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问题是论文,成功经验论文,中共论文,李四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952(2006)04-0021-09
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是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各地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 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也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的任务。[2] 然而，大规模地对这种思想倾向进行批评，有组织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则以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人物原型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新湖南报》考虑到朱中立是刚刚翻身的乡村干部，为了帮助教育他，在对其错误思想进行讨论时没有用他的真名，而是起了“李四喜”这样一个名字，意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对此，《新湖南报》在这场讨论结束时向广大农民透露了这一秘密：“本报提出的‘李四喜思想’，实际上是以朱中立同志过去的退坡思想为典型。朱中立同志是长沙县十五区农裕乡人，做过12年雇工，解放后在各种群众运动和土地改革中，表现得很积极，是该区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农民积极分子，经过土地改革，他分到几亩田，前年春天结婚，去年年初生了小孩。去春土改结束时，他被选为该乡副乡长和青年团支部书记。但是去年五月之后，他的工作情绪下降了，区里找他开会也不参加，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坚持要求辞职。虽然朱中立同志当时已在转变，但他从积极斗争、认真工作到坚决辞职、回家生产的一段情形，是足以代表若干乡村干部在土改后退坡思想的。因此，我们决定以朱中立同志的思想为典型，发动讨论。由于我们考虑到他还是一个刚刚翻身的农民，参加工作不久，因而改换了一个名字‘李四喜’，在报纸上提出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3]
可见，所谓“李四喜思想”，就是指土改以后出现的以朱中立为代表的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松气思想。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主要也是针对土改后乡村普遍出现的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松气退坡”思想展开的。《新湖南报》对“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参与规模大、分析问题深入，而且成效最为明显，积累的成功经验最为丰富。这场讨论是建国以后中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运动。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形成了教育和改造农民落后思想的基本思路，为此后解决农民思想教育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
一、加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
“李四喜思想”主要是由于农民阶级特性、忽视对乡村干部思想教育及领导方法上的偏差所致。从克服农民的狭隘自私落后思想入手，落实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观点，注意纠正以前存在的忽视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倾向，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是克服“李四喜思想”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成功经验。
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在发起讨论之初，提出了对像“李四喜”这样的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并逐渐成为参与讨论的广大农民和领导干部的共识。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强调：“为了克服乡村干部的错误思想，整顿乡村干部队伍，我们一方面要进行对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从批判中教育李四喜本人和全体干部与群众。另一方面各级党与政府今后首先要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注意教育乡村干部，要在各种斗争中，对干部进行系统的、经常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确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革命利益第一的思想；对党员干部还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其具体的办法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检查干部的思想情况，并针对这个思想情况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4] 浏阳县委书记徐秉谦认为：“必须设法让农民群众知道，土地改革只是解除了封建压迫的痛苦，并没有最后解放。只有工业发达了，工人阶级生产大批的农业机器，农民生产才能高度的发展，农民生活才可能过得美满。”[5] 怀化县委书记张士林提出了三条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建议：“一、县区领导上应重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有领导地在乡村干部中普遍开展讨论。通过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使乡村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今后要结合各项具体工作，不断地系统地进行思想教育。二、组织乡村干部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共产党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心。三、今冬明春进行土地改革时，应着重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结合宣传土地改革后农村发展的方向。”[6] 这种解决思路是各地县区领导较为普遍的方法。
如何教育并领导农民继续前进？中共中央中南局认为，不要只谈农民的生产发家，也不要只谈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必须使农民树立长期的敌情观念、胜利信心和斗争意志，向他们指明前进方向：“必须把目前整个政治形势向农民谈清楚，必须把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讲清楚，必须把反封建主义的教育和反帝国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必须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必须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7] 使农民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认识革命的前途，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8]
武冈县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经验是：全党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思想教育运动。其基本思路是：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对“李四喜思想”的检查和讨论，号召党员重视这一问题，通过这一巨大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其具体办法是：(1)教育党员干部，认识到党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只是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进道路上铲除了第一个障碍，土改完成以后要领导农民继续前进是更严峻的任务；目前必须不断地领导农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武装等建设，加速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完成。(2)向农民及农民干部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在进行教育时必须将阶级斗争、组织团结、政策思想、形势前途等内容结合起来；在方式上要注意具体生动，如从反恶霸讲到打倒美帝国主义、通过棉花织成洋布的具体事实来宣传工农联盟等等。[9]
在对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教育中，学习党史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有人提出，学习党史有很大的益处：“学习党史可以使我们认清革命的方向，克服‘满足现状’的思想。”[10] 长沙县乡干部刘焕认为，进行党史教育是教育农民干部很有效的方法，并且这种办法在“李四喜”的原型朱中立的思想教育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提议：“在农村中要加强党史的教育”，“只有当一个干部接受了党史的教育，明白革命的远大前途以后，才能够坚持干下去。……农民出身的区干部朱中立同志是爱国教育把他重新鼓舞起来的；鼓舞起来以后，仿佛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还是存有顾虑，直等到后来他学习了党史，知道革命的前途，大小的顾虑才被消除了。”[11]《新湖南报》及时介绍并推广了这种教育方式，学习党史逐渐成为教育乡村干部、提高其思想觉悟的重要方法。
二、用民主的方式教育农民
《新湖南报》自1951年7月18日发起“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到1952年1月结束，前后持续了5个多月。这场讨论是以吸引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讨论的方式进行的，突出了农民“自我教育”的特色。这5个多月的讨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这一次讨论的规模是广泛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使广大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生动的自我教育，同时也使各地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进一步重视对乡村干部与广大农民的教育。”[12]
《新湖南报》在发起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时，便确定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基调：通过大量刊发各地群众来信，将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情况呈现出来，并且以“编者按”的方式加以点评，吸引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讨论，时刻控制讨论的规模，掌握讨论的发展方向，逐渐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引向深入。
在讨论中，《新湖南报》特别注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耐心教育，引导他们反省自己的错误思想。如在讨论发起后，有“李四喜思想”的乡村干部开始自我检讨，分析自己的错误思想根源，并将检讨公开发表以引起更多的农民群众注意和思考。一位乡村干部在检讨自己为什么会有“退坡”思想时说：“主要的是我对革命的前途和方向没有深刻认识，从自私自利出发，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体会得不够。”[13] 这些乡村干部多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与“李四喜思想”进行对照，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检讨，使更多的农民认识到不干工作的危害性，也教育了其他乡村干部，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说《新湖南报》刊发署名“章正发”的来信是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起点的话，那么刊登柳石泉、黎民怀的来信，则是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的重要步骤。《新湖南报》在发表这两封信所加的“编者按”指出：“一般地说：大家都批判了李四喜分了田就不工作的思想。现在，我们又接到读者柳石泉和农民黎民怀的两封来信，他们有的认为干革命工作可以轮流搞，不能让一个人‘吃亏’；有的认为革命干部的任务重，津贴少，乡村干部不干工作，不能怪他们自己，政府应该改善他们的待遇。这些意见是不是对，请大家继续展开讨论！”[14] 在这里，编辑部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而是采取了民主的方法，将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组织广大农民参与讨论，在讨论中提高其认识，使大家真正认清“李四喜思想”的错误所在，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不仅如此，在“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每一阶段，《新湖南报》都以发表“社论”和“综合讨论意见”的方式，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除此之外，编辑部还对各个阶段讨论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说明讨论中应该克服的倾向，并指明讨论发展的方向。如《新湖南报》在总结半个月讨论的情况时说：“现在报纸上讨论李四喜的思想只是这件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开端，今后应该长期进行下去。半个多月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讨论对群众是很有益处的，这是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15] 1951年8月19日，该报在总结第一个月的情况时不仅说明了发起讨论的原因、各地讨论情况，而且说明了开展讨论后已有的效果和现在的问题，为进一步讨论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这个讨论，组织得是好的，发展得是健康的，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人民报纸的巨大教育能力和组织能力，在这一次讨论中是充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它还进一步指出：“三个月来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证明：凡是及时地改善了宣传教育工作、展开了李四喜思想批判的地方，那里的李四喜思想倾向，就很快缩小了、孤立了。只有加强党在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党对农民的政治思想领导，从而才能保证党在农村的经济领导和组织领导。这要算是一个定理。”[8]
正是由于《新湖南报》在湖南省委领导下采取了民主方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自我教育，所以这场讨论取得了明显成效。《长江日报》指出：“其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不仅吸引大量的农村干部与农民直接地参与了讨论，从中取得了教益，教育了自己；而且以它巨大的说服性，引起许多地方党的组织的警惕，并惊醒了不少濒于‘泄气和松气’的危险中的骨干干部。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和农村干部，都在广泛地组织这个讨论。批判李四喜思想的战斗声音，已经扩展到湖南的广大地区之上了。”[8]
《新湖南报》采取民主方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做法，也为各地乡村干部所欢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徐秉谦指出：“报纸上讨论李四喜思想是成功的。它有效地教育了农民群众和农民出身的区乡干部。它揭发了土地改革后在农民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也给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了新问题，这个问题将比土地改革工作还更复杂和艰巨。”[5] 正因如此，当时主持这场讨论的李锐评价说：“这个讨论影响极为深广，引起全省各级领导和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视；这是在农民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上，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于提高干部思想和推进工作，都起了良好的作用。”[16]
三、批评落后、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教育农民
批评落后、表彰先进，把握讨论的方向，树立从落后向先进转变的典型，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新湖南报》在发起讨论之初，一方面暴露各地乡村干部存在的严重的松气思想，另一方面又注意表彰那些坚持工作的乡村干部。尽管“李四喜”这个名字是虚构的，但“李四喜”的思想及做法却是真实的。长沙县十五区区干部朱中立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长经过，成为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树立的教育与改造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成功典型。在5个多月的讨论过程中，《新湖南报》对“李四喜思想”的原型——朱中立从落后到先进典型的树立与表彰，称得上是教育农民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方法。
尽管自《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以后，许多读者来信问“李四喜”本人的情况，问他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公开检讨。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新湖南报》早已将朱中立思想的转变情况，作为典型向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介绍和“示范”了。1951年8月4日，《新湖南报》在《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了朱中立撰写的检讨文章《从李四喜想到我自己》。他承认从前有过像“李四喜”这样的思想，并检讨说：“李四喜松气是不对的，我走了弯路，我写下这些话给李四喜同志参考，希望他迅速改正，做个优秀的青年团员，为我们可爱的祖国出力。”[17] 在这里，作为“李四喜思想”的原型，朱中立没有暴露自己“李四喜”的真实身份，《新湖南报》为了教育广大农民并没有急于将这一秘密告知群众，朱中立的自我检讨是对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进行的现身说法，更具有说服力。
8月17日，朱中立在《结合讨论，学习党史，我认清了革命的远大前途》一文中，再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汇报了自己从存在严重的“李四喜思想”到克服“李四喜思想”的转变历程：“我在土地改革时，工作非常积极，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分了田地房屋，我就消极了。我抱着自私自利的思想，在家里埋头生产，只想个人发家，不愿干革命工作。这是我的眼光短小，没有看清革命的伟大前途。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别人打通我的思想，我才继续搞工作。后来区上让我当区干部，分配在凤山乡工作。从7月31号起，区上刘焕同志帮助我学习党史，学的课本是《中国共产党》。从学习党史使我认清了党的伟大和工人阶级的优点。”[18] 通过学习党史，朱中立认识到了农民的散漫性、自私观念和眼光看不远的弱点，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还表示：“现在还只是我学习党史的开始，为了继续提高我的觉悟，我决定坚持长期学习，还准备买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证章挂在身上，时刻警惕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8]
《新湖南报》刊发此文所加的“编者按”指出：朱中立“过去觉悟不高，只愿回家里埋头生产，不愿干革命工作。后来经区干部打通他的思想，又出来工作。最近区领导上帮助他学习党史，思想进步很快。这说明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只要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看清了革命的前途，他的工作就会积极起来。学习党史，是提高干部思想觉悟的很好的方法，希望各地讨论李四喜思想，组织学习党史，加强他们的革命意志和信心。”[18] 在这里，《新湖南报》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作为“李四喜思想”的代表人物，朱中立在过去是乡村干部的落后典型，如今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为一个改正错误、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先进典型。这场讨论结束后不久，朱中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 成为建国初期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及乡村干部的典型代表。
朱中立思想转变的事例是湖南省委和《新湖南报》成功地教育农民和改造农民的成功典范，正因为如此，湖南省委和《新湖南报》在总结报告中将其作为一条成功经验向各地推广：“我们还特别建议各地县区领导机关有意识地选择重点，深入调查研究，创造解决‘李四喜思想’的典型经验，以推动全面。”通过教育和改造“李四喜”原型的成功，《新湖南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要耐心地教育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就完全可以把他们培养成为优秀的革命者，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得力桥梁。如‘李四喜思想’讨论中的‘李四喜’代表人物朱中立本人，经过耐心的培养之后，已经成为优秀的革命干部了，这就是有力的证明。”[12]《长江日报》也将此作为一条很好的经验，郑重地向各级党组织推荐：“选择你们那里的李四喜式的思想典型，首先在报纸上展开讨论，然后由各地党的组织广泛地有领导地展开下去，坚持到底。”[7] 这种“典型示范”的教育方式，作为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的一条成功经验，此后不断得到推广和发展。
四、思想教育中必须注重改进领导方法
乡村政权是新政权的基石，乡村干部是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传达者和直接执行者，是群众各种活动的带头人。许多乡村干部不愿继续工作，直接影响着土改后乡村基层政权的稳定。但土改后乡村干部中出现的比较普遍的“李四喜思想”，与县区领导干部工作上的强迫命令、单纯任务观点及“压任务”的工作方法密不可分。所以，湖南省委和《新湖南报》在开展“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中，对各地县区领导中存在的“压任务”做法进行揭露，不断呼吁改进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注意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
王首道明确地将“改善对乡村干部的领导方法”作为克服“李四喜思想”的重要举措加以强调。他指出，各级领导把乡村干部当作“跑腿”的工具是不对的，单纯的“压任务”也是不对的，尤其要反对强迫命令、指责谩骂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强调：“要充分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各种困难，给以具体的领导和帮助。在工作中要不断地启发和诱导他们的思想觉悟与积极性，经常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4]
在各地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中，有些地方领导机关虽作了布置和号召，但缺乏深入的督促和检查，所以收效很小。有些县区干部不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式去提高乡村干部的思想觉悟，而是采取简单草率甚至强迫命令的办法：“一律不准辞职，要辞职，就得坦白思想。”或者用“压任务”的办法，企图使具有“李四喜思想”的人“无法松气”。[16] 针对这种情况，《新湖南报》一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揭露和批评，另一方面对一些县区克服命令主义、改进领导作风的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如该报对武冈县改进领导方法的做法进行了正面介绍和表扬：“首先强调统一领导，改变多头多脑的领导方法。在统一领导下，将部门工作逐步充实和健全起来，大力培养和训练大批下层干部，在一定时期内，领导上必须分清工作上的主次、轻重、缓急，不能平均摊派，分散了干部力量。”[9]
如何改进领导方法？各级领导机关没有做空洞的说教，而是注意从制度上保证思想教育的经常化。《新湖南报》介绍并推广了乡村干部刘正平的建立三项制度的建议：(1)建立学习制度。乡村干部每天要学习两小时，订出学习计划，学习党史，学习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学习英雄模范的故事，学习共产党、毛主席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建立批评表扬制度。每一个区要定期召开乡村干部会，介绍好的工作方法，交流经验，做事做得好的要表扬，不好的就要批评。(3)建立检查制度。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要定期到乡里、村里去检查，去了解当地的工作情况和干部的思想情况，发现了不好的思想情况的时候，就要马上帮他解决，使他分得清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20] 刘正平提出的这些克服“李四喜思想”、改进领导方法的具体制度，不仅提出了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大问题，而且保证了教育农民的经常化和制度化，是很有创新意义的建议。
对农民和乡村干部教育不够是县区干部领导方法上的重大偏差，故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深入到县区级领导干部身上，是“李四喜思想”讨论第二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这场讨论的发起阶段提出了这种思想普遍存在并引起人们注意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是引起县区领导关注教育农民问题尤其是注重对乡村干部和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新湖南报》在总结5个月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时，将“改善领导作风问题”作为一条基本的经验加以肯定。该报强调，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经常地利用各种总结工作的会议、学习班、训练班和订出简单易行的学习制度，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12] 具体办法是：县区干部要坚决克服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工作作风，要善于体贴乡村干部的具体困难，耐心帮助乡村干部提高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应该针对乡村干部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布置工作时要简单明了，要帮助乡村干部学会走群众路线，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出主意。乡村干部在工作中如有缺点或犯了错误，要采取“治病救人”和耐心说服的态度，启发他们并帮助他们自觉地进行检讨；坚决制止对他们采取单纯批评指责或惩罚的官僚主义态度。
五、思想教育与解决乡村干部的实际困难相结合
《新湖南报》发起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目的是真正打通广大乡村干部的思想问题，动员他们继续干工作。通过检查各地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和社会状况，湖南省委和《新湖南报》发现，土改后农民和乡村干部之所以不愿意继续干工作，除了思想上的问题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实际困难。因此，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时，特别注意帮助乡村干部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放下包袱，轻松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据衡阳县墨江乡的调查，乡村干部生产松懈和不干工作的原因，最基本的是其思想觉悟不高和县区干部对其教育不够造成的，但乡村干部的确也存在着相当多困难。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缺乏工作经验，工作无法推动；二是家庭生活和生产困难；三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没有搞好；四是坏分子钻空子。[8] 如乡主席胡际发，全家四口人分了七亩田，靠他一人劳动。7月间，田里干了，自己却在区里开了7天会，结果家里的庄稼旱死了一大半。有一次家里没有饭吃，他母亲拿着锅子到乡政府，找他要米下锅，他没有办法急得哭了起来。这份调查材料对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问题”的讨论影响较大，不仅使他们注意将解决农民干部的实际困难作为克服思想问题的突破口，而且在正面宣传时也引导各级领导将思想教育与解决农民实际困难结合起来。王首道强调：“必须对乡村干部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如待遇太低的，要在可能条件下予以提高，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的，要组织当地农民互助。这样，才能全面地彻底地克服李四喜思想。”[4]
针对各地讨论中出现的单纯批判思想、没有结合解决村干部实际困难的偏向，《新湖南报》向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指出，乡村干部产生“李四喜思想”的原因，固然是小私有生产者狭隘、自私落后思想的反映，但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实际困难。如有的因家庭生活和生产有困难，解决不了，因而灰心；有的因文化程度低，又缺少工作经验，因而对工作丧失信心；有的则因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而感到不满等等，因此必须结合解决实际困难，才会有较大的成效。《新湖南报》对乡村干部的实际社会状况及思想状况作了这样的分析：“乡村干部是刚刚翻身的农民。他在旧社会里受够了苦，今天分得了土地。他们热爱土地、迫切要求生产以改善生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对于乡村干部的生产困难必须适当解决，家庭生活必须适当照顾。”如何帮助乡村干部解决生产上的实际困难？《新湖南报》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1)乡村干部因公误工过多而家庭生活确有困难者，应动员群众给他们代耕，或组织互助换工；(2)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妨碍生产的会议，会议时间不宜太长，并尽可能在晚上或雨天开；(3)要建立与健全乡人民代表会议、乡政府委员会、农协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发扬民主，明确分工，树立集体领导的工作制度，以免把工作任务压在少数干部的身上；(4)在平时乡干部可以轮流值日，以便抽出一定的时间回去生产。[12]
必须将进行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是《新湖南报》5个月的讨论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今后进一步解决“李四喜思想”问题的基本方向之一。这条成功经验避免了“空谈政治”的偏向，真正将思想教育工作落实到了实处，既强调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又充分考虑到了乡村干部的实际状况，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这条经验，成为此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思想、动员广大农民继续前进的重要法宝之一。
农民是小生产者，具有自私、狭隘等落后的思想观念，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这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但农民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不是一天形成的，教育和改造农民思想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这也同样是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得出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各地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干部对教育农民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够，企图用突击的方式来解决。例如，有的地方在组织乡村干部讨论过一两次“李四喜思想”后，就盲目自满，以为“没有问题”了。[12] 结果发现，“李四喜思想”依然存在。苏克林在总结益阳县开展讨论的收获时指出：“有些干部不知道教育农民是个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因此不少地区的讨论是急于求成，为了做好某一件具体工作，完成某一个具体任务时，才进行宣传讨论。工作完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又放松了，使得有些乡村干部做工作时，开头还很积极，时间久了，李四喜思想又复活了。”[21] 这种情况说明：许多领导干部还不善于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总之，为了克服土改后普遍出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松气”思想，《新湖南报》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发起并领导了这场大规模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由于这个问题提得切中要害，这场讨论获得了良好成效。不仅许多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纷纷发表意见，召开讨论会，进行了自我批评，而且许多县区领导也参加讨论，逐渐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引向深入。在长达5个月的大讨论中，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基本弄清了“李四喜思想”产生的原因、危害，弄清了克服这种思想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广大县区领导认识到了忽视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严重危害性，逐渐重视并有组织地领导对各地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
这场由《新湖南报》发起和指导的、由广大农民、乡村干部和县区领导干部参加的大讨论，是对湖南广大农民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同时也是中共建国以后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开端。对此，当时主持此事的李锐评价说：“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如何教育与领导农民继续前进，如何教育与提高广大的乡、村新干部，使其自觉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应该被视为是带历史性的事件，应该是我们加强对农民思想领导的开端。”[16]
这场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所形成的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成功方法——采取民主的方式、树立典型的方式对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必须注意改进领导方式、对农民思想教育要与解决其实际困难相结合等等，为中共解决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成为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思想的基本思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作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教育农民的成功典范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