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和睦：大国政治、影响范围与东亚和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和睦论文,大国论文,美中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冷战时期，东亚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尽管自1989年以来，欧洲、南亚、非洲和中东地区都发生过重大战争，拉丁美洲也有过意义重大而且代价昂贵的国内动荡，但是同一时期内东亚地区没有爆发任何战争，并且只有极少的国内暴乱。更重要的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快。东亚似乎成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主要受益者。
然而，东亚却是美国力量最薄弱的地区，美国的实力和灵活性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在东亚，美国并未享有真正的霸权。相反，美国在东亚地区遇到了一个最难以对付的竞争者和潜在的挑战美国地位的大国——中国。因此，东亚地区的悖论恰是全球性的悖论。美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动荡频频、战乱不休；而大国竞争与传统均势政治大行其道的地方，却出现了和平与繁荣。
要解读这一悖论，就必须分清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在力量上的差异。对一些地区而言，美国可能是该地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但是由于距离过于遥远，且地缘战略上存在障碍，它也许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该地区力量较弱的地区性大国臣服于美国，从而确立美国主导的秩序。如果美国要确立自己主导的秩序就必须向欧亚大陆投送力量，前述情况就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大陆，美国无力向那里投送足以压倒一切的力量，从而导致了朝鲜和越南长时间的冷战冲突。但是美国的弱势就是中国的优势，因此中国在东亚大陆拥有了压倒性的统治地位。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在东亚大陆维持“中国治下的和平”，而美国在东亚海域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东亚地区的两极和平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在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统治当地的地区性大国的力量。
美国治下的和平：对海洋的统治
与18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相似，21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也是通过海权在东亚地区确立规则与秩序的。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英国坚持认为它建设海军的标准必须是有能力同时击败两个大国，亦即英国海军应有能力同时打击世界上实力仅次于自己的另两支最大的海军力量。而21世纪的美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超级海军力量。因此，美国的海军的标准不是同时击败两个大国，而是全球范围的优势。它的标准是同时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海军竞争并领先。
美国海军的占压倒性的实力适合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海洋秩序。广阔的海域以及各国间的遥远距离使得美国海军能够在海上安全地执行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国家由岛群组成的，这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包括日本和马来西亚。这种特点使得海军力量不但能够控制这一地区的海洋通道，而且还能决定该地区各大国的安全。同等重要的是，除了台湾这一重要的特例外，东亚大陆和海洋战场的距离使得一个陆权国家很难向海洋地区伸展力量和施加影响。19世纪直至20世纪的俄罗斯与苏联是如此，当前的中国同样是如此。
美国的海军实力，再加上东亚海域地缘政治的特性，使美国得以建立起一个安全的势力范围，这个范围从东北亚的日本一直延伸到东南亚。这一势力范围从二战后开始存在，当时美国取代包括日本在内所有的殖民国家，成为这一地区唯一的强国。现在，这一地区美国势力范围较之二战后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
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全球展开竞争，苏联开始挑战美国在东亚海域的统治权。在冷战的最后十年，苏联新兴的太平洋舰队开始在东亚海域出现，暗示苏联正成为东亚地区正在崛起的海军强国。但现在莫斯科甚至缺少资金保养和购买军舰以维持自身防御，因此俄罗斯海军都是些过时的，需要修理的军舰。俄罗斯武器生产的70%都用于出口。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美国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范围，但使得美国有能力巩固这个范围。冷战后，没有任何国家有资格站出来挑战美国海军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日本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新兴力量。它拥有一支掌握了可怕的现代化装备的水面舰队。但是10年的经济萧条和预期中未来五年继续保持低增长乃至零增长的势头，迫使日本改变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超级大国的期望。尽管日本的国防预算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没有减少，但是相对于美国的国防开支(以及中国的国防开支)，日本的国防开支已经被大幅度地削减。除此以外，尽管日本的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它最近的成果并不能和美国的相提并论。因此，日本重新调整了角色，致力于美日同盟。迹象之一就是日本在1995年同意修改美日安全条约的指导方针。这些趋势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是美国少了一个长期挑战者，而且美国还能依靠日本扩张地区军事能力。
俄罗斯和日本在东亚地区力量的相对衰弱增强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并没有固步自封。美国计划在关岛驻扎三艘“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第一艘同类潜艇于2002年10月驶达该地区。美国还正在将冷战时装配战略核导弹的“三叉戟”潜艇改装成导弹核潜艇(SSGNs)，并计划在东亚部署发射平台。这些弹道导弹潜艇将能够发射多达154枚精确制导的战斧式攻地导弹。美国也在增强其在东亚地区空中力量的进一步存在。2002年8月，美国开始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储存空中发射的常规巡航导弹(CALCMs)。这种导弹使美国不仅能够瞄准东亚大陆的大部分区域，而且还能把范围扩充到西太平洋地区任何的敌对目标。美国同时还考虑扩充其在关岛的飞机数量。安德森空军基地较之日本冲绳的卡德纳(Kadena)空军基地更好地提供了对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覆盖。
因此，苏联在东亚地区的力量的瓦解使得美国霸权在东亚海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美国变得更有能力掌控地区政治，维护地区和平。尽管中国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美国的这种地位还将保持下去。中国仍然只是在发展形成这种挑战的基础。中国已经认识到它缺乏长期挑战美国的能力，这一点体现在中国决定在今后二十年中，依靠过时的俄罗斯的武器设备作为其空军和海军的基础主干。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水面舰艇，包括“现代”级驱逐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绝对实力，但是它们并不能使中国在技术改进方面取得足够的进步，从而使中国海军能够挑战美国海军的安全。即使当“现代”级驱逐舰装配了先进的导弹之后，它们也缺乏足够的射程将美国航空母舰纳入目标范围。
当代中国的海军战略类似于冷战时期苏联常用的战略。面对美国海军的优势，苏联重点发展潜水艇以增强其对抗美国海军、保卫海岸线的能力。中国购买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反映出中国重视发展“阻止敌人靠近”的能力，迫使美国海军同中国海岸线以及最可能发生战争的地带——台湾海峡保持距离。中国已经订购了4艘“基洛”级潜艇，并同意将购买总数定为12艘。
中国发展潜艇能力以增强其海岸线的安全，但是这种潜艇能力无法挑战美国战略屏障下东亚海洋国家的安全。依靠潜艇力量，中国无法决定是否有能力冒险与美国进行海战。中国甚至无法依靠潜艇挑战那些不依赖美国力量的海洋国家的领土完整。过去的苏联海军，尽管次于美国海军，较之现在的中国海军也要强大得多。但即使在苏联力量最强大的时候，它也不能破坏美国在东亚岛链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实力无法挑战冷战后美国在东亚海域的至尊无上地位。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美国仍然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最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因此，各国都依赖同美国的稳固的政治关系，继续发展经济和维持高水平的就业率。例如日本经济繁荣仍然要依靠美国市场。日本需要通过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来寻求增长，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贵重消费品的市场。同样的原因，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额仍然很大。因此，尽管日本在中国的投资高涨，但是在今后的许多年中，海外日本产品的最大份额将是由日本在美国的公司生产的。东南亚的海洋国家同样依赖美国寻求经济增长，但是它们有不同的原因。随着这些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贸易政策，实施推动出口的经济发展策略，它们变得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以此来寻求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和异常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的政治主导创造了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东亚海洋国家的安全政策中得到体现。后冷战时期，随着美国巩固其在东亚海域的实力，它们同美国走得更近，并加入到美国的阵营中，因为它们认识到如果不这么做将损害其安全。日本对美国的追随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日本同意修改美日安全条约指导方针。按照修改后的指导方针，日本承诺加强同美国的合作，而不是以独立的姿态寻求安全。除此以外，修改方针暗含的可能是，如果中国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美国可以使用日本的设施。修改方针后，东京同美国合作开发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实施新的措施，扩大同美国的海军合作。日本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了先进的“宙斯盾”级驱逐舰和其他海军军舰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
东南亚的国家对于美国的影响力也给予了同等的响应。2001年3月，新加坡完成了樟宜港(Changi)设施的建造。除了正式命名以外，新加坡已经为美国建造了一个海军基地。樟宜港可以为第二艘美国航空母舰在东亚地区提供短期支持。因此，2003年美国国防预算已为在东亚新增的航母存在拨款。新加坡也同美国签署了一份自由贸易协定，确认了美新关系对于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性。
菲律宾正在扩大同美国的军事合作。自从2002年9月11日起，11万2千余名美国军人返回了菲律宾。他们的角色不再限定于同菲律宾部队一起执行联合反恐行动。2003年1月，6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抵达前美国驻菲律宾空军基地——克拉克基地，他们将展开包括巡逻和侦察技巧、直升机任务和条令检验在内的行动。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有可能在几年后重新造访苏比克港。
随着美国在东亚海域实力的增强，和平在该地区占据了压倒性的位置。人们想要否认这一事实是很难的。至于为什么东亚地区没有大规模的冲突，为什么东亚地区的冲突比过去更少，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会费尽周折而很难有清晰的答案。但是，美国的统治地位 可能是地区稳定的源头。
20世纪60年代，印尼国内政治动荡，再加上印尼周边地区反殖民化进程和雅加达的“对抗政策”，地区局势高度紧张。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关于沙巴(Sabah)的领土争端也是双边局势紧张的源头。而且新加坡和它最大的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有周期性的争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合作取代冲突，地区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威胁。1973年美国撤出越南以及此后美国国际行动主义的衰弱，1975年越南的统一和越南与苏联合作入侵柬埔寨的战事，这一切都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在越南占领柬埔寨的10年间以及他们与波尔波特及“红色高棉”的战争中，东盟国家搁置双边冲突，为了一个利益而展开合作，对抗他们共同和巨大的威胁——苏联和越南。
苏联在东亚的势力现在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越南并未赢得针对“红色高棉”的战争而撤 离了柬埔寨。令人不解的是，在共同的威胁消失后，为什么东南亚没有重新发生冲突?答 案就在于后冷战时期美国霸权的巩固。
1963—1965年，苏加诺总统试图通过反对英国创建的马来西亚来维持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并寻求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弥补同美国业已恶化的关系。这就是印尼“新生力量”政策和“北京——河内——雅加达轴心”的历史背景。1999年印尼也面临一次与1965年的国内领导地位危机十分相似的情况，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1999年，印尼领导地位的合法性被极大地削弱，而且它还面临来自东帝汶分裂分子的挑战。但是这次印尼别无选择，只有在美国政治秩序的框架下行动。它不能将东帝汶分裂分子的活动作为国内矛盾的替罪羊，并且容忍国内大范围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冲突，就如同1965年他们对华裔所作的那样。它不能痛斥那些鼓励温和容忍的邻国，并且选择另一个大国来抵御美国的压力，因为中国不再把自己作为抗衡美国的力量。
因此，当美国组织一个国际联盟支持东帝汶的独立并且鼓励澳大利亚为东帝汶提供维和部队，同时将美国的海军舰队开进印尼邻近地区时，印尼别无选择只有遵从。事实上，印尼的和平分解以及后来2002年东帝汶的独立建国，都体现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进程。与科索沃和伊拉克不同，在印尼的事例上，美国没有使用武力就迫使另一个国家对于分裂活动做出最终的让步和默许。
中国治下的和平：陆地统治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的海洋和陆地都处于和平状态。但是，大陆和平的源头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力，而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一起创造了东亚地区的和平。
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主导了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的历史，它们都反映了中国在它的边界对于霸权的要求。在1953年的东北亚，中国达到了这个目标，当时美国默许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中国通过与朝鲜的关系主导了北部地区。印度支那半岛的历史对于中国、外来势力和地区国家来说都更为困难且代价昂贵。通过一系列的战争，中国利用地区国家让外来势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迫使它们离开这个地区。首先，1954年越南将法国赶出印度支那，中国从中受益。从1962年美国军队首次重返南越到1973年美国撤离东南亚大陆，中国再次依靠越南部队使该地区摆脱外国强大势力的存在。接着，1978年苏联和越南合作挑战中国边界安全，中国依靠柬埔寨军队驱散苏联对印度支那半岛的影响。到1989年，柬埔寨武装力量打败越南占领军，苏联在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半岛国家的政治存在都消失后，中国已经在东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霸权地位。
中国现在是东亚大陆无可争议的陆地统治者。美国曾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试图成为东亚的陆地统治者，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无法在朝鲜半岛击败中国军队，也不能在印度支那击退越南军队。美国1973年从印度支那半岛撤退，将遏制苏联的责任让位于中国，并最终让出了东南亚大陆的主导权。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沙俄和后来的苏联都利用其陆地实力扩展东亚地区。然而，这仅仅是基于趁中国异常虚弱时的昙花一现。距离和地理位置，包括恶劣的天气，都将俄罗斯的工业和人口中心与东亚地区隔离开去，这一切都损害了这段时期内俄罗斯的能力。因此，一旦俄罗斯遇到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挑战，它也会退缩不前。它只能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陆地和海洋对日本做出象征性的抵抗。一旦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振政治和经济稳定，中国利用它有利的地理位置，迅速主导了中俄边界。
中国不仅从苏联实力的瓦解中受益，而且还实现了军队现代化。正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固步自封，继续增强它的地区海军力量，中国也增强了它的陆地军事力量。这些改变的所需花费并不昂贵，也不能让中国获得了很多更先进的硬件设备。相反，通过改进训练、教育和通讯能力，为关键部队选择性地配备先进武器，以及复员大约200万军人，中国已经发展了一支守纪律和高效的军队，它们有能力执行复杂的行动。中国对于周边的主导权因此变得更加有效。
中国的低价消费品在这些国家是很有竞争力的，因此中国出口品已经渗透进了这些国家的市场，而且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越南传统的自行车产业受到了来自中国进口品的极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企业家的贸易、投资和社会渗透，三个印度支那半岛国家以及缅甸和泰国北部的经济开始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实现一体化。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依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他们与中国良好的政治关系。
正如东亚海洋国家追随美国霸权，中国霸权导致了东亚大陆国家的见风使舵，追随中国。随着北越最后入侵南越，东南亚最初的跟风迹象出现于1975年。泰国知道美国不会再在东南亚大陆国家政治中起作用，它要么通过适应一个统一且非常强大的越南而寻求安全，要么转向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泰国选择了后者并迅速疏远了华盛顿，要求美结束其在泰国的基地并撤回军队。20世纪80年代，在苏越联盟膨胀的背景下，中国在泰国的影响力持续增加。后冷战时代中国在泰国的战略影响，反映在后者不愿意接受美国扩大(美泰)军事合作的要求。海湾战争中美国希望通过泰国输送补给以方便前线供应，遭到曼谷拒绝。
下一个抗衡阶段出现在1989年。当越南领导人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已是“递耗资产”，而越南正在失去对抗中国力量的砝码，他们只好在柬埔寨接受一种耻辱的和平。1991年河内曾经同意撤出全部越军，象征性废除越南的傀儡洪森政权，将“红色高棉”吸收进战后立即组成的联合政府中。
在后冷战时代，越南继续容忍着中国势力。尽管河内很欢迎克林顿政府派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访问的建议，却因难以安排而不得不延宕。越南明显感到中国对美越军事关系发展的不满，为不冒犯它强大的邻国，河内将美国军方的来访延迟，直到时机合适。中越在划分边界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1999年12月两国签订了一分新的边界协定，到2003年全部清除了地雷，并就勘察和划分边界取得了重大突破。2000年，河内和北京就划分领海达成协定，其中包括经济区和有争议的北部湾大陆架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苏联对河内的政治及战略介入持续增长的情势下，北京与河内在日益突出的边界争端问题上的谈判曾旷日持久，却毫无结果。但在后冷战时代，在北京取得印度支那主导权的情况下，北京很愿意继续谈判，而河内虽然一肚子不满，除了与中国达成共识之外，也别无选择。
柬埔寨的抗衡力也同样迅速而显著。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后不久，越南人扶植的洪森政权派遣了一名以前曾反华的高级领导人农谢(Nuon Chea)前往北京。其时越南已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回归冷战时期的套路，接受中国力量作为其安全保障。就中国而言，是很欢迎柬傀儡政权回心转意的，当时越南已被打败而苏联已经垮台，中国领导人并不在意谁统治柬埔寨，只要它承认中国的领导权。
最后，顺时应势也体现在缅甸的对华政策中。缅甸依赖中国购买战机、军舰和各种大炮装置，作为回报，它扩大了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就像日本和东南亚海洋国家(包括新加坡和菲律宾)接纳美国势力、允许美扩充进入他们国家的海军和地面力量一样，缅甸承认了中国霸权，允许中国海军进入它的斯特威的港口，从而增加了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中国海军也许不是一个外来的强迫力量，缅甸的设施也很落后，但缅甸对华政策的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东北亚大陆，中国势力及其影响的表现也毫不逊色。冷战时期，因为苏联在东北亚的存在和它对北朝鲜安全和经济的保证，中国对平壤的影响力尚属有限。当苏联1991年瓦解以后，中国成为北朝鲜唯一的战略和经济上的“施主”。中国向朝鲜提供足够的食物、能源供应和日用品，以维持朝鲜人民的基本生存和政治、社会安定。中国还起了主要的威慑作用。没有中国的安全保证，朝鲜在面对美国或者韩国使用武力时会更加脆弱，所以平壤政权完全依靠中国而存活。离开中国的帮助，它早已因经济失败或军事打击而崩溃。
中国在韩国外交中也起着关键作用。自从1992年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后，大幅增长的经济联系赋予中国(在韩)可观的影响力。2001年中国成为韩国的主要对外投资对象。随着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韩国公司把他们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中国。同样重要的是，2002年中国大陆和香港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如今中国在韩国施加的经济影响力超过了美国。军事联系也很紧要。《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在韩国的基地与驻军，反映了美国视韩国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然而韩国现在依靠与北京的良好关系和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也依靠美国防止朝鲜半岛战争的威慑姿态。而且，韩国领导人必须把中国上升的陆地军事能力，以及将来一个统一的朝鲜考虑在内，到那时，汉城在制定它的对外政策时就必须考虑同中国接壤的因素。
中国力量在朝鲜半岛的这些趋势，反映在2002—2003针对朝鲜核武器项目的外交行动中。美国凭借强制外交来争取朝鲜让步的努力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华盛顿不能继续迫使韩国追随其政策。由于不再仅仅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护，而对中国势力又十分敏感，汉城采取与中国合作，寻求协商解决问题。在自朝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关头，汉城疏远了华盛顿，反而乐于和北京保持更亲近的关系。它罔顾美国压力，继续鼓吹与朝领导人的高层会谈，和北京联手反对美国对朝鲜的国际经济制裁。朝鲜领导人看到了美韩联盟的“裂痕”，拒绝美国要求它放弃核计划的压力。最明显的是中国在2003年美朝会谈中所起的东道主作用。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保持着对平壤的影响力，同时从韩国早期的跟风政策中获益匪浅，逐步在朝鲜半岛南北冲突中负起大国仲裁者的责任。
在中国霸权之下，“中国治下的和平”出现在东亚大陆。与冷战后东亚海洋国家所出现的“美国治下和平”相一致，自1989年以及关于印支冲突的决议出台以来，东亚大陆再没有过战争。那些在1945—1989年之间卷入绵延的印支战争中的传统死敌们仍然存在。柬埔寨始终怀疑越南的意图，并在边界争端谈判中保持着警惕。越南仍想建立对柬埔寨的某种支配。对河内来说，柬埔寨是越南一个潜在的、麻烦的北方邻国，而且与中国有着良好关系。泰柬关系也是举步维艰，反映出越柬关系中同样的力量不对称问题。2003年1月的金边暴力反泰事件和根深蒂固的柬泰紧张关系，既显示出柬埔寨对泰国“领土野心”的担忧，也反映出泰国对柬民族主义失去耐心，还有将来泰柬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冲突没有得到解决，但笼罩它们的大国争斗背景已不复存在了。中国霸权取代了印度支那的一系列角逐——中法之间，中美之间和中苏之间。
“中国治下的和平”在东北亚大陆也有迹可寻。美朝紧张局势在2002—2003年的朝鲜核危机中有所升级，而汉城与平壤的关系却有胜以往。韩国领导层相信中国正在寻求与自己的良好关系并会约束朝鲜的侵略，借此成功减弱了一场朝鲜无故攻击的威胁，不管朝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种战略环境中，继任的韩国领导人不顾美国的疑惧，推行“阳光政策”，结果带来韩朝两国经济联系的增进和两国政府更多的沟通。
台湾与东亚的和平
台湾问题正在成为东亚唯一的一个“焦点”。虽然东亚海洋国家和印度支那比较稳定，朝鲜半岛的政治联系也趋于紧密，但有关台湾的冲突还是个死结。尽管台湾与大陆经济关系显著增进。但是，军事形势还持续紧张。北京继续部署针对台湾的短程导弹，购买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为因台湾而起的对美战争做准备。华盛顿也在为台湾战争作准备，继续增加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并扩大与台军事联系。与此同时，台湾与大陆关于“一个中国”——冲突最核心的问题——的谈判，却陷入了过去10年以来的僵局。
台湾海峡之所以成为争议地区，是因为在这里既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同时各大国都在力图发挥重要的影响力。首先，中国希望统一而台湾希望独立。这是个不可分的零和问题，解决方案中必须包含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其次，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都不享有支配权。因为台湾既是一个岛屿又很接近大陆，它的安全同时受美国的海上能力和中国的陆上能力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和平不由一方大国的意愿而决定。相反，它取决于两大国及其盟友间的战略关系，还有任何一方行为者是否可能用战争来谋求自身利益。
不是所有的军事化的关系都是相似的，其中有些更容易导致战争。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十分强有力，台海冲突中没有一方行为者把战争作为一种挑战现状的可能方式。台湾冲突中存在坚定的威慑，因而东亚的持续和平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以武力达到统一将获得最小的利益。目前的现状并非它所愿，但中国领导人已经容忍了台湾的自主权50多年，而且在过去20年间，中国对其经济和军事进行了现代化，并扩大了在东亚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要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中国领导人必须确保代价最小化。然而中国领导人并不愿意美国会介入一场台湾与大陆的战争，并给中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利益损失。
中国领导人或许看到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代表了一种50年来的安全承诺，还意味着美国对其他东亚安全伙伴之承诺的可信度，以及长期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他们认为美国在1996年台湾对抗中向台附近派遣两艘航空母舰，使美国进一步承诺将保卫台湾。仍在进行的美国对台军售也是美对台承担义务的进一步标志。而且，中国领导人懂得美国的国内政治会限制政府在危机中的灵活性。
中国领导人也认为，美国的干预会给中国的根本利益造成极端损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了1991和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1999年在塞尔维亚和2001年在阿富汗的行动，认为中国海军在先进的远程高精确度美国武器面前是十分脆弱的。某中国军方高官对他的部队说，中国在地区战争中的可能敌手会使用高技术装备，从而抵消中国依靠人海战术打击敌人的能力。某军方分析员更直接地解释说，这种优势力量不仅会严重钳制中国取得和维持对“某大岛”的海上控制，而且会对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构成重大威胁。中国空军指挥学院的专家得出结论，一种“空中打击革命”已经发生，美国拥有的高科技空中进攻能力与次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空中防御能力之间存在“代沟”，从而导致空中防御的危机。
中国为赢得一场统一之战的经济代价也很巨大，包括在战后漫长的冷战式经济中将大量的稀缺资源用于开发军事技术，导致世界市场占有率、可取得的投资和技术的减少。
另一个可能的战争起因是台湾宣布主权独立，引起大陆的军事报复和可能由此产生的美中冲突。但是台湾已经忍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的对台外交遏制达30年。这种现状也非它所愿，但在宣布独立之前它必须确认颠覆现状的代价是可接受的。而台湾对大陆威慑态势的估计是，大陆的报复性威胁是必定的，和大陆打一仗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
中国50年来致力于统一的结果是，中国领导权的生存及其政治合法性，与反对台独的义务绑在了一起。正如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所说：“没有一个中国政治家、战略家或其他人敢于放弃使台湾回归并与祖国统一的目标。”即便是对台独不能作出反应，也会对中国的国际声誉构成挑战，会被认为不能用武力保卫其它重大国家利益，以至于影响它的边境安全，给那些造成威胁的周边独立运动以可趁之机。尽管冒着美国干涉和美中冲突的危险，1996年3月解放军还是向台湾主要港口城市高雄沿海发射了DF—15导弹，重申它反对台湾独立的意愿，挫败了美国对台政策及李登辉的台独图谋。
台湾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复将付出极大代价。中国导弹攻台会对其经济和政治体制构成严重打击。1996年，当中国在台海集结军队并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台湾股市下挫了25%。而且中国的导弹成本低廉，与台又很接近，故而导弹防御体系根本无法抵消台湾在大陆导弹面前的脆弱性。大陆仅仅是宣布封锁也会大大减少前往台湾的商船。最后，大陆会直接对台经济利益进行报复。大陆在2002年成为台湾投资者的海外生产中心，几乎60%的台湾制造业，包括高科技厂家在内，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大陆。
中国对台湾独立的军事和经济报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台岛的政治不稳定。而且一旦因试图获得独立而开战，随之而来的经济与政治动荡会迫使台湾接受北京的统一要求。台湾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丧失了它的经济繁荣，还有它对主权的长久梦想。
大陆威慑的能力和可信度效应，体现在台湾的国内政治与两岸政策上。1997年以来，民意调查显示，对立即宣布台独的支持率开始下降，1998年的最高点也不过7.4%。台湾民众明白大陆的报复是极有可能的，他们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在2003—2004年台湾选战中，陈水扁试图举行公投将台湾进一步推向独立，这在民进党内部造成了分裂。一项公众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对大陆和台湾可能爆发军事冲突表示关注。只有37%的选民表示他们不担心爆发战争。因此2004年1月，陈水扁的有些助手承认公投议案正在损害陈水扁在选民中的支持度。
结论
东亚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它在经历了近40年不间断的战争和两次冷战之后——先是美中冷战后是中苏冷战——才达到了这种结果。40年的动荡与暴力之后，东亚剩余的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将东亚划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势力范围。因为没有大国间明显的敌对态势，那里是稳定的。一个例外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战争的危险来自掩盖了地区冲突的大国争斗。然而，甚至这种地区秩序的例外还是可控制的。台湾两岸的相互威慑保持了稳定。
对于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霸权和“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而言，东亚是个特例。一方面，这里有和平；另一方面，这里没有美国领导权。东亚和平的源起提示着更加广泛的和平的根源。东亚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反映出军事和经济影响模式的东亚大国政治有助于和平。东亚没有区域性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东盟是唯一的次区域性组织，发挥一定的功能。虽然它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存在，但在苏联瓦解和中国主导权出现，印支和平实现后，它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吸收进来。具有广泛成员基础的东盟并不能对地区稳定有所贡献，但是区域和平的苗头还是出现了。
同样地，东亚也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美国或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与两个朝鲜、韩国、泰国或任何一个印支国家的鲜有相似之处。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相比也是如此。美国的文化，包括它占主流地位的宗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找到共鸣。
东亚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处在于其和平的政治根源。美国也许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唯一的大国，但它并不在这些领土上持续保持军事存在。它不仅是东亚而且是西半球以外所有地方的海洋大国，所以它的力量对于整个欧亚大陆边缘的陆地来说，并非是可持续的、万能的。相反，东亚地区存在一个力量的两极平衡。美国海军在海洋国家中存在并发挥作用，中国陆军在其周边邻国中存在并发挥作用。而且中美都拥有影响其安全伙伴的重要经济杠杆。压倒性的经济与军事至尊地位结合在一起，使两个大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安排了一定的和平秩序，共同建立起安定的地区性秩序。出现在东亚的是美中共同的和平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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