开展困难，发挥预期成效更难。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院校研究是大学的现实需要，但院校研究的矛盾冲突也是比较难以协调的，对院校研究需要总体性的把握，在总体把握基础进行明细的任务分工，发挥各自专长，最终需要更具领导能力的人实现研究成果的整合。 在这样的分工整合中，最关键的是大学需要一位在行政层级上、学术权威上、大学管理经验上都能为大家认可和接受的统领者，这样的统领者能够把握大学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将发展需要转化为研究问题，将研究问题分解成各种角色擅长的研究课题，通过研究课题的有效管理实现研究的落实，最终通过统领者整合成为学校决策需要的研究成果。目前看这是解决院校研究中冲突与矛盾的值得探索的思路。 四、院校研究的未来发展展望 院校研究已经被关注了半个多世纪，学者和管理者都普遍认为院校研究是大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意义。但在实践中院校研究作用总是难以充分发挥，国际上和我国的情况类似，院校研究经历了几次高潮，但每一次都是持续不久就沉寂了，很显然院校研究有更为复杂的机制和原因。 我们认为，院校研究自身定位有待进一步清晰，院校研究的价值与角色冲突应当引起充分的关注，坚持研究者、咨询者、管理者的各自定位与取向，“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学”应有明确区隔，院校研究不要走入学术误区，大学治理结构需要留给院校研究空间定位，从学习型组织建设角度定位院校研究而不能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定位(高等教育学术研究者与院校研究者不能混)。 总之，院校研究“看起来很美”，但真正发挥其作用与价值，使其成为推动现代大学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仍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标签：角色冲突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大学论文; 高等教育学论文; 角色理论论文; 教育咨询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管理者角色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