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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之后，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之后，理论界非常活跃。其表现之一是召开了很多关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这里列出的五个方面17个问题，是我近一年来参加各类研讨会所形成的一些想法。它们并不系统，也不成熟，有的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重视与讨论。
一、关于时代、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1.时代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问题。
对时代的判定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是理论提出的基础，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列宁首先正确回答了时代问题，才提出俄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也是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是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的结果。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这一理论形成原因时，首先指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对时代的研究似乎显得不够。我们往往把它等同于外交政策，习惯于按照“先内政后外交”的顺序，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来阐述。阐述的位置或许并不重要，关键要把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突出地强调出来。
时代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是列宁的时代观与邓小平的时代观的继承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彻底。这里我只想引用过去不被人注意的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或许能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启示。
这段话刊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一文中。邓小平针对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是旨在摧毁像美国这样国家的观点，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段话说明，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在60年代前、70年代、80年代都不同。60年代前，我们按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都分别属于这两大阵营。70年代，我们按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把世界上国家分为三个部分。80年代后，我们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发展是核心问题的新理论。这些观点的变化，正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2.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是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应该注意对这一问题形成过程的研究。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两个转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提法，这些都是在80年代中期才形成的。而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工作重点转移提出的。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科学地表述我们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世界正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是两霸争夺世界最激烈的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策动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发生在那个时候。当时我们没有改变世界大战要爆发的观点，认为“整个八十年代是充满危险的年代”。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80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我们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要破坏两霸、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推迟战争爆发，使我们赢得长一点和平时间，集中精力搞建设。
但是，后来国际形势却发生了出人预料的变化。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布局进行得很不顺利。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使世界向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苏联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苏联“南下战略”的受挫，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使经济上终于支撑不住，国内改革要求的加强，都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这一改变的迹象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982年已出现。当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苏联有变化。以后经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这一变化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总趋势。也就是在这时，我们开始逐渐改变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即“两个转变”的第一个转变。比如，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邓小平1982年8月21日会见德奎利亚尔）再如，改变了对裁军谈判的态度，明确表示“我们是赞成谈判的”。（同上）
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开始了“两个转变”的第二个转变。
基于对苏共同的战略考虑，中美自70年代形成一种“一条线”的关系。1979年初中美建交。但此后却长期处于冷淡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认为中国为对付苏联威胁而有求于美国，因此，即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冒犯中国，中国也会吞下去。中美刚一建交，卡特政府就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西方的一些国家也持这种看法。向来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中国政府，对此相应采取强硬态度。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中美关系冷淡，中苏关系却开始缓和。从1982年起，中苏恢复了副外长级谈判，两国也逐渐加强了经济文化交往。以后，根据苏联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中苏间的三大障碍可从一个问题上开始，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改变了三大障碍一个不解决，中苏关系就不可能解决的态度，表现了灵活性。
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特别强调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1982年9月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突出地谈到这个问题。同年中央作出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定。邓小平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他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在1984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讲得更具体。他说：美国总想与中国搞战略关系。不是过去没搞过。毛主席的时候搞过。但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包括美国。现在决不能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我们既不与苏联搞，也不与美国搞。我们是独立自主。对美我们总保持批评态度。裁军我们讲两个，不但苏联裁，美国也要裁。美国也搞霸权主义，不光苏联搞。
这里要说明，独立自主是我们一贯的外交方针。邓小平说：“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毛主席、周总理就如此。”在“一条线”时，我们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
美苏关系，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从1982年起对整个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外交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1984年至1985年，这一认识趋于成熟。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两个“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问题的思想。1985年3月4日，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念。同年6月4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的思想。他在这一年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说，你们1982年来时我们还没有转变，现在完成了这个转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对外政策的正式提法，由“和平的外交政策”改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和“和平”这两方面内容。这个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3.发展是核心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应着重强调。
邓小平在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时，指出：“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判断。现在似乎强调不够。
发展问题由来已久，它与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相伴随。第三世界原来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它们先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以后，经济斗争成为主要问题。这场斗争在70年代有了重大进展，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等国针对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制定的援助不发达国家两个十年计划均已失败，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世界经济秩序极不合理的状况，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在那次会议上作了系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著名讲演。人们也许忘记他讲演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说他当时“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可见，邓小平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
发展问题过去与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冷战关系交织在一起，为战争与和平的突出矛盾所掩盖。而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发展问题突出出来，成为世界的核心问题。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冲突和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它已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决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所以提出注意“发展是核心”的思想，正因为东西矛盾与南北矛盾实际上长期存在，只是重点发生了变化。不强调这一点就不能反映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也不能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变化的关键。
基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里简要概括邓小平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他认为，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因为发达国家面临一个再发展问题，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再发展也解决不了。
第二，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加强南北对话。双方要互相沟通。北方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建立联系。邓小平就要求我国要“加强同欧洲的联系”，注意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
第三，第三世界的发展关键靠自己的努力，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他说：“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他强调：“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上）他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包括三个大方面，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他在1984年10月31日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4.“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邓小平在1978年5月7日的谈话中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将来中国发展了，如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称霸，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藉，肯定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他在1986年4月4日又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有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1989年10月26日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同上书，第328-329页）
这里，邓小平将坚持和平与坚持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本来是和平的象征。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建立了“和平、民主、富强”的形象，但后来这一形象被破坏了。这与苏联等国家长期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有关。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确实批判过“和平的社会主义”。对导师观点的片面理解，使我们不愿意过多强调和平。长期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和颠覆企图，也谈不上和平。加上我们自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认识，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是否要强调和平这一点的认识发生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这不仅包括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改革，也包括强调坚持和平，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应该指出，毛泽东也是一贯主张和平政策的，但是把坚持和平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邓小平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是否坚持和平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是重新正确认识、并有重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内容。与“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相联系，是邓小平永不称霸，决不当头的思想。人们已知道，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与几位中央同志谈话中提出了“不当头”的观点。但从新发现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82年8月21日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他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一员，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不能当头头。“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得更早，在70年代中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时就已提出。可见，这一观点并非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形势下一时的策略考虑，而是邓小平处理国际事务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5.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原因。
有同志不理解为什么在搞了二十几年社会主义后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本来就很清楚。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主要考虑两大问题。一个是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从已发表的文献看，第一个问题讲得多，第二个问题主要是1984年后讲得多。但从新发现的材料看，邓小平在当时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首先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现实中提出来的。“文革”十年使我们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下拉大了，甚至达到崩溃边缘。再不发展经济将危及国家民族的存亡。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工作重点转移的直接原因。
但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现实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本身所要求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颠倒，才造成现实的灾难。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邓小平作了这种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他反复论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社会主义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等问题。过去人们不了解的是，他还透辟地解释了“革命”一词的含义。后来的实践表明，搞清楚这一点有重要意义。
我们喜欢讲“革命”这个字眼，共产党人就是搞革命的。但长期以来对“革命”一词含义的理解却有极大的片面性，以为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显然，这种片面理解影响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为此，邓小平在1980年4月1日的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他强调：“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他正是从这一角度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大革命”，特别是提出“改革是革命”的著名观点。由于许多同志没有弄清楚“革命”的含义，所以一开始并不十分理解。
在端正这几个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理论上说明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上述看，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思考是从生产力问题上入手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观点，邓小平最初的明确提法是在1980年5月。他说：“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4年6月30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92年南巡谈话中，他进一步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从“首先”到“根本任务”，最后终于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总结历史教训中提出来的，后来又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回答。“什么是”最终要在“怎么搞”中解决。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恢复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和创造发展。这里我想引用邓小平在1980年4月12日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今天，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过程的总结中，真正感到这句话的意义。
6.邓小平在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几点思考。
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在考虑“什么是”问题时，就开始了“怎样搞”的思考。1980年4月21日他提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当时所说的“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的观点，主要还是从“怎样搞”的角度提出的。
这里列举过去人们注意不多的几个观点。
第一，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与阿尔及利亚客人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这两点都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最关键问题。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失误的基本原因，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为目的，是失误的另一个基本原因。这段话是迄今发现邓小平最早提到初级阶段的地方，他把这个问题作为怎样搞社会主义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在重新端正“什么是”后，“怎样搞”的思考已建立在一个新思路的基础上。这就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问题。
第二，邓小平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同时他更强调发展。他说：“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这两条是探索“怎样搞”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特别注意继承毛泽东的成功经验。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四点。一是认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与苏联的道路不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说，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二是多次列举毛泽东最成功的实践是三大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多次提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提出的，造成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说：“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四是认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本书，是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第三，一个重要观点。邓小平在1980年5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这个观点与他放权搞活，因地制宜的改革思路，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裕起来，建立特区，以及“一国两制”等思路是一致的。当然，各地特色，要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中央权威。
7.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早期思考。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应遵循的原则。
对社会主义本质概括，是邓小平在实践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讲过，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个创新。
从新发现的材料看，邓小平很早就开始考虑社会主义本质问题。1980年5月5日，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尽管他那时还没有明确说明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但从他当时所反复论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可以看到他已抓住这一问题的关键，即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方面内容。
8.“三有利”标准的思想在改革初期已经形成。
在讨论社会主义本质时我们发现，“本质”与“标准”的内容十分相似，标准只多了“综合国力”这一条。这说明邓小平的“标准”反映了“本质”要求，而对“标准”的思考又深化了他对“本质”的认识。
“三有利”的标准是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概括出来的，但这一思想在改革初期就已经产生。在1980年他就讲过：“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另一段话与南巡谈话更加相似：“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强盛一些。”他在讲到如何理解“革命”一词的含义时也讲了这三个方面：“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从这里我们看到，邓小平关于“标准”的思考是一贯的，是根据改革实践的需要从一开始就提了出来的。十几年中邓小平讲了许多次，每次不尽相同，但大体离不开这三方面内容。
改革后我们提出的“标准”不止一个，而是三个：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有利”标准。这三者的关系理论界也有不同认识，我认为，这三者是一致的，但角度不同，特点也不同。实践标准是从哲学角度，带有更大的普遍性。生产力标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突出了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三有利”则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直接的现实性。
这三个“标准”都是正确的，也都可以用来衡量我们的改革。但应注意在使用生产力标准时避免片面性，不要忽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应看到，表面上生产力标准没有讲那两方面内容，这只是因为它提出的角度不同，实质上它与“三有利”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9.三个十年和三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个十年，是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我们第一次提出四化任务，到1975年初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重申这个任务，这十年中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回答是：在那十年中，开始了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世界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文革”中，没有赶上这一革命。1964年当我们第一次正式提出四化任务时，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虽然有，但没有后来那么大。但到了1975年，我们的差距拉大了，现代化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当时已经看到差距产生这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第二个十年，是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到1985年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决定》，这十年我们认识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回答是：1975年邓小平提出这一观点时，受到“四人帮”的批判，而在党内和社会上也少有人真正理解这个观点的重大意义。以至于打倒“四人帮”后，仍有激烈争论。但到了1985年，邓小平说，连山沟沟里的农民都知道这个道理，他们未必读过我的书。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
第三个十年，是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系统阐述科技是生产力理论，到1988年他进一步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十年世界的发展证明了什么？
回答是：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的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只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明显不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进一步强调科技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理论上的重大发展。
这三个十年和三个问题的回答已说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过程和意义。
10.“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对我们的启示。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第一，马克思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但马克思没有强调这一点，这个观点后来也没有引起过多注意，并且还有不同理解。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以后100多年，特别是自6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实践，突出地强调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进而提出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这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
第二，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时，是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联系考虑的。他说：“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这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他以后又指出：要把老九提到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这是根据工人阶级成分的变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
第三，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不能再一般地看待生产力问题，而应更多地着眼于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与过去很不相同的新角度、新思路。同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也应注意重视适应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改革问题上，不能把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仅仅看成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而应使整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适应这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我们的认识还显得不够。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特点，要求我们的体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整个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11.从科技革命看，我们与发达国家已经缩小的差距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一下又拉大了。
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讲到科技革命和我们的教训时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六十年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
邓小平的这段话使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与经济发达国家本已缩小的差距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拉大的。理论界在讨论怎样评价1957年后的20年。这段话可能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帮助。
应该说，在“文革”之前，尽管产生过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很大成就，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继续拉大，而是有所缩小，社会主义优越性虽然表现还不够充分，但有所表现。差距真正拉大，是在“文革”十年中。其原因，过去我们多看到自己停滞的一面，没有强调国外因科技革命而高速发展的一面。或者说，没有特别注意从科技革命的角度分析我们落后的原因，社会主义优越性丧失掉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会错过科技革命的机会？最终还是暴露自己的问题。一是不够重视发展生产力和科技。把精力放在搞阶级斗争上。二是闭关自守，信息不通，长期处于与世界隔绝状态，当然不会了解世界发生科技革命及其重大意义。三是体制僵化，不适应生产力、特别是科技生产力的发展。
问题是在“文革”充分暴露的，但根源在“文革”前。从1957年下半年就开始埋下了灾难的种子。错误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到“文革”十年发展到极端。一方面我们停滞了，一方面国外高速发展。差距就这样拉开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这样被削弱了。
四、关于改革和市场经济
12.改革最初是怎样提出的，什么时候提出的，谁提出的？
这个问题有不同说法。我认为，改革是从四化问题上提出的，是1975年整顿时提出的，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
四化与改革是什么关系？四化主要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即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使之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它们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因此，从逻辑上说，改革是因四化引起的，而实际也的确如此。
四化任务在1964年首次提出，1975年重新申明。为了实现四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因而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他说，整顿就是改革，改革从1975年就开始了。
四化任务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十一大上再度提起，改革也再次提出。从那时的文献看，邓小平与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等同志都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熟知的邓小平1978年10月在工会九大上的致词中的那段话，即：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即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状态。”这段关于改革的话的后几句，是邓小平发表这篇致词之前亲笔加上的，可见他当时对改革问题的关注。这段话的意思以后写入三中全会公报，反映了党的十一大以后邓小平、党中央在四化与改革问题上的正确认识。其理论意义是说明了四化与改革的关系，并指出它们的性质是革命。邓小平后来明确提出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观点，已包含其中了。
这里还要说明，过去人们常引用这段话，以为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到改革的地方。正如上所说，他在1975年就已经提出改革任务。
当然，在思想路线没有解决之前，四化和改革都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展开。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才“重新发动”。
13.邓小平在改革上的主要功绩。
改革是邓小平提出的，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邓小平究竟在改革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在这方面总结得似还不够，我在这里尝试着作点概括。
邓小平在改革上的功绩主要不在具体问题上，而是在大的方面。
第一，提出改革总思路，设计改革总蓝图。从广义上说，他创立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改革的总思路、总蓝图。从狭义上说，他提出改革的任务，明确改革的性质、方向、范围、步骤、原则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第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问题和环节上，起到关键作用。他在农村改革和计划与市场问题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第三，为改革创造有利的大环境。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实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尊重实践，让实践来说话，“三有利”标准等，为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他及时排除“左”的僵化的干扰和右的自由化的干扰，为改革提供了健康稳定的环境；他反复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为改革创造积极进取的环境。
14.邓小平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贡献。如何理解他1979年的那篇谈话。
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共有十次，时间是：1979年11月26日，1980年1月16日，1982年10月14日，1984年10月22日，1985年10日23日，1987年2月6日，1989年6月9日，1990年12月24日，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这十次论述是公开的，已收入《邓小平文选》中。
这十次论述都很重要，有四次值得注意。一次是1979年，他第一次谈这个问题，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是1984年，他高度评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概念的重大意义。商品经济的突破实际上已暗含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突破。第三次是1987年，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与姓社姓资没有关系。这说明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完成。第四次是1992年南巡谈话，他公开明确阐述这一观点。全党终于在这个问题上与邓小平达成共识，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我想着重谈谈邓小平1979年谈话的重大意义和怎样正确理解那次谈话。
邓小平那次谈话的意义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冲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能搞的传统观念。
第二，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提法。它与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尽管不同，但对十四大形成这一概念显然起到了极大的启示作用。
第三，指出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
第四，提出计划、市场相结合的思想。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相结合是邓小平一贯的主张。
说邓小平在1979年就对市场经济问题有意义重大的突破，并不是说他当时的认识就已达到13年后南巡谈话那样的程度。他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得比较早比较深刻，同时也与全党一样，有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邓小平的十次谈话并结合当时的实践背景，会发现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市场问题上的突破。我们在实践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商品、市场社会主义能不能搞。这是针对“文革”中完全否定商品和市场，经济统得死死的状况提出来的。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搞市场，这是三中全会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改革最初的重要一步。这个阶段更带有拨乱反正的含义。而邓小平使用市场经济概念，提出它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这是他认识更深刻的地方，已经预示着对计划经济也是方法的突破。但是当时这种突破还不可能。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在这一次谈话中也说了：“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这样的话。第二阶段，是在计划问题上的突破。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问题愈来愈集中在要彻底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点上。实践已充分证明，不但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经济同样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再固守这一点，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力。因此，邓小平在1987年十三大之前明确提出，“计划市场都是方法”，“以后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这是他自己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而这之后直到1992年南巡，全党在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这一点。这一阶段的突破是意义更加重大的突破。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了。
先从市场问题上突破，再从计划问题上突破，最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达到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所以考察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认识过程，目的在于说明只有客观地认识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评价邓小平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我们改革的伟大意义。
五、关于邓小平的哲学思想
15.邓小平有哲学思想。
有的同志认为邓小平没有哲学思想，这种认识值得商榷。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看邓小平在哲学上讲了些什么。现在出版的邓小平专门论述哲学问题的书主要有三本。一本是《毛·周·刘·朱·邓·陈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本是《邓小平同志论哲学》，一本是《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实是》。这三本书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之前编辑的，内容并不全，但大体可以反映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我归纳了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意义。他提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际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因此，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第二，关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归结为实事求是。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根本点”。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命题，并论述二者关系。领导并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指出“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意义重大。”
第三，关于辩证地认识和处理问题。邓小平关于辩证法的论述非常丰富。如：要有全局观念，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坚持两点论，处理好两个基本点，两手抓，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坚持安定团结、四项原则与坚持“双百方针”，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红与专等关系的论述；要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提出“否定新的历史条件就是否定辩证法”，“正确与否要考虑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等等。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与改革。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极大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有三点。一是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由此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二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三是提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提出“四有”，“四有”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提出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唯物史观中道德意识方面的问题。
第六，关于人民群众、政党、领袖和历史人物与事件。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原则，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论述了群众、政党与领袖的关系，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提出“评价人物和历史要提倡全面科学的观点”，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生，“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还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详尽而具体地分析了我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历史。
16.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
从上述六个方面内容看，邓小平哲学思想有三个特点。
第一，丰富和全面。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方面内容，并且有发展，特别是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
第二，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的要求，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不是一般地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是把它们归结为实事求是，用它来统率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
第三，他的实事求是哲学思想中强调四方面内容。一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联系，强调解放思想对坚持实事求是的作用。二是强调实践，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即求实。三是强调辩证发展。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主观只有符合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作到并坚持实事求是，即创新。四是强调特殊性。在当代世界，客观事物日益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注意每一个客体的特殊存在方式，才能作到实事求是。
17.注意从新的角度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邓小平要从实事求是角度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从邓小平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特别是要从当今时代人类思维发展趋势的更深层次上来考察。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直接继承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所以强调实事求是是为了总结王明“左”倾路线的沉痛教训，从哲学深层次上剖析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以教育全党，指导中国革命。邓小平说，毛泽东总结王明的教训，在1936年和1937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但党内一些坚持错误立场的同志仍没有改变，因此，毛泽东在1941年、1942年发起整风运动。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是整风学习材料。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哲学的继承不仅是思想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从新时期邓小平重提实事求是的原因就可清楚地看到。“文革”后我们面临的一切矛盾的根结就在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面对的先是用僵化的片面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纠正它已成为拨乱反正的关键。以后面对的是用僵化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纠正它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他强调实事求是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因此，邓小平与毛泽东虽然都讲实事求是，但面对的问题和任务都不同。因而二者在讲实事求是时也有区别。邓小平更强调解放思想，发展创新。他更突出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但是，我们还应该从更广泛更深入的层次来研究这个问题。哲学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人类进入七八十年代，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有何反映？
自马克思100多年前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正确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人类的认识并没有完结。自那以后，人类社会有了重大发展，人类思维方式也有了重大发展。这不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上，也可以从世界其他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中体现出来。比如，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它们多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它们应该进行分析和批判。但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是扭曲的甚至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方式，哲学都反映现实社会的变化和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研究它们，会启发我们的思路。比如，现代哲学思潮似乎并不注意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从某一角度，强调某一方面；不再关注本体论问题，而更多关注认识论问题；更多注意研究人本身的问题；更强调具体的、微观的、有限的、相对的、偶然的、模糊的、特殊的等等问题。
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在一个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显著特征的时代，邓小平的哲学不可能不反映这个时代的特点。他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他的实事求是哲学的内涵，他那种强调实践，求实创新的哲学精神，都必须不但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关系中去寻找，也要从时代和当代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中去寻找。这是一个需要开拓的新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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