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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152—17 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历史学家在讨论历史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我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第一，不能无视自己的历史。我们这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新史学，对中国的历史解释，基本上前面主要是抄西方的，后来主要是抄苏联的，是跟着人家来解读我们自己的历史。许多历史学家为揭示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艰苦的努力，也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那些既定的观念经常紧紧地钳制着他们，妨碍着他们真正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第二，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如果不能坚持用真实的历史、可信的历史，让我们了解历史真实的面貌，那就会使我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历史上有过失误，这并不奇怪。特别是在这么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是正常的，它们同样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不应当掩盖，更不要故意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抹杀掉。我们对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人为地划定了太多的禁区，不能进行深入研究，这是对历史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就必须从中学到应有的经验和教训，这才是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是怎样解读中国历史的？我们用以解读中国历史的核心观念是从哪里来的？这需要正本清源。 一 从“五朵金花”说起 所谓“五朵金花”的讨论，包括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汉民族形成问题。 第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这是争论得最厉害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刚解放，普遍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所有大学里、干部中都要学习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主要学什么？学人类社会都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样的发展历程。 我们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从郭沫若20年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后来像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基本上都是按社会发展五个阶段来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用社会发展史模式来解读中国古代历史，问题就来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奴隶社会，到什么时候为止，什么时候开始封建社会，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分歧就太大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产生过希腊罗马式的奴隶社会？这个问题本来在20年代30年代曾争论得很激烈，包括我们党重要的笔杆子陈伯达，一开始也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认为把奴隶社会套到中国来不合适。郭沫若坚持说中国有奴隶社会，他有一本书就是《奴隶制时代》，特别是后来在殷墟中发现人殉葬，就说是奴隶殉葬。其他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都承认中国有过奴隶社会。但是一说到中国奴隶社会到什么时候为止，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产生，分歧就很大。范文澜等赞成中国奴隶社会到商朝为止，从西周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封建社会。郭沫若坚持中国奴隶社会是到春秋战国之交，在这前面都是奴隶制，西周是奴隶社会。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认为中国奴隶社会至少在东西汉之交。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一直要到魏晋南北朝，那以后才转入封建社会。虽然50年代对这“五朵金花”讨论得非常激烈，很多教授都写了文章，每个人都在中国历史著作中间引经据典，找出很多例证，说明中国什么时候是奴隶社会，什么时候是封建社会，争论得不可开交，但始终没有结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要给干部读怎么办？因为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的第二卷中有一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段讲中国历史，里面有句话是周秦以来已经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已经有三千多年。后来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这一节是当时在延安的范文澜他们起草的，毛泽东是统稿，第二段中国革命则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所以这一点比较多的是范文澜的观点。毛泽东后来表示，这个是学术问题，书中这一段论述不作为定论，他本人可能比较倾向郭沫若的春秋战国说。所以，在编写给干部的历史读本时，用的是郭沫若的春秋战国之交的观点。这个读本就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给大学生读的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翦是坚持西周封建论的，所以中国大学生学的教科书与干部读的教科书的历史分期就不一样。这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结论，不过现在的教科书已把这个问题大大淡化了。 第二个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封建制度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社会，因为既讲“周秦以来”，那就是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本身的封建制是有的，但跟我们历史书中讲的封建社会的含义不一样。因为西周开始封土建国，周天子把自己的亲信、大臣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当时有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分封制本来是从封土建国这个国家治理制度上来讲的，后来的封建社会则是指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封建社会是从欧洲封建领主和农奴关系上立论的。每个封建领主下面有很多的农奴。按照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可以买卖，可以自由地杀戮；农奴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对封建领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将这个概念用到中国，就麻烦了。翦伯赞、范文澜等承认西周还是封建制度，认为井田制下面每个生产者各有一份土地，但是要到公地上共同劳动，这带有欧洲领主——农奴制度的特点。但是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小农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土地可以买卖，人身有着较多的自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怎么生产、什么时候生产、生产的过程、生产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决定权，这跟欧洲的封建制、斯大林讲的封建制度就很不一样。即使中国广泛存在的佃户，除去缴纳地租以外，同样还有自己的自由，这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完全不一样。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时候，碰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制度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封建制度理论非常不一样，跟欧洲的封建社会的实际非常不一样。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他们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对生产过程有支配权，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后来讨论的时候就说，中国是普遍的农奴制，土地是国有的，农民没有真正的支配权。所以，中国历史上土地是国有还是私有，争论得又很激烈。土地私有究竟是地主所有还是农民所有？农民自己所有的土地是不是有真正的支配权？中国当然是一个土地在不断流动的国家，从商鞅变法以后土地所有权一直在流动。怎么解释中国这样的土地流动跟农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地位问题，其实从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讨论开始就一直在争论，最后还是没有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一直到前几年，冯天瑜写了一本《封建考论》，把封建这个概念在近代中国争论情况作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梳理。当然也有几位学者反驳他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冯天瑜认为封建这个概念在西方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将西方的封建制度套到中国来，跟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对不起来的。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中国封建主义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就是环绕着这段话展开的。这时争论的不是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中国什么时候有资本主义萌芽。学界对此分歧非常大。学界普遍地承认，乾隆时代的《红楼梦》里面已反映出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从明代或明清之际开始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了。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了。还有人认为唐朝时候就有了，也有人认为汉代就有了，更早的认为从战国时代就有了。为什么呢？资本主义萌芽，按照西方的观念，表现为产生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买卖，农民从农奴身份中摆脱出来，产生了比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手工业工场和雇工，研究者发现，中国这些东西早就有了，所以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争论得同样不可开交。 顺便做一个背景介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这一段话，并不是1939年12月那篇文章发表时就有的，它是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定的时候加进去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共主流意识并没有承认中国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相反，这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如果坚持早已有了资本主义这个观点会被认为是托派的观念，即托洛茨基的观点。已故的王元化先生曾和我说过，他年轻的时候要入党，首先要问是不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如果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已有了发展，就会被认为是托洛茨基派。所以，当时考察知识分子是不是能入党，就看他是否认为中国早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封建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而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已占很大比重或者已占了支配地位。他认为，中国商品生产很发展，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支配地位也应该算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被视为托派代表人物的严灵峰、任曙当时的著作就持这一观点。很有名的新生命派代表人物陶希圣30年代就提出中国在秦汉以后商业资本主义已占据支配地位，中国秦汉以后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自然也没有得出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结论。 第四个争论的是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是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从陈胜、吴广开始，一直到太平天国，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这些农民战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是他们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最终都失败了，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解放以后，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时候，对农民战争怎么评价，就成为一个大的热点。 第五个争论的问题是汉民族形成问题。按照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民族是近代才形成的，那么中国的汉民族在古代已经形成就成为一个问题。按照斯大林的解释，民族是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心理与共同的文化生活的社会共同体，这样说下来，秦汉以后已经形成的汉族这个事实该不该承认？为什么一定要到近代才能算汉民族形成？环绕着怎么理解斯大林的定义，中国历史上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汉族是否早就存在，究竟近代以前的汉族算不算民族，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50年代的“五朵金花”是中国历史学家普遍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后产生的，争论得那么激烈，但这些争论最后都没有结论。我们在5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所有的这些争论都是亲自参加的。为什么西方的封建社会只有几百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有三千多年？跟着这个问题，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三千多年，就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周谷城先生还在说中国封建社会并不长，因为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到了两汉之交才进入封建社会，而明清以后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也不比人家长多少。 50年代开始争论的“五朵金花”问题，可以说全都无解。一直到80年代，我们才想到这些问题可能本身就是一些伪问题，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硬要去套，把中国历史强行套到那些框架里去，自然无法得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结论。这次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我就强调，我们不能再用外国的人对中国一知半解给中国历史做出的那些解释，制定的那些框架，把它们当成经典，当成是普遍法则，当成思考中国历史不可违拗的基本规律。 二 西方中国观的来龙去脉 怎样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进程？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中国历史作出的解释，它的一些基本的根据、基本的前提或者基本的框架是怎么来的？尽管中国历史学家做了许多努力，力图揭示中国历史实际，但是我们的许多观念、许多分析框架很多直接来自近代西方，而从西方舶来的过程中，有很多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从日本转运进来的，后来形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又主要是经过苏联、经过共产国际转舶来的，这些新的观念、新的分析框架，推动了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却又常常妨碍了真正揭示中国历史实际。 我们知道，西方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时间并不长。大家熟悉的有马可·波罗，他有一部游记。还有一部“太阳城”，那是最早的印象中的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历史的是明末清初的时候一批的传教士，他们回去写了介绍这个东方国家的著作。1563年，那是明朝后期，葡萄牙人乔治·巴路劳斯写了《地理备考》，给中国加了一个概念，叫“中华帝国”。二十多年后，1585年，西班牙的一个传教士门多萨在罗马用西班牙语出版了《大中华帝国史》，这是西方对中国历史做系统介绍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很快地就用多种文字翻译出版，因为作者在中国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讲到了中国的政体和艺术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历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欧洲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欧洲以外有这么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等方面竟超过了他们。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更称赞“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接下来是葡萄牙耶稣会士鲁德照1642年出版的分作上下卷的《中华帝国史》，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1658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1703年至1776年在巴黎陆续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竺赫德《中华大国全志》，1776年至1814年在巴黎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四书”和其他一些儒家经典也在这期间陆续被翻译和介绍到西方，使西方得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批元典。所以我们看到在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许多人就是通过以上这些著作来了解中国的。 启蒙运动兴起之初，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评价都相当高。这和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及耶稣会士的倾向性有密切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笛卡尔、莱布尼茨、伏尔泰，他们对中国历史都做了肯定性、赞许性的评价。他们从《四书》、《老子》及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宋明理学中得到启发。像笛卡尔，他是倡导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时就高度评价中国是讲礼仪的，尤其是宋明理学，把理当做一个最高的核心的观念，值得欧洲思考和仿照。影响更大的是莱布尼兹，他1697年出版的《中国最近事情——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这本书现在已翻译过来，这是近代欧洲对中国历史评价最高的一部书。他说，我们从前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凌驾于我们西方的那种民族的存在，我们现在发现，中国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中国在很多方面超过了我们，但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中国良好的规范。他说，中国是一个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中国有一套已习惯成自然的礼仪。他说，中国人服从长上，尊重老人，从下到上是这样竭力讲求礼貌，这些值得我们欧洲去学习。法国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霍尔巴赫1773年出版的《社会之体系》，盛赞“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伏尔泰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字典》评价“中国民族极能同心合力，他们历史悠久，精神、艺术、学问、政治、哲学各方面，不仅压倒所有其他亚洲民族……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竞争”。仔细读过译成法文的朱熹著《通鉴纲目》的伏尔泰，更盛赞“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编了一部剧本《中国孤儿》，后来该剧在巴黎上演，盛况空前。为什么他写《中国孤儿》呢？他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中国宋元之际，成吉思汗面对一个宋朝的官员，这个官员夫妇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来保护国王的遗孤，慷慨宣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的。”这个故事，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强调中国的文明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中国的一个王朝可以灭亡，但是古代文明却永远地存在着，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民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代表了欧洲最初对中国的认识。 与此同时及在此稍后，在一批西方商人、军人及游客的报告、游记的直接影响下，也出现了对中国历史几乎完全负面的诠释与评价。随着欧洲自身的发展与转型，对中国历史这种几乎完全负面的诠释与评价逐渐成为主导意见。 第一个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代表性著作就是《论法的精神》，该书共6卷31章，其中有21章的内容论及中国，第8章第21节“中华帝国”，第19章第13节“中国人的礼仪”、第17节“中国政体的特殊性”、第19节“中国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结合为一体”等，都对中国做了专门论述。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是以礼治国，礼把宗教、法典、礼仪、习惯等融为一体。但他将中国视作专制国家的典型代表，说“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主义国家”。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是孟德斯鸠给中国传统政治做的一个概括。他批评中国整套礼治主义，最后都是为了皇帝，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皇帝，他们这些皇帝一个个成为暴君，他们属于专制型，也使得整个礼治道德具有明显的虚伪性，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欺骗、诈伪在世界上各个民族中间应当说是最特殊的、最高明的、最厉害的。《论法的精神》对中国历史所做的这样一个否定性的总体评价对后来欧洲的中国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重农学派是创始人魁奈在以《中国的专制制度》为书名的著作中，和《论法的精神》唱了对台戏，称赞中国实行的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开明君主专制制度，是符合“自然法则”专制，而“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 第二个是卢梭。卢梭讲到，中国的科学艺术虽然发展程度很高，但是挡不住成吉思汗对中国的统治，当蒙古族进来的时候，中国有再高的科学艺术也没用。卢梭的这个观点被概括成中华文明科学艺术应该给予否定，不能给很高的评价。卢梭更尖刻地说：“我看到(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著名的国家被一群盗匪统治着；我进一步仔细观察这个杰出的民族，我发现他们当奴隶，我并不感到惊讶。这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被征服，总是听天由命，听任盗匪的宰割。我看他们连叹息的勇气都没有。这个民族之中的许多人被灌输了许多被称为学问的东西，但是正是这一切被称为学问的东西使他们变得胆怯、伪善和流氓气习。他们能够说很多的话但一点都不能说明问题，书呆子气十足而毫无才干，很会装腔作势而缺乏理想。他们有礼貌，态度殷勤，举动灵活，但却狡猾刁奸，老于世故。他们把一切义务和道德看做礼节仪式，只知道敬礼和鞠躬，而不知道什么是人性。” 第三个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发展至少从元代以后就已经基本停滞了。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说的发明权，应当归之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种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发展“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认为，长期人口过剩造成普遍贫困，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精力去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所以中国不能不落后。 对中国做出更彻底的否定的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中国历史基本是没有发展，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社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化，中国是一个专制的、文化已经僵化的国家。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间，中国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是君主的专制政体。黑格尔承认中国皇帝其实并没有行使他个人意志的余地，因为他的全部行政以许多古训为准则。黑格尔承认，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只有有才能并能胜任的人才可以做行政官吏，因此，国家公职常常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人没有任何个人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天子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全部行政机构的多少，是按照公事成规来进行的。就所有权而言，秦始皇的战争使掠夺的土地都成为私有财产，而土地上的居民也跟着变成了农奴。基于此，黑格尔说，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异巧妙到了极点。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他们道德放任的意识又可以从佛教的流行得到证明，这一个宗教把“最高的”和“绝对的”——上帝视为是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作是最完美的成就。在黑格尔之后，专制主义、普遍农奴制及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便逐渐压倒了伏尔泰等人的中国观，而成为西方主流意识。 20世纪，中国新史学形成的时候，对中国历史作重新解读和诠释的时候，受这些观点影响极大。严复翻译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的著作，把他们的观点直接介绍到中国来，产生了相当影响，他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就明显有着他们很深的烙印。同时，当时大多数的人虽没有直接去读西方的著作，但通过阅读一批日本学者的著作也接受了这些观点的影响。日本学者比西方学者更熟悉中国历史文献，他们吸取了西方这些观点，并利用自己的知识对中国历史作出了远比西方详细和系统的解释。日本明治时代，最有影响的学者，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作出的新诠释，构建出新的解释构架，或者新的理论体系的一批人，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的知识，远远超过欧洲人，很多人都是从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相当深的影响。而他们更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几乎都有欧洲的留学经历。比如明治时代在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福泽渝吉，就是现在日本万元钞票上头像的那位，就多次到欧洲、美国去考察。他受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基佐的影响非常大。基佐是最先讲阶级斗争、并用阶级斗争这一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基佐写了《法国文明史》、《欧洲文明史》，从文明的角度来解读历史。福泽渝吉直接受到基佐的影响，后来他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就是《文明论概略》，还有一部《劝学篇》，对中国的思想界影响都很大。他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分为混沌期、野蛮期、一直到开化期，中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他认为都处于进入文明的未开化期，他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在基佐的文明史的构架下。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奠基者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比如，井上哲次郎，1883年至1890年在德国留学7年，白鸟库吉祥、服部宇之吉都在柏林大学接受过德国的中国学教育。在日本史学界影响很大的、到现在还在日本史学界保持着巨大影响的内藤湖南，同样受西方影响特别大，尤其受黑格尔的影响特别大，黑格尔对中国的看法对内藤湖南有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一批人，几乎都是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的直接影响下掀起一场所谓中国史学革命的。清朝末年对中国历史做出系统的重新解释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梁启超，他所写的包括中国专制的历史，专制主义政治史的著作，如《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拟讨专制政体檄》等，称中国为“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说“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只有“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也”。他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直接在日本学界的影响下形成的。他的《新民说》、《饮冰室自由书》，都值得系统地研究一下，看一看梁启超当时怎么样直接从日本的学者那里吸取知识，写出了他自己的一批著作。在这之后，中国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都延续了这么一个传统。所以日本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学新的学说体系的形成影响非常大。严复当时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还处于一个宗法社会阶段，而西方已经进入到了军国社会。西方对中国做解释的时候，他们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日本人比他们熟悉得多，用这样的构架来解释，可以写出比较系统的中国历史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很多在清末新学学堂中被选用为基本的教材，广泛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三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中国历史认识的由来 西方对中国历史的以上认识，还深深影响到马克思，影响到其后俄国许多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中国的问题的看法、评价，主要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那一段时间。他对中国的了解受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的影响非常大，受黑格尔的影响也很大。他评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时候，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当时来中国的英国商船、军人的报告以及当时以新闻报刊的大批报道。当然，他是反对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的，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主要是从革命发展的角度。但他对中国的历史认知与对中国的评价不能不受到他的知识范围、受到先入为主的一些基本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讲马克思论中国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去年我专门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谈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特别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为什么把继续完成《资本论》后面部分搁置起来，虽然后来修改把第二卷写了出来，也没有出版。他晚年在做什么？他那时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给我们留下的《人类学笔记》，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美洲土著的原始社会怎么发展，研究俄国历史，研究俄国的农村公社是怎么回事。另一个是他在1881年至1883年之间，留下一部180多万字的《历史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是把欧洲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的发展演变用编年史的方式写下来。马克思在他的晚年为什么不干别的事情，而专门干这件事呢？我们过去没有太重视。当时针对俄国人对他《资本论》的评价，马克思一再说，你们要把我说的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概述说成是普遍规律，这是给了我太多的荣誉，同时，也是给了我太多的侮辱。马克思一再讲，他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揭示的那条路径只适用于西欧，不能随便扩大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我说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跟后来的《历史学笔记》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多么真正重视历史。《历史学笔记》详细说了欧洲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这条路径是在哪样特殊的条件下形成的；《人类学笔记》则证明了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并没有走西欧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也不可能走这样的一条道路。他在这两大笔记中独独缺少了中国这一块，当时他实际上没有可能来了解中国历史的详情。马克思懂很多门外语，但是没有办法到中国来，当时有关中国的论著毕竟比较少，马克思对中国的了解所依据的仍然是商船和使领馆写回去的报告，特别是报刊上的一些东西。所以，马克思对中国历史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确定性的结论。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从郭沫若开始，包括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影响都非常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基本框架奠基者正是他们这批人。现在要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们这些观点和基本框架是怎么样来。这里就应当讨论一下，当时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包括苏联的学术界，尤其是列宁、斯大林，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是怎么认识的。因为后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他们的解释做范本的。 我们知道，列宁在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看到了当时比利时《人民报》上所刊登的关于孙中山在上海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的一部分，后来写了著名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认为孙中山倡导要搞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成为我们评价孙中山、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定论。1985年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提到了，列宁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是不准确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当时只读了孙中山的演讲的一部分，没有看到孙中山演讲的全文，另外，列宁写这篇文章重点是批评俄国国内自己的问题，是借题发挥，所以，根据那篇文章评价孙中山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孙中山早在1903年的时候已经明确讲了，他须臾不能忘的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最初是主张走西方的道路，后来发现，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了资本主义方式在欧洲、在美洲都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中国不能重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那个时候就提出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许多的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关注、都在思考，中国应该选择社会主义路径发展。孙中山1905年到布鲁塞尔，要去参加第二国际，要求第二国际承认中国革命党人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卸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到处演讲，就讲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现在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他在上海的社会党本部作了三天的演讲，连续三天讲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证明他不仅比同时代许多人更多，而且比五四时期许多早期共产主义者了解的更深。列宁当时只是读了孙中山演讲的一部分，就讲中国要避免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要搞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列宁写完那篇评价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文章后，还写了一篇《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后来对中国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是作为他对整个东方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了解的一部分，也是他在搞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在东方各国家怎样进行民族革命的思考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对于中国历史做那么系统的了解，他更多地关注的是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很大一部分是当时到欧洲的中国人，例如东方大学里的中国革命者提供的。当时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派了很多的人到中国来，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列宁本人在这中间都出了很大的力。他们先前曾经设想过联合陈炯明，也想过联合吴佩孚，最后选择了孙中山，推动了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合作。所以，列宁关注的更多是中国的现状，在实践中调整对中国的认识。 列宁去世以后，在解释中国历史、现状的问题上，最有影响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实际上也受到西方的那些观念影响，另外主要从当时的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时候，中国国情究竟怎么样，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以为就是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到中共的二大，才研究中国要进行的是所谓民主革命，而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这表明当时俄国共产党人及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怎么搞革命并不是很清楚。随着列宁与共产国际关于整个东方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形成，中国要先搞民主革命，先和孙中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将来再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初步构想方才形成。这就涉及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怎么认识。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共二大讨论党的纲领，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然后方才形成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概念。为了培养中国革命者，在俄国先创立了东方大学，后来国共合作后又在莫斯科创办了孙逸仙劳动大学，当时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都派了一大批学生到那里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其他的俄国领导人都到这所大学里去演讲。当时影响最大的几部著作，包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被列宁称为最大的革命理论家，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讲义至少有5个中文本子，最初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它实际是根据布哈林的这部著作编成一个讲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最初构架，也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当时中国革命者去东方大学、去孙逸仙劳动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很有影响，这就是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它认为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农民暴动史。拉狄克非常称赞刘邦、陈胜、吴广、赵匡胤、朱元璋等人从农村起义。这本书我们以前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其实后来对于从陈胜、吴广以来历代农民战争的评价受这本书的影响很大。 在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解释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前面说过了，托洛茨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斯大林则坚持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很强的国家。当然封建主义这一提法前后也有很多变动，如有的时候叫残余，有的时候叫半封建。当时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中国社会的估计牵涉到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等问题，所以历史问题当时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直接牵涉到当时的斗争。大革命失败以后，围绕着大革命为什么失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矛盾和争论一下子激化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谁来负？中国国内、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于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论战，这就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秦汉以来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究竟有多高，中国有没有过奴隶社会，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差异究竟是在哪里，中国社会中封建主义的成分究竟有多大，资本主义有没有占支配地位。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争论的是中国农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农村，是封建主义占支配地位，还是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小农经济的性质究竟如何确定。这些论战，最后由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现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论。半封建就说明过去本是封建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已经从原来的封建变成了半封建。半封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50％对50％呢？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现在中国是90％人口还生活在古代，跟古代差不多，那就是说，资本主义只占10％左右。半封建这个“半”字概念是不是准确，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半殖民地，这个“半”也是一个不很清楚的概念。因为中国一直保留着一个主权国家，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很多的地方都割让了，它跟朝鲜完全被日本灭亡了不一样，也跟英国的众多殖民地不一样，中国一直保留着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中国社会性质的结论已经定下。 后来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主持下，编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著作当时被毛泽东评价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说到现在为止它是最完整的总结。在延安，毛泽东一再说这部书要读上100遍。50年代我们党的高、中、初级干部都要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间，斯大林亲自动笔写的一节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是否承认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发展作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个试金石。斯大林的演讲或著作，结论都非常明确，旗帜非常鲜明，说得不好听点，他的文风其实是非常武断的，就是给你结论，你必须相信。所以在他的著作影响下，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基本上不容许其他的言论，必须按照他的模式。比方说，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必须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被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当时在苏联史学界也碰到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大问题。怎么理解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国家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发展路径？苏联史学界编造出很多的新的理论出来试图给予解套。比方叫做普遍的奴隶制，东方大量的国家没有经过西方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就说那里实行的是普遍奴隶制。普遍奴隶制就是国家之下，普遍地成为国家的奴隶。这样来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还有一种理论叫做家内奴隶制，就是直接生产者不是奴隶，但是家庭劳动中间有大量的奴隶，这叫奴隶社会。这是说不通的，因为一直到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那个时代，大家庭中间还有大量的奴婢存在。奴婢存在就是奴隶制，生产者是独立的农民，那能叫奴隶社会吗？一个社会是什么性质，它应该主要由基本的生产者、劳动者是谁来确定。所以，为了坚持斯大林的理论，苏联史学界编出许多奇谈怪论出来。在中国，为了表明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当时就必须附和斯大林那样的解释。所以，我刚才讲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等的争论，很大一部分是如何设法把中国历史实际纳入斯大林确定的框架中间。包括中国的汉民族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要按照斯大林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俄国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形成，其实是到现代才有的，从古代基辅罗斯开始，到现在的俄罗斯，那段历史太复杂了，俄国真正形成近代的俄罗斯民族是很晚的事情，但是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显然就很难解释通。从古代的立陶宛大公国慢慢地发展到现在的俄罗斯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将俄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强行套用到中国自然同样不适合。所以，我们很多历史学家做了大量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最主要的框架确实受西方的和斯大林他们那一套的影响太大。 有不少历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没有严格地按照这个路子去解释中国历史，而受到歧视、受到打击。比较有名的几个，一个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他就是因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奴隶制社会，1957年被指责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结果被打成右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尚钺，他是非常赞成资本主义的萌芽一说的，而且力主明清之际资本主义已经很发达了，他赞同综合年代学研究方法，认为中国的历史跟俄国的历史、欧洲历史发展，大的发展阶段时间差不多相同，1959年就开始作为修正主义的观点受到批判。至于不按照斯大林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最有名的是大家熟悉的陈寅恪先生，当时叫他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他不肯去，一条理由是不能容许他不按照马克思主义去解释中国历史，实际上主要是不按照斯大林的模式去解释中国历史。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情，马克思本人研究历史，就像他今天留给我们的《历史学笔记》那样，是很严谨的，是按照历史的真实状况来书写历史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历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的科学基础。马克思坚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一贯反对将历史发展变成固定框架或教条化的东西。马克思一再说，研究历史要从它的实际出发，他自己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榜样。陈寅恪反对的就是按照教条式的框架尤其是斯大林的那种方法，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85年召开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那时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了。他在会上有个讲话，说我们不仅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并且还可以从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甚至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获取有益的东西。为了这句话，后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调查胡绳讲没讲过这句话。怎么可以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中间获得有益的东西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它就是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术资源那里吸收了大量的营养，方才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不是马克思主义，亚当·斯密、李嘉图、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正因为批判地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方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从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呢？这本是一个常识，但在当时竟掀起一个大的风暴。胡绳本人很长一段时间很不愉快，他曾问：这句话真的说错了吗？其实，陈寅恪的研究就给人以很多的启发，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给我们带来很多值得思考、值得认真研究的东西。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汉学兴起，包括日本在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许多成果完全突破了西方原先的成见。比如《剑桥中国史》，它是一段一段断代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民国史、晚清史以及此前各代历史，应当说，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上一些顶尖的史学家对中国历史是怎么解释的，它就各个历史阶段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所做的专门的很深的研究，很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 四 必须建立合乎中国历史实际的中国历史观 今天我们讲思想解放，讲恢复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必须真正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构建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历史本来面目的新的学术体系。近几十年来，西方中国学自己已大大突破了他们的先辈那些旧说，可是，我们却常常仍然把那些说法当成不可动摇的结论，继续作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基本前提。这样做，本身就违背了历史认识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本人一贯非常重视从各个国家的历史实际出发，给我们留下的大量笔记、手稿就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研究历史问题科学态度的真实反映，它清楚地显示了一个真正有着解放全人类情怀的革命家是怎样对待历史的。 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时候，需要做的事首先是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日本的内藤湖南为天皇去讲中国历史，给昭和天皇读的是唐代杜佑的《通典》，导读这部中国的历史原著，因为《通典》是一部系统叙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包括礼仪制度的著作。从这里，可以了解一个原原本本的中国，而不是被前人选择性地解释过的中国。我们今天自己了解自己历史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去做。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史学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框架？我们所使用的一些框架有不少明显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一知半解，蓦然作出的一些结论，有不少人至今仍把这些结论作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这就常常没有办法清楚解释中国历史的实际。 究竟怎么样构建真正能解释清楚中国历史发展的学术体系，还需要继续探索。这些年来，新的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成长起来，他们尽可能地避开原有的解释体系，做各种个案的研究，国外很多的研究也是如此。但是，要真正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历史问题，没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观，没有一个对中外历史通盘的了解，特别是世界上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发展状况的通盘的了解，不在一个大的视野中间对中国重新认识，如果对中国的解释仍然只靠一知半解，或只了解一个局部，不对中国几千年来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有个全面的、全方位的了解，就很难给中国的历史提供一个或若干个新的适合的框架。 我觉得要真正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必须对中国历史重新进行认识，必须对世界历史不仅仅是欧洲的历史，包括世界上其他的各个地区的历史、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都要有一个清晰的、不戴有色眼镜的、不带固定框架的完整的了解。要了解这些族群发展的全过程，了解他们的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了解他们宗教信仰、文化、语言等发展的全过程，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五 中华文明根本特点 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我深深感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作为根基的国家，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将农民问题当成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处置。我们非常熟悉的列宁的一段话，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量地、普遍地产生资本主义，这句话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反对农民争取自由权利的重要理论基础。一直到1975、1976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仍一再复述列宁的这个观点，这是我们进行农村的改造及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基本理论。列宁这个观点是根据斯托雷平改革以后俄国情况而得出的，俄国本是村社制、农奴制，斯托雷平改革后小农经济成长起来，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结论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农民小生产搞了两千多年，一家一户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来没有自发地普遍地大量地产生过资本主义，经过了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国的农民更不可能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把农村中间坚持正常生产秩序的那些农民，包括很多反对“大跃进”、反对胡搞的农民及农村基层干部都看成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在农村不断发动所谓阶级斗争，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纠正那些重大失误、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一直在思考，在中国，为什么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农民相比，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它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生活单位，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中华文明最稳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建设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这就直接提出一个怎么全面地重新来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了解中国自己的历史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己进入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是有那么广大而深厚的基础？为什么中国那么早就发展了，但是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中国到宋代的时候，科学技术、商品发展程度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但是我们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现在谈到明末的时候中国进入早期工业化，但是也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一直走在中国自己的这条道路上？如果说马克思讲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只适合于西欧，那么，中国发展的路径又是什么？ 1979年我获得平反以后，参与组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提出了积极组织各方面力量，推进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和中外文化比较史研究的计划。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成为我关注的重心。1986年，我在日本读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日文全译本，有几卷读得细一点，有几卷就是翻一翻，大体了解，做了一些摘录。90年代以后，我有比较多的机会到国外。埃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么多的金字塔，那么灿烂的古文明，后来为什么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中东，在一片沙漠中间，想象当年那里是个什么样的景象，为什么现在跟它的联系完全断绝了？那么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现在的希腊、意大利，跟那时也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到拉丁美洲，在墨西哥看到玛雅文明遗址，在秘鲁看到印加文明遗址，你不能不惊叹，那么早就有那样科学的成果，那样辉煌的建筑，但现在的墨西哥、秘鲁并不是由那些文明发展而来。俄罗斯的文明当然要晚得多，它更多地受拜占庭文明的影响。当年东罗马帝国也是盛极一时，后来又有奥斯曼帝国。一圈走下来，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就是汤因比讲的，原生态的六大文明中五个基本上都没有了，只剩下遗址、遗物。但是中华文明从它的核心观念到它的语言文字，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没有中断，而且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领土范围之内、十多亿人口的一个社会群体中一直坚持下来。即使像卢梭讲的，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科学、中国的艺术没有挡住成吉思汗的铁蹄，他说那么野蛮那么粗鲁的民族曾统治了中国，对文明没有什么用处，回过头来看一看，蒙古族在中国的统治，整个元朝统治只维持了短短几十年，他们就又退回到蒙古草原上去了。这是因为他们尽管在这一段时间也作了很多改变，想适应中国这个环境，但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够根本转型过来。相反，清王朝的统治者满族则几乎完全被同化。他们也是马上民族，开始还搞些圈地运动，到后来不行了，他非得要同化于中华文明不可，否则，它就无法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站住脚。这恰恰证明了中国的科学跟艺术、中国的文化，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基本上是没有了，几乎全部汉化。这说明中华文明有它自己内在的强大的力量，并不像卢梭讲的中华文明是没有用的文明，人家铁蹄一进来就不行了。 近代西方进到中国，走到今天才一百多年的时间，原来不少人就像胡适讲的那样总觉得中国什么地方都不如人。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才65年，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国一下子会发展这么快。这也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西方曾经想象的我们也曾相信过的那样是一个软弱的、愚昧的、野蛮的、停滞不前的那么一种文明。 中华文明内在的力量在哪里？带着这样一些问题，重新来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主张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一个单独的国家、或单一的民族为单位来研究世界历史，我觉得，这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更广阔更开阔的思路来认识这个问题。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中，最初是研究了世界上23个文明，后来又逐步扩大到三十多个文明。他认为，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到现在，大体上是这30个左右的文明。以这些文明为单位比单一的国家单一的民族更能看清楚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当然这对欧洲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欧洲的国家变化太大，从古代到现在，从当年希腊帝国到后来的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国家和民族的组成都变动极大。欧洲到近代才形成近代的民族和近代的国家。以单一的国家来研究，很难说得清楚他们的历史，所以才有以文明为单位来研究。俄罗斯也是这样，俄国的历史也不像我们中国的历史，有二十四史清楚地留下，此外我们还有包括云南大理的历史、吐蕃的历史、西域的历史等，一直到全国的整个历史。北方的突厥族历史、蒙古族的历史等，研究这些历史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汉文中间还是保留了他们的大量的资料。通过那么多的资料比较下来可以看到，世界上各大原生态的文明到现在为止，能连续不断传承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世界上那么多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地传承下来。中华文明名副其实是在一个巨型的国家、依托一个巨型的民族创造的一个巨型的文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其他某个时间很短、范围很小的国家、民族、文明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硬性套到我们头上来呢？我们能不能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来做一番研究？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我觉得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 90年代初，肖克将军和一些老同志说要建立一个炎黄文化研究会，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就叫中华文化研究会。后来妥协的结果，就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我一直坚持这一条，中华文明不是单纯的汉族的文明，它是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所有各族群在长期的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过程中间形成的一个复合型文明。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是我们的整个农耕地区，中国现在的稻作、麦作，特别是水稻，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农耕文明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基础。但是，中华文明的构成绝不仅仅是农耕地区，西部、北部和西南区广大的游牧地区、游牧族群，以及西南地区的林农牧地区、林农牧族群，都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方的大草原文明，西南的农牧文明，长时间跟农耕地区不断发生摩擦，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补充那样一种关系，而且更多时间是互补，所以中华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 要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这是一个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特征的文明，不要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民族的理论来涵盖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形成的巨大的族类群体，而应该有一个符合这一实际的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1992年开始，我作为总策划，设计并主持编撰了10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1999年全书出版。其间，我一直在思考，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最根本的特征，中华文明能够数千年一直延续下来，原因究竟是什么。 汤因比研究世界各种文明的时候，借助几个尺度来说明这些文明的产生、生长、成熟、危机及灭亡。他所最关心的，第一就是统一国家的形成。各大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都是跟统一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古埃及王国、阿卡德王国、玛雅、印加等当年都有过统一王国的时期，古希腊、古代罗马更是这样。但是它们为什么都没有能够长时间延续下去？中华文明所依托的统一国家，尽管中间出现过几次短暂的分裂时期，却一直延续着，即使在分裂时期，分裂的每一个方面试图以自己为主体，重建统一的国家。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使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能够长久保持？ 给我很大触动的，就是毛泽东的那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在50年代就开始构思他的理想的国家形式。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官僚的国家，解放以后建立的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所以反官僚主义一直是他所发动的很多政治运动的一个主题。到1959年1960年，他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我们成为一个官僚国家，他一直是有戒心的。他总希望在他生前能够将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理想是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有三个原则：第一，所有的公务人员、国家管理人员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一人一票；第二，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要拿低工资，工资不能高于一般的工人；第三他们可以随时被罢免。“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的大字报，称其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这是北京公社的宣言，表明他要搞北京公社。张春桥他们在上海夺权，那是1967年1月，最初就叫上海人民公社。“文革”发展实践很快证明，巴黎公社式的三原则在中国没有办法真正实施。毛泽东亲自抓的两个试点：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都派系林立，内战不断，最后不得不派工宣队军宣队进去，控制北大、清华的局面。全国各地方“全面内战”，一人一票的选举，没有一个单位真正能选出为大家所接受的人。这当然和当时抓阶级斗争，把一批人排斥在外有关，另外每一派都标明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方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毛泽东的诗中最重要的是两句话，一句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第二句是“熟读唐人《封建论》”。柳宗元的《封建论》，我们过去一直没有足够重视过，历史学者也没有重视过，搞唐宋文学的人也没有重视过。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么一个曲折的反反复复的实践，发现秦始皇所确定的郡县制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制度，不是你想推翻就能推翻的。在中国这么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郡县制这么一种国家治理的制度，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它的合理性就在“熟读唐人《封建论》”这句话里面。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大一统国家，开阡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用郡县制来管理整个国家，柳宗元认为就秦始皇个人来说，这是为私，想“家天下”，他做始皇帝，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万世传下去，他是私心，但是这套制度的建立，却是“开公天下之端”，使国家的治理，从中央的管理到地方的管理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皇帝一个家庭的事情。汉朝初年还搞过一段分封诸侯王，后来再不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把郡县制真正巩固下来。郡县制下，官吏通过选拔产生，从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阶层中选拔出精英，由他们来负责国家的治理。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的“公天下”就是这个意思。汉代选举贤良孝廉，各地举荐那些孝顺的、廉洁的、贤良的人士，推举这些人来做地方官，一直推举到中央。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在全国进行公开的考试，除了少数几类人不能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几乎都可以参加，很多农民出身的人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国唐宋以后，宰相当中将近一半出身于平民，家里往上三代没人做过官。 1972年，毛泽东让注释章太炎两篇专论秦始皇的史论文章《秦献记》与《秦政记》。《秦政记》中特别强调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本来就是韩非的法家思想，章太炎说秦始皇是真正这么实行的。中国大一统国家为什么能够长期维系下来？和这个制度关系甚大。读《唐六典》，能够了解唐代的官制、唐代的整个制度，然后再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就知道选举社会各阶层精英来管理国家的那样一个国家治理制度，一直在相当有效地运行着。 这套制度尽管不断地有人去破坏，从皇帝到宰相，到各部的大臣，到地方的官员，都有人要钻制度的空子，去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但这套制度确实为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一直延续下来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保证。这是其他国家很难相比的。为什么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古罗马，包括古印度的那些统一的国家都只维系了一段时间，而中国能够一直维系下来？读一读《封建论》《秦政记》《秦献记》，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毛泽东讲这句话，我觉得他是通过“文化大革命”那么痛苦的一段实践以后，发现这套制度不是想要推翻就能够推翻的，也不是理想中的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制度能够取代得了的。国家治理总会有官僚，关键是官僚是从哪来的。官僚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任命自己的亲信，任命自己的子弟？毛泽东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应是真正的经验之谈。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数千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汤因比在讨论世界各种文明命运的时候，非常重视世界上各种文明中统一宗教、统一教会的作用，认为这是这些文明得以形成与成熟的主要精神支柱。而那些文明之所以没有能够维系下去，跟他们的统一宗教的瓦解、统一的教会的瓦解非常密切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各种宗教一直是比较开放的。仅佛教，中国就既有汉传佛教，又有藏传佛教，还有南传佛教。佛教中间又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汉传佛教中就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等，影响最大的是禅宗和净土宗，各宗又有各种不同的派，它们在中国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藏传佛教中间同样地有很多的派别，南宗佛教也是一样。中国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道教可以说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在中国同样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伊斯兰教，在中国也有漫长的传播史。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那么多的宗教战争、宗教的冲突，中国可以包容各种宗教。中华文明与由统一宗教、统一教会所支配的其他文明确实不同，中国一直没有用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与政治结合为一体来控制整个国家，我们更重视的是教化。以儒学为代表，包括先秦其他诸子，基本都是无神论者。墨家的宗教色彩浓厚一点，阴阳家也有较多宗教色彩，但大多数都是以现实的人生作为他们关注的起点和终点。这是中华文明精神活动最重要的特点。我们把人生的教化、人自身的成长、人怎么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成长为一个在社会整体中间负起责任的人，作为精神世界建设的根本宗旨。中国人讲究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中国一贯重视怎么提高自身的人格修养。中国没有出现其他许多文明发展中那么激烈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就是我们特别强调人自身的教化所致。西方讲人生来就有原罪，人一辈子都要赎罪，西方所有的教会，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你到教堂里去，那是欧洲文化最发达、最辉煌的地方，每个教堂里面都有一个个赎罪的忏悔室，去向神父忏悔，每个人都要忏悔，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有罪的。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强调的就是父亲对儿子应负什么责任，儿子对父亲应负什么责任，丈夫对妻子应负什么责任，妻子对丈夫应负什么责任，君主对臣民应负什么责任，臣民对君主应负什么责任，人生的价值就通过方方面面的责任关系体现出来。每一个人怎么完善自己，在整个社会联系中间，如何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这是中国人精神生产中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其他许多文明为什么到后来都中断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宗教的冲突。由于宗教的激烈冲突，带来了整个信仰世界的瓦解，整个精神世界的瓦解，最终导致文明的崩溃，文明的衰亡。而中国一直把现实的人、人自身的成长、人应当成长为一个更完善的人作为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几千年得以持续不断地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人心目中的核心价值，只要看一看春节时候每家大门上所贴的春联就知道了。比如“民富国强、人寿年丰”这八个字，把每个人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每个人健康长寿和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几千年来支撑我们这个文明的中国人最简单最朴素的核心价值观念。衡量政府的好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秤，就是看它是不是真正以老百姓为本，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宪章。讲经济宪章，就是看把“义”放在“利”之前，还是唯利是图，不仁不义。这些都是在老百姓心中深深扎了根的，这是几千年来维系着我们文明的最根深蒂固的东西。 汤因比谈到世界各种文明崩溃或毁灭的原因时，所集中关注的是他们为什么最终不能有效应对内部无产者和外部的无产者这两大挑战。所谓内部无产者，当然和现在说的无产阶级不是一回事，现代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才产生的。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包括古希腊在内，各种文明发展中都会产生一大批社会游民，他们成为流氓无产者，常常会变成重大的破坏力量。还有外部的无产者，通常指外部的游牧族，它的大规模入侵，常常会使以农耕或商业为主的许多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世界上除中华文明之外的另外五大原生态文明，还有其后众多的文明，它们的中断、它们的衰落，跟这两点都有很大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下来，中国在怎样处理和内部无产者的关系，怎样处理和外部无产者或游牧族的关系上，有些什么自己独有的成功经验，也很值得我们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呈现为一种明显的周期性运动。王朝初建，土地所有权比较分散，人口也比较少，小农经济得到广泛发展，这个时候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增长，进入所谓的盛世时代。这时，王朝的政府机构都比较小，都比较节约，对老百姓征收的租税也比较轻。由于土地买卖盛行，在天灾人祸中，有的家庭衰落了，有的家庭则地产大量增加，出现两极分化；同时，国家机构越来越庞大，统治者消费欲越来越膨胀，结果老百姓的负担就越来越重。这样，导致了社会矛盾加剧。从生态环境方面看，农耕经济最需要的是兴修水利，这时已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力量给予关注，导致水利失修，天灾频繁，小农更多走向破产。大批农业人口于是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游民。其他文明的游民最后会把统一国家完全毁掉，同时也将文明本身毁掉。中国不一样，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他们不是毁掉原来的文明，而是由自己来当皇帝，在社会自流性的动乱中，缓解了或克服了原先的危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陈胜、吴广可以做皇帝，项羽、刘邦也可以做皇帝。朱元璋原来是个小和尚、流浪汉，他也可以做皇帝。中国的农民战争，成功者后来就自己做皇帝，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新的王朝，通常比较旧王朝要干净一点，农民大众负担要比较轻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地权大规模地分散，小农经济重新活跃起来，于是，一个新的周期开始。文明没有毁灭，在新的基础上又在延续。 中国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在长时间中一直既有互通有无、友好往来的一面，又有发生冲突的一面。两汉时期和匈奴的交往，隋唐时期同突厥的交往，宋元时期同辽、金、西夏、蒙古的交往，明清时期同满、蒙、维、藏诸族的交往，最终都是在一个大一统国家内部实现了和平相处。虽然农耕地区的控制、治理体制跟少数民族地区、游牧地区的控制、管理体制常常不一样。唐代在边远地区建立的那些都护府，跟内地郡县制就不一样。一直到清朝，到了很晚的时候新疆方才改为设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种同中有异的国家治理制度，相当有效地协调和解决了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冲突和矛盾，既保护了农耕文明，又使游牧地区的文明不断进步。对照其他各种文明处理内外无产者冲突的方式，中华文明在处理这两大冲突或两大关系的独特之处，应当是中华文明得以从上古一直延续至今的又一根本原因。 此外，我还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究竟最深的根柢是什么。我认为，中华文明长期延续并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之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小农文明中一直以一种家国共同体为其基础。这是了解中华文明秘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我曾经在1992年出版过一本《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明确地提出中国是一个“小农国家”这样一个概念。当然，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国变化已经很大了，中国的小农社会终于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尽管这个变化还没有完成。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小农国家，但中国的小农和欧洲的小农不一样。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也变成了一个小农国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专门谈到，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现的小农像一只只马铃薯，他们需要一个麻包袋装起来，才能够联合起来。那不是内部的联合，而是用一个麻包袋把他们装起来，那个麻包袋就是路易·波拿马，就是拿破仑，那样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中国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中华文明的一个内在的、非常强大的核心力量，则是家庭、社会、国家构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有机的整体。 近代以来，我们受西方影响最强烈的就是个人本位。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陈独秀就讲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以家庭为本位，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其实是指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在这之前，特别是中世纪的欧洲，完全不是这样的。以家庭为本位，则确实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中华文明不仅仅重视家庭、家族、宗族，而且把社会、国家、天下和它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他必须对家庭负责，家庭是家族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对整个家族也有责任。家族是整个地方乡邻社会中间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国就是家的扩大，众多的家庭、地方联合起来组成国家。我们熟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直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在《中华文明根柢》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作为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根柢，就叫家国共同体。中国有过倡导个人本位的，先秦时代的杨朱思想，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那就是强调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但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几千来它一直没有成气候。杨朱的思想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边缘化思想，一直到近代，胡适他们提倡西方的个人本位的时候，方才重新评价杨朱，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个人本位思想。 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确确实实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这种把家庭跟社会跟国家系在一起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落实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中国一贯讲究以德治国、以礼治国。这个德，这个礼，核心就是把家庭、社会、国家、天下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是一套价值体系，又是一种行为方式、一套行动规范。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使人感觉生来就应如此的习俗。最广大的老百姓，最普遍的人群，他们从小就开始受到这样文化的熏陶，形成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联系方式。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提纲》中间最重要的论断是讲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人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动物只能在自己很小很小的、那么一点大的环境之内互相联系着，其他的就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人类社会中的人，他就可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国古代《荀子》里面，就专门讲到人为什么能战胜各种野兽。人走的速度无论如何比不上马，但是人可以驾驭马，人的力气没有牛大，但是牛受人们的驱使。原因就在于人能够合群，群就是结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人是社会的存在，他处于非常密切的社会联系中。中国人早就意识到人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了非常密切的社会联系，一个人首先是诸亲六眷的亲属网络，接着是同乡、同宗、同姓的网络，还有同学、同窗、同门、同僚的网络，如此等等。在所有这些网络中间，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联系网络，个人的命运跟家庭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甚至天下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责任伦理关系。 由于担心农民小生产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我们曾想人为地打破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基本生活单位。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环绕是否容许农民以某种形式继续维持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基本生活单位，引发了社会上与党内一系列尖锐的斗争。凡是坚持或者倾向于包产到户的，毛泽东都认为是要倒退到资本主义去。1962年，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当时都赞成这么做。毛于是觉得刘作为接班人靠不住。1965年发动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时候，姚文元的文章一开始说海瑞是搞退田单干，退田就是影射着1962年的包产到户。毛泽东一去世，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就广泛推开，最后人民公社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就解体了。由此，我们会发现最没有权力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其实最有力量，广大农村最后还得搞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从这里你会发现，最顽强的其实还是我们一家一户的农民。 中华文明几千年根基那么深，我们的统一的国家能够那么长期地维持，我们的教化的那套系统能够在精神生活稳固地占据支配地位，最深的根基是在中国农民里边，在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自组织里。今天我们的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是独生子女，男女都在各自的单位工作，家庭不再成为一个进行生产的基本单位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跑出来打工了，都到城市中来了，家庭中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原来的家庭结构受到的冲击，远远比1958年受到的冲击要大。中国的传统家庭正面临着解体。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已纷纷瓦解，而新的社会自组织又未普遍建立。家国共同体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中华文明现今空前的转型，可以说，现在是动到它真正的根基了。如何以新的社会自组织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极为认真地思考。 我2012年出版的《中华文明根柢》这本书，就是想在30年研究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个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说明中国历史、说明中华文明的新的框架。这首先是对我自己过去所信奉的历史学体系的极大挑战。这也仅仅是一次尝试，希望有更多有志者共同努力，真正还中国历史本来面目，还中华文明本来面目。 [本文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国学讲习班上的演讲整理]标签：中国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文; 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论法的精神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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