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史学论文,近代论文,观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4)03-0054-11
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震荡整合期。在这一时期，新旧文化斗争激烈， 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古今中外文化由此丛集交汇一时，中国文化呈现出一派色彩斑斓、 纷纭变幻、陵替化合的大气象。在这古今中外文化交汇期中，“举凡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的大的方面，以及教育、文艺、学术等文化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充斥了各种外 来的和再造的新名词、新概念”(注：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 对话的图景》(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大量出现的近代新 名词提供了众多的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尤其是系统的现代自然和人文社 会科学的学科术语的形成与传播，乃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突出现象，它极大地扩 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从而为构 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的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维基础”(注 ：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第327页。)。作 为中国历史学主要时间术语的“中世”、“近世”、“近代”，就是当时“大量出现的 近代新名词”和“众多的新的‘概念工具’”中的一组。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清末民国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 ，史家的史观发生了变化，史学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此 ，学者多有论述。不过，学界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新的历史学主要时间名词如“近 世”、“近代”及以之为基础确立的新的历史时间划分法缺乏专门研究。我们知道，时 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的第一要素，运用特定的时间概念对历史进行分期往往是 历史书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这些概念和相关的历史时间划分法的运用，又能够 直观地反映出历史书写者(不管他们是个体的或是群体的)的史观、史识；与新的时间概 念、术语相伴的往往是新的史学话语的形成，史学形式和内容的革新。因此，研究清末 民国时期新出现的史学时间概念、术语，探讨基于其上的新的历史时间划分法及其史学 影响，是我们研究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笔者发现，中国古典时间名词“ 近代”和“近世”就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因为“跨语际”沟通的需要获得了新义而成为了 新词。(注：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中，以词的来源为标准将明末以来汉语外来词分为七类： A.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B.现代汉语中的中—日—欧外来词；C.现 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D.回归汉语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 ”词语；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F.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G.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按照这样的分类，笔者认为，“近世”和“近代”都属于D 类“回归汉语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因此，笔者 将从考察古典“近世”、“近代”词义的演化入手，来论述与此演化相伴生的新的历史 时间划分法，以及新义“近世”、“近代”、新的历史时间分期法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带 来的影响。
一、“近代”、“近世”的词义探源
清末以前，“近代”、“近世”很早就成为中国史家和学者叙述历史的重要用语。笔 者所知最早使用“近代”一词的古典文献是《战国策》(注：《战国策》卷17，楚四， 《客说春申君》云：“近代所见，李锐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最 早使用“近世”一词的古典文献是《荀子》(注：《荀子·非相》云：“凡说之难，… …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不过，“近代”、“近世”在先秦文 献中很少使用，秦汉以后才多了起来。(注：二十四史中涉及“近代”的有246篇，302 次。其中，《史记》、《汉书》、《辽史》中没有用到“近代”，《旧唐书》使用的频 率最高，涉及“近代”的有56篇，71次。学者解史也常常用到“近代”——颜师古注疏 《史记》、《汉书》、《后汉书》时多次用到近代。《贞观政要》、《洛阳伽蓝记》、 《史通》、《文史通义》中也多次用到“近代”。这些情况表明，至少晋代以后“近代 ”已经成为史家和学者叙述和解释历史的重要用语。涉及“近世”的有185篇，209次。 其中，《陈书》和《周书》未使用，《宋史》使用的频率最高，涉及“近世”的有60篇 ，66次。中国的四大名著中一次都没有用到“近代”和“近世”，说明即使在明清时期 ，“近代”和“近世”还没有成为民间用语；“近代”和“近世”在中国古代是学者和 史家等知识者的用语，且基本上局限在史学领域。)
笔者检索《二十四史》、《贞观政要》、《洛阳伽蓝记》、《史通》、《文史通义》 等文献发现，“近代”、“近世”在句子中的基本情况有如下几种：
(1)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或与副词一起，在句子中作主语或时间状语，表示叙述涉及 的某个时间段或从某时开始：“近代……”、“近世……”、“近代/近世以(已)来… …”、“自近代已来……”。
(2)在介词或动词后用做补语，表示发生的时间或终止的时间：“……于近代/近世” ；“动词 + 近代/近世”(相当于“……于近代/近世”，这种情况很少见)(注：如：《 宋书》卷5，《文帝纪》：“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
(3)构成偏正词组的定项，在句子中作定语，表示所属的时间或指示某朝代：“近代/ 近世……者”、“近代/近世之……”和“近代之……者”；“近代/近世 + 普通名词 ”(如：“小官”、“事”、“成例”、“丧乱”、“故事”、“诸儒”等)；“近代 + 专有名词”(如：“谱牒”、“儒家”、“历算之学”，这种情况很少)。
不过，“近代”、“近世”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在词组或句子中，它在文献中始终显 示出一种属性，即任何时候都是时间名词。作为时间名词的“近代”、“近世”，它们 的古典义是什么呢?先秦文献中作为时间名词的“代”的本义是指朝代。(注：如：《论 语·八佾》：“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因此，“近代”的古典义应是距今不远的某朝代。“世” 在先秦文献中的名词意义有多种：三十年为一世；父子相继为一世；世代；后嗣世系、 家世；世世代代；朝代；时代；人世；世界。故“近世”的古典义应是近时代、近世代 、近朝代。
再从文献中具体的话语背景中寻求“近代”、“近世”的词义，笔者发现“近代”、 “近世”均有以下三种词义：
(1)指距今不远的某具体朝代，与“近世”相比，“近代”更多情况下是指此义，特别 是“近代 + 朝代名”、“近代 + 帝号或人名、国名”时，这种含义最为明了。
(2)距本朝代(不包括本朝代)不远的一个时代、世代，特别是以“近代/近世……”、 “近代/近世以(已)来……”、“自近代已来……”句式出现时。
(3)指本朝代内一个不远的时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近时期”、“近时代”、“ 现代”、“当代”。“近世”很多情况下是用此义，“近代”则较少用此义。
由于“近代”和“近世”均有以上三义，故而“近代”与“近世”常常可以替换。不 过总的看来，“近代”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指本朝代内一个不远的时代，“近世”则在 很多情况下指本朝代内一个不远的时代，甚至可以是人、事、物“尚在耳目”的时候( 注：如：《汉书》卷97下，《外戚传·孝成许皇后》云：“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者耳 目，唯将军察焉!”《三国志》卷57，《吴书·虞翻传》云：“……皆近世之事，尚在 耳目”。)。另外，“近代”一词比“近世”不论从词义还是字面上看，更具“朝代” 底色，这个区别将影响到“近代”、“近世”二词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命运。
二、清末民国时期国外史学的传入与古典“近代”、“近世”词义的演变
在新史学兴起之前，由于传入中国的西书和日籍较少，流布于国内的汉译西书、日籍 不仅数量少且不成系统。加上西方史学的内容大多裹挟于社会学和哲学之中，混在其中 的历史分期术语不系统。这样，中国学界对西方史学的历史分期术语不可能有太多的注 意。
作为系统的历史分期术语的“近代”、“近世”最初是在清末民国时期从日本传入中 国，并分别大约于“五四”前、后为中国史学界广泛接受的。
自19世纪末开始，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开办，中国赴日及赴欧美留学人数的不断增 长，也随着中国学人和有识之士对翻译和出版事业的重视，大量的日人和欧美史学译、 著被介、译到国内。据统计，“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 ……在1880至1940年期间，约有2204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 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至1889年，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只占 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但自1902至1904年却达到了60.2%” 。(注：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0 页。)可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头40年的大半个世纪里，日本译著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在20世纪初年，而从学科门类言，这些译著又以历史学的影响最大。随着新的 知识和理论的输入，日本和欧美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输入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中，以源于日本的最多。“中文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 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文 ，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注：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0页。)。
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大量译介西书，到19世纪末的时候，不仅日译西书的数量可 观，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日著西书，这些西书还成为了日本学校的普通教本。流亡日本 的梁启超接触了系统的日译西史与日著史书后，在1899年《新民丛报》上分门别类、有 选择地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中学教本，历史就是其中的一大门类。梁启超也因此成为了 向国内系统介绍国外史学的第一人。梁启超在介绍有关书籍的内容时，还很注意介绍各 个书的书写体例，其中就涉及到历史时间分类法(注：见梁启超：《东籍月旦·历史》 ，《饮冰室合集之四》。)。这样，“近世”一词不再是以零散、笼统的形象出现在书 名中或文著内容中，而是以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被介绍了过来，它所传递给国内学 人的学术信息与以往就有了不同。其后，随着中译日文历史教材和汉文日著历史教材在 中国国内的使用和流布(注：《支那通史》就是日本人那珂通世用汉文写的史书，且不 止一次在中国重版。)，随着归国留日学生、流亡日本的中国政客、学者对历史书籍的 进一步译介，新义“近世”一词便在中国学界立下足来。
日本的传统史学深受中国的影响，“近世”和“近代”自然也是其传统的史学时间名 词。日本学者在译介西方史学著作时，以“近世”或“近代”对译欧洲历史分期中的“ modern”或“modern time”和“modern age”(一般指十五世纪之下半叶以后的历史时 段或15-18世纪西欧的专制王权时代)，而日本史学界运用“近世”和“近代”对本国史 进行分期时，则一般以德川幕府和1853年开国前的江户幕府为“近世”，以开国后江户 幕府(幕末)至昭和前期即从1853-1945年为“近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学 人主要是通过译介日本人的史学译、著来接受国外史学的影响的。从中国的史家和知识 界的系统译介、著述的情况来看，对于“近世”和“近代”这两个词，当时的中国史学 界更乐于接受的是“近世”而不是“近代”。梁启超1899年在《东籍月旦·历史》中系 统地介绍日本史学译著，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分期和对比中 、西历史的异同时，一次都没有使用“近代”，全部使用“近世”。1902年，他在《新 史学》一书中介绍世界历史与人种的关系时，仅仅使用“近代史”一词一次。而19世纪 末20世纪初年中国国内流通的史书书名中和辛亥革命前十年报刊中出现的基本上是“近 世”，而绝少“近代”。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应该是由于中国的译介者更倾向于用 “近世”而不是“近代”来作为历史分期术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倡导“新史学”，呼唤“史学革命”，批 评中国的传统史学。梁启超说，“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 ，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 饮冰室合集之六》。)，“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 而已”(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之九》。)，“中国二十 四史，以一朝为一史……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注：梁启 超：《中国史叙论·时代之区分》，《饮冰室合集之六》。)，反对以朝代为时间单位 书写历史。1902年章太炎向梁启超阐述自己编写通史的设想时说，“今日作史，若专为 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注：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 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力图屏弃以帝王 为中心的史学书法。许之衡在批评传统史学的以王朝断代分期法时说，“断代一例尤为 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之二十四朝之家谱 ，又岂过欤。故今后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 考民族变迁之迹焉。”(注：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第285页。)在这样的史学话语背景之下，以王朝兴衰为内容、以朝代为分期和书写单位 的作法一概被列为史学批判的对象，“代”成为历史分期中的忌讳“字眼”。在使用关 键术语和概念进行历史分期时避免出现“代”这样的字眼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所以， “近世”比“近代”更易为史界和知识界所接受。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的史界和知识界开始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近代”了 。不但有的学者在文章中频频地清一色地使用“近代”一词(注：如：傅斯年1928年在 《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多次使用“近代”一词：“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 是很近才发达的。……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 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有若干概念比19世 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古代的故事且少论，论近代：……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 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足便是不朽的遗训。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 样近代的一个遗训，……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 ……”(见于沛主编《20世纪中华西书经典文库·历史学》史学理论卷，兰州大学出版 社2000年版，第72-76页)；常燕生1926年在《东西文化问题质疑胡适之先生》一文中频 繁地使用“近代”一词：“胡先生此文仍是维持一向的态度，替近代物质文明辩护…… 其中说西洋近代文明绝非物质的……故先生又屡使用‘近代文明’字样来大体西方的文 明。……至于近代的文明，其不能以欧洲限之……科学和物质文明并不是近代的特产… …东方的近代……西方的近代……近代人的能力高……而近代人也无乐天知足的懒惰念 头。”1935年他又在《我对中国本位文化就是问题的简单意见》一文中提到“第三是赶 快完成近代国家的有机组织。日本人骂我们是‘未具备近代国家组织形态’的民族，这 句话是我们应该反省的。我们的确还不配成为一个近代国家……这种蠕虫式的社会组织 是经不住近代国家有机体的一击的……应该乘法利用近代科学的发明，建设机械化和电 气化的工业社会……必须依照我所指出的一条大路，赶快积极完成近代国家化的意识和 组织……”(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 -490页)；陈定闳1946年在《历史与社会学之因缘》一文中多次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家、文明社会、历史社会学、历史这些学科术语前使用“近代”作定项(见蒋 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90- 998页)。)(即使他们当中有的曾经乐于使用“近世”来论述历史分期(注：傅斯年就是 一个典型。1918年，他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不仅介绍了西洋历史“上世” 、“中世”、“近世”的分期法，批评了中国学者照搬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法，还以“ 上世”、“中世”、“近世”三分法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见《傅孟真 先生集》，台湾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4-61页。)留学欧洲归国后，傅斯年又在著述 中频频使用“近代”一词。))，而且很多学者在同一意义层面上既用“近世”、也用“ 近代”(朱谦之、李大钊、张荫麟、齐思和等人)。到了20世纪的40年代，虽然学者们在 进行历史分期时还常常使用“近世”，但是以中国近代为断代史内容的著作大多以“近 代史”为名，较少人以“近世史”为名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八十年来史 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所提供的断代史近代部分的史学 书目就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趋势。)。“近代”与“近世”两词的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命运 在民国末期就这样改变了。“近代”与“近世”的史学命运发生转变的原因何在呢?
原因之一：20世纪的20年代，西学输入中国的路径发生了逆转。20世纪20年代以前， “留日学生的确在当时的中国占有显著的地位”(注：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 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西学主要由日本传入中国， “20世纪20年代，英美留学生取得了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后，才出现了所谓‘镀金派’— —英美留学生的地位压倒了‘渡银派’——日本留学生的分别。最后‘镀金派’压倒了 ‘渡银派’，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骄子，而另一批来自西洋的新‘思想资源’与‘概念工 具’，也随着涌至，开启了思想史中的另一页”(注：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 与学术的系谱》，第164页。)，于是西学主要从欧美传入中国。与此相应，“20世纪初 期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 ，主要译介日本学者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则主要是直接译介欧美学者的著作”(注：于沛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20世纪20年代离梁 启超等人倡导新史学已经有相当一段实践了，不以朝代断代的史学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近代”一词在中国学人心中已经褪去了“朝代”的底色，在这样的心境之下，“近 代”就可能成为“镀金派”对译“modern”/“modern time”和“modern age”的首选 了。
原因之二：受苏联史学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社会各界以深深的震撼，马克思 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苏联 史学的影响，“普遍接受了苏联史学分期法，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 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十月革命以后称为‘现代’”(注：罗荣 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
原因之三：受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的影响。论战者在争 论中经常将“现代化”等同于“近代化”，从而大大地增加了“近代”一词的使用频率 ，强化了“近代”一词对学界的影响。
“近代”取得对译“modern”或“modern time”和“modern age”的优势地位，充分 说明它也在中国学界站稳了脚跟。
由于“近世”是在中国史学界对传统史学以朝代为断代和书写单位的批评之声中，作 为系统的历史分期法的组成部分传入中国的，故它在传入之时间就被剔除了原有的浓厚 朝代底色。而古典“近代”后来取“近世”的优势地位而代之，自然也褪去了“朝代”这一底色。因此，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一方面，古典义“近代”、“近世”越来越少地为人使用(注：旧体史书《清史稿》仍旧使用古典义“近代”，新派史家、新体史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是很少使用古典义“近代”的。)，另一方面，古典“近代”，“近世”的三义中的前两义逐渐地归为这样一个基本义——“距今不远的时代”；三义中的第三义虽然从字面上看，“近时期”、“近时代”、“现代”、“当代”之义没有改变，但是也褪去了朝代底色。文化人在使用“近代”或“近世”时，虽然也是取“近时期”、“近时代”、“现代”、“当代”之义，但是已经没有朝代指向了。褪去了朝代底色，是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演变中最初的也是最为根本的变化。
当“近代”、“近世”对译“modern”时，它们就变成了形容词，与某些副词组合时 衍生出新的意义，如句子“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有若干概念比19世纪的大 名家还近代些”、“亭林、百诗这样对方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中，“近代” 与副词“些”、“最”组合后，词义为“先进的”、“进步的”、“时新的”。
“近代”和“近世”作为形容词时，它们的词义较古典义“近代”和“近世”增添了 新的基本内涵，这就是——“近代性”。这一点仅从“近代”和“近世”的名词组合形 式和话语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当我们翻阅清末民国时期国人评论时势、评说史学、争鸣 学术的文章时，就会发现：“‘近代’/‘近世’ + 名词”的名词组合形式较二十四史 中的名词组合形式有了很大的不同：
(1)“近代”/“近世”后不续王朝的朝代名、帝名，反映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 时间观念的转换——古典时间观念开始转变为近代性时间观念。
(2)出现了“近代”/“近世”后续于中外国名、区域名，显示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 术界开始具有了较清末以前近代学术界更为明晰的近代性的空间观念，中国学术界空间 观念得到更新。
(3)“近代”/“近世”后续专有名词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明社会、历史社会 学、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科学、文明、思想、国家、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教育、经济组织、社会、工业社会、工业国家、工 业文明、都市(化)、人道、公民、立宪、思潮、交通、学术、知识、机械主义，等等。 这些后续名词最能反映出“近代”和“近世”的时代特点和基本内涵——“近代性”了 ，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才出现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
正因为“近代”和“近世”既有一个泛化的基本义——“距今不远的时代”，又具备 了“近代性”这一基本内涵，所以，新义“近代”和“近世”在作为“价值尺度”的同 时，它们作为“时间尺度”比古典义“近代”和“近世”更为精确、具体，更符合清末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需要。
三、“近代”、“近世”词义演变的史学意义
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史学系统地传入中国后，古典的“近代”、“近世”获得了近代新 义。古典“近代”、“近世”词义的演变给近代中国史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前面说到，在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是作为系统的历史分期术语传入中国 的。古典“近代”和“近世”词义演化和国外历史时间分期法的引入是同时进行的，是 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古典“近代”和“近世”词义演化势必冲击中国传统的历 史时间分期法，给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也有自己的时间分期法，如：《韩非子·五蠹》中有“上古之世”、“ 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的分期；《商君书·开塞》中有“上世”、 “中世”、“下世”的分期。并且，它们都是采用了断“世”的方法，即依据被认定的 “世”——社会的特质进行看起来较系统的分期的。但是，它们所断之“世”都没有确 切的时间断限，故这样的分期虽然看起来较系统，实质上仍然笼统。
中国传统的史学专著如二十四史中也有“上古”、“中古”、“近古”/“近代”/“ 近世”之类的时间分期，然而，基本上不是以前后相续的系列分期的形式，而是以分开 的、零散的形式出现的，故二十四史中的时间分期法是不系统的。同时，各分期之间也 没有确切的时间断限，分期也因而失之笼统。就拿二十四史中的“近代”和“近世”的 时间断限来说吧：当我们把“近代”和“近世”的三种词义与具体的各朝代、史家和学 者联系起来时，就会发现：不仅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近代”/“近世”——不同的朝 代的“近代”/“近世”有时可能是指向的同一时间段，但更多的时候则不是；平行王 朝的“近代”/“近世”所指示的时间段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就是同一朝代不同 的史家和学者心中的“近代”/“近世”所指示的时间段也有出入，甚至同一史家、学 者在不同的时候所指示的时间段也不相同。
造成“近代”和“近世”时间断限不定、传统史学时间分期笼统的原因，除了时间流 变使得不同时代的人们心中的“近代”和“近世”会不同这个原因之外，根本的原因是 ：传统史学的时间断限单位为“朝代”，时间段的划分自然以“朝代”为伸缩，而伸缩 时又只有时间下限——今朝，没有确切的上限，伸缩的起点是今朝而不是今朝之前或今 朝之内的某个具体的时间，并且今朝实际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流逝的时间会改变它。 这样，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就象拉一根极有弹性的、怎么拉也拉不断的橡皮条，这根橡 皮条一头被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一头任人拉。结果，被拉出来的“近代”和“近世” 是极具收缩性、不确定性的，“近代”和“近世”与其他时间段之间就不可能有相对确 定的时间分界。
不过，笼统的时间分期法并不妨碍传统史家成功地书写历史。以朝代为书写单位的传 统史学在书写历史时重视各朝代的具体纪年，史家在进行历史分期时以朝代为单位，是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此一来，“上古、中古、近古/近代/近世”之类的时间分期法只 是传统史家书写历史的一个补充方法而已。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史家、学者史观和史识的变化，史家书写的重心由 传统的帝王将相、王朝更迭转变为大众和社会发展，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因不适应新 的时势下史学书写的需要，也由原来的断朝代转变为断世代，许之衡所谓写史“必不当 断代，而不嫌断世”的分期主张，就是时势变化呼唤新的历史时间分期法的真切反映。 同时，史家、学者的“世界”观也更为符合实际，传统的宗藩夷夏、中国为中为上的“ 世界”观和世界秩序，为中国、东洋、泰西等共同组成世界且泰西为上、东洋次之、中 国再次之的“世界”观和世界秩序所取代。顺应世界潮流，寻求中外史学对话，成为晚 清以来的中国进步史家与学者的学术理念，引入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史学分期法成为中 国近代史学发展和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系统地引介和应用国外历史时间分期法(注：20世纪初期，西方史学界仍然流行“古 、中、近”三分法。克罗齐曾经在20世纪初年论述历史分期时说：“我们近代欧洲人把 历史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就是说的典型的西方史学历史时间分期法(见克罗齐 著，傅任敢由英译本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页)。鲁 滨逊的《新史学》一书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该书就是按“ 古代、中古、近世/近代”的分期论述西方历史的。也有的西方史家从“近代”中划出 “现代”(梁启超译介为“最近世”)，从而形成“古、中、近，现”四分法。二战前， “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默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 ”、“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中古”、“中古”及“近代”三段)(李瑞华：《20 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方面，梁启超和 夏曾佑等人是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
1899年，梁启超在系统地介绍日本史学译著时，十分注意西方和日本史学界的历史时 间分期法。如：他在介绍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时说：“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 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校教科用，条理颇整。凡分全史为四期：第一上古期，汉族 膨胀时代；第二中古期，汉族优势时代；第三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第四近时期， 欧人东渐时代。繁简得宜，论断有识。”在介绍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的世界通史 《万国史纲》时说：“元良、家永之书，凡分三编；上古编三章，曰古代东洋，曰希腊 ，曰罗马；中古编二章，曰黑暗时代，曰复兴时代；近世编二章，曰宗教改革时代，曰 政治革命时代。每章分政治史、宗教史、工艺技术史、文学哲学科学史、社会史等门。 诚简要赅备之作也。”在介绍世界断代史时，又引介说：“泰西史家，率分全史为上古 、中古、近世、最近世四时代”，“所谓最近世界即十九世纪也”。(注：梁启超：《 东籍月旦·历史》，《饮冰室合集之四》。)梁启超1902年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 学说》一文中又介绍说；“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 近世史者，大率十五世纪之下半(西历以耶稣生后一百年为一世纪)以至今日也。”(注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 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梁启超不仅介绍国外有关世界史和中 国史的分期，将国外新的章节体史书体例也引介了来，还注意将新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应用于中国史研究。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绪论》中，一面批评二十四史以朝代为 分期单位，一面介绍说“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紧 接着依照这样的历史时间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期：“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 之一统，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是为亚洲之中 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注：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时代之区分》，《饮冰室合集之六》)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分期未必 精当，但这样的历史分期在中国史学史上却是开创性的，中国史第一次有了系统明晰的 历史分期法。
夏曾佑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于1902-1904年间撰写《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名《 中国古代史》)。(注：贾东海、郭友卿：《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316页。)该书“于开端几节，述种族，论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节的编制，大体与 《支那通史》一书相近”。(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 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6页。)夏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近古”三大期明确地划定各期的时间断限，“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 ；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5页。)，并以章节体的形式书写通史在当时的中国尚属开创之举 。
不过，夏氏借中国传统史家的“上古”、“中古”、“近古”分期术语书写形式，以 “近古”代替新义“近世”或“近代”来划分中国通史的作法在中国史学界似乎并未得 到广泛的响应。20世纪初年，国粹派领袖人物刘师培在《中国历史大略》中“分中国历 史为四期：上古时代：三皇五帝至周；中古时代：秦至唐；近古时代：梁至明；近世时 代：清。”(注：转引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1页。)1920年，吕思勉撰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 国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该书将秦至南宋灭亡的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近古”三期，以元至清代中期为“近世”，以西力东渐到辛亥革命为 “最近世”，即将元至辛亥革命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注：转引自胡逢 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1922年，学者谷凤池撰文说，“中国史每分作四期：由太古至秦，为上古期；由秦 至元代，为中古期；由五代至明，为近古期；由明至今，为近世期”(注：谷凤池：《 历史研究法的管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 出版社1991年版，第688页。)。而“每分作”的遣词用语，又说明这种分期法在20世纪 的20年代初已经为中国史学界所普遍接受。1935年，学者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一书中 将通史“以时代区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注：李则纲：《史学通论》， 刘泽华主编《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则表明他是接受了典型的西方史学三分法。显然，以上诸种历史时间分期法都是以“近 世”为近代史的分期术语。
20世纪20年代中期，梁启超在论述政治史的做法时，开始强调史识对历史时间分期的 重要性，进一步论述历史时间分期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他说：“第三步就要研究时代。 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 一姓兴亡亦划分时代。”(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政治专史及其做法》 ，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有的史家还将历史时间分期法与历史书写的整体性结合起来考虑。20世纪30年代，周谷 城就开始批评中国史学界套用西方史学三分法、四分法书写中国历史的弊病说，“分朝 叙述的并非，近来似有若干更改，如所谓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之采用是也。 其实这也只是形式上的更改，真正着重之点仍在朝代。如上古则以秦朝始皇以前为段落 ，中古则以清朝顺治以前为段落，近世则以辛亥革命以前为段落。……现在治史的人， 虽认朝代为不甚重要了，然为旧习所拘，叙述的对象仍限于朝代之内，仍未由朝代之内 移到朝与朝之间。换言之，着重点仍是静止而不是活动”(注：周谷城：《历史完形论 》，于沛主编《20世纪中华西书经典文库·历史学》(史学理论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 00年版，第143页。)。周谷城的批评不仅反映出他对历史时间分期法的重视，还反映出 “古、中、近”三分法和“古、中、近、现”四分法研究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 界十分流行的历史时间分期法了。
以上情形说明，20世纪初年以后，中国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史家更愿意接受新义“近世 ”或“近代”作为划分通史中近代史的分期术语，仅就历史时间分期而言，中国史学在 近代化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而梁启超、周谷城对历史时间分期法的重视和重估，则 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2、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包括新义“近世”、“近代”在内的系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不仅在通史研究领域内得 到广泛使用，还逐渐在专门史、边缘史领域内推广开来。
20世纪初年，国粹派倡导“史学大同”。1907年，在国学保存会公布的《国粹学堂学 科预算表》中，史学之外的社会学实际上也被归入广义史学的范围，其突出表现为在社 会学下分“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注：转引自华中师范大 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 513页。)虽然社会学是硬被国粹派拉入历史学的范围的，但是他们将“古、中、近”式 的历史分期应用于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作法，本身既显示出学者们企图沟通历史学与 社会学的学术努力，又显示出中国通史的时间分期法由史学领域的核心向边缘扩散的态 势。而扩散的结果是促进了中国史学中的专门史和边缘史的发展。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一书中介绍世界历史与人种的关系时，就采用了“古代 、中世、近代/近世”的断代法。(注：《梁启超史学著作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252-259页。)稍后，梁启超在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时，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史进行 了明确的分期。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就以《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 今日)》(刊出时间为1904年)为题，论述近代学术思想的。(注：参见梁启超撰、朱维铮 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正文部分第1页脚注。)
1918年，胡适也将“古、中、近”式的历史分期应用于他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在《中 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古代哲学 自老子至韩非子 ，为古代哲学 (二)中世哲学 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 (三)近世哲学……(注：胡 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古哲学史》上册，第12页。 )，并称“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姜义 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古哲学史》上册，第13页。)。胡适还谈到：“中国哲学在 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 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 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 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 今……”(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古哲学史 》上册，第11页。)象这样明确地对中国哲学进行历史分期，并将中国哲学放在世界哲 学史的范围内对中国近代哲学作明晰的源流探析的，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哲学 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顾颉刚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中国第一本有系统的哲学史 ”(注：顾颉刚撰、王睛佳导读《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正文部 分第83页。)。采用系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应该是该书成为“有系统的哲学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前提。此外，胡适还在1943年所写的《中国思想史纲要》中也以“古、中、 近”的形式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明确的分期，其中“近世”就是从10世纪大规模的刊印 书籍时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姜义华主 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古哲学史》上册，第513页。)
梁启超和胡适在不同的时候将通史的历史时间分期法应用于各自的专门史和边缘史研 究，体现了他们运用新义“近代”和“近世”进行历史分期的学术自觉。他们的学术努 力基本上属于开创性的。毫无疑问，他们的学术努力促进了并进一步促进着中国学术史 、思想史、哲学史等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
然而，在民国时期的史学领域里，最能显示“近代”和“近世”词义演变给通史以外 的史学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近代意义上的近代史专著的大量出现。笔者仅据《八 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 0-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收录专门史中的中国近代史书目，和顾 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成书于1945年)(注：顾颉刚撰、王晴佳导读《当代中国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下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的第一章第一节 《近代史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中提供的著者名单，两相对照统计出，从20世纪的30年 代开始至40年代为止(即1930—1949年)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近代史的专著就不下35部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所谓的近代史无一不是以王朝兴衰更迭为基本内容，传统近代史 惯以以朝代名入书名，二十四史无不如此。传统近代史著作没有一部是以“近代(史)” 或“近世(史)”入书名的。而上计的这些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直接以“近代(史)”或“ 近世(史)”入书名的就不下15部。诚然，书写近代史不一定要以“近代(史)”或“近世 (史)”入书名，但是，是否以“近代(史)”或“近世(史)”入书名确实直观地显示了新 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不同来。更为重要的是，上计的这些中国近代史，在划定近代史的时 间范围内，无一不是从新义“近代”和“近世”的基本内涵——“近代性”着手的。顾 颉刚在1945年评述那时“当代中国”的“近代史的撰述”时说：“所谓近代史，现代史 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 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 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 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欧洲产生 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 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注：顾颉刚撰、王晴佳导读《当代中国史学》，第79页。) ，“在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之下，所产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注：顾颉刚撰、王晴佳导 读《当代中国史学》，第80页。)。顾颉刚的评述表明：尽管当时的著者对近代史在的 “近代”内涵把握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与传统史家把握近代史的方法已经判然有别 了。民国时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史家对新义“近代”和“近世”的群体性接受并 应用到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当中，说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已经确立起新式断代体史 学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是“围绕在中华民族能否走 出落后的‘中古’状况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 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注：蒋廷黻撰、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导读部分第44页。)的，这一全新的历史主题不仅反映 了“作者的识见和眼力”(注：蒋廷黻撰、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导读部分第44 页。)，反映出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开始走向成熟，还反映出对新义“近代”和“近世” 对中国近代史学和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深刻影响。很难想象，没有清末以后“近代”和“ 近世”词义的翻新，民国时期乃至我们今天的学者和史家会把近代化(现代化)问题作为 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主题。
清末民国时期，大量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因译介的需要而出现，就书写形式而言 ，其中有一部分是古已有之的，“近代”和“近世”就是其中的两个。这部分新词的新 不在于形而在于义，也就是古词获得了新义。正因为其新不在于形而在于义，所以，人 们不免识其形，而不觉其义是已经过翻新了的，对这些新义古词的学术影响难免漠视。 好在有的学者已经对这种类型的新词进行了较好的收集，如：旅美学者刘禾收集这类新 词335个。(注：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 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04-430页。)不过，“近代”和“近世”未能荣列其中。 有的学者对其中的部分新词的学术影响作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如：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和《晚清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两篇文章中，对新义古词“国民”、“社会”等的探析。(注：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49-196页。)又如：冯天瑜教授的近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仅收集了更多的这类新词，还对其中的若干词汇(如“革命”、“封建”、“经济”、 “共和”、“形而上学”等)及其学术影响作了精到的论述。笔者望贤者之风尘，不揣 浅陋，探析古词“近代”和“近世”词义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演化及其史学意义，以期有 补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不当之处，尚乞方家指教。
收稿日期：2003-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