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西斯主义论文,源流论文,日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日本之所以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厚的思想文化作为其基础，包括日本的岛国文化、政治文化、青年文化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定位。本文试图从文化视角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思想源流作初略的探讨。
一、岛国文化特点及其文化扩张冲动
日本是一个岛国，孤悬海外，与长期居于中心文明地位的中国和印度保持着一段似近实远的空间距离。因此，近代以前的日本虽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过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的律令典章与文化，并形成了“和魂汉才”的文化特色，但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仍属于落后的周边文化性质，它与中国、印度的文化相比处于较低形态，是两个较高文化形态之间的“洼地”。日本远离大陆也有好处，就是能够免遭外来侵略，偏安一方，这既铸就了日本民族心理的自信，又潜伏着日本民族文化的自大狂倾向。因此，明治维新成功后，尽管日本在亚洲处于资本主义领先位置，但由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市场狭窄，资本的扩张冲动难以满足，最终选择了侵略他国的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于是，从文化上论证和发掘日本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合理性成为当务之急。复古思潮迅速长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日本至上主义迅速抬头，文化上的扩张冲动显现出来，并成为引导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心理文化因素。
二、政治文化的三个重要取向
一是“神国”意识和天皇中心论。江户末期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的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证明日本是“神国”的依据。本居宣长宣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1 〕佐藤信渊也说：“皇大御国（注：指日本）系最早形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2〕据此， 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世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3〕实际上， 天皇体制在日本由来已久。在漫长的历史中，藩阀割据，天皇的政治地位衰微，只是到了近代，天皇的地位才似逆水而上达到权力的顶峰。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专制政体，使天皇成为集立法、军事、外交、财政大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这反映了明治后的日本虽然罩上了资本主义的外衣，却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并且，日本的现人神崇拜深入人心，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具有“天皇教”性质。毫无疑问，天皇体制在促使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是日本的国体“优越”论。照明治时期的说法，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世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4 〕这一国体优越在哪里呢？照复古思想家看法，其“优越”在于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即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因而，天皇崇拜和天皇体制既是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又是日本宪法的基本精神。事实上，日本在政治制度上从未实行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却建成了以天皇为顶点的官僚军事机构，无论是自由民权运动，制定宪法，还是开设议会，创建内阁制政体，都丝毫没有改变其本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天皇制国家的军国主义本性进一步膨胀。因此，尽管日本在20世纪初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但出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扩大殖民地的需要，日本在国际上却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并在镇压国内民众运动和压制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方面，暴露出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三是大日本主义。基于日本是“神国”和国体“优越”论的认识，复古思想家们声称，“日本之人优于万国”〔5〕，“以此神州雄威， 征讨蠢尔蛮夷，并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6〕。 需知当时的日本并不十分强大，此类言语无异于痴人说梦。在所谓的国粹保存运动中，三宅雪岭、陆羯南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主张以君主立宪政体和保守主义来保持日本的“国民的特性”，并以此贡献于世界文明的发展〔7〕，宣扬日本至上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是一种超国家主义， 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非理智的狂热崇拜，而对他国民族和文化视如粪土垃圾。甲午战争后，日本视中国为“野蛮”之邦，甚至蔑称中国人为“带猪尾巴的家伙”（指清人之长辫）。在大日本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批评，如1931年石桥湛山在《大日本主义的狂想》中指出，“以侵略扩张为内容的大日本主义，既无价值，也行不通，时代不同了，被侵略的中国和朝鲜人民已发起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些运动，决不是警察、军人的干涉和压迫所能解决的”〔8〕。但总的来说， 明治到“二战”结束是大日本主义的全盛时期。
日本政治文化的上述三个取向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重要文化源流。
三、青年文化的崛起及其政治化取向
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文化开始崛起，青年文化在同主流文化的抗争中逐渐显示出其独立性，表现出叛逆性特征。在日本，青年文化的突出表现是它的政治化倾向。一方面，自1868年天皇成为日本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开始，政府就不遗余力地向国民灌输天皇是创造日本国的神的子孙，是日本唯一的正统统治者，应当无限尊崇、绝对服从等思想观念。《教育敕语》颁行后，立即成为各类学校乃至日本人精神生活的最高典章，绝对不允许对此进行任何评价和批评。这种教育获得了很大成功，在日本青年一代的心中刻下了无条件服从天皇并在战争中为之尽忠孝而无尚光荣的思想，从战争中日本军人的剖腹自杀及以机毁人亡方式攻击对方目标就足以证明日本政治教育的成功，表现了日本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日本青年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特别是在伦敦裁军会议上，日本的伸张意图受到挫折，青年军人中积存了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加上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中，日本青年产生了自己是“救世主”的幻想，政治理想主义高涨。但在以忠孝为道德根本的日本，青年狂热的政治热情很快被法西斯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具有嫡长子继承制和武士道传统的国家，明治时期颁布的民法并没有予以彻底废除，这就导致了大批日本浪人的产生。武士道强调忠诚和武勇，武士要对主君绝对忠诚，以死尽忠，从而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国际上，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分子相继得手，给予了一直蠢蠢欲动的日本青年军人和军国主义者很大鼓舞。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拉帮结派，宣扬“神武建国之精神”，鼓吹用“天皇大权”来“改造”国家，建立军事独裁专制政体，并通过战争打破既成的国际秩序，由日本来统治亚洲，进而“执世界之牛耳”。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大纲》和大川周明的《日本人及日本人之道》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影响很大。20、30年代，以青年为骨干的数十个法西斯组织和政党相继成立。1926年，军内“皇道派”法西斯分子发动“二·二六”事变，枪杀多位重臣，试图建立军人独裁政府，暴乱者兵败受刑，但以“统制派”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从此确立了统治地位。1932年，陆海军法西斯分子制造“五·一五”事件，刺杀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数位政界、财界要人，“政党内阁”寿终正寝。此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1937年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发动珍珠港事件，挑起太平洋战争。在这一系列的事变中，日本青年充当了先锋，是基本力量，对法西斯军国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表现了这一时期日本青年文化的盲目性、狂热性和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反叛性。
四、外来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选择定位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很大。明治20、30年代，当时一些主要的西方文化思潮都传到了日本，并激发了诸如自由民权运动那样壮阔的社会运动。但几经选择，当政者把日本的思想文化基调定位在德国国家学说与传统的儒学道德的结合上。据此，凡是英美系统的思想，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说等皆遭排异。而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则浸透了日本的上层建筑。这一时期，原来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部分启蒙思想家也抛弃原有的观点，滑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念中。比如，加藤弘之在1882年著《人权新说》，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自己早年所持的“天赋人权”说，宣称“优胜劣败是真理”。福泽谕吉也在明治十四年作《时事小言》，鼓吹“内安外竞”，宣扬对外侵略。1885年更抛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鼓吹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加速走向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之所以在外来文化中定位于德国文化，一是两国都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传统和军事黩武特点，二是两国都属于后起的赶超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有着很强的相似吸引性。
日本法西斯思想家们从斯宾塞、尼采等人的理论中找到了所需的理论依据。从明治十（1877）年到明治三十年代初，斯宾塞的著作被译成日文者有30种以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既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又强调依据“适者生存”的原则。试图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合理化，从而通向国家主义思想。他的理论的两个侧面在日本分别为两个对立的思想营垒所利用，民权论者强调自然权利方面，依据的是《社会平权论》，而以加藤弘之为首的专制主义官僚派思想家把它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依据，并用以反对“天赋人权”说。随着在国家主义取向上的定位，后者逐渐占据上风。到了法西斯思想家高岛素之和北一辉那里，更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逻辑，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二为一〔9〕。进入20世纪后， 以尼采的国家学说和“超人”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文化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翻译、讲授、传播德国文化的学者很快在思想文化界占据上风。尼采的学说鼓吹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人物的独裁专制，宣扬对外扩张侵略，强调权力和意志的统一。尼采等人的学说在德国被用作论证和宣扬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在日本它也被大川周明、北一辉、高岛素之等法西斯理论家，信手拈来用作宣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重要文化源流。
余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同时，随着21世纪的临近，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都应当在亚太经济合作与东北亚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国家主义”思潮明显增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和担忧。日本民社党声称，“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已经提出日本的责任问题……（日本）必须做出符合国力的国际贡献”，表现要做“政治大国”的动向。又据《读卖新闻》1991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日本国内希望“修改宪法者”达33%，比86年增加11%。而且，多数人的目光盯在宪法第九条。要求“明确国家的自卫权”、“拥有正式军队”、“重新解释宪法”。明治维新以来的“脱亚入欧论”渐处下风，并开始让位于“脱欧入亚论”，主张用“经济统治亚洲”的呼声日趋高涨，还有人用“日本已成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来论证日本“担当亚洲领袖乃天经地义之事”。石原慎太郎等人甚至重提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10〕。对此，我们应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世纪之末，多事之秋”是现时的流行说法，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自然不会迷信“历史周期论”。但历史也有惊人相似的一幕，韩国学者梁性喆就曾指出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与“大东亚共荣圈”何其相似乃尔！〔11〕当前，“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新观念正在动摇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念。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历史，而必须对曾经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不断的、深刻的反思，本文就是试图从文化角度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的一次尝试。
注释：
〔1〕见《玉矛百首》
〔2〕见《混同秘策·混同大论》
〔3〕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 年版，第264—265页。
〔4〕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论》。
〔5〕汤浅常山：《常山楼笔余》卷三。
〔6〕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混同大论》。
〔7〕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概论》。
〔8〕《石桥湛山全集》第4卷，第23—24页。
〔9〕参见远山茂树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史》
〔10〕原载《读卖新闻》、《世界》等书刊，转引自《日本问题资料》1992年第6期。
〔11〕参见《东亚秩序和朝鲜、韩国的重新组合》，载《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