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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改革家们这些年来费尽心机，试图让俄罗斯双头鹰的第二颗脑袋也转向西方。他们不了解俄罗斯国徽的本意：俄罗斯天生是一个欧亚国家。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纯西方国家，正像哈萨克斯坦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纯东方国家一样。不能为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而牺牲传统的“东方集体主义”。明智的做法是找到两者兼顾的统一模式。
近10年来的失望，动摇了独联体各国对莫斯科的信心。我们需要怎样的俄罗斯？我们有道义上的权利回答：我们需要强大的、英明的、受全世界尊重的俄罗斯。那时哈萨克斯坦和其他被历史纳入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新兴国家，在同强大的邻国打交道时，就会更自信、更放心。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周围环境也有益于俄罗斯的发展。我们全都需要一个在欧亚大陆和睦共处的公开的一致同意的政策。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和明天将要发生的事不能无动于衷的原因。
尽管全球性对抗似乎已近尾声，但是20世纪的主要问题——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依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这一争论远未结束。它牵动着数十亿人的命运。
最著名的冷战思想家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自称与社会主义“战斗”半个世纪以上的美国经济学家海耶克（注：海耶克（F.A.
vonHayek,1899～），英国经济学家，何时加入美籍，姑且存疑。 ——译者注），曾打算于1978年举行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会，让一些主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与拥护市场经济的学者面对面地展开讨论，共同确定：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出于某种实际考虑，讨论会没有举行。作为代替，海耶克的同行建议海耶克写一篇反社会主义宣言之类的东西。这便是《要命的自信。社会主义的错误》一书的由来。
该书译成俄文，正值俄罗斯推行盖达尔改革的前夕。它也成为独联体其他国家年轻改革家的案头必备之书和教科书，为了建立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与计划经济斗争的指南。
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现象，是彻头彻尾反自然的和令人憎恶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光点。在他看来，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完全取决于他称之为“扩大的人类协作制度”的现象，即“别人不太准确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必须弄清楚，这种制度并不是由于要实现人的有意识的构想或意图而建立的，而是自发形成的”。
海耶克在其著作中一贯反对承认理性在文化和文明发展上的作用，他认为，进化与人的意识风马牛不相及。
在海耶克看来，社会主义便是用意识来确定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影响其客观规律的一种反科学的尝试。
资本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它是在没有理性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海耶克基本上承认产品数量是市场生命力和社会主义有无前途的检验标准：“科学分析表明，遵循作为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的自发形成的精神传统，我们生产和积累的财富多于中央集权经济条件下所能够创造和利用的财富。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目的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它的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
1979年，当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西方生产的优质产品的确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多。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具有自己的经营管理机制，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生产尽量多的产品，那么海耶克是对的。
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曾给社会主义的目的下过一个极其简单的、现在也并未过时的定义：社会应当关怀弱者。他这里指的是：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而强者应当关怀社会。原料和商品的生产不过是手段，的确，这个手段“市场经济”驾驭得更好。
今天，在给对立制度的特点下定义方面，我们比马克思时代的人自由，因为当时他们实际上只与一些预见打交道，而我们则可以运用客观的统计资料。我们有权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不存在特殊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集体劳动与市场竞争目标一致，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市场并不排斥计划，甚至相反：在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生产，如果没有早几年周密考虑好的发展计划，是不可能进行的。
目前还可以在产品分配方式上看到制度的差异。
应该谈的是社会主义者的错误，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错误。革命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在世界上让位给有科学根据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后者并不取代资本主义，不抛弃它，正像植物不抛弃它赖以生长的土壤一样。
有周密考虑的计划并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监控下进行改革，才能保证改革的质量。中央政权的任何削弱都会使改革放任自流，从而将改造变成破坏。
苏联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开始便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自由化，断送了经济改革。几十年严密组织的社会：精确计划的经济，良好的道德规范，各民族和睦相处——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一切全都乱了套，丧失了对未来的一切希望。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总的情况是：人民大众一贫如洗，不知所措，走马灯似地更迭的政府昏聩无能，完全外行。唯一的一点民主成就是公开性：老百姓牢骚满腹，公开骂娘，政府默声不响。
外行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最“有效的”改革工具。布尔什维克的“要末最好，最末最坏”原则被俄罗斯年轻改革家们及其在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同行继承并发扬光大：他们扫荡一切带有社会主义烙印的东西，其少年之气盛，信念之坚定，一如其父辈和祖父辈当年扫荡资本主义污泥浊水。如果说阿尔卡季·盖达尔一代人当年消灭私有财产（私有制），将一切生产资料统统收归国有的话，那么叶戈尔·盖达尔一代的积极分子则同样无情地在短时期内将全部国有财产私有化。复杂的所有制结构（私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早在史前时期就出现了，比方人们说：“我的和公社的”。它是作为一种客观规律而存在的。人为地破坏这一结构，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人想出来的规律与自然规律不相抵触时，它才是正确的。目前这种全盘私有化的外行方针造成很大的灾难。
我认为，中国老一代革命家的做法很明智。他们纠正了开国元勋的错误，恢复了私有制，但是并没有取消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将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轻率地使其破产（像独联体有些国家那样），而是为中小企业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新兴企业都是私营企业。20年间，其中许多企业由小到大，可与国有企业一争高低。中国的改革家们不仅保存了原有的工业潜力，而且大大扩大了。
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生产了足够的粮食，使它的一直庞大的人口得以温饱；中国的工业品充满了全世界的市场。将这两项指标与我们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的、乌克兰的或吉尔吉斯坦的相应指标比较一下，会帮助我们了解，哪种做法更好：是完善社会主义呢，还是将社会主义像旧世界那样打个落花流水，然后！……对于“然后”，时间总是不够用。
现在，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一年，我们有何感想呢？西方和中国进入21世纪时，保证维护基本人权：劳动权、免费教育权、医疗权、法律保护权。有些国家设立免费幼儿园、托儿所和敬老院。提高工资和养老金。我们呢？说起来挺难为情的，我们落在最后面了，并且放弃了几代人用血汗争得的权利。为什么？为了在“让最强者生存”的原始口号下建立原始资本主义。目的何在？
当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的是改善，而不是抛弃和砸烂。我对此深信不疑，正像对社会主义在未来会得到应有的发展一样深信不疑。
将中国与西方两个例子互相联系起来看，愈加说明往日的两个极端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内并行不悖。这个新的因素客观上使东西方接近了。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欧亚联盟的思想，作为欧盟的自然延伸。
海耶克1978年曾想组织的讨论会，我认为仍然应当举行。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它是真正有意义的和有益的。
西方不再害怕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害怕资本主义。事实表明，两者可以共同存在于一种经济范围内，相辅相成。
这一正在出现的情况，会为人类理智地迈向未来提供多么巨大的可能性！不利用这些可能性将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浪费。
人类正在进入21世纪，深信无限制需求的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热衷于这种竞争的世界，在不顾一切地沿着最大限度地、毫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的道路走下去。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自然资源已经是一个莫桑比克居民的500倍。 谁能禁止“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走美国人的老路呢？
三四十年以后，煤、石油等有机矿物资源将消耗殆尽。那时21世纪将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点。
但是，人类可以得到拯救，条件是，拯救自然，制订出共同的发展模式，共同的生存文明，即第三个一千年的文明，其基础是柏拉图的人道主义和可见之于生物界的自给自足原则。在生物界，正如一位达尔文主义者霍华德（J.Howard）所说， 进化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节约地利用资源。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社会主义研讨会上加以讨论，研讨会无需受时间限制，可以像日内瓦裁军会议那样长年累月地开下去，让冷战时期完全熄灭的人文科学思想火焰长久不熄。
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注定了要再经受一次痛苦的考验，才能获得新生，以进化的、“和平的”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再也经不起革命的折腾了。
新生的、高度发达的世界社会主义很可能决定第三个一千年的人道主义性质。我相信这一点。我知道这一点。
摘自俄罗斯《对话》杂志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