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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较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人们已进行了长期探讨，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中西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差异是一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看法。
一、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
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小商品生产两极分化的基础上萌芽的；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现在我们研究中西方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理所当然也应从商品经济入手。
当然，商品经济是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古老的经济形式，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它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是商品经济一种因素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商品经济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有商品经济就会有资本主义，但可以说没有商品经济就绝对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封建生产关系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商品经济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这样说并没有违背生产力决定产生关系的规律，而正是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主要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也主要是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也是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为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对此，我们可通过回顾历史弄清商品经济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
1.商品经济冲击封建关系的基础。自然经济是封建关系的基础。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使农奴或农民交纳地租后所剩无几，仅能维持生存，因而无力摆脱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自然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另有少量的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几乎生产了居民所需要的一切生活用品，自给自足，没有商品货币或很少有商品货币；而没有商品货币的冲击，就使封建关系容易维系。这种自然经济，农民或农奴固守在狭小的土地上，完全闭塞，思想保守，往往满足现状，缺少变革精神。这种自然经济，生产者以得到使用价值为满足，不可能使一部分人积累大量的货币财富。
商品经济则相反，它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它的发展又不断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因而使商品生产有着巨大的发展动力；商品经济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它促使着商品生产者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地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以交换为手段，商品生产者必须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处进行交换活动，从而扩大了商品生产者的视野，提高了商品生产者的能力；商品经济以等价交换为原则，要求平等、自由，而不承认任何特权……。显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对自然经济的冲击。在封建社会末期，正是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步步使封建关系失去自己的基础。
2.商品货币使封建主转变了对商品经济的态度。为了维护封建关系的基础——自然经济，起初封建主阶级是极力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封建主对享受的需求和对财富的追求无法通过自然经济来满足，而必须通过交换从工商业者那里得到满足，被迫转变态度，由反对商品经济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商品经济。例如，从11世纪开始，西欧一些地方的君王和大小领主，为使商品交换顺利进行，采取了许多措施改善陆路交通状况。一些国家为保护商旅的安全，还下大力清除土匪的危害。还有些国家制定商业法规，用法律保护商品流通。
后来资产阶级产生后，还利用发展商品经济占有大量财富而取得王权的支持。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多元化的，国家机器分散地掌握在国王和各封建主手里。此外教会的势力还相当大。国王和封建主、教会利益不一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利，但占有财富。国王为了对付封建主和教会，非常需要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持。由于得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持，王权在许多方面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这就有利于资本阶级的成长，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资产阶级最终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在这里，从根本上起作用的还是商品经济。
3.商品经济使劳动者获得人身自由。农民或农奴获得人身自由，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是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如何使农奴或农民摆脱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靠商品经济。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深入到农村，货币经济渐渐取代实物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封建主渴望得到大量现金，逐步将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而货币地租的出现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瓦解的过程。因为货币地租的出现，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契约关系所取代，就获得了人身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地租一旦取得货币地租的形式，同时交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一旦取得契约关系的形式，……就必然出现租赁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0—901页。）农奴获得人身自由的另一重要形式是“赎买”。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冲击下，许多领主为了换取货币，允许农奴缴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换取自由。大量农奴就是通过这种“赎卖”形式摆脱了对领主的入身依附关系。例如在法国，14世纪时已有不少农奴出钱赎买他们的自由。到了15世纪，更多的农奴通过赎买得到解放。在英国，农民也用赎买的方式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英格兰大部分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
4.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直接产生资本主义。在商品经济中必然存在商品生产者的竞争。由于各个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不同，在竞争中必然有的发财成为资本家，有的破产沦为雇佣工人。这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城市中的一部分作坊主通过竞争富裕起来，扩大生产规模变为资本家，原来的帮工及破产的作坊主成为雇佣工人。另一形式是商业资本有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商人成为资本家，一部分手工业者完全被商人控制变为雇佣工人。这就是历史上封建社会末期小商品生产的两极分化萌芽资本主义的情形。
不难看出，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正是主要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逐步具备的。因此，应该说商品经济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起了基础的或决定性的作用。
弄清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关系，就容易知道中国较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了。其基本原因即是中国当时的商品经济远没有西方发达。
二、中西城市对商品经济的不同作用
当时（中古时期的中后期）中国的商品经济为什么不如西方发达？原因固然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中西城市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是一非常重要的原因。
1.城市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城市紧密相联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城市是资本主义的预备学校，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封建社会”（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79页。）。
城市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决定的。首先，城市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农牧分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就为商品经济的产生从而也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人们为了交换，就把一些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利于交换的地点作为集中居住地。后来随着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阶层的出现，商品交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品交换也就有了固定的场所，“市”的初始形态产生了。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防备奴隶阶级的反抗和其它部落的入侵，构筑城墙、建立军事据点，这便产生了初始形态的“城”。“城”与“市”开始是分离的，后来结合在一起，成为统一的聚合体——城市。可见，城市从一产生就是与商品交换连在一起的。其次，城市与商品经济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城市从多方面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城市人口集中， 对商品的需求大；（2）城市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集中、方便的场所， 为工农产品提供了市场；（3）城市交通方便、基础设施好、信息灵通， 为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条件；（4）城市对农村有很强的辐射力， 能够带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也从多方面推动着城市的发展：（1）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空间扩大；（2）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建设积累了资金；（3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发展创造了人才；（4）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推动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房屋、街道等的建设；（5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6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
城市商品经济又是和资本主义紧密联系的。既然资本主义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萌芽的，而城市又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因而资本主义也首先在城市产生。从中国来看，明代后期的苏州、杭州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广东佛山冶铁和铁器铸造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中期山东博山煤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江西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上海沙船运输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在城市。从欧洲来看，中世纪的城市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首先在意大利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接着在尼德兰沿海城市，其后在英国城市产生和发展。
2.中西城市对商品经济的作用
总的看，中国城市对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小，西欧城市对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大。
（1）中古时期，西方城市较中国发展迅速，数量较中国多。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及商品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长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居世界前列，因而城市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一批名城，这些城市在封建社会都保存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和繁荣。但是到了西欧的中世纪中后期，由于中国的商品经济落后及政府闭关禁海政策，城市发展远不如西欧快，数量远不及西欧多。欧洲的封建社会进入十世纪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15世纪，西欧的城市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注：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 第229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当时中国的城市数量少，城市人口少，决定了城市对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小。欧洲城市多，城市人口多，城市对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必然要比中国大的多。
（2）西方城市有自治权，中国城市则是封建统治的中心。 中国的城市有皇都、省、府、州、县。中央集权象一座金字塔、皇帝居住在皇都，集军、政、司法等大权于一身，处在塔尖顶上。皇帝通过省、府、州、县所在城市控制全国；巡抚、总督居住在省城，通过所辖府、州、县所在城市控制全省；省以下的各级官员也都住在相应的城市，依次治理自己的辖区。这种严密的行政体系使各城市成为封建统治的中心，市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城市没有自己的法律，只有国家大法，市民不能参与法律的制订，也得不到司法保护；市民没有自己的市民大会或代表大会，没有市议会和市政官，城市吏员一律由政府委派。这种状况决定了城市服务于政治、军事目的，城市的政治、军事性质大于经济、生产性质。西欧的城市性质则相反。从城市起源上看，10世纪以后的城市大都是获得自由的农奴建立起来的。城市有自治权。它设有市民大会、市民代表大会、市议会、法庭等自己的政权机构处理自己的内政，封建领主无权干涉。市民有人身自由，逃亡的农奴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便可获得自由。城市的自治权保护了市民工商业的发展。例如城市制定的市场法规，不允许侵犯商人的商品，不许债权人索取市场上商人的商品，严惩在集市间犯罪者。
（3）中国的城市以消费为主，而西方城市则以工商业为主。 我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政治城市，主要为了各级政权的统治或驻军守卫而设。因此，城市的主要居民是贵族、官僚、士绅和他们的匠役、士兵、奴仆，而不是工商业者。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消费城市，而不是工商业城市。明代以后，城市的小商品者增加，日用品贸易比重增加，并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但应指出这类城市主要是大规模贩运贸易的起落点，缺乏生产基础，且这类城市并不占优势。
欧洲的城市则是工商业的中心。十世纪后兴起的城市，一开始就是有独立经济的生产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城市居民的基本群众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必须大力发展商业和手工业。
（4）中西城市工商业的地位不同。 中国城市的工商业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是“官营”、“官商”。从工业看，官营手工业在城市手工业中占的比重很大，“除了官府作坊以外，城市中私人手工业是微不足道的”（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88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例如明中叶时的景德镇，“官窑多达38座，民窑则仅有28座”（注：《景德镇陶录》卷八，引黄墨舫《杂志》。）。从商业看，明末，苏杭一带的商业竟为大官僚徐阶、董其昌独占。湖广一带的城市，明清时“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注：《广东新语》卷九。），“通衢诸布分店，俱系宗室。”（注：《楚宗纪》注贸易。）
在中国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控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大部分，他们又利用掌握的政权，极力打击私营工商业，这就使私营工商业发展非常困难。
如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工商业则是独立发展的。十世纪后的城市是从封建主那里逃出来的农奴自己建立起来的，城市有自己的自治权，城市的工商业归工商者自己所有，而不归封建主。这就使城市的工商业能够独立发展。
总之，西方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城市虽对商品经济有促进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落后于西欧的重要原因，从而也是中国较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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