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试论论文,外交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国际文化关系的一部分，指一国政府主导下的、以实现某种战略意图为目的的对外文化活动。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文化(包括知识、信仰、道德、习俗、文学、艺术、科技水平、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制度等等)是一种“软实力”。和传统的由经济水平、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等构成的“硬实力”相比，“软实力重在其“软”：“硬实力”是“强制力”，即强制他者服从乃至屈服的能力，“软实力”则是“吸引力”和“感染力”，即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和感召，赢得他者主动认同乃至追随的能力。有学者形象地将文化外交比喻为“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①正是基于软实力的这一特点，各大国在外交活动中才越来越倚重文化“软实力”，使文化外交成为外交舞台的一大亮点。法国是最早有意识地将文化手段付诸外交目的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重视、最善于开展和运用文化外交、并形成了显著特点的一个国家。不过迄今在我国学者有关文化外交的研究中，尚很难找到以法国为个案的研究，②本文尝试对法国的文化外交作一梳理，旨在回答下列问题：法国为什么重视文化外交？其文化外交有何特点？使用怎样的政策工具？
一 法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
(一)历史遗产
法国对文化外交的大力运用是在二战以后，但是，法国有悠久的将文化服务于外交的传统。历史上，法国一贯重视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与法国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是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如“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曾用重金奖励文人，使他们致力于“使国王崇高，使王国荣耀”的活动。而且历史证明，在树立法国的威望方面，“太阳王”的文化扶持比他发动的战争更加有效。法国还有意识地将文化和外交活动联系起来，将文化名人视作法国的名片而委以外交重任，如16世纪著名诗人杜贝莱曾被任命为驻罗马大使；18世纪，卢梭任驻维也纳大使；19世纪，著名诗人夏多布里昂任驻伦敦和罗马大使，随后又出任外交部长；同一世纪，著名诗人拉马丁也曾被委以相同职务。文人外交官成为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外交的一大特色。
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非洲、近东和远东等地区开始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角逐。除坚船利炮外，输出文化、在上述地区的精英阶层中培养亲己势力也成为角逐的筹码。在这一背景下，法国的对外文化活动拉开了序幕：宗教团体首先登场，四处办学，教授法语。到1939年，已在全球建立千余所法语学校；民间机构紧随其后：1883年，法国诞生了一所非盈利的私人文化宣传机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
aise)，其成立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在宗教和官方机构出于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传播法国语言文化。这些最初的对外文化行动虽非官方发起，但国家站在幕后，提供了鼎力支持——宗教团体的活动大多由国家财政支持；法语联盟更是一问世就受到法国外交部的大力资助，并且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通过文化渗透争夺势力范围。
20世纪以后，法国政府开始更为直接地插手对外文化事务：1909年，法国外交部建立了一个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用以协调头绪日渐增多的对外文化活动。一战的爆发凸显了宣传的重要性——“宣传”可以起到争取中立国或盟国的精英阶层的目的，为此，法国把许多民间文化团体纳入了它的外交战略。1920年，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重新定义了其使命，即“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③并明确表述了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业文明、思想在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吸引着其他民族；我们设在国外的大学和学校是法国真正的宣传阵地，它们是我国政府的一件武器，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需要督导这些对外文化活动、不惜任何代价地启发和促进法国的知识渗透的原因，我们坚信知识渗透是我们的对外行动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④二战前夕，法语著作司的预算占到法国外交部总预算的近20％。
上述这些有意无意的文化外交实践，为二战后法国现代文化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文化外交的发展
二战之后，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外交作为挽救法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之一，地位日益重要，并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法国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是欧洲乃至全球强国，地位显赫。其大国地位的获得，除了来自路易十四的王权和拿破仑的征战外，还归功于辉煌灿烂的文化：法国是古典主义的发源地、启蒙运动的中心，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引领着世界文学、哲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电影等在内)和思想界的潮流；法国文化名人众多，俯拾皆是。以文学为例，仅20世纪，法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多达13人；巴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甚至成为文学、艺术和知识的代名词，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法语被视作贵族的语言和高雅的象征，受到欧洲各国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热烈追捧。简言之，法国的强大，是其雄厚的“硬实力”和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共同支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法国。战后，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崛起和法兰西殖民帝国的解体，法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衰落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一落千丈，从一流强国沦落为二流强国。虽然硬实力受到重挫，但法国依然保持着文化大国的地位。正如前总理保罗·雷诺所言，法国“已经不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了”，但是它在某些领域“例如道德、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仍处于前列”⑤。
虽然风光不再，但是法国人对往日的辉煌却一直念念不忘，一心渴望恢复昔日帝国时代的荣光。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言，“法国一定要站在最前列”，“法国一定要伟大，否则就不成其为法国”，⑥“怀念美好的旧时光”在法国成为一种普遍情绪。在这种“大国情结”的驱使下，恢复并维护大国地位成为战后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的法国外交的首要诉求。鉴于硬实力比较优势不足，法国便倚重残存的文化软实力优势，将之作为扩大国际影响、复兴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正如法国官员所言，20世纪，“由于缺乏强大的军事、经济支撑和启蒙运动的光芒，要维护法国的‘世界地位’，只能通过向国外大量宣传和输出法国文化来实现”⑦。
在这一背景之下，法国对在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文化外交实践进行了更加深入而全面的发挥：二战一结束，法国就将对外文化活动直接纳入了外事工作：1945年外交部成立了“对外文化关系总司”，并将之作为工作重点，其预算一度占到外交部总预算的一半以上，首批司长都是有影响力的名人，如路易·约克斯(Louis Joxe)、雅克·德布邦-布塞(Jacques de Bourbon-Busset)等，这表明，它肩负着挽救法国国际形象的重任。文化关系总司的存在，使法国成为全球几乎唯一一个在外交部内组织文化活动的国家，也使得法国的文化外交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直截了当。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新的时代背景，法国对文化外交进行了更为巧妙的运用。苏东解体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级格局演变为一超多强，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主，美国文化风行世界，对法国的文化优势构成了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法国国内也出现了困难：自上世纪90年代起，法国遇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整个9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不足2％。⑧进入21世纪后，情况依然不见好转，经济增长率长期徘徊于1％～2％，⑨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停滞不前、综合国力进一步下降，在衰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法国的“大国梦”实现起来更加困难。在此背景下，法国对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进行了战术调整，将之放在了“建立多极世界”的旗号之下，通过推动单极世界秩序向多极化演变来谋求对国际事务的更大发言权。为实现“多极世界”的战略构想，在硬实力愈加不足的情况下，法国继续寄希望于文化软实力。然而这一优势正受到美国文化的强大挑战，为此法国非常“艺术”地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原则，指出这是通向多极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文化多样性”旗帜下，法国既可以保护本国文化免遭美国文化的挤压，又可以打着推动建立多极世界的旗号进一步利用本国的文化优势，开动文化宣传机器，加强国际影响。可见，“文化多样性”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命题，也可见法国将文化运用于外交的智慧。
近几年，法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外交政策展开了新的讨论，基于法国国力继续衰落、沦落为中等强国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正被中国等新兴国家超越的现实，提出以“影响力外交”取代“老式外交”的思路。尼古拉·唐泽(Nicolas Tenzer)提出，对外政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国与国之间缔结政治协议，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为特点。这种外交方式以谈判能力为基础，谈判能力则取决于一国所拥有的、能够施加压力的军事和经济手段；二是施加长期影响和存在于世界市场的能力。⑩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老式外交”和“影响力外交”的区别。热拉尔·沙利昂(Gérard Chaliand)指出，“影响力外交”是一种间接的策略，当今时代，工业化民主国家采取直接行动的余地日渐缩小，这进一步凸显了“影响力外交”战略的重要。(11)概言之，“影响力外交”具有间接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特点，即通过间接的手段寻求长期的影响。文化，凭借其“细水长流”、“点滴渗透”可至“石穿”的特点，成为“影响力外交”最合适的工具之选。其实，早在1999年，阿尔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就已经明确提出，“大国寻求影响的手段越来越少，因为帝国主义和军事占领日益罕见并且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而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兴起，北方对南方的技术统治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因此文化就成为一国对外活动中少数可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拥有文化影响力也就是拥有政治影响力。文化是在国际舞台上彰显实力的硕果仅存的因素之一。”(12)参议员阿德里安·古泰龙(Adrien Gouteyron)在相关报告中也提出：“拥有文化活力的法国不必强调国家机器，只需用‘软实力’和‘影响力外交’的逻辑即可彰显其影响……”(13)
上述种种论述表明，进入新世纪，法国在综合国力继续衰落，政治、经济手段受到掣肘、无法立竿见影地带来影响力收益的前提下，更加依赖文化软实力优势来寻求施加影响。外交部明确声称：“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文化大国”。(14)前外长休伯特·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指出“法国世界地位的核心体现的是文化”，(15)在谋求影响力方面，“请别忘了我们的软实力，它是巴黎的魅力，是法国的时尚、奢侈品、烹调、葡萄酒、优美风光和法国文化的吸引力……”(16)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打算整合外交部和文化部的相关资源、联合成立“法国文化署”(CutureFrance)的原因。按照前外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齐(Philippe Douste-Blazy)的解释，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是为了提高法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可读性”(lisibilité)和“可见度”(visibilité)，(17)提高法国对外文化活动的效率。由此可见，法国正更加清醒、更加自觉地开发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以更加全面的文化输出谋求国际影响。
由以上的简短回顾可见，“文化”是法国大国形象的重要代表，在法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中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法国外交官阿尔贝·萨隆(Albert Salon)所言：“自二战以来，法国的所有政治家——无论党派——及文化政策的领导者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文化政策是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乃至一根支柱。”(18)参议员古泰龙的归纳也一语中的：“法国的文化外交旨在通过弘扬法国语言和文化来强调法国在世界的角色，实现通过建立非正式的‘朋友’俱乐部的方式来影响世界的目的。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使文化服务于外交，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最终是政治的。”(19)法国资深外交官让-大卫·莱维特(Jean-David Levitte)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文化外交是法国的一张王牌”。(20)
二 法国文化外交的特点
(一)以推广法语为基石
法语曾经是头号国际语言和外交语言，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两次世界大战后，法语伴随着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而衰落，虽继续保持着国际通用语言的身份，但使用者和使用范围都逐步减少。反之，英语随着美国的崛起日益取代法语，先成为外交语言，后又乘着全球化的快车蹿升为为国际“普通话”。语言的衰败折射着国力的减退，因此，法国人认为，振兴法国需从复兴法语做起。法语在法兰西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共和国的认同符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是最好的黏合剂”，所以法国人认为，讲法语者必然容易认同法国的文化和思想观念、认同法国，从而有助于提高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法国从一开始就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视作文化外交的首选工具：19世纪末的对外文化行动是从在海外开办法语学校开始的；二战后成立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一上台就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哪怕牺牲其他文化活动的开展。(21)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国始终将推广法语视为谋求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不断声称确保“推广法语”在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优先地位；如前任总统希拉克就多次强调，法语的国际地位直接关系到法国能否重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22)推广法语的重要性还反映在预算上：海外法语教学在法国对文化行动中的花费一直名列前茅。从上世纪90年代法国经济持续低迷以来，对外文化活动的经费不断减少，但无论总预算如何削减，对外视听建设(是推广法语的一种方式)和对外法语教学却始终不降反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外文化活动经费一律受到大幅度削减。
(二)不断拓展“文化”的内涵
在文化外交实践中，法国未将“文化”局限于“文学、艺术”等狭义的文化，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拓展“文化”的内涵。文化部前高级官员雅克·里戈(Jacques Rigaud)说：“外交不能忽略文化，这涉及捍卫和弘扬法国的语言、民族的声誉，捍卫和提高法国的影响力，为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保驾护航、促进人员和观点的交流……我们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从书籍和电影贸易直到我国科技成果的传播。”(23)“对外文化政策应该不断发展变化，并忠实地反映文化本身的变化和外交的发展。我们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躺在祖先的光荣里停滞不前的形象，要展示我们的发展创新”。(24)莱维特也指出：“无论是纽约还是东京，对法国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印象派画家、德彪西和拉威尔的音乐、加缪或萨特的文学和哲学、帕斯卡尔的科学上……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年轻艺术家也有十分出色的创造力……我们也有高精尖的技术，如高速列车、空客飞机和阿丽亚娜火箭”。(25)法国认为，在世人眼里，德国、日本、美国等是“科技发达、工业先进、生机勃勃”的象征，而法国则停留在“文学和艺术的祖国”的传统形象上，这不利于扩大法国的影响，要改变这种僵死的看法，展现“现代的法国”比“古老的法国”更加迫切。(26)为此，外交部几经改革，把由其他部门负责的“技术”和“科学”合作整合入文化关系总司，将文化关系总司升级为文化和科技关系总司，后又将合作部的发展司合并进来，成立了国际合作和发展总司，全面负责对外文化、教育及科技交流。改革使文化传播与科技合作融为一体，为法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端合作、确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落败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为对外文化活动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现代化工具。相应的，对外文化宣传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在文学、艺术等人文社科成果的基础上添加了自然科学成就，使法国的文化品牌不再局限于祖上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把“文化”由狭义的“小”文化拓展至包含科技在内的“大”文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即通过科技援助与合作保持法国在前殖民地国家的存在和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后，法国在上述地区以法语教学为主的对外文化活动遭遇挫折，新独立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摆脱法国控制的倾向，致使这些地区的法语学校大多遭遇关门的命运。面对新形势，法国转变了思路，变“法语学校”为“技术援助与合作”，希望借此把新独立国家继续笼络在法国周围，正如文化和技术事务总司(27)的报告所建议的，“如果设计一个部门，把技术援助和文化行动的计划和执行统一起来，我们几乎遍布全球的文化存在必会为这种新型的国际合作行动与和平渗透提供难以估量的可能。”(28)于是我们看到，法国“降下了三色旗，却拉开了(技术)合作协定的密网”。(29)
(三)从文化单边主义转向文化双边主义
在文化外交实践中，法国一开始奉行单边主义，只输出本国的语言文化、甚至把本国文化强加于人。民族解放运动后，法国失去了大部分势力范围，其声音不再像以往那样畅行无阻，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人开始正视其他文化的存在，承认各文化之间存在互相依赖关系和补充作用；意识到，要想别人听你的，自己得先作一个好听众；“己所欲之，先施于人”。本着该原则，骄傲的高卢雄鸡放下架子，在本国推介其他国家的文化、如创办了外国文化季/年活动，使“对话”、“合作”成为上世纪80年代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关键词。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风行突出了团结其他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对话与合作在法国文化外交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正如莱维特指出的：“要促进文化对话……只有在法国教授伙伴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被人接受；只有通过长期的交流，接纳全球各地的(文化)创作，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被别人接纳。”(30)合作的重要性还反映在文化机构名称的改变上，如文化和科技关系总司内的文化传播处在更名为“认同与文化交流司”后，又相继更名为“文化与语言合作司”和“文化与法语合作司”。在具体行动上，法国的驻外文化机构开始与当地联合开展活动，而不似以往那样自顾自推销本国文化。但是整体而言，与输出本国文化相比，法国对其他文化的推介依然不够。为此，2001年，法国参议员伊夫·道日(Yves Daugé)在调查了海外法国文化中心的情况后，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法国应当改变给别人上课的“说教者”形象，对外文化机构应当更多地融入当地，和当地文化机构联合行动，使之从展示法国文化的橱窗变为文化交流的平台；在弘扬法国文化的同时也弘扬当地文化。(31)
(四)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本国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受美国文化的冲击，文化强国的道路并不好走，加之对外文化活动经费日渐不足，法国开始寻求集体的力量，有意识地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欧盟、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展活动。以推广法语为例：法国一直花大力气四处“兜售”法语，遗憾的是法语不仅依然难与英语相抗衡，还给人感觉是出于“一己之私”。法国于是转而推动欧盟倡导语言和文化多样化，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下、将“法语作为欧洲的语言”加以推广，如此便将本国的文化利益提升到了欧盟层面，使法国一国的“事业”升格为整个欧盟的“事业”，从而具有普遍意义和号召力。法国文化官员也指出，现如今，只打法国牌难以奏效，必要的时候要打打欧洲牌。
在众多国际组织中，国际法语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IFO)是法国施加文化影响、进而施加政治影响的主要平台。IFO的前身是结构松散的法语国家文化技术合作局，(32)宗旨是凝聚和壮大法语世界的力量、弘扬法语文化、维护法语的世界地位。现今IFO已发展为一个结构严密的国际组织，成员众多，除几个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发达国家外，大多数是法国的前殖民地国家，还有和法语没什么关系的国家，如苏东解体后的中东欧各国。IFO一直是法国寻求文化影响的主要舞台和支持法国捍卫“文化多样性”的主阵地。客观地看，虽然打着捍卫“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但IFO内成员国之间实力差距悬殊，因此受到捍卫的只是法国的语言和文化，小国、弱国的本土语言和文化很难享受同等待遇，因此IFO的最大获益者是法国——是法国以维护共同的法语文化的名义、以技术援助为“诱饵”，换取了IFO成员国对法语、法国文化和法国立场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希拉克总统在1997年法语国家组织河内首脑会议上的讲话道破了这一点：“从现在起，法语国家组织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应该以一种声音说话，以一个面貌出现。”众多非法语国家的加入更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有西方英语媒体称IFO正在变为法国在“文化多样性”的外衣下“恢复昔日帝国时代的荣光”的工具。
(五)奉行精英路线
法国文化外交的第五个特点是精英色彩浓厚。对外文化行动大致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走“上层路线”，即以精英阶层为主要受众；一种是走“下层路线”，即针对普通民众。法国很希望两者兼顾，既培养更多知法、亲法的精英，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支持的声音，(33)又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法国、向往法国、进而亲近法国。怎奈财力物力有限，特别是经济每况愈下，对外文化活动经费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法国选择了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即以精英受众为主、兼顾一般受众，以影响当下或未来的决策者和话语权掌有人为重点。21世纪，外交部明确提出，法国的战略重点之一是“更积极地培养世界精英”；针对政府的做法，法国学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学者指出，影响精英固然重要，但是法国的政策过于阳春白雪，致使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对法国知之甚少，这显然无益于扩大法国的影响力。他们建议学习美国，美国文化产业的发达和大众文化的全球风行使得普通人对美国的熟悉和向往程度远远超过法国。
三 法国文化外交的政策工具
(一)语言与文化宣传网络
法国建有庞大的对外文化宣传网络，该网络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法语教学网络，二是文化宣传网络。法语教学网络主要由法语联盟组成。法语联盟自1883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法国文化外交的基石“推广法语”的主要执行机构，是法国海外法语教学的主力军。其总部设在巴黎，在外交部的大力资助下，目前在140个左右的国家建有1000余所分校，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庞大的法语教育网。法语联盟一直致力于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多的分校。
文化宣传网络由法国文化中心和文化学院构成，这两种机构除去名称的不同外，几乎没有差别，(34)在行政上均隶属外交部，但是拥有财政自主权。截至2007年，法国在全球100个左右的国家建有220所文化中心和学院，其中近一半在欧洲，其次是非洲，亚洲和美洲最少。(35)这个庞大的文化宣传网络被视作法国软实力的核心体现，自二战以来，一直肩负着三大使命：组织法语教学，提供有关法国的资讯，举办画展、影展等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简言之，它们是法国的“橱窗”，使命是展示“法国”形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中心和学院也在不断转化角色，更多地与所在国以及国际组织联合开展活动。在尚未设立法国文化中心/学院而有法语联盟的国家，由法语联盟代行文化中心/学院的职能。
(二)对外视听网络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法语，并使世人对法国有直接、形象的认识，对外视听宣传成为法国文化外交一项十分重要的工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逐渐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五大洲的对外视听网络，主要由三大主角组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电视5台(TV5)和法国国际频道(CFI)。RFI继BBC和美国之音之后，和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并列为全球第三大国际广播电台，它用多种语言播出节目，宗旨是影响讲法语和亲法的精英阶层，同时让更多普通人了解法国。TV5是继MTV和CNN之后世界第三大国际电视网络，只用法语播出节目，但是几乎覆盖全球，战略重点是增强法语节目在非法语国家的影响；CFI的初衷是为非洲的公共电视台提供免费法语节目，以加强法国在非洲的文化存在和影响，目前的使命是为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台提供法语节目。三大主角在使命和栏目设置上互有重复，为此法国政府计划将三者进行整合，建立一个堪与BBC和CNN相媲美的法语国际新闻频道，与英语视听传媒一争天下。“无形”的视听网络对上文由文化中心和学院构成的“有形”的文化网络构成了有效补充，因此获得了“大网络”的美誉，文化网络则被相应的称为“小网络”。
(三)翻译、出版资助
传播法国思想是弘扬法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译介法语著作则是实现该目标的一项重要工具。为此，法国外交部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出版资助计划。计划涉及70多个国家，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名称，大多以目标国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命名，如在俄罗斯称为“普希金计划”，西班牙为“塞万提斯计划”，印度为“泰戈尔计划”。在中国，则以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的名字命名，即“傅雷计划”。该计划一度以资助译者为主，后来鉴于出版社的“阵地”作用而改为重点资助出版社，同时重视挖掘、培养年轻翻译人才，定期选拔优秀的青年译者赴法培训。
(四)文化季/年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在“对话”成为法国文化外交关键词的背景下，法国创建了在本国举办外国文化季/年的活动，并于1985年成功地举办了印度文化年。冷战结束后，随着文化对话与合作重要性的提升，法国加强了对外国文化的推介，从1990年代中期起将文化季/年活动制度化下来，每年举办至少一次(见表1)，同时增加了互办文化季/年的活动频度。
外国文化季/年活动是法国倡导文化对话、平衡美国文化霸权、促进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在法国举办过或者将要举办文化季/年的国家，不是传统上亲法的法语国家/地区、冷战后独立的中东欧国家，就是民族性、文化性异常突出的非英语国家。简言之，都是法国在同英语文化的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法国很重视这些活动，认为它们“有助于纠正或者缓和时下的风气，平衡某些自视为世界中心的国家的霸权主义。”(36)
(五)高等教育推广
人才资源的争夺已成为世界文化博弈和软国力竞争的重点。如美国以丰厚的奖学金从全球吸引了大批人才，使留美学生占到全球留学生总数的28％，他们要么留在美国效力，要么回国成为精英。相形之下，法国逊色得多：留法学生仅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9％。在巨大的差距面前，法国政府决定大力开发利用本国发达的高等教育资源，鼓励外国人赴法留学。如莱维特指出的，“培养一部分世界精英，从他们中学毕业直到大学毕业，是事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问题”。(37)法国外交部于1996年专门设立了法国国际教育署(Agence EduFrance)，用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国的高等教育。国际教育署的目标是在短期内将外国学生的比例提升至占全法学生总数的25％-30％。法国政府还通过合作办学与联合培养等方式与国外开展高等教育合作，这项工作在法国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高等教育合作“关系到法国的未来”。
另外，有“高官的摇篮”之美誉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公共管理学院等高等院校每年都从世界各国选拔青年行政、司法骨干进行培训，目的是希望这些未来的政府官员能为他们各自国家带去更多知法、亲法的声音，“扩大法国的政治影响”。(38)
(六)科技援助与合作
科技援助与合作的主要对象是法语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这些前法国殖民地是法国的“后院”，为防止“后院”起火或被别人抢占，法国采用了文化发展援助的手段，即所谓的“科技援助与合作”。援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出钱出人，帮助目标国援建基础设施，改善其教育、科研、文化、医疗环境；二是通过选拔至法国或在当地培训两种途径为目标国培养行政管理或专业人才。无论哪种途径，均使用法语授课，在援助的同时传播了法语，可谓一举两得。合作的主要方式是签署协议，共同开展相关文化、科技项目。
2007年，法国对外文化活动预算逾10亿欧元，分配如下：文化网络35％、对外视听21％、科技与教育交流21％、法语教学14％、法语国家组织5％、其他4％。(39)
二战迄今，法国的现代文化外交实践，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法国利用“文化”软实力优势扩大自身影响、复兴大国地位、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始终十分清晰。正如里戈指出的，“在我们充满冲突的历史上，对文化的看法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即文化是我们民族认同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并负有对外宣传我国的使命”。(40)借用莱维特的总结：“文化外交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构成，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特点，因为很少有国家开展货真价实的文化外交并为文化外交提供手段。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里——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法国，由于文化外交的资历和从法语学校、文化中心、科研机构、考古机构到法语联盟的对外文化网络的质量与密度而位列第一。”(41)“我国还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外交部和总司框架内组织连贯的(对外文化)政策工具——海外法语教学、文化传播、科技合作、发展援助以及对外视听——的国家”。(42)60余年里，法国不断根据自身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补充、修正文化外交的内容，创立、丰富文化外交的工具，并投入大量人员、资金——对外文化活动经费一度高达占外交部总预算的50％-60％，一般情况下也占到30％-40％——予以支持，使之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结合法国悠久的文化外交传统，可以看出，其实早在19世纪末，法国就流露出了凭借“文化牌”来挽救拿破仑时代后国力江河日下的窘境的决心。简言之，在通过软实力的优势来复兴大国地位、谋求世界影响的问题上，法国人一直思路清晰，矢志不渝。其运用文化软实力的“艺术”，在很多方面，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注释：
①刘乃京：“文化外交——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新视野》2002年第3期。
②我国的文化外交国别研究，除中国本国外，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日本。如李智：“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力量的作用”，《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金元浦：“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及其特点”，《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4期；胡文涛：“美国早期文化外交机制的建构：过程、动因与启示”，《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杨友孙：“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胡文涛：“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王晓德：“拉丁美洲与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丁兆中：“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2期，等等。
③Fran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ès origines à 1995,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1995,p.38.
④Ibid..
⑤Paul Reynaud,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Gaullisme,Paris:Julliard,1964,p.16.
⑥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⑦Yves Daugé,Plaidoyer pour le réseau culturel franais à l' étranger,Paris:Assemblée nationale,2001.
⑧INSEE,Evolution du PIB en France,http://www.insee.fr/fr/themes/tableau.asp?reg_id=0&id=159.
⑨Ibid..
⑩Nicolas Tenzer,Pour une diplomatie d'influence,Le Monde,le 10 Juillet 2008.
(11)Gérard Chaliand,Stratégie d'influence,http://www.diploweb.com/france/postface.htm.
(12)Armand Mattelart,La communication Monde,Paris:édition La découverte,1999.
(13)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以“法国文化之死”(The Death of French Culture)为题，发表封面专题，指出法国的文化大国地位正在衰落。该文在法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针对此文，在调查了法国在海外的文化中心与学院后，参议员阿德里安·古泰龙提交了一份报告，对法国文化外交的强项和弱点作出了评估，并提出了上述观点，具体参见：Adrien Gouteyron,rapport d'information fait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Finances,du contr
le budgétaire et des comptes économiques de la Nation(1)sur l'action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à l'étranger,p.40,N° 428 Sénat,SESSION ORDINAIRE DE 2007-2008.
(14)Alain Lombard,Politique culturelle internationale-le Modèle franais face à la mondialisation,Maison des cultures du monde,2003,p.82.
(15)休伯特·韦德里纳于1998年11月2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讲话。
(16)Hubert Védrine,《La France est-elle encore un pays influent》,le Figaro,10 avril,2007.
(17)杜斯特-布拉齐于2006年5月15日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发布会专题为La France dans le monde:culturem langue francaise,éducation et développement，详见http://www.diplomatie.gouv.fr/fr/lettre-information-du-ministre_11166/telegramme-no24_14366/action-internationale-france_14368/point-sur_14373/france-dans-monde-culture-langue-francaise-education-developpement_35023.html.
(18)Albert Salon,L'Action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Fernand Nathan,1983,转引自Franc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es origines à 1995,p.90。
(19)Adrien Gouteyron,rapport d'information fait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Finances,du contrle budgétaire et des comptes économiques de la Nation(1)sur l'action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à l' étranger,p.7.
(20)Fran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ès origines à 1995,p.193.
(21)Ibid.,p.82.
(22)苏旭：“法国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努力”，《走近法兰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23)Jacques Rigaud,La Culture pour vivre,Paris:Gallimard,1980,转引自Fran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ès origines à 1995,p.120。
(24)Ibid..
(25)Fran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ès origines à 1995,p.196.
(26)Alain Lombard,Politique culturelle internationale-le Modèle franais face à la mondialisation,p.208.
(27)文化和技术事务总司是文化和科技关系总司的前身。文化关系总司先升级为文化和技术事务总司，又升级为文化和科技关系总司，最终发展为国际合作和发展总司。
(28)Rapports d'activité de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et techniques,1957,p.67.
(29)杨丽娜：“冷战后从法国与非洲法语区国家的关系看法国的大国外交”，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30)Fran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ès origines à 1995,p.199.
(31)Rapport Daugé sur les Centres cultures franais à l'étranger,février 2001,http://étranger.sgen-cfdt.org./txt/DAUGECCF.doc,p.23.
(32)IFO成立于1970年，最初有21个成员国/地区，是一个结构松散、以共同的法语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合作组织。如今的IFO有近70个成员国(包括13个观察员国)，涵盖五大洲，占世界总人口的10％强。
(33)法国政府定义的精英阶层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下的、“现成”的精英如文化、政治和经济界的领袖等；二是潜在的、未来的精英如大学生、年轻的国家公务人员等。
(34)唯一的区别在于文化中心的历史更久远一些。法国首批文化学院诞生于1910-1914年间，分别设在雅典、佛罗伦萨、马德里、伦敦和圣彼得堡，这些学院均出自民间社会或大学，一战之后，开始受到法国政府的资助；第二批文化学院则直接归属外交部管辖。法国文化中心的建立早于文化学院。
(35)法国驻华文化中心成立于2005年。
(36)Alain Lombard,Politique culturelle internationale-le Modèle franais face à la mondialisation,p.291.
(37)Fran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ès origines à 1995,p.200.
(38)Ibid.,p.201.
(39)Rapport de contrle sur la politique de rayonnement culturel,Rapport d'information de M.Adrien Gouteyron,sénateur(UMP)de Haute-Loire,rapporteur spécial de la mission《Action extérieure de l'Etat》http://www.senat.fr/rap/r07-428/r07-428-syn.pdf.
(40)Jacques Rigaud,L'exception culturelle?:Cultrure et pouvoir sous la Ve république,Grasset,1995,p.17.
(41)Franois Roche,Histoire de diplomatie culturelle dès origines à 1995,p.196.
(42)Ibid.,p.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