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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复主义是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创始人、理论家和领袖刘思复的思想和学说的尊称，是他的门徒在他死后赋予的。对师复主义的评价向来是见仁见智。笔者试图把它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长河中加以定位，找出它的积极意义和局限，以说明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艰难历程。
一
刘思复（1884-1915年），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又名师复，广东香山人。刘思复于1904年到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虚无党”的影响，开始醉心于无政府主义。1905年，刘思复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广东惠州、潮州起义期间，他被派到广州执行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任务，不幸事败，被清政府逮捕入狱。1909年被营救出狱后赴香港，继续进行暗杀活动。在两年的监禁中，刘思复细心研读了《新世纪》等无政府主义刊物，更加坚定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领香山县的起义军（香军）与胡汉民等会师广州。1911年冬，他与战友丁湘田、郑彼岸北上谋刺当时革命的主要敌人袁世凯和满清亲贵。到达上海时，因南北议和开始，被汪精卫劝止，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中，他与同伴对革命道路反复思考与讨论，因对革命后各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感到不满，对政治斗争感到厌恶，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感到失望，遂立志在中国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图走另一条道路来救国救民。1912年5月，他与莫纪彭、郑彼岸三人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8号创立“晦鸣学舍”，同年7月，又和郑彼岸、林直勉、莫纪彭等创立“心社”，开始在岭南传播无政府主义。
“晦鸣学舍”是在中国本土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团体。1913年8月，“晦鸣学舍”的机关报《晦鸣录》周刊在广州出版，但因时值“二次革命”失败，广东军阀龙济光查禁了“晦鸣学舍”和“心社”，《晦鸣录》只出了两期即遭封禁。刘思复不甘屈服，同年9月把“晦鸣学舍”迁到澳门，改《晦鸣录》为《民声》，继续出版。“晦鸣学舍”也改为“民声社”。岂料《民声》仅出2期，又被袁世凯与葡萄牙领事勾结进行干涉，被迫停刊。“民声社”在澳门时，国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柴门霍甫等与他们通信联系，交换出版物和各种信息，互相支持和鼓励。
1914年1月，刘思复离开广东，到了上海。他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民声》也在上海复刊，到1916年共出了29期；1921年又在广州复刊，出至38期。该刊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翻译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述，介绍国内和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和世界工人罢工的情况等。刘思复为《民声》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该刊物不但在国内发行，而且在香港、南洋群岛流传（注：李光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在他逝世后，他的门徒收集他的文章辑为《师复文存》传世。
1914年8月，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党在英国伦敦召开大会，刘思复代表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向大会递交了《致万国大会书》，报告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情况。他的这些活动，使得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与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刘思复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在服务行业工人中从事工人运动。据邓中夏记载：“无政府党——首领刘思复，在中国南部宣传无政府主义，发行刊物多种。……他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无政府党对于工人的影响，的确延长十余年。”“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的影响。”（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5-6页。）
1915年，刘思复因患肺病去世，享年31岁。他生命虽然短暂，但死后极受推崇。不少无政府主义刊物发行《师复纪念号》专辑，他的主张被誉为“师复主义”。他所奠定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组织，继续获得发展。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无政府主义社团分布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南京、江苏、长沙、山西、四川、湖北等地都有。在广州，则有“民钟社”、“火焰社”、“民声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书籍也大量出版，报刊约有70多种左右，书籍约有35种左右（注：《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327-330页。）。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活跃和较有影响的新思潮之一。它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中都拥有不少信徒。
二
刘思复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一个“完全服膺克氏学说者”（注：师复：《答迦身》，《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7年8月初版，第167页。）。
克鲁泡特金，也和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自由有最大的价值，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万人的自由发展”。那么是什么制度妨碍了万人的自由发展呢？克氏认为，障碍物就是“国家”和“私有财产”。于是他得出如下结论：以各种团体的自由联合代替国家，以共产代替私有财产，只有在这种时候，万人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这就是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就是否定权力；共产，就是否定私有财产。前者是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后者是关于经济生活的理论。但这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融合为一体的。他的否定权力的思想，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经济生活中贯彻，所以他主张不带权力的共产主义。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否定，进而对国家和私有财产制的否定，当然它也存有许多空想和谬误。那么，刘思复是如何接受和宣传它的？
在刘思复写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中，开宗名义地声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消灭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要取得这种绝对的自由，则必须消灭强权。欲无强权，必自无政府始。刘思复认为：“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枭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自今思之，无价值已甚。彼时兽性未去，固无怪其有此，顾今则已由兽域而入于人境矣，以光天化日之人境，而留此兽域之产物，果何为者乎？”（注：师复：《无政府浅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要取得这种绝对的自由，则必须消灭现存的资本制度。所以，刘思复在辛亥革命后，对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感兴趣，反而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说：“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他提出：“废除财产私有权，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注：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他们说：“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出汝等于地狱，使入正当愉快之社会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宛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注：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同上书。）“改造今日之中国，宜采用社会主义也。然社会主义之派别甚多，蛛丝马迹，不可捉摸。……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唯一的无政府主义是也。”（注：《长沙安社翻印〈民声〉序言》，《民声》（长沙安社选编本），1922年10月出版。）“我们相信现社会谈论的主义，概是阿猫阿狗的主义！我们相信现社会倡行的革命，概是半面式的不彻底的革命！真正的自由，要无政府；真正的平等，要共产；这样的革命，才是人类的福音！”（注：《“克鲁泡特金研究号”发刊的原因》，《民钟》第4期，1923年2月出版。）
对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他们认为不是彻底的。他们说：“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注：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但这种激进的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一种幻想。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页。）
但无政府主义者却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可以实行的。理由是：
1.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达到，并不是无根据的臆想。
2.“无政府主义，乃世界的主义，无所谓适用于某国与不适用于某国。无政府党之提倡无政府，以为世界无论何国，皆当无政府，非专为一国说法者也”。所以，无政府社会即世界大同，世界革命是“无政府”社会实现的必由之路，而今天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行将导东亚大陆之平民与全世界之平民携手而图社会革命之神圣事业”，中国只要与全世界人民一道，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斗争，就一定能共同进入“无政府”的大同世界。
3.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性不是恶的，人性“恶”的一面是不良的社会造成的。“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今人之好逸乐而恶劳苦则有由矣：私产制度阶之厉也。……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向上为人类之公性，美好的社会是人人都向往的，只要先觉者“将此种无政府组织之良善，用种种方法，竭力传达于众，使家喻而户晓之，自然无所谓阻力。……及乎知者渐众，群起而推翻政府，此时纵有少数不明真理者，无政府党人不难设法晓之。”（注：师复：《无政府浅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认为只要大家明白了道理，共同行动起来，无政府社会便可实现。
综上所述，刘思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大概包含了如下内容：
1.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即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妙理，就是自由两个字。”（注：《告非难无政府主义者》，《民声》第30号，1921年3月15日。）自由是人类进步的最高境界。
2.以建设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
3.以“革命”作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手段。这个“革命”，有其特定的涵义。首先，是指反对强权的一切手段，包括宣传无政府主义，使众人知晓无政府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为实现无政府社会准备思想道德基础；革命也包括罢工、罢市、抗税抗兵、暗杀暴动等激烈行动；还包括五四前后的“新村试验”。但是，他们反对运动政治，即反对以参与政府议会的形式去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认为主张无政府的人，不能提倡有政府的战斗。另外，这个革命，还指参与世界革命的共同行动。他们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实现，“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注：师复：《〈晦鸣录〉发刊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1984年版，第33页。）“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将来时机成熟，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若就今日中国言，则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大梗也”（注：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三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政权，反对一切私有财产，主张马上废除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初年，这种学说在理论上是空想，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在民国初年，师复主义在中国流传，有它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原因，也有它不可否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君臣旧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崩溃，人们对于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压政策的不满和反抗，对于自由、平等的向往，从而寻求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的强烈愿望。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第一，师复主义者率先在中国传播了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起了桥梁的作用。
清廷倒台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人民的自由、人权仍然遭到践踏，而“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在形形色色的救国方案的新探求中，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派别之一，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前途提出了新的去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一股新思潮，对国人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青年学生朱谦之回忆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时说道：“1917年，我进北大预科读书时，在北大图书馆里，陈列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在那个时候，所谓新思想，就是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揭发社会的黑暗，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注：《朱谦之的回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页。）无政府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国内的时间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早，很多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是先从它那里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启蒙，后来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如毛泽东就曾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过：“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途。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8页。）恽代英、陈延年、吴玉章等都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
由于师复主义者初步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鼓舞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热情，它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开路的功劳。刘思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作了具体的介绍，对于当时流行的江亢虎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刘思复也作了分析，指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产业国有”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误认为社会主义，而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更大背乎社会主义原则，对于生产机关公有问题不敢置一辞，维护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分析对于当时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的广大人民来说，有启蒙作用。
他们把欧洲的新思潮引入了中国，向国人介绍了欧洲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并预料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很快在全世界实现。鼓舞了中国人民去学习和追赶世界前进步伐。他们说：“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60余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40余年耳。然今日欧洲各国已异常发达，近十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万国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已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呜呼，欧洲战云，弥漫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政府之罪恶，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战事完结之日，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日。无政府风潮，必将汹涌而起。愿吾东亚平民，急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乎落后也。”（注：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6页。）虽然他们所描绘的前景过于乐观，后来也并没有出现，但对于世界潮流的认同，对于国人开拓眼界、跟上欧洲前进步伐，应有积极的作用。
在20世纪初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的爱国志士们纷纷向西洋、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们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经历了不少艰辛，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作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认识，对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阐明，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宣传，都为中国人最终找到真理铺垫了基础，其积极探索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师复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便率先提出和实行破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封建婚姻，提高公民素质等思想革命的任务，开了破旧立新的先声。
师复主义者在宣传他们的主义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质疑：今日人类之道德不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会出现逃避劳动和任意夺取需要品的现象，如何克服呢？也即是说，无政府制度下的人民，一定要有起码的适合这个社会的道德才行。刘思复认为，“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由外烁。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展。”（注：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6页。）不过，从当时社会的道德沦落的情况看，不改变自私、欺诈、奴性、漠视妇女、迷信宗教等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无政府社会实现的可能性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以，师复主义者写了不少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文章，对旧道德之违背自由平等之公理、新道德之合于人性与科学多所阐明，并提出要进行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以帮助人道进化的任务。
刘思复在1912-1914年写了一批这样的文章，如《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素食主义浅说》、《告妇人》等。另外，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写了《素食与道德》、《欧战后之女权》、《婚姻与恋爱》、《女子自由问题的研究》等篇章，这些文章对人类道德问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意见。刘思复激烈地主张废绝婚姻制度，提倡恋爱自由，用废婚主义唤起一般女子自觉心，急谋养成独立生活之能力以恢复其本来之人格。刘思复认为，“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一最黑暗之监狱耳。此监狱由婚姻为墙基，族姓为砖石，而纲常名教则为之泥土，粘合而成一森严牢固之大狱。家长其牢头，多数可怜的青年男女其囚徒也。……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族姓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名教的革命也。”刘思复认为，去迷信与去强权，是革命的要点。迷信与宗教为一流，与彼相反者，则科学之真理。他大声呼唤平等和科学，成为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先路之导。
广州的师复主义者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对伪道德躬行良好的道德。1912年刘思复与郑彼岸等在广州组织“心社”，1914年在《民声》发表《心社意趣书》时，便订有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乘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刘思复出于对信念的执着，极力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他自己是从不乘坐人力车和轿子的，平日坚持素食，烟酒概不沾唇。在他病危需要补充营养医生建议食肉时，他也不改初衷。为了不称族姓，他改名为“师复”。他有一爱人叫丁湘田，在辛亥革命时即在一起秘密工作，历史很长，但二人只同居而不正式结婚，这是他实行“心社”社约的表现。刘思复的道德人格深受他的信徒们的敬佩。当时“心社”在广州《平民日报》、《天民报》上开辟“心社析疑录”一栏，讨论社约和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在一些青年学生中获得了同情。课室和宿舍常有人热烈讨论“废除姓氏”和“取消婚姻”的问题，还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废姓风潮。虽然他们所躬行的良德，有矫枉过正和禁欲主义的倾向，还有脱离政治、放弃夺权斗争的偏差，但也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社会影响。对国民性的改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虽然师复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在推翻政府的问题上，走向了极端，但在民国初期，它主要是揭露袁世凯政府对人民的压迫的本质，指斥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独裁专制的罪恶，对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动员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局势非常紧张。袁世凯横暴益甚，对异己者，动辄加以乱党名目，格杀勿论。《晦鸣录》在发刊词中，揭橥反抗袁氏强权之宗旨，指出：“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他们声讨袁氏压制言论结社的自由。1912年1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1913年，又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其党员陈翼龙在北京被枪毙。刘思复作文痛斥袁氏罪恶，又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中说：“袁氏秉政，其专制乃甚于满清，不独吾党备受摧残，即温和如‘中国社会党’亦不能相容。言论集会之自由，剥夺净尽”。（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他们揭露袁世凯政府利用法律作为镇压人民自由权利的手段，指出了不可迷信法律万能，这些具体的斗争，其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的。
第四，在中国率先提倡工人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并促使中国革命分子在走向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师复主义者在工人中的活动，邓中夏的《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得最清楚。广东的机器总工会、理发工会、茶居工会，都是由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其中机器总工会到“五四”时已有十余年的历史。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河南的大基头（一说大排头）组织一个“互劳俱乐部”（即互助劳动俱乐部），在河南尾同庆四街，组成了“觉然俱乐部”，在长堤电灯厂、增步自来水厂、石井兵工厂等处，都成立了俱乐部，主持人是梁一余，参加者有区声白、刘石心、梁冰弦等。他们在工人中策动组织工会，晚间传习世界语。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很快衰落，而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是它理论上存在重大的缺陷和谬误。无政府主义认为可以在推翻旧政府后，马上废除国家，而不考虑国家消灭所必须的各种客观条件，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只能使得它的理论陷入了空想。当时，不少革命分子就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国家消亡等道理是不错，但非目前所能做到。”（注：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83页。）无政府主义认为人性是善的，把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实现寄托在“只要人类发扬互相扶助的本能即可”这样片面的认识上，而对于人类也有斗争征服的本能这一方面估计不足，也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这使它在理论上陷入了片面性。无政府主义认为一切国家、政治、法律、权力等等都是蹂躏多数人自由生活的少数人造出来的，这是归纳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将来的国家政治机构也是违反多数人意志而成为少数人的机关，这就未免太过于武断了。从资本主义制度，一飞脚跑到共产主义社会，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不管是多么美妙，由于缺乏实现的基础，成了空中楼阁，只能想望一下，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自然便很快地失去了吸引力。
其次，是它在实践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残酷的阶级斗争需要坚强的领导、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而无政府主义恰恰相反，想依靠自由散漫的、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去和全副武装的敌人斗争，其手段是十分软弱的。无政府主义否定革命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致，这使得革命阶级在打击旧势力时，不能形成有力的拳头，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不少革命志士在实际斗争中感受到这一点，便迅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羁绊，走上了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们说：“一个迷途的人，忽然面前现出一条大路而且是捷径的，还有‘舍而不由’的道理吗？”“要达到共产主义，非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可。”（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54页。）对于欧洲革命来说，无政府主义已经是被抛弃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它更加不能指导。所以，无政府主义的衰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