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芳[1]2004年在《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及其相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情绪调节是指个体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机制，使情绪在生理活动、主观体验、表情行为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隶属于自我调节的自我情绪调节能力，虽然源于先天的素质和本能，但后天的学习、社会环境的影响等，对儿童情绪调节的能力同样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许多发展心理学家都认为，情绪调节的发展是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核心成分，对儿童后来的情绪、个性和社会性发展都会有着极其显着的影响。因此，早期的情绪调节体验是儿童后来情感和人格发展的重要先兆。 情绪调节和气质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有的心理学家把情绪调节描述为气质的一个维度。而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情绪调节水平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调控能力高的儿童问题行为出现的也较少。 因此，本论文从儿童对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这一角度，以自行编制的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问卷，以及儿童行为问卷(CBCL)、NYLS3-7岁儿童气质问卷(Thomas&Chess)为测量工具进行研究，同时在观察情境下分析儿童在消极情境中的情绪调节策略，通过实验室观察和调查问卷两条途径所获得的描述性数据，探讨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状况，以及气质、问题行为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揭示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发展的一些规律和作用机制。 我们发现，学龄前儿童在应对消极情境时的情绪调节策略，的确存在显着的发展差异。首先，认知重建、问题解决和替代活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调节方法，具有随年龄而增长的发展趋势；而消极意义的调节策略则包含了被动应付和发泄，它会随年龄而减少。其次，在情绪调节与气质的相关分析中，与难养型儿童相比，易养型儿童会更多地运用积极调节策略，更少地采取消极调节策略。此外，我们还发现，儿童的问题行为与情绪调节策略中的发泄有显着正相关，并且，发泄的调节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
张琴琴[2]2012年在《4-6岁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征及其与同伴接纳的相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情绪调节是指在情绪唤醒后,个体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手段,影响情绪的产生体验以及情绪的表达过程,情绪调节在儿童社会性发展尤其是同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与幼儿的抑制控制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系。目前有研究者探讨了情绪调节策略对同伴接纳的影响作用,也探查出了抑制控制水平是个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差异的来源之一。因此,本研究在探究4-6岁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特征的基础上,对情绪调节策略与同伴接纳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抑制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同伴接纳”这样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探讨。旨在充实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且希望研究结果能为早期教育实践者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从而促进学龄前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本研究选取上海市某所幼儿园中大班120名4-6岁儿童完成了所有的实验任务。通过实验室观察探查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同伴提名法测查儿童被同伴接纳的程度,采用四项抑制控制任务探查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研究结果发现：1.4-6岁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综合得分差异性并不显着,大班儿童替代活动调节策略多于中班儿童,其它五种调节策略的使用并无差异性。2.情绪调节策略综合分数能有效预测同伴接纳水平。且情绪调节策略对同伴接纳水平产生影响。无论是否控制年龄,被动应付策略和发泄策略与同伴接纳呈显着负相关,自我安慰策略与同伴接纳水平呈显着正相关。3.受欢迎组儿童更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自我安慰和替代活动策略,而被拒绝组和被忽视组儿童更容易采取被动应付和发泄策略。4.抑制控制水平能预测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综合分数,情绪调节策略在抑制控制与同伴接纳中起中介作用。5.相对于中、低水平抑制控制组儿童,高抑制控制组儿童更愿意使用问题解决、替代活动和自我安慰策略,且在该组中受欢迎儿童比例最高。最后,基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及结论,从早期教育实践者有意识的培养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教师和家长关注幼儿的情绪反应以及教师对儿童的评价要适宜这叁条教育措施出发,为发展儿童抑制控制能力,促进其采取适宜的情绪调节策略,最终获得良好的同伴接纳提供了相关建议。
崔洁阳[3]2017年在《父亲参与教养与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量研究结果都表明,幼儿情绪能力对其智力、个性以及社会性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情绪是幼儿学习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学前阶段儿童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状况反映了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父母作为幼儿的主要抚养人,对幼儿情绪调节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父亲的参与对幼儿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石家庄市长安区第四幼儿园抽取232名幼儿作为研究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3-6岁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的状况和父亲参与教养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性的建议,为父亲更好地参与教养,促进3-6岁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研究结论如下:父亲参与教养子维度中教养支持均值最高,父职成长均值最低。父亲更加关注年龄较小的幼儿的信息。学历越高的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水平越高。男孩比女孩更易使用发泄的情绪调节策略。关于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总体来看,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程度越高,幼儿越多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并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有一定的预测作用。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第一,转变传统观念,鼓励父亲参与教养;第二,加强自身学习,重视父职成长;第叁,关注男孩的情绪,促进情绪良好发展;第四,选择恰当的方式陪伴幼儿,并提高陪伴质量;第五,以身作则,为幼儿树立榜样。
费叶[4]2017年在《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文中认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在情绪调节时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父母对儿童情绪的调节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元情绪理念和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并探索父母教养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选取上海市某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从叁年级开始到九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个班级,共550名学生及其家长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通过家长自我报告的问卷调查方式来测量父母的元情绪理念,通过儿童报告的方式测量父母的教养方式和情绪调节策略。研究结果发现:1)父母元情绪理念受到自身性别、学历水平和独生子女等自身变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母亲在教导型理念上明显高于父亲。本科以上学历家长在失控型理念上明显低于本科以下学历家长。独生子女家长在忽视型理念上显着低于非独生子女家长。2)父母元情绪理念受到儿童性别、年龄、独生子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男孩父母的忽视型和摒除型元情绪理念显着高于女孩父母;小学生父母在摒除型元情绪理念上显着高于初中生父母;非独生子女的父母在忽视型元情绪理念显着高于独生子女。3)情绪调节策略受到儿童年龄、性别影响。高年级儿童面对负性情绪时会更多地采用减弱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男生面对负性情绪时比女生更多使用增强调节策略(认知沉浸、表达宣泄)。4)父母教养方式受到儿童年龄、性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学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显着低于初中父母,小学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显着高于初中父母;男生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显着高于女生父母。5)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面对正性情绪时,教导型父母元情绪理念以父母积极教养的方式影响到儿童正性情绪调节策略。失控、忽视和摒除型父母元情绪理念以父母消极教养的方式影响到儿童正性情绪调节策略。面对负性情绪时,教导型父母元情绪理念会以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影响到儿童负性情绪减弱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而母亲的失控、忽视、摒除型元情绪理念会以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影响到儿童负性情绪增强调节(认知沉浸和表达宣泄)。
刘文博[5]2013年在《幼儿家庭嘈杂度与其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数量庞大的特殊儿童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虽然目前这两个群体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而且在家庭环境成为影响该特殊群体儿童成长的重要因素中，有关家庭嘈杂度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很多学者的探讨。但有关留守、流动幼儿家庭嘈杂度与情绪情感关系方面的研究却非常少。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选取143名农村留守幼儿，152名农村非留守幼儿，161名城市流动幼儿，145名城市非流动幼儿，共601名幼儿为调查对象，对中国农村留守、城市流动幼儿所居家庭的家庭嘈杂度与幼儿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在家庭嘈杂度方面，留守幼儿家庭嘈杂度平均分最高，其次是非留守幼儿和流动幼儿，非流动幼儿最低；具体的，留守幼儿家庭显着高于其他叁类幼儿家庭，非留守幼儿家庭显着高于非流动幼儿家庭，流动幼儿家庭显着高于非流动幼儿家庭，流动幼儿家庭与非留守幼儿家庭不存在显着差异；独生子女家庭显着低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另外，年龄及性别在家庭嘈杂度维度上均不存在显着差异。其次，在情绪调节策略方面，四类幼儿所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均具有显着的差异。具体来说，①留守幼儿比其他叁类幼儿在面对负性情境时更易于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而较少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②非留守幼儿和流动幼儿所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除在问题解决策略上存在显着差异外，而在其他五种策略上均没有显着差异；③流动幼儿比留守幼儿更易采取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而流动幼儿与非流动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显着差异仅存在于具有积极意义的认知重建策略上；④非流动幼儿使用认知重建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显着多于非留守幼儿，而使用发泄策略显着少于非留守幼儿。⑤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认知重建策略、发泄和自我安慰策略方面存在极其显着的差异，而在问题解决、替代活动、被动应付策略方面不存在显着差异；⑥情绪调节策略在性别上不存在显着差异；⑦积极的认知重建和问题解决策略的使用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显着增多，而消极的发泄策略的使用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显着减少。第叁，家庭嘈杂度与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关系中，家庭嘈杂度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显着负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显着正相关。此外，我们还发现，认知重建策略存在显着的是否独生子女与年龄班、是否独生子女与幼儿类型、年龄班与幼儿类型和是否独生子女、年龄班与幼儿类型交互作用差异。最后，研究结合各个类型的幼儿所居家庭环境及其所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讨论分析了家庭嘈杂度所蕴含的负向影响和情绪调节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以及提出了有关降低家庭嘈杂度和提高幼儿情绪调节能力方面的教育建议。
常川[6]2013年在《家庭情绪表达对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适应行为的影响》文中指出家庭情绪表达影响学龄前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和情绪调节策略，对学龄前儿童有着深刻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河北省廊坊市某5所公立及私立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n=183)，考察学龄前儿童家庭情绪表达与其社会适应性为、情绪调节策略叁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学龄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适应行为存在年龄和性别的显着差异。2．家庭情绪表达能影响学龄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3．家庭情绪表达并不能预测学龄前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4．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与其社会适应行为存在一定的联系。
李秀文[7]2010年在《3-6岁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与情绪调控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执行功能(execute function)和情绪调控是幼儿自我调控发展的重要内容,不少研究表明,执行功能的缺陷可能导致儿童一系列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的困扰,但有关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机制还远未澄清,相关探索方兴未艾。本文试图通过了解学龄前幼儿执行功能各个部分(如抑制控制、工作记忆、任务转移)的发展特点、了解学龄前儿童情绪调控能力发展特点,进而探讨幼儿个体执行功能发展的个体差异是否对其情绪调控能力有显着影响。研究选取3-6岁学前儿童93位(其中小班4岁组35人,中班5岁组31人,大班6岁组27人)作为考察对象,采用倒背数字、词语广度、动物stroop、数字stroop、敲击跺脚抑制、卡片分类六个常用的幼儿执行功能任务,测量这些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采用相关实验情景,观察幼儿在压力情景下的情绪调节策略和延迟满足能力,并结合结构性的教师评定问卷和儿童自我报告故事法,考察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特点；进而探讨幼儿执行功能的个体差异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研究得到了如下结果：1.执行功能各部分的测量各自保持一定的独特性,同时彼此之间紧密相关,表明并非是完全独立的成分；2.学前儿童的执行功能处于不断发展提高之中,但执行功能不同方面发展速度不完全一致,总体上,小班到中班的发展速度要大于中班到大班的发展速度；执行功能发展没有显着性别差异；3.学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逐渐增多,调节策略种类也更加丰富；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没有显着性别差异；语言对执行功能有显着影响,即便控制了年龄变量；4.随年龄的增长,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逐渐由依赖于社会环境中的外部资源(如他人帮助等),转向依赖自我驱动的、自身内部资源策略(如认知调控、言语说服等)；5.执行功能对情绪调节有显着影响,特别是抑制控制对情绪调节具有显着影响；语言同情绪调节同步发展,它对情绪调控的影响主要通过执行功能来实现。
盛婴[8]2013年在《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与5-6岁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研究》文中认为情绪调节在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指在情绪唤醒后,个体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手段,影响情绪的产生、体验以及情绪的表达过程。在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因素中,父母作为主要照料者的作用不可忽视。国内外皆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的自身素养和教养态度对儿童情绪情感的发生发展有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5-6岁儿童的父母自身情绪水平即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父母元情绪理念和儿童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充实相关的理论研究,并希望研究结果能为父母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从而更好的促进学龄前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本研究随机选取来自上海市不同区县的5家示范性幼儿园中的大班儿童父母,共160名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通过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量表(TMMS)测量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水平,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考察父母的教养方式,问卷法探析5-6岁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特征。研究结果发现：1)在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的综合得分方面,父母因其学历、家庭结构与孩子数量而异。学历越高的父母其综合得分越高。家庭结构与孩子数量对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的综合得分有交互作用,其中核心家庭中独生子女父母的综合得分最高。2)在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的各组成成分得分上,父母因其学历、性别而异。父母双方都在情绪恢复得分上最高,父亲在情绪注意上得分最低,母亲在情绪辨别上得分最低。此外,学历越高,父母的情绪辨别得分越高。3)在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四种类型得分上,父母受性别影响而得分不一。父母双方都在教导型元情绪理念上得分最高；父亲在失控型情绪理念上得分最低,母亲在摒除型情绪理念上得分最低。此外,四种类型的父母元情绪理念几乎不受年龄、学历的影响。4)大班儿童在情绪调节策略运用上,总体倾向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6种情绪调节策略中运用最多的是替代活动,最少的是发泄。其他策略的使用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问题解决、认知重建、被动应付和自我安慰。5)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中的组成成分影响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形成。情绪辨别力与负面的父母元情绪理念呈负相关；情绪注意与父母元情绪理念均不相关。而情绪恢复则与教导型这一正面的父母情绪理念呈显着正相关。6)负面的父母元情绪理念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形成呈正相关。
展宁宁, 阮文静[9]2014年在《学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采用调查问卷法对97名学龄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及社会适应行为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并能很好地预测其社会行为.
蔡敬敏[10]2017年在《4-6岁留守儿童移情、情绪调控策略和偏差行为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学龄前留守儿童的规模快速膨胀,为进一步了解留守低龄儿童面临的突出问题和迫切需求,为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培养工作更科学高效,本研究采用移情连续体测量法考察了4-6留守儿童的移情发展,用问卷法(教师评)考察了儿童的情绪调控策略和偏差行为的发展特点,最后用bootstrap法检验了情绪调控策略对移情和偏差行为的遮掩作用。结果发现:1.4-6岁留守儿童在移情各因子上的得分具有显着的年龄差异,但不具有性别差异。不同留守类型和留守时间下的儿童在移情各因子上的得分无显着差异。2.不同年龄儿童在情绪调节各因子上的得分有显着差异。男女孩在情绪调节各因子上的得分均无显着差异。不同留守时间儿童只在被动应付策略上的得分有显着差异。不同留守类型儿童在情绪调节各因子上的得分均无显着差异3.男孩比女孩在不遵守规则因子上的得分显着高。6岁组儿童比4、5岁组儿童在多动和注意力分散因子上得分显着高。4岁组儿童比5、6岁组儿童在冲动因子上的得分显着高。父母一方外出的儿童比双方都外出的儿童在多动因子上的得分显着高。不同留守时间儿童在偏差行为各因子上的得分均无显着差异。4.移情与情绪调控策略呈显着正相关,情绪调控策略与偏差行为呈显着正相关,移情对偏差行为的总效应不显着,但移情对偏差行为的直接效应显着,情绪调控在移情与偏差行为之间存在遮掩效应。移情对个体健康的人际关系和整体幸福感至关重要,同时能有效抑制偏差行为的发生。建议学校教师应多关注儿童移情的发展,加强移情能力的训练,并同时给予儿童情绪调控策略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及其相关研究[D]. 陆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4-6岁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征及其与同伴接纳的相关研究[D]. 张琴琴.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3]. 父亲参与教养与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研究[D]. 崔洁阳.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4].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D]. 费叶.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5]. 幼儿家庭嘈杂度与其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研究[D]. 刘文博. 河南大学. 2013
[6]. 家庭情绪表达对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适应行为的影响[D]. 常川. 河北大学. 2013
[7]. 3-6岁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与情绪调控的关系[D]. 李秀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8]. 父母的个体特质元情绪与5-6岁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研究[D]. 盛婴.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9]. 学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J]. 展宁宁, 阮文静.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4
[10]. 4-6岁留守儿童移情、情绪调控策略和偏差行为的研究[D]. 蔡敬敏. 河北师范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