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选择的道德基础_经济论文

中国经济体制选择的道德基础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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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设计的伦理向度

制度设计提供社会的共同基础,成为公共理性的基点,决定着人们的选择。个人按照制度指示的方向、限定的范围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因而,制度对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都具有前提性的作用。人们在特定的制度规范下形成特定的合作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活动的意义和效率。制度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活动方式、社会效应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重要的伦理向度。

本文所指的制度,是根据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结构”的意义,指社会中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及联合为统一的社会合作体系的方式。这种规范设定,必须依据其根本性的原则、标准、准则,体现出强烈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指导社会按照自己设定的目的来安排制度,并规定个人的义务和责任。

二、中国经济制度设计的价值原则

中国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经济制度的目标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亦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这一制度选择体现了民意,深得人心。其原则有:

1.效率原则

社会的基本结构设计,要立足于尽可能创造最大的财富总额。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实际涉及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物质文化水平。江泽民曾多次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人民日报》1998.12.19),并把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主要历史经验之一。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改革必然触及到利益的调整,目的是更好地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醒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刻,事物运动过程中层次上的矛盾逐次展开,一一暴露在我们面前,成为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难题。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正如政府所认识到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衡量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是不是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头,是不是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于政府的工作,“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要求“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永远不辜负人民的期望”,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2.公平原则

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除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花大力气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人员的过度臃肿。这是在中国经济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改革走向深化、在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充分暴露,是旧体制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为解决这些弊端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深深地触及到社会伦理的内层,具有重要的伦理蕴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创造了2.5亿个非农业工作岗位, 可以说是达到了“充分就业”。但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由政府统一向企业调配,实行“低收入高就业”制,“由国家来安排”的就业制度和“社会主义没有失业”的理想化观念,造成了30%的冗员,少量的活多个人干,一个人的饭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吃,表面上看都有工作,实际上相当多的人是富余的,亦即“隐性失业”。这使得国有企业严重超员,包袱沉重,并且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比如全国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有4000万人,富余1000万人以上,一年的各种开销高达1000亿元,而1997年国有工业利润只有451万元。现在按市场规律办事, 要提高国际竞争力,人浮于事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为此,1997年推出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的政策。

这一调整使相当一批熟练工人和管理者无法在原有的岗位上继续为自身和为社会工作。下岗问题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现象,就具有了艰巨性、集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虽然从根本上说,减员增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下岗失业必然给这些人带来生活困难。如果连职工的眼前利益都不予保证,那么长远利益也很难得到保证。

改革使国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无法使每个人同等受益、同时受益,有些人的利益还可能受到损害。每个人都应当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在全社会提出“效率优先”的同时,公平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提出要“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可见公平与效率,应当是指导社会基本的制度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解决好公平问题,才能保护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才能实现既发展生产力,又共同致富的公共政策目标。

公民享有的劳动权,是其生存权的重要保障,也是其得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失去了职业,就会在一系列的生活保障、福利待遇上受到损失。

导致职工下岗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以前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反映,也是长期以来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和企业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主要责任不在职工方面。国有企业大龄职工在以前的工作中,养老保险费已做了必要的扣除,没有列入工资中,而是以税利形式上缴给了国家财政。现在让他们下岗,这部分扣除,作为历史欠债,没有返还补偿。职工服从调整下岗,重新寻找工作,比一般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政府有责任帮助“减”下来的人寻找出路,包括为其自谋职业提供各种条件、保障、机会,使其实现再就业。帮助有再就业要求的职工实施各种形式的再就业,既是职工的权利,又是政府的责任。

3.人本原则

发展经济固然是重要的,但充分就业同样重要。我国一再强调经济增长1998年争取达到8%(靠发行2000亿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带动刺激内需增长),今年目标是增长7%,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算来算去,不能少于7%,因为,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影响86万人就业!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只要合法企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哪怕只是微利的,也应支持其生存和发展。应千方百计通过创业活动,创造出大批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就业门路。中小企业具有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优势,德国的绝大多数劳工是在中小企业就业。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国有经济虽然在总量上还会继续发展,但比重会相对缩小,非公有制经济将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再只是一种“补充”,而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应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较多的优势,广开就业门路。如1997年,个体私营企业和自行创业者就吸纳353 万人就业。政府正在加强措施,提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研究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城市型产业的开发,并在资金信贷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使其为支柱产业配套,为第三产业服务,从根本上增加就业岗位,减轻就业压力。

三、共同富裕:经济与伦理的结合点

共同富裕,一个照耀大众的亮丽字眼,它要求效率,要求市场经济,但这些还不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市场并不能取代人类的多方面活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大多数职位上的好处不是市场的,并且许多也不能市场化。”(阿·森:《资源、价值与发展》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7页)为了保护人的自由和应有的权利、平等,人们期待着公平地分享人类的成就与文明。完美地体现这一理想的,就是结合了效率与公平的概念——共同富裕。

即使是亚当·斯密那里,功利或财富也不是其最终目标。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社会不是建立在无休止地追求财富的基础上。他的道德情感论是其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感论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经济学对社会事实描述的实然研究与社会政策价值选择的应然研究密不可分,体现出自边沁功利主义以来增进人类福祉的努力终于有了令人欣慰的成绩。

每个人都需要一种起码的安全感,每个劳动者都应享有基本的保障权利,使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要、基本生活,在现在与将来都能得到一种肯定(莫泰基)。孟子说过:“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与愿望。

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社会经济应包含两个缺一不可的领域:一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市场,它是社会财富增长的驱动力;二是能带来社会“公正”、“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是社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所有人类行为都涉及到一个应然的选择,亦即选取一种行为优于所有其它行为过程。对特殊困难者予以救济,筑起社会安全的保障线,是顺应人类文明和人性发展的起码的社会福利要求。它虽出现和完善于现代,但早已是人类魂牵梦绕,沉积在安身立命之本的人生根基之内了,它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我们的儒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关怀的伦理学。它所向往的圣人境界,就是“博施于民而又能济众”,是一种天下为公、大道之行的、人人都其乐融融的理想状态。《礼记》中记载了孔子的向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的大同、天道、圣境,是人伦之本意,是人类本来意义上的人伦。

由此,我们发展生产力,实行共同富裕,就具有了外在充足的经济理由和内在深蕴的人性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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