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社会福利论文,内生论文,理论论文,人口老龄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人口老龄化问题即开始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呈现出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和较长的平均寿命等特点，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国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按照这一标准，我国自2001年起即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共有1.94亿6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4.8%，虽然与欧洲、日本等国相比老龄化水平较低，但也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首要因素是三次“婴儿潮”导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生育，形成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增长率接近300%，但由于刚经历完战争，我国人口基数较低，因此新增人口的绝对规模并不大，对老龄化的冲击并不大。第二次“婴儿潮”发生于1962年，高峰期在1965年，一直持续到1973年，期间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3%，10年新出生人口近2.6亿人。这两次“婴儿潮”的群体已经或正在进入老龄群体，会使得我国未来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第三次“婴儿潮”是由第二次产生的，主要发生在1986-1990年间，但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人口规模不如第二次增加的多。鉴于当前的老龄化形势，我国于2013年试行降低生育第二胎的标准，极有可能引发第四次“婴儿潮”。 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受医疗条件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68.55岁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74.83岁，平均每10年提高3岁左右；日本自2006年后的平均预期寿命均在82岁以上，美国2011年度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64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未来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也会相应延长。近年来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人口出生率从最高峰的23.33‰(1987年)降低至12.08‰(2013年)，死亡率基本稳定在6‰～7‰，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应从16.61‰(1987年)降低至4.92‰(2013年)。不断提高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和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30年的时间内逐步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1982年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4.9%，2000年以后，以每年0.2%～0.3%的速度递增，至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为9.7%。与此同时，14周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6%(1982年)下降至16.5%，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速度过快表示我国的人口结构尚未达到稳态，未来几年内老龄化问题还会继续加剧。 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确保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是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加深必然会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等方面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蔡昉(2004)的研究表明由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和社会抚养比的下降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达到1/3，Wei和Hao(2010)指出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为1/6，如果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中国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将会收缩，实体经济将要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对工资、制造业竞争力等均会造成影响。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减缓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增加家庭抚养和社会保障的负担。从1982-2012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从62.6%下降至34.9%，其中老人抚养比从8%上升至12.7%，总体抚养的负担减小，但由于青少年比例不断下降，未来的老人抚养比仍会上升，家庭负担老人的压力更大。随着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重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支出也不断增加，2013年为19819亿元，与2012年相比增加12.9%，保障养老保险的长期发展已经成为养老资金来源的重大问题。 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均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政府和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分析我国老龄化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相关文献 Solow(1956)的研究是增长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主要有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进步率、人口增长率、资本积累方程以及储蓄率固定等几个关键假设，核心结论是人均产出唯一取决于技术进步率，而且由于资本与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无须政府干预，克服了Harrod(1939)的悲观结论。Cass(1965)和Koopman(1965)放宽储蓄率固定假设，引进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重新改写Ramsey(1928)的研究发现，将Solow(1956)的非理性增长模型变为理性模型，核心结论与前者一致，肯定了技术进步率的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也称为Ramsey-Cass-Koopman(RCK)模型，它是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 RCK模型以多种方式进行拓展，如加进货币、改变贴现因子、拓展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放宽无穷期限等，并进行相关的政策分析。Sidrauski(1967)在模型中加入货币，得出货币超中性的结论，从理论上支持“弗里德曼命题”，即“通货膨胀无论何时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也相当于在Tobin(1965)的基础上将储蓄率内生化。效用贴现因子为常数是Samuelson(1937)给出的，意味着对未来的偏好一致，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以内生和外生两个途径加以拓展，如Uzawa(1968)将效用贴现因子内生化、Laibson(1997)给出双曲线贴现因子、Takashi(2002)给出非线性贴现因子等。 在RCK模型中，满足Inada条件的生产函数并不能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率仅取决于技术进步率这一外生参数。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克服这一缺陷，寻找技术进步率的内在机制。Arrow(1962)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提出“干中学”模型，指出企业通过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生产效率，其他企业可以仿效，由于知识的正外部性，整体技术得以改进，其缺陷是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Uzawa(1965)建立物质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的两部门经济，但技术进步率最终依旧依赖于人口增长率。Romer(1986)通过技术的溢出效应来克服“干中学”模型的不足，提出Arrow-Romer模型，经济一体化、体制以及法制、文化教育、政府对R&D的资助等均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Lucas(1988)沿用Uzawa(1965)的两部门经济，通过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经济增长，提出Lucas-Uzawa模型。Romer(1990)则为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立相应的微观基础。这一系列模型中，生产函数不满足Inada条件，将拟凹的生产函数拓展为凸性生产函数，常用的生产函数主要为F(K，L)=AK及其拓展形式，在两部门经济中，技术进步率的积累方程一般也使用线性形式，不满足Inada条件。效用函数的变化形式更多，如在效用函数中加入货币、财富、社会地位等，本文涉及讨论政府支出政策。Arrow和Kruz(1970)首先将公共支出引入效用函数，随后Turnovsky(1993)、Barro(1990)和Brueckner(1999)等也作类似的引入，一般称为Arrow-Kurz-Barro型效用函数。Barro(1990)同时将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在内生经济增长下研究最优税收政策，并比较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差异。本文的理论分析也主要借用内生经济理论框架，避免将经济增长率归为单一的外生参数。 在RCK模型中，代表性家庭是永续存在的，经济中并不存在老人、死亡或失业。Samuelson(1958)首先放宽这一假设，将无穷期退化为两期，人只生活两期，第一期为年轻人，第二期为老年人，在此基础上研究养老问题以及货币对经济的作用。Diamond(1965)在此基础上建立世代交叠模型(OLG)，分析国家债务问题。Blanchard(1985)引入死亡率假设，建立连续时间下的OLG模型，因为存在死亡率，代表性消费者存在死亡的可能，从而不是永续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两种情形下政府的财政政策。 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易于分析劳动人口的一次性减少情形，但人口老龄化并不能简单视为老龄人口的一次性增加或者劳动人口比例的一次性降低，它在现实经济中是一个不断调整和深化的过程。尽管在OLG模型中出现了老年人，但几乎没有宏观模型刻画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或老年人的出现过程。在经典的Solow(1956)模型或RCK模型中，一般假设劳动人口是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比例也被称为劳动参与率，呈现稳定的状态，从而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相等。此外Solow(1956)模型中也分析了劳动参与率是资本存量的函数，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的稳态。显然，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社会某一阶段人口超速增长但劳动人口增长缓慢以及预期寿命延长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从而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并非一回事。若借助RCK模型的分析框架，在经济系统中不考虑失业因素，将不参与体力劳动的那部分人视为老龄人口，从而可以从学术而非统计上定义老龄化率，即人口增长率减去劳动人口增长率的部分，且这一差额为正。当老龄化率为零时，就又回归到经典模型。同时这种定义考虑了长期内老龄问题的逐步深化的动态过程，避免将老龄化问题简单视为劳动人口比例的一次性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因此，本文尝试在有政府参与的内生增长框架下引入老龄化率，讨论财政政策与人口政策，从理论上分析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并避免将增长率简单视为单一外生参数的情形，这也是本文的理论意义所在。 2 带老龄化的基本模型 2.1 基本假设 假设老龄化率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的差来衡量。劳动人口是总人口的固定比例，L(t)=φ(t)P(t)，其中L(t)为劳动人口，P(t)为总人口，φ(t)∈(0，1]为劳动参与率。人口老龄化是持续的过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并不能简单视为劳动参与率的一次性下降，即劳动人口与总人口比例的一次性降低。因此本文放宽这一经典，将劳动参与率视为可以持续变化的函数，若不考虑失业问题，将老龄化率定义为
。这里忽略老龄化率为零的情形，否则与经典的RCK模型等价。进一步假设人口增长率为常数n，劳动人口增长率为常数l，则θ=n-l＞0。为建模分析的简化，不妨将劳动人口增长率简化为0，即经济系统中的劳动人口固定为常数，系统中新增加的人口无法参与劳动，可以视为老龄人，此时θ=n。 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常数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型(CRRA)：
，其中，σ∈(0，1)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效用贴现因子为ρ＞0，假定家庭数量不变，人口在家庭内部增长。 假设家庭资产的积累方程为
，其中，A为家庭资产，r为均衡利率，w为均衡工资率，不考虑资产的折旧，初始财富水平为
。 假设企业生产函数为
，其中，B为技术漂移参数，K为生产所需的资本，G为政府支出。该生产函数实质为AK型，并假设政府支出对企业的生产有促进作用。 假设政府对代表性家庭征收收入税，税率固定为t，采用平衡预算形式，即G=tY。 最后，增加技术假设
，用以保证经济系统的收敛与增长率为正数。 2.2 平衡增长路径 在该假设基础之上定义相应的人均变量，用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并利用分散框架求解。 代表性家庭的理性决策问题为：
再结合人均资产的运动方程、初始值和横截性条件可以求出相应的经济系统。但这里为分析简化，仅给出人均消费增长率的方程，下文将证明该增长率以及人均产出增长率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均为常数。 代表性企业的决策为：
而技术假设保证了该增长率为正数。若放宽技术假定，当老龄化率足够大时，技术增长率会出现负数，从而经济极易出现“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形。 由式(7)可知，人均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因此生产函数实质上为AK型，且由式(10)易知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人均消费的增长率相等，从而人均资本的增长率也相等，均可由式(9)表示。 2.3 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经济系统中，存在某个初始值
使得经济位于平衡增长路径中，从而对式(1)的家庭效用积分可得：
式(11)和(12)共同决定了社会福利。 政府在该经济系统的政策工具首先是税收，政策目标可以是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也可以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此时这两种目标存在一致性，由命题1给出。 命题1：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或社会福利最大化对应的最优税率均为t=1-α。 证明：由式(9)知：
一阶条件整理可得最优税率为：t=1-α。 由式(11)知，社会福利是经济增长率γ的递增函数，因此该税率也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对应的最优税率。证毕。该结论与Barro(1990)的政策结论一致。 但在带老龄化的经济模型中，政府还蕴含着另一个政策手段：人口政策，这是与经典模型不同之处，也是本文的理论创新点。劳动人口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无法直接加以控制，但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人口生育政策，如当前关注点较热的“二胎”政策。政府最优的人口政策由命题2给出。 命题2：为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或社会福利最大化，人口增长率应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相等，最优老龄化率为θ=0。 由式(9)知，带老龄化率的内生增长率与经典模型相比，经济系统中出现老人，此时对应的增长率应减去老龄化率，
γ/
θ=-1，因此最优的老龄化率θ=0，政府应通过控制人口增长率以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相一致，消除老龄化率。 3 模型的改进 是否社会福利最大一定与经济增长率最大相一致？最优的老龄化率一定为零？显然不一定，要从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需要修正假设。 3.1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不一致情形 在上节中，政府支出仅仅影响生产函数，而在实际经济中，政府支出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如提供国防、教育等支出。这里引入Arrow-Kurz-Barro型效用函数，为简化模型分析，不妨将效用函数调整为：
其中，参数μ＞0，衡量政府支出对家庭效用函数的影响程度。以这种形式引入效用函数，避免将政府支出分为对消费者和企业分别产生影响的两部分，同时有利于求出优化问题的显式解。重复上节的求解过程，易得平衡增长率仍由式(9)给出。 此时，对家庭效用函数积分可得：
式(12)、(15)和(16)决定了调整后的社会福利。 此时，社会福利对应的最优税率与增长率最大化对应的最优税率不一致，后者的最优税率仍可由命题1给出。 命题3：当政府支出进入效用函数时，如采用式(14)形式，经济增长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所对应的最优税率会出现不一致。 鉴于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税率很难给出显式解，这里结合Barro(1990)、崔小勇和龚六堂(2011)的相关参数进行模拟。 图1中，选择参数σ=0.75，α=0.6，ρ=0.02，
=0.3，θ=0.002。可以看出当μ=0时，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应的最优税率均为t=1-α=0.4。但当μ＞0时，二者对应的最优税率不一致，取μ=1。此时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税率仍为0.4，当t∈(0.4，0.43)时，经济增长率降低，但社会福利仍在上升，当t=0.43时对应的社会福利最大。
图1 税率与经济增长率、社会福利的关系 图2中，选择参数σ=0.75，α=0.6，ρ=0.02，
=0.3，t=0.4，μ=1。此时老龄化率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但与社会福利呈非线性关系。当θ=0.051时，经济增长率达到临界值，若老龄化率进一步增加，经济难以继续增长。
图2 老龄化率与经济增长率、社会福利的关系 3.2 再论最优老龄化率 命题2指出，最优的人口政策应该通过控制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相一致，确保老龄化率为0，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或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化。 但是，人口老龄化并不只是为经济运行带来副作用。Romer(1986，1990)、Lucas(1988，1993)、Tamura(1991)等均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知识积累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老龄人口可以具备较强的人力资本，老人拥有智慧，尽管不能参与体力活动，但可以影响技术漂移参数，不妨假设B(θ)＞0，B′(θ)＞0，B″(θ)＜0，且存在正数b，当θ＞b时，B′(θ)→0。B′(θ)＞0表明经济中老龄人口越多，创造的知识将越多，对企业生产的贡献将越大。B"(θ)＜0及其他假设表明知识的边际生产能力是递减的，并非老龄人口越多对经济运行越有利。最后增加技术假定
。 以政府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例：
结合相关假设及式(18)可得出命题4。 命题4：基于老龄化率对技术漂移参数影响的假设及技术假设
，适度的老龄化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有利。 此时，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人口增长率来调节老龄化率，提高经济增长率或社会福利。需要指出的是，如前面的分析，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应的最优老龄化率并不一定相等。最优的老龄化率需要给出函数B(θ)，因此忽略最优老龄化率的求解过程。 4 政府引导发展老龄经济的路径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给经济运行带来副作用，政府可以利用老龄人口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引导和发展老龄经济。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视发展老龄事业……”政府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引导老龄经济的发展。 从宏观干预路径看，应统筹利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人口政策等，在存在老龄人口的前提下，创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条件。在财政政策方面，除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外，还应向老龄服务事业倾斜，提高家庭的效用，如在社区修建运动基础设施、加快老龄人口服务的信息系统建设、加强老龄人口的社区管理等。在税收政策方面，针对相关老龄产业可以给予政策优惠，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老龄产品技术研发奖励等，同时简化税种，降低税收成本。在人口政策方面，应逐步完善人口政策，并使劳动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相适应，将老龄化率控制在对经济系统运行有益的范围之内。 从微观干预路径看，应充分利用财政税收等政策，引导市场的资本力量参与进来，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这里以政府对老龄产业的引导基金为例。欧美等国的发展实践表明，政府可以直接运营基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对符合政府政策目标的技术类初创企业直接投资，扶持其创新与发展。但是这种干预路径非常低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公务员和投资专家所需的专业素养显然不同，合格的公务员未必是合格的投资人员；其次，政府直接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府很难通过激励机制引导市场资本进入该领域；最后，政府的直接投资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因此，“政府参与、市场化运作”的间接干预路径往往被认为是最佳模式。 基于技术创新在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基金搭建私人投资者和投资经理共同参与的平台，引导资本与人才参与老龄产业。政府可以作为基金的主要出资人，出资份额超过50%，如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计划(SBIC)；也可低于50%，如欧洲投资基金(EIF)。政府仅作为出资人角色，并不参与基金的实际运营，但享有收益分成权利，投资决策主要由市场中的投资经理实施。由于技术创新类初创企业的投资风险较高，政府可综合采用多种激励措施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可设定上限回报率，如国债收益率，当投资收益超出这一阈值时，其余部分都分配给私人投资者和投资经理。政府可对私人投资者的投资份额进行承保，承保比例在50%～75%之间，有时也会全额承保，如德国风险投资公司(WFG)。 5 结论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经济研究和社会福利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尝试从理论上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动态过程，以及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并给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在一定假设下，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致，老龄化率对二者均产生负的影响，政府应使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同时，应通过人口政策控制老龄化率，使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相一致，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但当放宽这些假定，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政府面临多重目标选择的难题，不同目标对应的最优税收政策不一致。同时，经济中的老龄人口由于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尽管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但可以创造知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在一定条件下，适度的老龄化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是有益的。政府应综合使用财政、税收、人口等政策，创造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环境条件，引导市场资本和人才参与老龄产业和老龄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微观干预路径的选择上，可采用“政府参与、市场化运作”间接干预模式，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基于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政府可采用上限收益率、私人投资承保等多种激励措施，利用引导基金，搭建私人资本和投资经理共同参与的平台，提高老龄产品研发所需的资本供给，从而提高老龄产业的技术能力，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标签：经济增长率论文; 生产函数论文; 人口老龄化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人口增长率论文; 效用函数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 效用理论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结构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_经济增长率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