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价值哲学的艰辛开拓——张岱年价值哲学的理论贡献和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价值论文,中国论文,当代论文,艰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学界就曾引入西方价值哲学；80年代以来兴起的价值论热潮方兴未艾。目前学界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是缺乏对张岱年价值哲学的系统探讨，如有学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对价值哲学作了探讨之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价值哲学在我国长期无人研究。”①张岱年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年代中国价值哲学的重要创立者，也是八九十年代“价值热”思潮的重要参与者。我们重新审视张岱年价值哲学，首先是要还历史以真实，正确认识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②；其次，张岱年价值哲学可以为当代中国和世界价值哲学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本文尝试论述其一般价值论的“价值”范畴和内外价值论，以期抛砖引玉，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形、性、能”相统一的价值范畴
张岱年把宇宙大化表述为“一本多级”的“本至论”，以“物”(物质存在)为“本”而以“人”为“至”，物是宇宙之本原，人是宇宙之最高成就。“本至论”涵括“由本达至”与“由至返本”的双重意蕴并以后者为中心，“由本达至”表征的是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对实践主体的约束性，“由至返本”体现着人类改造自然、改善社会并同时化易人性、改善自我的自觉实践，“至”来自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自觉创造，实践则是“本”、“至”统一的现实基础。这种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而又汲取中国传统宇宙层次论与西方自然进化论、突创进化论等合理因素的“本至论”构成了张岱年价值范畴的理论前提，其价值哲学也由此体现了宇宙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并具有深厚的实践意蕴。
列宁指出：“哲学常常在词的定义等等方面纠缠不清。”③价值哲学的论争首先在于对“价值”范畴的界定。张岱年从“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得到启发，认为“此即承认物与物之间有本然的品值区别”④，他把“价值哲学”称为“品值哲学”：“物之高卑，谓之品值，俗云价值。物之不齐，即其品值之不齐。品者等级，值者言一可以当多。”⑤“价”反映人类主体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具有属人性；而“品”反映事物之间的本然秩序，“品值”或“价值”即“物”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质，事物本身即有价值，不能仅从“人”(主体)和“物”(包括其他主体)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价值”，这表现出张岱年“具有一种从价值上区分宇宙和自然事物的突出倾向，事物被以高卑、精粗划分为不同的等级”⑥。
那么，“价值”的内涵是什么？张岱年提出：“宇宙之中，万物纷繁，形性既异，高卑斯殊。”⑦源于孟子“形色天性”(《孟子·尽心上》)、张载“形自形，性自性”(《正蒙·太和篇》)、王夫之“性之异者，人道也；形之异者，天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离娄下篇》)的“形性”二字是理解张岱年价值哲学的关键。从张岱年的有关论述来看，“价值”主要包括“形”、“性”、“能”三方面，兹概括为“形性-功能”⑧：1.“形”与“性”相同一。“形”即事物之要素与结构，结构变化系于物之要素的流动更代。物之构成要素相成相济则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或和谐，“结合所成，复相结合，层层不已，即新类或新级层层出现”⑨，新类或新级亦即新价值之创造。“性”即事物之内在性质。其一，性乃变中之常，从物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来说则有“通贯之常”与“一时之常”，“通贯之常”即自性，是普遍的、根本的；“一时之常”即属性，仅为某一阶段所有，是特殊的、次要的。其二，物之性又有简、赜之分。最简单之物有最简之性，复杂之物或“兼体”则包含多种层次、诸多性质，同时更有其独特的整体统一性。物与物之间有同亦有异，一物可能包含不同的性质，多物也可能共有某一种性质。类为具有共同性质的多物之所聚，大类之中又有小类，以此划分为不同界域和不同层次。2.“能”是“功能”之简称，“凡有所施者，谓之有功能”⑩，“功能”即一物对他物的影响或作用。3.事物是“性”、“能”的统一体。“能”是一事物之“形性”对另一事物之“形性”的作用或影响，“能”依“性”有，“能”由“性”发，“性”内“能”外，“性”是“能”的内在根据，“能”是“性”的外在实现，二者是一种“体用”关系。“性”与“能”都有质与量的维度，质的方面有种类之差异，量的方面有发展程度之不同。
“形性”、“功能”构成价值范畴的基本内涵，“物质发展不已，新形式创造不已，乃有价值差别”(11)。不同事物具有某一或某些相同性质，因而可以在某一或某些方面进行比较，能够兼有他物之性质而又有他物所不具有的性质者，其价值为高，反之亦然。“至”或“人”是“一本多级”的最高级，同时也有最大价值，“由物而有生，由生而得人，人之高贵在性之卓异，不在量之巨大”(12)。人类既有与无生命物、其他生物的同质性，又有独特的异质性，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统一；人类既有与无生命物、其他生物的同源性，又有卓越的至上性，是同源性与至上性的统一：一方面，人类与自然、宇宙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人类价值之卓越即在于发挥其内在的优异特性以主动创造、自觉协调宇宙中的各种价值关系，“调整自然，参赞化育，改造自然与人性，以达到理想境界”(13)。这两方面的统一规定着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角色，否认人类与无生命物、其他生物的同质性、同源性，人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价值的根源；而否认人类的创造性和至上性，则会否认人为价值的特殊性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卓越地位。前者会导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是机械的还原式思维。
“一本多级”的“本至论”以“至”或“人”为界，把宇宙演化划分为自发和自觉两个阶段。与此相应，“形性-功能”说既肯定价值是宇宙演化的客观结果，又强调人类实践活动在人为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这就把客观价值划分为自然价值(“物”、“生”层次的价值)和人为价值(属人价值)两个基本领域，二者既有间断性也有连续性。人类实践活动表现为“人”(主体)之“形性”与“物”(客体)之“形性”的相互作用，人为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施加在自然价值之上而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是人类自由劳动和自然价值的共同产物，这种新创造并没有否定自然价值的继续存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进行，哲学界逐渐兴起价值论热潮。张岱年一方面再次率先开启了中国古典价值论研究的新领域，并强调价值观的创新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继续探讨了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总起来看，在三四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两个时期，张岱年的价值界说既有内在的统一性又有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都坚持从事物的内在性质来界定价值；另一方面，以前期的“价值”范畴为基础，后期的思考重心转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二、“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外价值论
张岱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论述了儒家“内在品值论”、墨家“功用品值论”、道家“绝对品值论”，他的内外价值论受到康德、穆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也继承了中国古典价值哲学的精髓。
“形性-功能”的价值定义是理解“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依据，“形性”之“优异的特性”即内在价值，“形性”之间的关系即外在价值，事物的价值要同时从内、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功能”以“形性”为依据、为载体，反映的是事物(“形性”)之间的关系，“一物之有无外在品值，在于其与有内在品值之物之关系”(14)，因而“外在价值”不能离开“内在价值”而独立存在，二者是“两个不同的层次”(15)。
事物本身的“优异的特性”(16)就是内在价值。张岱年以渊源于“一本多级”的“实”(“实有”、“实际”、“实在”)、“生”(“生命”、“生活”)、“知”(“知识”)为“究竟价值”，认为事物存在的本然状态“一方面为兼而和，一方面为别而乖”(17)，而“美为实之圆满，善为生之圆满，真为觉之圆满”，只有“实、生、知”中“兼而和”的方面才是内在价值：1.美即“实之和者”或“实之圆满”，“众多分子共同存在之圆满方式为美……圆满者，丰多而和谐”(18)。张岱年解释《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云：“充实即富有而和谐”，自然美如“清风明月，秀山丽水，是形色之丰而和。禽鸟之婉声，溪林之佳音，是声音之丰而和”，人为美如“人之美术，亦莫不以求兼备而和谐为要务”(19)。冯契认为“许多未经加工的自然物虽然本来无所谓价值”，但可以被用作劳动资料(如矿产)、文化素材(如自然景色)，或由“人的移情作用”而具有价值(20)；而对张岱年来说，自然本身即有美的价值，人化了的自然美也应以自然本身的美为基础。2.“知合于实谓之真”，“知之通为真”(21)。判断真知的形式标准是已知真知之间相互贯通、彼此相容，判断真知的根本标准是人类实践活动，“如一贯地符合于一切经验实践，则为真”(22)。3.作为“生之圆满”的“善”是“生”之“和”，亦即“自遂其生，亦遂人之生，兼遂人我之生”(23)，这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有着渊源关系。张岱年把“善”表述为“理生合一”，“理生一致，即一方重生，注重生命力之发挥、生活之扩展；一方更重理，注重生命之和洽与调谐”(24)。总之，善是人之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圆满，是“生命”之和与“生活”之和的统一。张岱年认为“凡达到美善真之途径或方法，谓之外在品值，亦曰工具品值”(25)。“外在价值”总是与“内在价值”(“目的性的价值”)相对而言，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真善美是内在价值，而“利”或“用”是实现内在价值的手段，这既意味着物质利益是达到真善美的具体途径，真善美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而独立存在；又强调了真善美高于物质利益，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
我们可以把张岱年的内外价值论概括为：1.事物具有“形性”(“形性”之“兼和”)和“功能”，同时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2.既要肯定内外价值不可相离，又要坚持内在价值的优先性。内在价值是外在价值的根据，外在价值是内在价值的表现，二者是根枝、源流的关系，不应把外在价值看作人类所追求的根本目的。3.事物的内在价值是多样的、多层次的，因而事物的外在价值也是多样的、多层次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事物存在范围的复杂性意味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4.事物的外在价值不仅是对人而言，非人的事物之间也有广泛多样的“利”、“用”关系，并由此而形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非人世界的价值是自发的；属人世界的价值是在自然价值基础上的自觉创造，应在尊重、发展事物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来开发、利用其外在价值。5.从主体角度来说，人之内在价值就是人的“优异的特性”，人之外在价值表现为人之“形性”对他人或他物之“形性”的作用；在“人”(主体)与“物”(客体)关系中，“物”之“形性”相对于“人”之“形性”表现为外在价值，或者说“物”之内在价值在主客体关系中就表现为外在价值，但客体本身的内在价值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要重视事物的内在价值，也要重视其外在价值的多样性与发展性；从人类的整体利益、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社会内部的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出发是看待事物外在价值的四个层次。对价值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到深、由偏到全、由单一到繁复的发展过程，在价值问题上应有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要超越以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为实质的人类中心主义，自觉追求群己、天人之间的广大和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杜汝楫发表《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为标志，国内学界兴起了价值论的研究热潮。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体”关系说之初期形态是“从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出发理解价值”(26)，这种“需要-满足”公式有几个特点：1.价值仅仅出于人类的创造，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价值；2.即使自然事物有价值，这种价值也只能由人来赋予：或者是因为进入人类的劳动生产过程，作为“资源”被人类所加工利用；或者是由于人类的“移情”作用而偶然具有了审美价值。但不论如何，自然物都只能具有为人所用的工具价值；3.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价值也是人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的满足。这一时期，张岱年在肯定价值论研究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提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索”(27)，核心之一就是如何界定价值和内在价值。学界一般都注意到张岱年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价值论的开拓性贡献，但却往往忽视他从剖析需要的评价、人的价值、物的价值等问题入手所开创的价值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张岱年对价值与需要的关系进行了缜密解析，指出以“需要的满足”来界定价值虽有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但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学说。他率先探讨了“需要的评价问题”，指出需要本身也有高下之分，对需要的衡量不能以需要自身为标准，这就揭示出“需要-满足”公式的内在逻辑矛盾，必须超越“需要-满足”公式而探索价值之更本质、更一般的内涵，从而预示了价值哲学发展的一种新向度。
针对一些学者主张从“需要-满足”来界说“人的价值”，如“价值就是主体就客体的属性对主体的效用的评价”(28)，“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同客体的人的一种关系，即客体的人对于主体的人的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29)的观点，张岱年提出“人类的价值”、“自我价值”都不能由“需要-满足”而得到完整说明，“人类的价值”应该是人类自身的“特异性质和能力”，“个人的价值”既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即个人能在一定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或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外在价值)，也包括“个人的自我价值”或独立人格(内在价值)，即“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在于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于具有独立的意志与崇高的道德实践”(30)。因而，“需要-满足”或“主体-客体”关系所回答的“个人的自我价值”实际上还是一种外在价值，并没有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价值问题。按照张岱年的观点，人(人类、个人)的“特异性质和能力”应该从“形性-功能”来理解，“形”即人的形体，“性”即人的本性和其他属性，“能”即人的各种能力，人的“性”和“能”都是发展中的多层统一体，既有先天遗传的因素，更是后天生活实践的结晶；既有自然性的方面，更有社会性的内容。在包括“生物”在内的“物的价值”问题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物的价值是物为人的存在”(31)，“自然物如离开人，它的属性本身就无所谓价值”(32)，张岱年则认为：“生的价值，即生命的价值，也不在于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在于具有较无生物更高级的属性。……生命的价值在于具有优异的特性。”“人本身、生命本身，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功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33)“生命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既不能仅以人的利益为标准来判定非人的存在物之有无价值，也不能把物的价值理解为仅仅是为人而存在的外在价值。也就是说，无生命的存在物与生物既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又有对其他物类和人类的外在价值；人类与个人都有内在价值，个人的外在价值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人类的外在价值表现为对其他物类、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宇宙的影响，这既可能是发挥人之优异特性而主动创造、自觉协调宇宙中的各种价值关系，也可能是把其他物类只看作满足人类利益的外在价值而肆意掠取、野蛮破坏。
从张岱年的后期思想来看，他从反思当时的价值学说起步，在主体需要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框架内解析了三个问题：“主体需要的满足”、“需要的评价”与“需要的主体的评价”，并特别强调了后者即“主体本身的价值”问题。他论证了人(人类、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都不能仅仅用“需要的满足”来说明，而应该从“特异性质和能力”的维度来说明，这就揭示了“需要-满足”说和主客体关系说的理论缺陷。在此基础上，张岱年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界说：表层的是“需要-满足”，深层的是“内在的优异特性”；前者是外在价值，后者是内在价值。任何事物都是内外价值的统一，事物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其内在性质，外在价值则还与外在环境直接相关。这种思路超越了“需要-满足”说与“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范式，从认识论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在“一本多级”的“本至论”论的理论框架内重新界定价值的一般内涵。
90年代初期以来，何祚榕最早注意到张岱年评价“需要-满足”说的重要意义(34)，其他一些学者也对“需要”、“需要-满足”的价值界说乃至主客体关系模式进行了反思，并逐渐聚焦于人(主体)与物的内在价值等问题，如袁贵仁探讨了“需要的性质和‘价值质’”、“需要的数量和‘价值量’”、“需要的饱和点和‘价值度’”、“需要的种类和‘价值态’”(35)等问题，赵守运等指出“‘满足主体需要即价值’与‘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不易划清界限”(36)，赖金良提出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无论如何也跳不出效用价值论的窠臼的”，其中“人的价值”实际上是手段性或工具性价值，“差别仅仅在于，就‘人的社会价值’而言，人是用以满足社会需要或他人需要的手段或工具，而就‘人的自我价值’而言，人则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或工具”(37)，卢风、刘湘溶等指出“这样的价值概念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它是以人类具有而非人类的存在物不具有的特性为判别准则的，更不用说它没有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普遍性”(38)。在这种思潮中，张岱年“形性-功能”说及以此为依据的“价值两层次”说的优点在于：首先，从宇宙论上界说价值，有力地论证了事物都是内外价值的统一体，提供了从无生命存在物到生物、到人类、到个人价值的一般价值模式，虽然没有把“主体”扩大到一般事物，但也足以充分说明价值存在的普遍性；其次，克服了价值论上的机械论，既论证了内外价值的辩证关系，又把内外价值视为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因而渗透着辩证法的精神；第三，说明了价值的平等性与层次性的关系。
以人的价值而言，人类价值和个人价值都是多层一体，都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最基本的层次。在自然属性(包括生命)的层次上，人类与其他物类之间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但人类还有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智慧、审美等社会属性，人的价值“取决于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39)，根源于生活实践的社会属性规定着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类的内在价值，人类由此而居于宇宙价值的最高层次。个人价值方面，在自然属性上，人与人之间在存在与生命的层次上都是平等的，但此外还有“形体”及其他自然属性方面的差异；社会属性上，人与人在理性、道德、审美等方面是平等的，但也有发展程度(量)的不同；在“功能”即外在价值(社会贡献)方面，人与人之间也有量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彻底消除社会制度层面的不平等之后，人与人之间还会有某种“合理”的不平等，也就是基于内在“形性”(内在价值)与外在“功能”(外在价值)发展上的不平衡。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层次性既有先天的成因，更有在后天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差异。同时也要看到，“形性-功能”说与主客体关系模式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实践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二者是相成互补的关系。张岱年对“需要-满足”关系说的解析与扬弃，表明他试图把主客体关系说放置在一个更普遍、更一般的宇宙论的理论框架内，以其宇宙论和一般价值论来涵容、吸纳主客体关系说。“形性-功能”说以“一本多级”的“本至论”为依据，在赋予价值以本体论地位的同时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维度”(40)，在区别价值与“善”的前提下把价值由“至”的属人领域扩展到“本”的非人领域并坚持了其理论的统一性，在基本理论框架上具有逻辑的自洽性，能够较好地说明一般价值的问题；其缺点是尚缺乏翔实的理论说明与严密的逻辑论证，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主客体关系说的优长。
张岱年价值哲学提供了对天人关系的新论证，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有着重要启示，可以为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以“力之崇拜”为重要特征，而商品经济的一个内在倾向就是诱导人们追求事物的外在价值；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为主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欧美)中心论、我国长期以来把生产力界定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观念，都体现着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严重偏倾。这种价值观仅仅从人类利益(尤其是某些国家、集团、个人的利益)出发来看待事物的价值，仅仅看到事物的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仅仅看到事物的某种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外在价值的多样性和发展性。在这种价值观的导引下，人类一方面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和庞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却导致越来越严峻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分裂。与此相对照，张岱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论证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既重视作为功用价值的“利”、“用”或物质利益，更强调要超越功用价值而注重事物的内在价值，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更可贵的是，他意识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固然应该始终保持一种真诚的谦虚态度、人类对一般生命之内在价值的重视也有助于合理解决当会的生态问题，但仅仅在“生命”或“自然价值”的层面上并不能彻底解决天人问题，他指出，“人类从原始的纯朴状态过渡到知识发达的文明时代，本来是自然而然的，要求摈弃文明，重返纯朴，倒是违反自然的”(41)，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及其协调，不是仅仅实现哲学的“荒野转向”或“环境转向”就可以解决的，更不能走上否弃人类文明的歧路；人与其他物类之间没有绝对的平等，而只有具体层次、一定条件下的相对平等。他主张在天人关系和群己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来解决天人问题，认为“克服自然(克物戡天)，变革社会，改善人生，是一事。或：改进生产力，变革社会制度，人生之圆满，是一事”(42)，改造自然与改善社会是人类实践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类自身的价值关系和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也是紧密相联的，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实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43)，这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总之，宇宙是一本而多级的，人与万物是多层而一体的，“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整体与其中最优秀的部分的关系”(44)。人在宇宙之中并非是“统治者”的地位和“占有”的角色，人之崇高乃是由于其能够追求最大的“兼和”，“赞化育”、“参天地”而促进人与自然的最大和谐，这是“人为万物之灵长”的真正涵义；人类的角色乃在于其是宇宙中各种价值的调谐者，是最大价值的促进者和创造者，而决非一“类”之独尊。这种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的新理念有助于克服人类对待自然界的偏颇态度和短视行为。
三、小结
张岱年“形性-功能”的价值范畴既肯定价值产生于宇宙演化的客观过程中，又强调人类实践活动在“人造物”和人之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既汲取了辩证唯物论的精髓而不着痕迹，又凝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而具有民族风格。他的价值哲学蕴涵了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为人类建立更高水平的“天人合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有益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价值哲学可谓开现代生态伦理学之先河，表现了高度的理论超前性和预见性。
张岱年价值哲学为世界价值哲学乃至生态哲学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本土化理论资源，这有助于我们从价值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注释：
①王玉樑：《当代中国价值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②方克立：《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学术探索》2005年第3期。
③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④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5页。
⑤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⑥王中江：《自然秩序与人间共同体生活理想——张岱年先生的“天人”会通思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⑦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⑧中国哲学史上也有“性”、“能”并举，如成玄英云：“虽则治民，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称适。”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2页。
⑨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⑩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1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2页。
(1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9页。
(13)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0页。
(14)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1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16)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1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18)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3、383页。
(19)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20)冯契：《冯契文集》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90页。
(2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2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9页。
(23)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24)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
(2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26)王玉樑：《当代中国价值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2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28)韩震：《略论人的价值的涵义和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29)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5页。
(30)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33页。
(31)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36页。
(32)冯契：《冯契文集》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33)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34)何祚榕：《什么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
(35)袁贵仁：《关于价值与需要关系的再思考》，《人文杂志》1991年第2期。
(36)赵守运、邵希梅：《必须重新界定哲学的“价值”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37)赖金良：《人道价值的概念及其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38)卢风、刘湘溶主编：《现代发展观与环境伦理学》，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39)李德顺：《价值论》(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40)孙道进：《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困境——一个反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4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4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7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44)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