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及其层级结构——基于中国连锁企业百强店铺分布的网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层级论文,网络论文,百强论文,连锁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也是整个经济系统中的重要结点。从空间与地域的角度来看，城市是构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开放型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必然要求城市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资本、商品、信息、劳动力等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其结果是在城市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复杂的要素流通网络。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因而上述在城市网络中流动的各种要素主要是布局在城市中的企业经营行为的结果。这些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可能源于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活动，也可能是企业内部（总公司与分支机构或分支机构之间）通过经营管理行为对资源要素进行调配的结果。显然，这个流通网络的主体是企业，而城市则表现为该网络在空间上的结点。另一方面，由于各个城市在区位、发展历史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它们在城市流通网络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即网络中既有集中了大量资本要素的大城市，也有只集中了少量资本要素的小城市，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中等城市。这种差异直接表现为城市中集聚的企业规模、等级以及数量的不同，同时这种差异也使城市之间呈现出一种层级结构，即一些城市对另一些城市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支配与控制功能。同样，城市间的层级结构也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等级结构与支配关系，如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等级关系。本文即是按照上述思路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间的流通网络及其层级结构进行初步实证研究。
一、文献背景
对城市间关系或城市体系的研究历来都是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重点，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从欧美学者的研究来看，对城市体系结构问题的研究是从城市的规模结构开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Jefferson提出的“城市首位率”理论，将经济区位中规模最大的城市称为“首位城市”，并进行了实证检验。[1]克里斯塔勒提出的著名的“中心地理论”，对首位城市现象进行了解释，并同时指出首位城市周围的城市还存在下一层次的周围城市，这些城市构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的城市网络。[2]除城市规模外，Hall还从政治、贸易、通讯设施等多个方面对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东京、兰斯塔德、莱茵—鲁尔七个城市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它们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的最顶端。[3]对城市体系结构研究的“转向”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背景乃是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及其对世界和区域经济的巨大影响。自《财富》杂志于1955年开始对世界最大公司进行排序以后，有关跨国公司的资料日益完整和丰富，因而利用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来对世界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进行研究就成为最为基本的方法之一。[4-5]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向使对城市体系结构研究的着眼点由宏观转向了微观，正如Castells指出的那样：“城市不是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这些在城市之间流通的资本要素恰恰是由企业来完成的。[6]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城市体系层级结构进行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有Friedmann、[7-8]Simon[9]以及Beaver-stock、Smith和Taylor[10]等学者的研究。除了从宏观指标和企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外，欧美学者还从国际航线、[11-12]电信容量[13]等角度对城市网络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相对于欧美学者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则显得独树一帜。由于日本有相对发达的流通理论，所以日本学者对城市网络结构的研究是与流通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如同欧美学者一样，日本学者也将分析城市网络结构的着眼点置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上，只不过日本学者将企业总部的功能泛化为批发功能，从而将城市网络结构的问题纳入了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框架。在实证研究方面，日本学者比欧美学者更进一步，他们通过对大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在不同城市间的分布及其历史演进，以及批发企业从不同城市的进货比例与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来确定城市之间的交易关系和层级结构。[14]
从我国学者的研究来看，此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王士君等提出的基于城市相互作用关系的近域城市整合模型。[15]年福华等对我国城市群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形态进行的研究。[16]戴特奇等利用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城际铁路客流资料对我国城市网络结构及其演化进行的研究。[17]周一星、胡智勇利用中国航空港、航线以及客运量等资料对中国城市体系的网络结构进行的研究。[18]王何、逄爱梅对中国三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功能进行的比较研究等。[19]除了经济地理学者的上述研究外，我国流通理论学者也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了研究。[20-21]但这些研究都是从流通与单体城市的互动角度进行的，而没有涉及城市间的流通网络问题。总体看来，对城市网络体系的研究大多是由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学者完成的，流通经济学者并没有介入对城市间流通问题的研究。[22]而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些研究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城市网络中的水平关系，虽然也有研究者指出了城市体系中的首位城市，但并未明确城市之间的层级结构关系；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也多是采用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基本统计分析方法，而没有使用系统的网络分析模型或方法。可见，目前还没有学者使用系统的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间的流通网络及其层级结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
连锁企业经营的典型特征是“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大型跨区域连锁企业通常采用“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分公司）—门店”这一三级管理体制，（注：由于我国绝大多数连锁企业还没有实现全国性的市场覆盖，因此在跨区域扩张过程中，更多的企业是采取了成立分公司的方式对特定城市和区域的店铺布局以及经营进行管理。为了突出这一组织层次的管理职能，本文将其统称为区域总部。）而当总部、区域总部和门店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中时，前文所述的城市间流通网络就出现了，并且网络中不同的城市由于布局着不同级别的企业而具有了一定的层级关系。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国连锁经营协会(www.ccfa.org.cn)公布的“中国连锁企业百强(2004)”为研究样本，对中国城市间的流通网络及其层级结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样本总量为100个，其中无效样本8个，有效样本92个。在有效样本中，零售企业77家、餐饮企业14家、家装企业1家；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32家、民营企业45家、中外合资合作企业15家。
本研究要收集的信息是连锁百强企业的总部、区域总部和连锁门店设立的城市，为了数据处理的简便，将中国的城市范围限定在地级以上城市，即各个直辖市和地级市。这些城市范围的界定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提供的地级以上城市目录为准。对企业信息的收集主要采取了二手资料调研方法，主要途径如下：一是登录样本企业网站获得关于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和门店所在城市的信息。二是查阅样本中上市公司的2004年年报获得相关信息。三是参照“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网站”、“联商网”等专业网站，以及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官方网站发布的统计资料、年度产业发展报告以及与企业相关的新闻信息。四是针对个别重点企业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调查，获得相关信息；五是查阅其他可以获得相关信息的资料。从信息的获取情况来看，在所有样本中，共有92家企业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企业总部和门店的信息；其中有29家企业可以提供明确的区域总部或分公司所在城市的信息。在对各个企业分店所在城市进行统计的过程中，同时包括了直营店和加盟店，门店信息基本截止到2004年末。从数据信息的收集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信息来自企业网站，因此调研信息基本准确、可靠，可以用来研究本文的问题。（注：本研究的调查是在2005年7-10月间进行的。）
针对样本数据信息，本文除进行基本数据处理发现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及店铺的分布情况之外，还创新性地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对连锁企业店铺所覆盖的城市之间网络结构进行定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对象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整体网络的“结构”，这与关注个体内容和特征的研究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因而社会网络分析在认识论、方法论、数据采集与统计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之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采用了量化、图形化的方法对网络进行研究，也形成了许多分析模型和软件，是分析网络关系的有力工具。国外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逐渐成熟，目前已开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应用于经济、管理等其他学科和领域。本文以主要城市为结点，分析基于连锁网络的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结构。
三、连锁百强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及分店的分布
1.企业总部的分布情况
在92个有效样本中，企业总部分布在34个城市中，其中总部比较集中的城市是北京和上海，其他集中了较多连锁企业总部的城市是深圳和重庆（详见表1）。
表1 连锁百强总部城市分布
注：括号内数字为该城市所有的连锁企业总部数量。
2.企业区域总部分布情况
在有效样本中，设有企业区域总部的城市共72个，其中设立企业区域总部最多的城市依次为成都、上海、北京和杭州，其他设有区域总部较多的城市还有广州、深圳、石家庄等地方中心城市（详见表2）。
3.企业分店分布情况
样本企业的连锁网络共覆盖了全国25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占全部地级以上城市总量(284)的90.8%（详见表3）。
表2 连锁百强区域总部城市分布
注：括号内数字为该城市所有的连锁企业地区总部数量。限于篇幅，有2家以下企业地区总部所在的城市被省略了。
表3 连锁百强分店开设城市分布
注：括号内数字为进入该城市的连锁企业数量。限于篇幅，有10家以下企业进入的城市被省略了。
四、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结构
1.网络的总体结构
本文利用几个关键的网络分析指标对城市间流通网络的属性和结构进行量化测度。网络密度(Density)是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联结关系与可能存在的联结关系的数量的比例，反应网络的疏密程度。外向程度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是一个结点对外联结的关系的总数量；内向程度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是其他结点向该结点达成的关系的总数量。这两个指标都反映一个结点在网络中的地位，数值越高，该结点的中心地位越显著，拥有的权力越大。中介性(Betweeness Centrality)衡量一个结点作为其他结点的媒介者的能力，中介性的值越高，中介能力越强。通过运算，我们得到整个网络的密度为9.28%，可见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密度并不高。在对每个结点的外向程度中心性、内向程度中心性和中介性三个指标的运算结果中，本文选取了数值最高的前十位城市，形成了下表4。在外向程度中心性指标中，上海、北京、包头等城市排在前十位，表明这些城市的对外投资能力较强，能够主动发起与其他城市建立流通关系。包头之所以能够名列前茅是因为小肥羊餐饮连锁公司在全国120个城市设有分店，小肥羊餐饮连锁公司也在近30个城市设店。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内向程度中心性较高，意味着这些城市的投资环境或引资能力较强，城市内的商业发展水平较高。中介性高的城市有上海、北京、重庆等，它们既能在全国其他城市广泛建立连锁网络，又能吸引其它连锁企业进入该城市，因而能够在城市之间起到传递资源、媒介信息的作用。
表4 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中网络属性前十位城市排名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化后的数值，下同。
通过该网络的外向程度中心性、内向程度中心性和中介性三个指标的基本统计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和分层特点。如表5所示，外向程度中心性的均值是10.670，而方差却是1845.334；中介性的方差也很大。外向程度中心性高于100的城市有2个，0-100之间的有22个，91个城市的外向程度中心性为0；中介性高于100的城市有3个，0-100的有40个，72个城市的中介性为0。比较而言，内向程度中心性的离散程度较低，但分层的特征也与其他两个指标一样明显，核心层的城市数量较少，而大量的城市构成了网络的外围层。
表5 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属性的基本统计分析
对进行网络分析的数据利用SPSS软件的K—均值聚类分析处理的结果如上页表6所示，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可分为四个层次：北京和上海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外向程度中心性、内向程度中心性，还是中介性，这两个城市的数值都是最高。次中心城市有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武汉、天津等城市。外围城市包括济南、石家庄、合肥、哈尔滨、西安、长沙、郑州、沈阳、昆明、福州等。边缘城市包括临沂、东营、鞍山、温州、江门、盐城、珠海等。当然，还有众多没有进入样本的分店数低于5个的城市是更加边缘化的，甚至是孤立的城市交易网络中的结点。
表6 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基本结构
2.城市间流通网络层级结构的区域性特征
在空间上，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也很不均衡，具有层级结构。本文将表1、表2和表3中有10个以上企业开设分店的城市按照中国的总体经济区位进行汇总，得到的结果如表7所示。在设有企业总部的34个城市中，分布在东部地区的有21个，所占比例为61.8%，其中除北京、哈尔滨和白山外的18个城市均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分别为8个和5个，所占比例为23.5%和14.7%。企业区域总部城市的分布呈现出了与总部城市相同的特征，在设有区域总部的72个城市中，东部地区有43个，所占比例为59.7%，其中除北京、哈尔滨和长春三市外均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则分别为18个和11个，所占比例分别为25%和15.3%。在有10家以上样本企业进入的45个城市中，有32个分布在东部地区，占71.1%，而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量则大体相当，分别为6个和7个，所占比例分别为13.3%和15.6%。从上述分析来看，三种类型的城市中均有超过50%的城市分布在东部地区，并且设有总部和区域总部的城市数量均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特征。从企业总部的区位来看，东部地区的21个城市中聚集了样本中的68家企业的总部，所占比例为73.9%，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3个城市中共设有企业总部24个，其中中部地区11个，西部地区13个。从上述数字来看，位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层级在总体上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集聚在这些城市中的企业总部对设在其他城市中的区域总部和分店实施着管理和控制职能。（注：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和山西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青海、陕西、内蒙古、云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12个省、市、自治区。）
表7 连锁百强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及分店所在城市的区域分布
表8 北京和上海的连锁企业分店开设的主要城市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该城市开设分店的企业数目。
同时，本文利用UCINET的ncliques模型进行网络的小团体分析表明，在得到的36个小团体中，核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在小团体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而一些边缘城市没有进入任何团体。并且，小团体的构成也具有区域性，小团体的成员多是空间上接近的城市。因而，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结构不仅是以北京、上海为核心进行分层，而且各层次是由若干个区域性流通网络联结而成的，每个区域性网络都存在一个地位突出的城市，区域性网络之间相互重叠。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着一些结构洞(Structure Hole)（注：结构洞是指网络中的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有直接联系，但也与另一些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disconnection)的现象，从网络整体上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结构洞的存在一方面意味着网络中的要素流通受到阻隔，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该网络具有较强的多样性，一些行动者为弥补结构洞以获利，使得网络充满活力和发展的潜力。）。以下我们以总部设在北京和上海的连锁企业的店铺网络说明网络的这种区域性特征。
表8是总部设在北京和上海的企业的店铺分布城市一览表，为了研究的简便，我们将进入企业数量在2家以下的城市剔除了。如表8所示，总部设在北京的连锁企业主要将分店开设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在有3家以上总部设在北京的企业进入的38个城市中，有22个是位于东北和华北的城市，占58%；而总部设在上海的企业则主要将分店开设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在有三家以上总部设在上海的企业进入的47个城市中，有35个位于华东和华南地区，占74%。北京的企业在石家庄、大连、保定、沈阳、武汉、天津、包头等城市开设分店的比例较高；而上海的企业在苏州、杭州、深圳、南京、无锡、北京、广州、宁波、大连、成都等城市开设分店的比例较高。另外，在能够提供区域总部信息的上海和北京的企业中，北京的企业设立区域总部较多的城市是石家庄(4)、武汉(4)、沈阳(3)、大连(3)、重庆(3)和成都(3)；而上海的企业则更多地将其余总部设在苏州(3)、杭州(3)、广州(3)、北京(3)、等城市。（注：括号中数字为在该城市设立区域总部的企业数量。）这种现象不仅再次印证了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层级结构的区域性特征，同时上述分析也展示了两个相互交叉，而又中心明确、层级结构清晰的两个区域性城市间流通网络。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第一，中国的连锁企业正处于跨区域扩张过程中，联结全国主要城市的完整网络已初步形成，但整个网络的密度并不高。目前国内城市之间的流通网络是由若干个区域性网络联结而成的，而这些网络之间存在重叠，也存在结构洞，具有较高的多样性，网络的活力和发展潜力较大。第二，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层级结构明显。网络图形化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是城市间流通网络的核心，无论是外向程度中心性、内向程度中心性，还是中介性，它们都是数值最高的两个城市，并且其他城市与它们的值相差很大。处于次级中心地位的城市包括武汉、南京、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天津、青岛、大连、杭州、苏州等城市，这些城市也是其所在区域城市间流通网络的核心。第三，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在空间上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也呈现明显的层级结构。对样本企业总部、区域总部所在城市和进入企业较多的城市的区位分布进行汇总分析的结果表明，三种类型的城市中均有超过50%的城市分布在东部地区，并且设有总部和区域总部的城市数量均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特征。这表明集聚在东部城市中的企业总部对设在中西部的区域总部和分店实施着管理和控制职能；东部地区的网络密度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全国网络存在的结构洞主要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第四，利用UCINET的n-cliques模型进行网络的小团体分析表明，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对总部设在北京和上海的企业的区域总部和门店分布的研究不仅呈现了两个相对清晰，而又层级分明的区域性网络，并且显示了中国连锁企业在跨区域扩张过程中先近后远、集中布局的基本战略原则。企业所遵循的这种扩张战略原则是整体网络区域性特征明显的主要成因。第五，中部和西部地区各个省份的中心城市在连锁企业跨区域扩张的战略布局中战略性地位显著，这种地位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在有10家以上企业进入的13个中、西部城市中，除包头以外均为省会城市（重庆为直辖市），同时设在这些城市中的区域性总部数量也较多。这表明随着跨区域扩张的连锁企业店铺布局的展开，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间流通网络密度会逐渐加大，而原来存在的结构洞也会不断得到弥合，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城市间流通网络。
上述结论对于中国的连锁商业企业而言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中国连锁企业的跨区域扩张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仍有大面积的空白点，在面对跨国商业企业的竞争威胁下，科学制定扩张战略、合理布局，实现连锁网络由市域向区域，再向全国的扩展是中国连锁企业应当考虑并尽快实施的重要战略。第二，连锁企业在跨区域扩张进行区域总部和分店的选址时，需要关注备选城市中其他企业的区域总部与分店的布局情况。一则在那些企业总部与区域总部密集的城市设立企业的区域总部或总部能够获得协同效应，在降低企业商务成本的同时，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二则比较全面地了解竞争企业的店铺布局情况，有利于企业制定更加可行的战略布局与扩张方案，降低市场进入与选址的失误率。第三，研究结论表明，虽然一些城市的规模与行政级别没有太大的差异，但由于其区位、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差异使之在城市流通网络中的地位大相径庭。这给连锁经营企业的启示是，在跨区域扩张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结点城市的选择不仅要关注其区位、规模、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更应当考虑该城市在区域和全国城市网络结构中的位置。
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则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为了完善中国城市间流通网络，推动中国流通企业的组织化和规模经营，培育若干覆盖全国市场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有效应对跨国企业的竞争，政府部门有必要在市场环境和商业政策等方面为企业创造条件。一方面，针对某些地域仍然存在的区域垄断与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应着力拆除区域之间的政策壁垒，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尽快形成，加快各种要素在城市间的流通效率，促进高效、畅通的覆盖全国的城市间流通网络的形成，也为流通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正处于起步阶段，在面对跨国流通企业较大的竞争威胁时，本土企业普遍存在加速扩张，迅速占领市场，做大企业规模的战略性冲动，这种冲动将有可能导致企业跨区域扩张的盲目性，从而导致局部地区连锁店铺布局的失衡（过密或过疏）与业态的适应性问题。因而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对企业的跨区域扩张行为进行必要的指导和规制。第二，由于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应该打破行政地域的限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统筹规划城市间的功能分工，推进区域内城市体系结构的合理化，以此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三，城市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应当结合城市的特质及其在区域、乃至全国流通网络中的功能和地位，准确地定位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并不断完善城市的相关功能，实现市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文的研究是初步的，当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量偏小与样本企业类型的单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一般性。其次，未能将分布在各个城市中的企业门店数量等代表结点属性的指标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对城市等级地位和流通网络中心性的分析结论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最后，本研究是一个时间断面的研究，因而无法体现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出的城市间流通网络和层级结构的变化情况。因而，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更大的样本量和更加丰富的样本企业类型进行类似的研究，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由于样本小、类型单一带来的问题。二是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以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区间内考察城市层级结构和网络的演化过程。三是使用更多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如强弱联结理论、网络角色分析、量化的结构洞分析等。四是采用非全局式的视角，侧重研究某个经济区域内部的城市层级网络，这对区域经济的整合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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