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言耸听论文,命题论文,危机论文,男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由两位青少年教育专家撰写的“‘男孩危机’：一个亟须关注的教育现象”（《光明日报》2008年12月9日）被广泛复制和传播，各地报刊和网站为此引起热议，与此同时，《拯救男孩》（孙云晓等，2010）的畅销书在热卖。一时间，“‘男孩危机’正向大学蔓延”、“中国男孩大衰退”、“男孩已处于‘全面落后状态’”、“男孩女性化日趋严重”、“应试教育是男孩危机最为凶猛的杀手”、“父教缺失造就‘娘娘腔’”等报道和文章连续发表。
专家所得出“中国0至18岁的男孩正面临着学业、体质、心理、社会适应力等各种危机”等研究结果，是他们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晶，孙云晓研究员也是我所尊敬的在该领域业绩卓著的权威学者，更何况，学界的不同见解见仁见智。但中国男孩陷入“全面衰退、危机”、需要被“拯救”的最新成果使不少家长疑信参半甚至引起很大的焦虑，一些专家以“教育公平”为由提出降低男孩入学标准以及班干部选拔和中小学教师招聘应限制女性等对策更令人担忧。笔者觉得有必要对一些被过度渲染的事实加以澄清，并对某些所谓的“阴盛阳衰”现象背后的原因谈些个人的看法。
高考状元女生多是“男孩学业危机”的主要指示器？
“全国高考状元中的女生比例持续上升，甚至通常是男生‘优势领域’的理科状元也逐渐被女生占领”以及“女生获得奖学金的比重超过男生”，被一些传媒反复强调为专家所认定的男孩学业危机的主要测量指标。其实，这只是反映了部分考试成绩突出女生的学业成就，即使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女生学习成绩优于男生，也未必表明女性在教育领域已占据优势地位，“阴盛阳衰”的所谓“性别倒挂”已威胁到男孩的生存。
不可否认，近20年来，高等院校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从1988年的三分之一上升到2008年的近50%，应该说性别平等在高校入学率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假如我们的招生工作彻底贯彻男女平等原则的话，女大学生比例或许会更高。根据笔者的调查，许多女生考分高的专业（文科为主），都给予男生降低入学标准的优惠待遇，即在120%（最高为140%）投档范围内的男生，即使分数较低也可优先录取。一些学校认为女生比例在50%以上就达到了性别平等（但实际上该专业的女生考分高于男生的占60%-90%）；或借口女性死读书、创造性思维差、后劲不足、毕业分配难；甚至以学生宿舍中厕所等设置无法让更多的女生入住等各种理由限制或少招女生。许多学校在某些女生考分高的专业，通常在20%-40%的自主选择中“惠男抑女”，这已是圈内人众所周知的“合乎情理”的潜规则，也是未被公众所监督的教育不公正的客观事实。但在某些专业尤其是所谓的高端专业，即使男生考分较高或录取率达70%-90%，也很少有学者或学校认为对女生不公平，并提议或采取将男生比例限制在50%的做法。也就是说，男高女低、男强女弱依然被社会所普遍认同为常态、合理和公正的，反之则是非常态、不合理和不公正而需要纠正的。
然而，尽管女生入学率上升较快，但分类统计还表明，教育层次越高，女生的比例越低。2008年女生在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生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1.9%、48.2%、48.2%和34.7%，①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女性在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率作为评估性别平等的主要指标，并认为“50%的比例”反映了良好的性别平等。笔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9年6月更新的数据做了统计，在有相关资料的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女性在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例超过50%的有104个（达70.3%），其中超过60%以上的就有27个，最高的达84.6%。②也就是说，女生学业成绩优秀、升学率高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即使在20年前，包括菲律宾、蒙古、古巴、科威特、阿根廷、牙买加等34个国家高等教育学生中的女性比例就已过半。而在中国不仅在高校，即使在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女生的比例也都只占47%左右。也就是说，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女孩的总体教育机会仍少于男孩，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假如以女生成绩优秀、入学率升高来印证教育领域的“男孩日趋衰退”，那么，许多国家在20年前、大多数国家在目前都将盛行“女孩威胁论”，目前更有70%的国家要惊呼“男生节节败退”了！而中国女生在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总数中的比例均未达50%，那“男孩的全线性危机”岂不杞人忧天、言过其实？!
应试教育是“男孩危机”最凶猛的杀手？
将男孩的学业成绩已被女孩追上或超越归咎于“应试教育”尤其是以考试成绩来决定升学的方式无疑是打错了板子。这首先是因为近年来无论是高考、中考还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期中、期末考试，越来越偏重于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仅靠死记硬背已难以获得高分。而随着试题中素质教育含量的日趋提高，女生的成绩未见下降却日渐上升，这只能说明，当今的女孩并非只是擅长死记硬背，她们同时还是素质教育的受益者。中国科学院的王极盛教授通过对四百多位高考状元的研究，否定了高考状元＝高分低能的偏颇评价，认为高考状元并非聪明绝顶、每次考试都得第一，他们大多是普通工人的孩子，成为状元既具有偶然性如临场发挥好，也有外因如家庭教育和学校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他们也不是读书机器，而大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文化和心理等综合素质都较高。现在不少人一提到高考状元或女生学业成绩好，就把女孩与“读书机器”、“死记硬背”相等同，似乎应试教育的制度设计专为女孩开绿灯，女孩是应试教育的宠儿而男孩则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最大牺牲品”；女孩自信、自强的提升，她们长期刻苦、勤奋学习的精神以及考试时的沉稳和细心，则极少被提及，这对于女孩来讲在有实失公平。
实际上，女生进入高校比例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生育国策全面推行的延伸。独生子女的日渐普及，使女孩的价值有所提升，家长对男女孩抱有同样的期望；在抚养、教育方面提供同等的资源和支持；女孩和男孩一样承载着继嗣、养老、带给父母欢乐和成就感、实现父母未竟愿望和激励父母自身成长的功效；家庭中的重男轻女减弱，女孩的自尊、自信随着自我价值和责任、压力的提升而不断强化，力争学业成功成为她们及其家庭的主要奋斗目标。
此外，尽管体力在职场的优势弱化，信息社会也给人力资本雄厚者（包括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本能地排斥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女性，尤其是一些私营的、中小企业及乡镇企业无论在招聘、录用、下岗、解雇，还是在培训、晋升、福利待遇，或在女职工的特殊保护等方面，更多地做出不利于女性的制度安排。报章中屡见不鲜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招工或签订劳动合同时附带限制结婚、生育等歧视性条件，甚至拒招、限招女性，或在女职工怀孕、生育后以各种借口将其调离高薪岗位，或迫使其离岗、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甚至辞退等侵权行为（更为普遍、隐性的侵犯女职工劳动、经济和生育权的事件未被质疑、申请仲裁或公开披露），使不少女性清醒地意识到获得成功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她们对学习更刻苦、勤奋，考试时也更细心、谨慎，升入高校比例的速增是她们靠自己的实力所获取的应有回报，而不是社会给予她们的恩赐。
更何况，尽管以考试成绩作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主要依据具有诸多弊端，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依然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至今无可替代的做法，也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入学标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未能有更公平、有效、可行的方法之前，高考、中考及各种考试仍将是评估学业成绩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测试方法。唯一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改变的是考试内容更有效地评估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靠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概率，而不是因为女生成绩优秀而全盘否定她们的勤奋和努力，并由此全面否定近年来素质教育的进展和考试方式改进的探索。
不可否定的是，学生技能和身体素质下降确实是应试教育的负面后果之一，加上青少年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出行更多地使用电梯、交通工具，以及生活方式的电器化，家长对独生子女安全和受累的过度担忧，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但综观《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组编，2007）800多页的研究结果，似未发现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等所承担的这个全国权威性的调研报告得出所谓“男孩体质下降已成为举国性的危机”和“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和未来竞争力”等结论。因为研究结果除了表明学生（女生同样如此）的视力、肺活量、跑步、跳远、引体向上、仰卧起坐等体育成绩下降外，营养不良、贫血、龋齿、寄生虫感染等常见病均显著减少，表明学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而不是恶化；即使是生理技能和素质下降的指标，也未出现男生的显著劣势，而更多地凸显出城乡差异，其中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男孩“超重+肥胖”的检出率更高，女孩“营养不良+低体重”的较多。而这个性别差异或许更多地与部分男女孩生活方式的不同有关，比如男孩在饮食方面更多地不加节制或更多地沉溺于网络，女孩更多地盲目节食，或部分家长对女孩的营养不够重视（尤其在农村）。
至于专家和传媒所列举或强调的在各种成长热线、咨询机构、网瘾戒除机构中，需要帮助的男孩多于女孩，男孩沉溺于网络、患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等心理疾病的远高于女孩，以及在工读学校、未成年犯管教所中的男孩远多于女孩，他们更易卷入暴力和犯罪等现象，即使具有较稳定的性别倾向，也未必表明男孩的心理和社会适应“面临重重危机”。而且，把这些都归因于应试教育扼杀了“男孩爱冒险、爱挑战、爱争吵、爱跑动”等天性和特长也缺乏充分的依据。正如不少研究报告了青少年中具有焦虑、抑郁症状以及自杀意念和行为的女性更多，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女孩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不良的结论。况且，青少年的不良适应与应试教育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难道女孩是受到应试教育的恩惠、发挥了所谓的“死记硬背的特长”，继而减少了网瘾、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和暴力行为？！
“父亲榜样缺失”导致“男孩阳衰”？
“男孩危机”的另一杀手被认定为男子汉榜样的缺失，包括父亲参与教育的不足以及男教师比重的下降。“男教缺失论”的基本逻辑为：母亲都会本能地溺爱孩子、过度保护孩子，而“溺爱”是勇敢、坚强、独立、果断、宽容、大度、负责、有爱心等男子气质形成的天敌，使培养男子汉的理想成为泡影。父亲和男教师在男孩成长过程中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如在成长过程中缺少正确的男性榜样，将会给男孩“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在“女人圈”长大的男孩将“终身‘缺钙’”，以至“中性化”、“女孩化”和“边缘化”。
笔者曾做过父职参与的专题研究，中国父亲在子女教养和关怀陪伴方面确实做得还很不够，我也非常赞同并期待父亲有更多的参与和作为，这不仅对男孩而且对女孩的全面发展，不仅对孩子而且对夫妻关系的和谐融洽，乃至对父亲自身的体验及成长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上述贬损女性的教养方法、夸大男性主导作用以及父教对男孩气质起绝对作用的推断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首先，尽管早期的性别角色理论侧重于研究父亲与儿子的男子气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发现两者具有稳定的相关性。史蒂文斯等通过对6420个核心家庭和14000个无父单亲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父亲缺失家庭和双亲家庭中的男孩与女孩并无显著差异，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也能得到发展(Stevens et al.,2002:47-60)。原因之一可能是儿童生活中的其他男性，如朋友、亲戚，甚至电视或书中的男性形象提供了榜样；或许是儿童期同伴的影响要大于父母。尤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父母外出工作的时间和双重负荷递增，使得不少儿童接受幼托机构和大众媒体教育的时间比与父母共处的时间还多，加上电视、电脑等传媒以其生动形象的视觉效果、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和新奇、刺激的感官体验，日益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主体，对孩子性别角色形成的实际影响已不亚于父母。也就是说，父亲未必是儿童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性别角色榜样或社会化的引导者，青少年也并非生活在所谓的“女人圈”。不少研究还发现，尽管简单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父亲缺失的男孩与双亲家庭存在显著差异，但如果控制了家长的教养态度、方式以及亲子关系后，这个差异就不再显著。也就是说，家长的教养理念、特征以及良好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即和谐的、支持型的家庭生态环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家庭生态系统论比性别角色论更具解释力的原因。此外，笔者近30年来所做的以及其他学者有关亲子关系的定量研究都显示，中青年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沟通、关怀陪伴方面，无论在主动与孩子谈话或聊天、鼓励／表扬孩子的行为或点滴进步、在孩子心情不好／遇到挫折时的安慰／引导／陪伴，或给孩子讲故事，与孩子一起做游戏／参加各种活动，还是在为孩子生日购买礼物，给予孩子拥抱与身体接触等，都比以往的父亲有更积极的关注和投入表现。因此，如果父教缺少致使“阳衰”男孩递增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父亲关怀陪伴的增加，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也应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啊！至于溺爱型教养方法无论在父亲还是母亲都只占少数，不少研究表明溺爱型教养方法未呈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显示母亲反而更少地溺爱孩子。
其次，国外的“父亲缺失(Father Absence)”的概念并非我们一些专家所认为的，是因为父亲工作压力大而参与子女教育少，而是指因父母分居、离婚或父亲死亡等形成的单亲家庭子女缺少父教、父爱的现象。包括一些专家反复引用的所谓“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犯”来自父亲缺失家庭，实际上是无父单亲家庭（其中监护人为未婚母亲的占相当比例），而并非父亲参与教养少的家庭。也就是说，父亲缺失／缺席的严重后果主要是欧美国家针对离婚率上升、单亲母亲增多，尤其是一些未婚爸爸逃避抚养责任，而缺乏资源的少女妈妈又难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成长条件，以至孩子在认知、情感发展、心理适应、学校表现和攻击控制等方面逊于双亲家庭。大多数研究显示，父亲缺失的不良影响，不是因为孩子缺乏性别角色榜样，而是由于父亲的多重作用（经济的、社会的和情感的）没有实现，或者没有恰当地被实现。但另一方面，父亲还通过他们所传递的行为、态度、信息等来间接地影响自己的孩子(Lamb & Tamis-Lemonda,2003:3-4)。总之，我们似未见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或以母亲为主的抚养教育方式会导致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
再次，要求男孩具备阳刚气、女孩要有温柔心是因循刻板的性别角色意识，强调男孩更需要运动、实践和体验，而女孩更需要文学、阅读和审美也缺乏依据。在夫为妻纲、男主女从的传统社会，劳动分工和性别秩序分明，男性是家庭的顶梁柱，其职责是提供经济赡养和保护家人安全，女性则主要承担相夫教子、侍奉公婆的家内事务。因此，勇敢、刚强、独立、坚毅等品性为男子所必备，女性则被要求温良、贤淑和柔顺。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向社会，和男子一样在公共领域拼搏、奋进，男子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抚育，并被证明他们同样具有抚育性和关怀天性。加上信息社会、和平时代对强悍、勇猛气质的期待弱化，纤弱、柔顺也不再是社会所青睐的女性特质。青春选秀中的所谓“‘超女’男性化、‘超男’女性化”现象，为一些作家、学者所诟病，但众多青少年如此狂热地推崇这些“中性偶像”，是否也反映了传统性别文化的多元转型？或者说，“阴柔男孩”和“阳刚女孩”的反串形象并未被年轻人解读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甚至是所谓的“性倒错？!而现实生活中男女有别的刻板定型的角色特质和权力结构，借助广告、影视、报刊等传媒暗喻或明示的特定文化符号，以及父母等周围人的性别分工和互动模式惯习，沿袭并固化着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的性别等级秩序。那些“男孩软弱／说话细声细气”、“女孩强势／言行泼辣”之类的感叹和忧心，反映了一些学者和公众至今仍将男性视作具有睿智、自信、独立、刚毅等品性且学业优秀、职场主角并驰骋世界的强势群体。而性感、文弱、依赖、柔顺被视作具有女性特质的常态，反之则是“缺乏女人味”、“中性化”。况且，专家提出的拯救男孩、造就新时代男子汉所要培育的责任、智商、体商、情商和逆商（孙云晓等，2010:175），不同样是培育女孩所必需吗？责任、智慧、体能、情商和韧性难道不同样是女孩的特质吗？!
至于“教师队伍中的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被认为是“男孩不男”的原因之一也缺乏实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权威资料表明，2008年仅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小学教师中的女性过半，分别为98.1%、72.5%和56.4%，普通初中和职业学校的女教师分别只占48.2%和42.4%，普通高中和高校更只有46.1%和45.6%的女教师，③总计全国专任教师队伍中的女性为53，3%，④并非为传媒所渲染的“远高于男性”甚至所谓的“由女教师独霸”。其实，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小学教师中女性较多，并不说明女性在教育战线具有优势地位，恰恰表明女性的就业劣势，因为职业层次和经济待遇较高的大专院校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岗位，依然为男性所趋之若鹜并长期占领；而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小学教师的工作既烦琐、辛劳，职业声望和待遇又低，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男性自然少有问津，而并非是女性“霸”着教师职位扼杀男孩的天性和优势，使“男孩不男”、“劣势更劣”。
“因性施教”、“限招女性”是“拯救男孩”的妙方？
对于中国男孩是否衰退和面临危机虽存在一些议论，但专家开出的“拯救男孩”药方则被广泛复制、流传并少有不同声音。“男女有别，因性施教”是一个在迅速传播并获得普遍认同的灵丹妙药。其主要依据除了前述的分别对男女孩进行阳刚和阴柔角色规范的教育外，还在于：(1)男孩更多地依赖动作、空间机械刺激，更容易接受图表、图像和运动物体的刺激，更倾向于以运动、实验操作、使用计算机、参与体验的方式学习，和女孩一起接受教师单调的语言刺激更易厌烦、分心、瞌睡或坐立不安；(2)男孩更愿意寻求刺激、更爱冒险、更喜欢竞争、更爱挑战、争吵、更爱跑动，不能和女孩一样坐得端端正正，把手背在后面听几小时课；(3)男孩的身心发育落后于女孩，和女孩一起上课在口语、读写、计算能力和自制力方面处于劣势。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男女分班、因性施教方式（比如体育课让女生跳舞、男生打篮球），以发挥男孩的天性和特长。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清“男女有别”的先赋性和后致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理决定论”者曾试图以两性生理结构上的先天差异也就是男性的“生理优越性” （比如智商、主动性、理性高于女性），来证明男性的攻击性、竞争性和统治性具有生理依据，以及男权制的合理性。但随着解剖学、脑科学和社会性别学说等的进展，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和政治辩论，“生理决定论”已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在西方理论界已成为主流。“社会建构论”以医学科学的最新成果证明两性间遗传学上的生理差异虽存在但很细微，而且，男女的许多差异并不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且各种器官的可塑性很强。男女孩的大多数差异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习、模仿，尤其是被传统的性别规范所建构和塑就的。比如，父母让男孩玩爬树、冲锋枪、坦克、赛车游戏，他们的竞争性、冒险性和攻击性被鼓励和培育。而女孩的布娃娃、毛绒小宠物和过家家玩具则都潜移默化地形塑着她们的温情、抚育、关怀的家庭角色和品性。其次，我们还应将“双性化”和“中性化”相区别。心理学意义的双性化特质并不是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中性化”的同义语，而是指同时兼具男性和女性气质长处和优势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格／心理特征。几乎所有的研究均表明，具有双性化特质的男女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自我评价等方面都优于单性化者（Cheng,2005:645-674; Shimonaka,Y.et al.,1997:389-400; Shifren,K.et al.,2003:75-88;Hirokawa,K.et al.,2002:102-111；李立娥，2007:224-228；马锦华，2001:87-89；李少梅，1998:148-152；王中会，2009:64-68；张赫，2008:245-247；赵文进，2008:83-85）。双性化是一种顺应时代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性的心理特质，也是信息化、多元化时代性别角色发展趋势。因此，双性化教育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新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2004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提出教育权利的意义以及在该领域性别平等的四条标准，更给人们对儿童实施“双性化教育”以理论和实践上的有力指导。台湾地区在颁布的《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健康与体育领域暂行课程纲要（草案）》中，对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明确要求：“学习双性化（刚柔并济）的性别角色，并应用于家庭、学校与职场”。内地一些学者却极力倡导所谓的“因性施教”和单性化的“男子气”培育，显然与世界发展潮流相悖。难道女孩就应该接受教师单调的语言刺激，不需要以运动、实验操作、使用计算机、参与体验的方式进行学习，就不能打篮球？
至于“男孩的入学标准应降低20-30分”和“班干部选拔应限制女生比例”等“拯救男孩”的政策提议，实际上早已成为许多学校（甚至在公务员招聘中也不乏如此）只做不说、见怪不怪的潜规则，尽管这对于女孩来说既不合理、合法也不公正、公平。而一些中小学、幼儿园在招聘时限招女教师而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男教师的做法，不仅涉嫌就业歧视，而且也难以达到提升男教师比例的预期目标。或许只有全面提高中小学、幼教系统的教师待遇和地位，并建立起科学的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并对学生实施双性化教育，才能在提升男女教师积极性的同时，提升男女学生全面、综合素质和能力，逐步实现男女孩的真正平等。
总而言之，“中国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而忽略了她们同样是应试教育和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尤其在我们这个重男轻女的国度，大量农村女孩因家庭贫困或无继嗣、养老价值而被迫辍学，不能获得与男孩一样的升学机会，有的在吃、穿、用等方面的待遇都不如男孩，小小年纪还要帮助父母照顾弟妹、料理家务，女孩在越高层次教育中的落后和毕业后在择业和就业上普遍受性别歧视的现状更需要引起关注和改善。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畸高，更表明女孩在娘胎孕育中或出生后就被大量的扼杀，她们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比如女孩受性侵犯的恶性事件时有报道）受到更多地威胁、摧残，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毋庸置疑。而“男孩更脆弱”、“男孩处于劣势”、“男教师偏少让男孩变得‘娘娘腔’”、“男孩全线性落后”等结论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而对现实具有误导趋向，把女孩在学业上的长足进步视作应试教育的负面后果，更是对女孩勤奋、细心和自我努力的否定。况且在进入社会以后，女孩的逆境还是要多得多，同样能力和水平男性的发展机会远高于女性，女性或许需要优于男孩若干倍才可能获得类似或平等的地位。
最后，笔者建议各位在阅读《拯救男孩》一书时，务必拜读由著名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为该书所写得非常精辟、到位的导读序言。本人也将以他的导言作为结束语：
其实，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罢，都是大自然神奇的产物，都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生命。男孩子有男孩子的优势，女孩子有女孩子的强项。从差异心理学的角度看，男孩子与女孩子的差异，远远小于男孩子与男孩子、女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差异。因为几千年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惟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等观念的影响，现在更加需要为女孩子的成长和社会地位呼吁，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女孩子的所有优势，在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几乎‘丧失殆尽’。用人单位或者明显或者含糊，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其中，除了对于女性需要经历生育、哺乳等事情外，往往体现出男性价值观支配下社会对于女孩子的总体认识与评价。所以，我说，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www.moe.edu.cn/。
②参见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dyb/dyb2.htm。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www.moe.edu.cn/。
④根据该统计数据的有关资料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