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PI的宏观成分与宏观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成分论文,CP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1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CPI，下同)的动态演变可以概述为：紧缩、通胀、紧缩、再通胀；2002年第二季度(简记为2002Q2，下同)的通胀为-1.1个百分点，标志着我国2002年前后经历了一次紧缩过程；随着投资与货币的扩张，2004Q3的通胀同比高达5.3个百分点，意味着当年经历了一轮温和的通胀；而2006Q1同比仅上升1.2个百分点，经过8个季度的攀升，于2008Q1形成峰值8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国内外需求急剧萎缩，通胀急剧下降到2009Q2的-1.5个百分点。为克服金融危机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又促使通胀于2011年7月份再次形成峰值(6.5%)。这一过程清晰地说明我国由紧缩到通胀的动态调整过程。以上简要的分析表明，中国每一轮的通胀与紧缩，都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解释上述现象，不同时期的货币数量及其扩张(紧缩)的速度、需求过量(萎缩)的程度、进出口和国际经济是否稳定等因素，构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直接影响通胀的水平与动态调整，继而影响货币政策及其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效应。揭示上述影响在理论上可归结为，如何刻画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的动态特征，如何度量通胀的“宏观成分”以及由CPI大类自身的供求因素产生的特质冲击。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不同时期的通胀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不同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所确定的通胀变化，称其为宏观成分；其二是通胀的特质冲击。因此，度量我国通胀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揭示宏观冲击效应，即为本文的研究动机。
现有文献对中国通胀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张成思(2008，2009)研究了我国通胀的惯性，其结论为通胀的惯性较高。何启志、范从来(2011)探讨了通胀惯性的形成机理。范志勇(2008)和杨继生(2009)分别认为货币供给和准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欧阳志刚、史焕平(2010)度量了随机冲击对通胀的短期和长期效应。
从国际文献看，宏观共同因子(以下简称为共同或者宏观因子)和因子增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简称FAVAR)，因其处理高维时间序列数据的优势，已迅速发展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Sargent & Sims(1977)、Giannone et al.(2004)的研究表明，动态因子由于包含丰富的宏观经济信息，解释了产出、就业、价格等重要变量的大部分方差。Stock & Watson(2002a)、Bai & Ng(2006)证明了提取的因子可以视为宏观经济变量。Bernanke et al.(2005)将提取的因子作为宏观变量而建立FAVAR模型，用于识别货币政策的效应，成功地解决了“价格之谜”。Boivin et al.(2009)使用FAVAR模型，对美国分类价格指数由宏观冲击和特质冲击导致的波动进行分解，并根据FAVAR的脉冲响应函数，揭示了分类价格指数的粘性特征。近年来，我国开始应用因子模型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何一峰(2008)运用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研究我国地区经济趋同问题。王少平、谭本艳(2009)计算了我国CPI八大类的共同因子即核心通胀。顾标、周纪恩(2009)根据FAVAR的实证结果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关注相对价格的变化。张兵和李翠莲(2011)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了“金砖国家”通胀周期的协动性。侯成琪等(2011)运用动态因子模型估计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范从来等(2012)基于FAVAR模型考察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对GDP和CPI的冲击效应。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从我国的宏观经济信息集中提取宏观因子，建立FAVAR模型并计算通胀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根据宏观成分的主要特征，分析我国通胀的性质及其政策含义，进而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揭示宏观因素对通胀的冲击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体现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其结论揭示了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对通胀的影响，可以为宏观调控通胀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第二部分介绍FAVAR的理论模型和估计方法；第三部分从我国的宏观信息集中提取因子，并根据FA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将CPI分解为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第四部分根据通胀的宏观成分分析通胀的性质和宏观冲击效应；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CPI的宏观成分的理论模型
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不同时期不同数量的货币，对通胀和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效果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不同的通胀水平。对于我国而言，2005Q1—2007Q3，M2的同比增速由14%上升为18.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增速由22.8%上升为25.7%，CPI由2.8%攀升至6.1%。因此，M2的上涨可能是这一轮通胀的主因；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国内外需求急剧下降，CPI于2009Q3下降为-1.3个百分点，需求全面下降而形成紧缩。为应对危机，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Q3—2010Q4，M2的同比增速一直处于18.46%—29.31%的高位，投资的季度累计增速最高超过30%，2010Q1—2010Q4也一直在25%的高位徘徊，CPI则由2009Q3的-1.3%上涨到2010Q4的4.7%，2011Q3进一步上升至6.3%。以上的分析表明，2007年的通胀和随后金融危机冲击所形成的紧缩、2010—2011年的通胀，有着明显不同的宏观背景和条件，亦即不同的宏观成分。所谓通货膨胀的宏观成分，是指包含货币在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宏观因子)所确定的CPI的部分。一旦确定CPI的宏观成分，剩余部分即特质冲击也随之而确定。为分解通胀的宏观成分，我们简要地说明确定宏观成分的理论模型。
(一)FAVAR理论模型
Sims(1980)所发展的VAR模型为：
(二)因子个数的确定与FAVAR模型的估计
三、中国宏观经济的共同因子与CPI的宏观成分
(一)宏观信息集中的变量与数据处理
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本文构建81维的宏观信息集
，主要包括：(1)实际产出类，包含实际GDP、农业和各类工业产出指数、重要的工业产品序列；(2)房地产开工与销售类，包括房地产开工、竣工面积以及开发销售景气指数；(3)实际消费和零售类，包括社会消费品总量和各类批发零售贸易商品零售额，消费者信心指数等；(4)资产与股票价格类，包括上证、深证股票价格指数等；(5)汇率与外汇储备类，美元汇率、日元汇率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6)实际投资与利率类，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各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国库券利率、存款利率以及银行间拆借利率；(7)价格类，PPI和CPI总指数及其分类指数等①；(8)货币与信贷类，M0、M1、M2与各类贷款；(9)进出口类，进口额、出口额和出口与进口之比。这样，我国的宏观经济信息集由9个大类81个变量(亦即81维)所组成，样本数据为月度数据，样本期为2001年1月至2011年3月。本文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经网和CEIC数据库，对需要进行季节调整的序列使用X-12方法消除季节影响因素。
由于FAVAR模型假定的分量～I(0)且处理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序列，因此，我们需对的数据进行如下两步处理：第一，对于大多数变量的原始数据，经检验证实为非平稳的数据，我们运用取对数或者差分的变换，将其变换为平稳变量。对同一类型的序列尽可能使用同样的变换方式：(1)对定基比月度序列、实际数量的月度序列等，通过取对数后进行一阶差分，得到的月度环比增长率是平稳序列。这类变量涵盖了的绝大部分变量，包括实际产出类、实际消费和投资类、CPI及大类等价格类变量、货币与信贷类变量；(2)对不适用于上述变换的原始数据，直接差分使之变换为平稳数据。这类变量只包含部分利率类数据；(3)对诸如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指数、消费者预期和信心指数等，由于其本身就是平稳数据而无须处理；(4)本文选择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作为可观测的共同因子
,单位根检验结果为～I(0)。对于经过上述处理的数据，我们分别使用ADF和PP检验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证实的所有分量为I(0)。由于篇幅的限制与维数太大，为简洁，我们省略对每一个变量的数据处理说明和单位根检验结果。第二，出于估计因子和建立FAVAR的需要，我们对处理后的平稳序列数据标准化。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宏观成分
1.我国宏观经济的共同因子
通过上述迭代，产生121×7维的因子估计
和81×8维的载荷矩阵Λ的估计。从因子的原理可知，前若干个因子往往涵盖了主要的宏观经济信息，本文估计的第四个因子(见图1B)在零均值上下小幅波动的模式与第5—7个因子基本相同，为节省篇幅，我们以前4个因子作为分析对象，其数据如图1所示。
图1A 第一和第二个宏观因子
图1B 第三和第四个宏观因子
我们首先从因子理论上考察，第一个因子(以下简记为F1)至第四个因子(F4)的均值均为0，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因子为I(0)过程。因此，本文估计的因子与因子理论的假设、宏观经济信息集的标准化处理特征完全吻合。从因子的波动看，图1显示，宏观共同因子在样本期反复波动，但不同因子的波动呈现出明显差异：F1在2007年向零均值下方调整，至2008年年中急剧上升，在2011年上半年再次下调。这一动态调整特征与我国的货币(如M2)和代表需求的PPI等类似。而F2在样本期间形成10个谷值和峰值，其中2001-2002年的谷值、2004年的峰值和2008-2009年的谷与峰值，尤其是在2010-2011年持续低位徘徊，与产出类的波动类似。但是，F3和F4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F1和F2，其动态调整与价格和景气指数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上述分析说明，本文估计的宏观因子反映了宏观经济动态运行的基本特征。为定量地说明因子能否解释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我们参考Bernanke et al.(2005)的做法，应用
计算宏观因子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方差的解释程度，其中var表示方差。其计算结果由表1给出(左栏)。进一步，我们还将每个因子分别与主要宏观变量回归，其拟合优度
也一并列入表1中(右栏)，其中的数值依次表示F1、F2和F6与该变量回归的拟合优度。
表1显示，宏观共同因子
分别解释了代表产出的工业增加值、代表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零售总额和代表投入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方差的0.82、0.61、0.8和0.87，解释了CPI和PPI的方差的0.71。宏观因子还解释了利率的方差的0.90，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的方差的0.86。这些结果表明了宏观因子解释了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大部分变化，因此，宏观因子的波动描述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综合特征。但是，宏观共同因子对货币总量的解释力较弱，仅解释了M1和M2的方差的0.42和0.39。这一结果隐含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根据通胀和产出的演变进行调整或者转换。从这个角度来说，宏观因子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我们根据(5)计算的全部81维变量的
，其平均值为0.57，宏观因子因此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动态运行的综合性描述，基本准确地揭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考察不同因子对主要宏观变量回归的拟合优度：第一个因子对利率、M1和M2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61、0.24和0.24，意味着第一个因子综合了货币和部分宏观需求(房地产和PPI)的信息；而第二个因子对工业增加值的拟合优度为0.55，这就表明，第二个因子综合了产出的信息。第六个因子对任何一个变量回归的拟合优度均明显偏小，由此说明拟合优度无法识别这个因子。因此，我们后面将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分析这个因子所综合的信息。
2.我国CPI的宏观成分
由宏观因子的数据图和表1可知，宏观因子在不同时期的波动幅度不同，反映了不同时期宏观条件的不同；宏观因子对主要宏观变量的解释程度的不同，表明它们对不同的宏观变量的影响不同，直接导致不同时期的CPI及其各大类的宏观成分的不同。为计算CPI及其大类的宏观成分，我们提取FAVAR模型(2)中CPI和八大类对应的载荷矩阵和特质冲击的估计，由此产生模型(4)的估计，其中的载荷矩阵的估计结果见表2。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CPI的载荷系数为-0.18，亦即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通胀产生抑制效应，这一结果不仅说明FAVAR模型解决了“价格之谜”，也体现出明显的政策意义。根据估计的模型(4)，我们分别计算CPI和食品等大类的宏观成分
，限于篇幅，本文选取通胀(CPI)及其食品类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计算结果由图2所示。
图2A CPI及其宏观成分与特质冲击
图2B 食品类及其宏观成分与特质冲击
图2显示，通胀(食品类)和其宏观成分的波动基本对应，但通胀的波动幅度大于其宏观成分：2004年2月(记为2004M02)CPI下降1.09(百分点，下同)而形成谷值，CPI的宏观成分(-1.06)也形成谷值；通胀于2008M02达到峰值1.72，宏观成分也同时形成峰值1，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通胀在2009M02下滑到-0.93而形成谷值，宏观成分也在同时形成谷值-1.26。通胀和其宏观成分的峰谷值基本对应，说明了估计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的准确性。进一步，我们计算通胀及其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的标准差分别为0.41、0.34和0.22，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的方差分别占通胀方差的71%和29%，由此说明宏观成分对通胀的影响显著地大于特质冲击。因此，我们重点分析通胀的宏观成分及其现实意义。
宏观成分反映了形成通胀的宏观条件的不同，揭示了通胀的特征和成因。考察我国的现实可知，2005-2007年的M2分别增长17.6%、16.9%和16.7%，直接导致通胀和宏观成分于2008M02形成峰值1.72和1，这就意味着这一轮通胀源于货币的持续增长。金融危机的冲击，致使我国的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快速下降，通胀和其宏观成分未经实质性调整即于2008M12形成谷值，其值分别为-0.87和-0.88，通胀的宏观成分与通胀之比超过100%，因此，这是金融危机导致需求下降而形成的紧缩。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M2的增速以近似直线的速度增长至2009M03的25.5%和2009M11的29.74%，在图2A中，通胀与宏观成分由2008M11的-0.85和-0.70增长到0.23和0.33。也就是说，货币的扩张导致宏观成分上升，最终形成宏观成分与通胀之比高达140%。上述分析表明，通胀的宏观成分基本准确地刻画了形成通胀的宏观条件，也揭示了不同时期通胀的基本性质和典型特征。
3.CPI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的持续性
从理论上说，通胀的宏观成分最重要的内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对通胀的综合性影响。因此，宏观成分的持续性相对较大，亦即波动惯性较大，而特质冲击由于反映自身的供求冲击而具有相对较小的持续性。为了描述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的动态调整特征，参考Boivin et al.(2009)的研究思路，本文基于自回归过程：
分别估计通胀及其有关大类、对应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各自的持续性。(6)中ρ(L)为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基于AIC信息准则而确定的滞后阶数分布在1-7之间，其滞后项的系数之和(即ρ(1))定义为持续性，结果列于表3中，括号内的数字为滞后阶。
注：根据模型(2)—(4)计算的通胀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对应的是标准化CPI(减去CPI的均值并除以CPI的标准差)的结果。为了减少标准化对分析的影响，本文将标准化CPI及其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分别乘以CPI的标准差，CPI、CPI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均指这一结果。这样，和原数据(CPI的环比增长率)相比，CPI仅仅退掉均值。退掉均值不影响标准差、持续性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只是在图2和表4中，CPI＞0表明通胀大于均值、CPI＜0表明通胀低于均值。CPI大类的处理和CPI类似。
表3显示，我国通胀及其主要大类的标准差分别大于对应的宏观成分的标准差，这一结果表明，宏观成分因综合了宏观经济信息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宏观成分的持续性均显著大于本身的持续性，而序列本身的持续性又大于特质冲击的持续性。尤其是通胀(食品)的宏观成分与通胀本身和它的特质冲击的持续性分别为0.77(0.72)、0.51(0.14)和0.11(0.13)。这些结果表明，本文估计的持续性不仅在总体上与理论预期吻合，其隐含的政策意义为，宏观因素的紧缩或者扩张，对通胀有着相对较长的影响。
为了直观说明持续性的含义，本文根据(6)的估计结果，应用单变量的标准脉冲响应函数，分别计算不同的冲击效应，其计算过程可以概述为：分别使用CPI与它的宏观成分和特质成分的数据估计(6)，应用Wold表述将(6)的AR形式表述为MA，即
，对于MA，为方便比较，我们将冲击均设定为一个负的标准差并计算脉冲响应函数。对于CPI自身的MA，其冲击相对宏观成分和特质成分而言不可识别，称为复合冲击。宏观成分和特质成分的MA中的冲击分别称为宏观冲击和特质冲击。单变量的标准脉冲响应函数的估计结果如图3所示，图3A—3C的纵轴单位统一为CPI的一个标准差(CPI的标准差为0.41，宏观成分和特质成分的脉冲响应值除以0.41，由此将图3B—3C的单位统一为CPI的标准差)。横轴为冲击效应的持续期。
图3A 一个复合冲击对CPI的动态效应
图3B 一个宏观冲击对CPI的动态效应
图3C 一个特质冲击对CPI的动态效应
图3显示，三种冲击效应不尽相同：图3C的特质冲击对CPI的效应在2-3个月趋于零，图3B的宏观冲击对CPI的效应长达2年，而图3A的复合冲击对CPI的效应持续大约1年左右。上述冲击效应不仅与表3的持续性相互印证，而且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特质冲击对通胀的影响相对比较短暂，这一特征所派生的意义为，当农产品或者食品自身的供求因素变化导致其价格上升而直接带动CPI的上涨，调控通胀应通过及时动用储备等措施以增加供给，从而有效地抑制CPI的上涨；宏观冲击效应意味着，需求、货币和投资等宏观因素的紧缩，对通胀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对特质冲击引起的通胀上涨，如果采用货币紧缩等宏观手段，不仅不可能有效地调控通胀，还会导致宏观经济陷入紧缩的风险。因此，我国宏观调控通胀，应区分引起CPI上涨的因素而实施不同的政策和手段：如果由农产品自身的供求变化带动CPI的上涨，应以抑制农产品价格为先导；对于需求、投资和货币等宏观因素导致的通胀，应根据通胀的宏观成分而审慎地实施适度的宏观紧缩。
四、中国通胀的基本性质与宏观冲击效应
(一)我国通胀的基本性质
我们首先考察2005M01—2006M03的通胀和它的宏观成分。图2A显示，这一时期通胀的同比增速稳定在1—2个百分点，经过标准差化处理后的通胀均值为-0.08，M2的增速大致稳定在15%左右，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维持2.25%，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平均为1.43%，GDP保持9%左右的增长。而M2的增速和通胀宏观成分的相关性为0.05，说明了M2不可能推动CPI演变为通胀，通胀的宏观成分在-0.3—0.6之间动态调整，宏观成分的均值占通胀均值之比为47%(小于50%)。这一组数据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表明这一时期宏观环境和条件与通胀相协调，货币政策有效平衡了增长和通胀的波动。从通胀的特质成分看，这一时期通胀特质成分的占比为53%，意味着通胀的稳定运行在较大程度上源于CPI及其大类自身的供求因素。所以，本文将这一时期作为协调期(基期)。反之，宏观成分的占比超过50%表明了宏观因素主导通胀的演变，CPI及其大类不可能仅凭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调整而回归稳定。以上的分析表明，宏观成分及其占比刻画了通胀的性质，为如何调控通胀提供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计算不同时期的通胀宏观成分的均值及其与通胀均值的比例、M2与通胀宏观成分的相关性，具体结果列入表4。
表4显示：在2005Q1—2006Q1等5个时期，通胀宏观成分的占比分别为47%、57%、83%、118%和134%。这一结果直观地显示出宏观经济条件的显著差异，度量了不同时期通胀(紧缩)的程度，刻画了通胀的性质，蕴藏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1.中国通货膨胀的界定与基本性质
在我国CPI的构成中，食品类占31%左右的权重，而食品价格和部分农产品价格受自身供求关系变化而频繁波动，诸如猪肉等部分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暴跌不断地冲击CPI，但冲击效应的持续性相对较短。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根据CPI的涨幅度量通胀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根据CPI的宏观成分及其占比界定通胀的类型，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由前述，本文将宏观成分的占比小于50%的时期，界定为协调期，对应的CPI界定为基本无通胀的价格总水平。与之明显区别的是2006M10—2008M06，通胀宏观成分的均值为0.27，占比高达83%，特质成分的占比仅为17%。因此，调整CPI大类的自身供求关系不可能逆转CPI的上涨。而图2A的宏观成分在2006M04—M10为连续的正值，这就表明，宏观因素催生并主导了CPI的演变而形成通胀。因此，无论从成因还是CPI的动态演变效果看，通胀宏观成分的占比大于80%，标志着通胀主要由宏观因素决定，我们据此界定为宏观因素驱动(主导)的通胀。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我国的实践看，宏观因素驱动的通胀，不是排斥而是包含了货币对通胀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控制宏观因素所致的通胀，应以前瞻性的适度紧缩宏观因素为重点，其中包括适时适度的紧缩货币。但从我国调控通胀的实践看，对于宏观因素主导的通胀，通常也是使用大幅度的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胀，从而引起CPI的大幅度波动。与上述不同的是2003M10—2004M09，宏观成分占比为57%，说明这一阶段的CPI正在朝着温和通胀的方向演变。从货币来看，M2的同比增速在2003Q2达到20.8%并持续高位盘整，表明了这一轮温和型通胀主要是货币超发所致，调控通胀应适度紧缩货币而无须紧缩宏观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宏观因素全面紧缩的典型。图2显示，通胀的宏观成分于2008M08由正转负并持续向下调整，在2009M02形成谷值-1.26，表4所示的宏观成分的均值由0.27转变为-0.41，占比由83%上升为118%。这一组数据标志着以需求为基本内容的宏观因素的急剧紧缩，直接导致通胀转换为通缩。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全面蔓延，2008Q3和2008Q4的宏观成分占比分别为69%和115%，宏观成分的占比攀升至大于1，因此，这是一轮深度的宏观通缩过程，其特征是宏观紧缩逐渐垄断了通缩过程。2009年和2010年M2的增速分别达到27.7%和19.7%，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约35%。货币和投资的双向扩张，导致这一时期宏观成分的均值上升到0.23，宏观成分占比上升至134%。因此，货币和投资同时扩张，导致宏观因素膨胀而形成严重的通胀，宏观因素垄断了这一轮通胀。分季度看，2010Q3、2010Q4和2011Q1的宏观成分占比分别是42%、86%和185%，反映出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逐渐发展为通胀的垄断因素。针对这一性质，调控通胀应以紧缩宏观因素为重点，通过减少项目审批等措施而抑制需求、通过适度控制信贷而紧缩货币。与此同时，在宏观成分的演变过程中，针对特质成分的变化和背景，对部分食品和农产品的价格进行针对性的调节，对于弱化宏观因素的动态演变，也可以起到辅佐作用。
为简洁，我们将上述分析概述在表4的最后一列。与根据CPI的大小界定通胀的程度与性质相比，根据宏观成分界定通胀的程度体现了通胀的理论内涵，揭示了通胀的来源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比如，2003-2004年和2010-2011年，CPI的均值分别为0.21和0.17，从CPI的水平衡量通胀，前者是比较严重的通胀。但是，通胀宏观成分的均值分别为0.12和0.23，宏观成分的均值占比分别为57%和134%。因此，2010-2011年的通胀不仅在程度上是2003-2004年的两倍，而且其性质是宏观因素驱动的通胀。
2.特质冲击的含义
由前述，特质冲击是指CPI大类由于自身市场和供求的变化导致CPI及其大类的变化。因此，我国不同时期CPI的特质成分及其占比，反映了大类差异化的供求冲击因素对通胀的形成和演变具有不同的作用：第一个时期(2005Q1—2006Q1)特质成分和占比(53%)表明，如果货币政策稳健，宏观因素基本稳定，主要通过市场调节个别大类的供求和价格，可以实现CPI的基本稳定。第二个时期(2003M10—2004M09)的特质成分的占比下降为43%，意味着宏观因素开始驱动CPI朝着通胀的方向演变，但是市场对于抑制CPI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食品的特质成分的均值为0.27，表明食品的特质成分不仅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CPI的上涨，也说明了增加农产品供给、减少流通成本等综合性调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导致食品价格的回落，促使CPI的逆转。第三个时期(2006M10—2008M06)的特质成分占比(17%)，表明宏观因素主导了通胀的形成和演变，导致市场调节CPI的作用进一步受到宏观因素的制约。但是，食品的特质成分的均值为0.17，隐含了市场仍然具有调节食品价格的作用。特别地，2008年，在国内外需求的紧缩冲击下，宏观成分的占比快速演变为大于100%，通胀转换为紧缩。从这个角度来说，宏观因素尤其是需求的紧缩演变为通缩。但是，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19%，隐含了特质冲击对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反向调节作用。而2010年的南方干旱，致使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均不同程度地上涨，特质成分随之由负值演变为正值。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特质冲击，客观上对后续通胀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宏观因素驱动，还是货币型通胀，调控通胀都应该注重针对特质成分变化的现实背景而运用市场的手段调节价格，以减弱宏观因素对通胀的影响，促使CPI的稳定。
3.再论货币政策的协调性
众所周知，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增长。本文前述的协调期(2005M01—2006M03)体现了这一目标。这一时期，M2的增速与通胀宏观成分的相关性为0.05。这一数据表明，当时的货币政策维系了宏观成分的基本稳定，体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内涵，也体现了货币政策与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根据相关性理论，相对较大的正相关，表明M2的增长(下降)带动了宏观因素的上涨(回落)，进而促使CPI演化为通胀(通缩)，对应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不协调。2006M10—2008M06，M2和通胀宏观成分的相关系数高达0.23，M2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宏观成分占比上升至83%。因此，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不协调；典型的例子是金融危机时期，M2和宏观成分的相关系数高达0.38。从我国的现实看，2008M07—2009M06的通缩，M2的增速由2008M07的16.4%下行至14.8%，随后在2008M12上升至17.8%，在2009M06攀升至28.46%，宏观成分也随之迅速地上升。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初期的货币紧缩加剧了宏观成分的下滑，而随后货币和投资的急剧扩张又迅速地驱动了宏观因素的膨胀。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紧缩和宽松的转换，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协调。但是，2009M10—2010M12期间，M2的增速和通胀宏观成分的相关系数下降为0.18，隐含了不协调的程度有所缓解。
以上的分析说明，M2的增速与通胀宏观成分的相关性，为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二)通胀的宏观冲击效应
图4A 货币政策冲击对CPI的效应
图4B 第一个因子的冲击对CPI的效应
图4C 第六个因子的冲击对CPI的效应
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在图4A中④，对的负冲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冲击)，通胀(CPI)的响应是以波动的形式在0至6个月内上升，随后在7至20个月左右缓慢衰减而趋近于0。上述冲击响应揭示了两层含义：其一，一旦我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同时点对通胀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效应。因此，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务必考虑政策的实施对通胀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由此确定政策的强度和时机。其二，根据图4A，本文的FA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没有出现“价格之谜”，这一结果为本文其它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提供了佐证。
宏观因素的冲击效应。进一步，我们分析第一和第六个宏观因子对CPI的冲击效应。图4B显示，第一个因子对通胀的负冲击在6—8个月内迅速形成，随后缓慢收敛于零。这种冲击效应意味着，由第一个因子所综合的宏观因素的紧缩，对通胀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由前述，第一个因子综合了货币和需求的信息。这就表明，紧缩货币和需求，可以产生迅速抑制通胀的效果。这一结果提示我们，抑制通胀不应单纯地紧缩货币而应针对需求等宏观因素综合性地实施适度的紧缩。图4C显示，第六个因子对通胀的负冲击效应为：通胀在6个月内震荡，随后逐步向上攀升，在15—17个月左右升至最高水平之后衰减至零。这一结果揭示了冲击的初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但6个月之后刺激CPI上升。从理论上考察，供给的紧缩一般促使价格的上升。因此，第六个因子可能综合反映了供给因素。由此派生的意义为，我国宏观调控通胀，不宜全面紧缩宏观因素，而应针对性地抑制需求和货币并兼顾供给因素的稳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依据中国的数据资源，构建了81维的宏观经济信息集，应用近年来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从81维的信息集中提取7个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由此建立FAVAR，采用两阶段法估计模型，根据估计结果计算我国通胀(CPI)的宏观成分与特质冲击，分析宏观成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揭示宏观因素对通胀的冲击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1)中国81维的宏观经济信息集存在7个不可观测的宏观因子，与可观测的货币政策因子R[，t]组成8个共同因子。具体而言，共同因子分别解释了工业增加值、批发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方差的82%、80%和87%，解释CPI和PPI的方差的71%和71%，以及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的方差的86%和86%。共同因子平均解释了81个宏观变量的方差的57%。由此说明，共同因子基本准确地刻画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和条件。
(2)根据FA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计算通胀的宏观成分及其均值占通胀均值的比例，分析不同时期的通胀性质与来源。本文的主要结果为，在2005M01—2006M03、2003M10—2004M09、2006M10—2008M06、2008M07—2009M06和2009M10—2011M03这5个时期，通胀宏观成分均值与通胀均值之比分别是47%、57%、83%、118%和134%。这一结果为识别不同时期通胀的性质和来源提供了证据：第一个时期的CPI平稳，GDP稳健增长。宏观成分的占比为47%，说明了这一时期是通胀与宏观成分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期，特质成分占比为53%，意味着运用市场手段对CPI的大类价格进行调节，可以基本维系CPI的稳定，因此，这一时期的CPI反映了基本无通胀的价格总水平；第二个时期的宏观成分占比为57%，表明这是一轮由宏观因素催生的温和型通胀，但是，市场调节对于抑制CPI的上涨，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时期的占比达到83%，为宏观因素主导通胀提供了证据；第四和第五个时期的占比分别高达118%和134%，证实了这是两轮分别源于金融危机冲击导致需求下降而形成的通缩与宏观因素扩张所驱动的严重通胀，其主要特征是宏观因素驱动了由通缩转换为通胀的过程。因此，调控宏观因素驱动或者垄断的通胀，应针对性地适度紧缩货币和需求。
(3)CPI、CPI的宏观成分和特质成分的单变量脉冲响应函数显示，特质冲击对CPI的效应在2—3个月趋于零，宏观冲击对CPI的效应长达2年。所以，调控通胀应区分CPI上涨的因素：如果农产品自身的供求变化带动CPI的上涨，应以抑制农产品价格为先导；对于需求、投资和货币等宏观因素导致的通胀，应根据通胀的宏观成分而实施适度的宏观紧缩。FA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冲击效应是刺激CPI的上涨。这一结果不仅说明本文的FAVAR模型不存在“价格之谜”，也说明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同程度地刺激了通胀；第一个因子的负冲击导致通胀下降，揭示了适度紧缩需求而不是单纯地紧缩货币，可以有效抑制通胀；而第六个因子的紧缩刺激通胀上升，意味着这个因子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供给信息。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全面紧缩宏观因素，可能导致通胀的此消彼长。因此，调控宏观因素驱动的通胀，应避免全面紧缩。
(4)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应用FAVAR模型而确定通胀的宏观成分和特质冲击、根据FAVAR模型的估计而揭示因子的冲击效应，由此产生的结论体现了清晰的现实意义。但是，FAVAR模型不是根据经济理论而设定的实证模型，这是FAVAR模型的理论局限。宏观因子由于综合了宏观信息而无法精确地识别，是这一领域的国际性难题。上述问题也构成了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注释：
①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比和环比数据进行定基处理，类似的变量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基期一般设为2000年12月份。
②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状态，计算M2均值所选择的区间和通胀的区间不完全一致，如，2008M07～2009M06，2008M11的M2增速为14.8%，2009M03上涨至25.5%，但是2009年后的货币供给很难反映货币对这个紧缩期的通胀宏观成分的作用，因此我们只计算2009年前的M2平均增速。
③FAVAR脉冲响应函数的推导也可以参考Boivin et al.(2009)的附录A。
④和Boivin et al.(2009)不同，图4A计算的是CPI(环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函数，而Boivin et al.(2009)所给出的是累积脉冲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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