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学人之诗”的传承与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学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3)02-0008-11
唐宋之际诗歌艺术演进发展的内在轨迹是由多元曲线纽结而成的，其中与“四六”骈辞表里相关的“学人之诗”始终发挥着核心与纽带作用。近来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1]这一说法无疑值得重视。然而，从彰显“风人之致”到追求“雅人深致”的诗风转变，绝非朝夕之间所能完成。如果说杜甫和韩愈不专“兴趣”、饱含“才学”的诗歌创作已为晚唐以后“学人之诗”的发展导其先波[2](P176)，那么唐末五代文人能将“飞文染翰，以济霸国”[3](卷六七 《卢程传》，P887)的“四六”写作经验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则极大提升了“学人之诗”的创作水平。从“玉溪诗”创拓新风，到“西崑体”接韵流响，期间以“征事奥博、撷采妍华”[4](朱鹤龄 《李义山诗集注序》，P832)为能事者代不乏人。本文除了就“学人之诗”在晚唐、五代及宋初各阶段的创作实绩略做考察外，还将讨论此种诗风传承递变的内在轨迹和文学史意义等。自知学有未逮，疏漏难免，诚祈方家有以教焉。
晚唐时代“学人之诗”探索发展的漫长历程，应该从李商隐、温庭筠等“四六”名家说起。有学者认为，“樊南四六，乃为唐宋文体转变中一大关键”[5](P28)，其实，在唐宋诗歌渐变转型的复杂过程中，“玉溪诗”更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在此之前，诗家所重多在吟咏性情、表现“兴趣”而已，即使如杜甫、韩愈那样相对博学的诗人，也只把学问当做近体诗创作的辅助。自“温李”以后，以才学为诗的作家逐步增多，情形遂为之一变。其如段成式、吴融、韩偓、皮日休、陆龟蒙等，并以“四六”名家，同时也为“学人之诗”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的探索并非自觉，但那种近似本能的努力，却为诗歌艺术最终实现由“唐”及“宋”的渐变与转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艺术契机。
事实上，“温李”所作“瑰迈奇古，辞难事隐”的“四六”文和那些“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6](《李商隐传》，PP.277—278)的近体诗“消息相通”[7](《前言》引钱钟书语，P8)。对此前贤早有评说，如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温、李俱善作骈语，故诗亦绮丽。”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八《李义山诗集·镜楹》条亦称：“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的确，将骈辞写作技法融入诗歌创作，无疑显示着“温李”创新求变的魄力与胆识。
首先，用精切委婉的事典写景、状物、抒情，用博赡华艳的辞藻营造出或绮靡香艳、或婉约凄迷的唯美诗境，这样的诗作本身即蕴含着以“四六”为诗的艺术特点；当然，所谓“诗家总爱西崑好，只恨无人作郑笺”[8](卷一一《论诗绝句》，P338)、“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9](卷五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的诗学困惑亦源于此。例如，樊南“四六”和玉溪诗在用典方面即有许多“消息相通”之处。贾谊之事既频现于《异俗二首》、《安定城楼》、《贾生》、《城上》、《哭刘司户蕡》、《九日》等近体诗作，同时又被变化运用于《为绛郡公祭宣武王尚书文》、《为李兵曹祭兄亳州刺史文》等“四六”文章。再如《锦瑟》、《崔处士》、《北禽》、《安定城楼》、《洞庭鱼》等诗既已频繁使用《庄子》事典，而《为荥阳公贺老人星见表》、《为大夫安平公华州进贺皇躬痊复物状》、《为白从事上陈许李尚书启》、《为某先辈献集贤相公启》等骈文中亦多见庄子身影。大抵对李商隐而言，众多典故既已烂熟于胸，无论撰文还是作诗，信手拈来即可写景状物，传情达意；这里面没有诗、文体制的区别，只有以“四六”为诗的习惯和本能。类似的情形在温庭筠作品中亦有所体现，如其《太液池歌》云：“腥鲜龙气连清防，花风漾漾吹细光。迭澜不定照天井，倒影荡摇晴翠长。平碧浅春生绿塘，云容雨态连春苍。夜深银汉通柏梁，二十八宿朝玉堂。”该诗首句用典出自《三辅故事》及夏侯冲《答潘岳诗》，次句化用梁简文帝诗句，三四句典出《西京赋》，五六句出自《高唐赋》，末两句则综合化用《汉书》及《后汉书》的相关故事。事典虽多，却浑然不觉其迹。有关温诗用典的具体情形，明人曾益《温飞卿诗集笺注》考察已详，无需赘言。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尝云：“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辞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温李”之诗用事恰切，形容精妙，正可作如是观。
和“温李”相比，段成式诗作的艺术水平虽然要逊色许多，但作为“学人之诗”的创变功绩同样值得肯定。段有《酉阳杂俎》，人谓“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10](卷一四二 《酉阳杂俎》提要，P1214下)。他长于“四六”，兼善吟咏。在襄阳时，曾与温庭筠、逄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唱和酬答，往来简牍颇多，后结为《汉上题襟集》十卷11](卷一五，P442)。有唐以来，专门辑录文人唱和之诗者，盖肇端于此；而其唱和酬答的创作方式，更受到晚唐文人的普遍推崇。虽说温、段之诗“绮靡香艳”，而李义山诗“寄托深微，多寓忠愤”[10](卷一五— 《李义山诗注》提要，P1297下)，但他们以“四六”为诗的创作习惯却颇相近似。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六云：“《文房四谱》载，段成式以云蓝纸赠温庭筠，有诗云：‘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裹相思。’谓鲤鱼三十六鳞；充使，谓凭鲤鱼寄书也，用《文选》‘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义。”应该说，段诗的富赡和绮靡，乃是晚唐“学人之诗”的惯常形态。
其次，由于“四六”骈文和近体诗在“隶事”和“偶对”两方面具有互通之便，故凡精通“四六”律令者，便很容易触类旁通，完成律诗偶对。温、李等人学识既丰，熟知事典，遂能以凝练工稳的对仗增强诗歌语言的韵律之美，使之更具感染力；其抒情之作尤能体现“学人之诗”的瑰丽风采。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云：“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唯观对属能。”虽说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主要贡献在律诗，而王勃、杨炯则长于“四六”骈语，但在李商隐看来，他们在“对属能”这一点上异曲同工，均值得肯定。或许正因为如此，温、李等人在诗歌体裁上更喜欢近体律绝，尤其是七律。《唐音癸签》卷八云：“李义山博学强记，俪偶繁缛，长于律诗，尤精咏史之作”；“温飞卿与义山齐名，诗体丽密概同，笔径较独酣捷”。其实，所谓“俪偶繁缛”、“笔径酣捷”，在很大程度上均得益于“四六”笔法。后人所以要将“温李”所作“清新纤艳”的近体诗与“俪偶长短”的“四六”文合称为“三十六体”[12](卷一八，P910)，其理由即在于此。王铚《四六话序》尝云：“世之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13](P943)其说虽不无道理，但具体到“三十六体”的诗和文，却似乎该倒过来讲。董乃斌先生谓李商隐“所作诗歌，尤其是五、七言律绝，皆为其四六之苗裔，或深受其影响者”[14]，实为有据之言。取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比照对读，就会发现两者对句在用典和结构上均非常相似。如《祭张书记文》有“江远惟哭，天高但呼”之句，《哭刘司户蕡》诗则稍变为“江阔唯回首，天高但抚膺”一联；《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称“彤庭列位，丹陛陈仪”，《有感二首》之二则云“丹陛犹敷奏，彤庭歘战争”；《上汉南卢尚书状》谓“越贾生赋鵩之乡，过王子登楼之地”，《安定城楼》则称“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代仆射濮阳公遗表》有“叫白日而不回，望青天而永诀”之骈语，《哭虔州杨侍郎(虞卿)》则有“叫帝青天阔，辞家白日晡”之精对。类似的例子在温、段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兹不赘引。应该说，灵活化用“四六”韵语，使之完全符合律诗偶对的词性和韵律要求，这种做法既能彰显作者富赡博学的个性品质，又能为诗作增添更多清雅脱俗的韵味。
继“温李”和段成式之后，韩偓、吴融、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唐彦谦等又成了“学人之诗”传承发展的生力军。韩、吴久居庙堂，其歌咏唱答饱含“内翰”才情；皮、陆等人旅居松陵，便以“四六”功夫遣词“和韵”，连渔钓、茶饮之具都成了施展才华的对象。至于像罗隐、唐彦谦那样素以“浅俗”著称的诗人，其不少作品也是“奇丽可比温、李”[15](卷五引 《徐氏笔精》，P230)。严格说来，乱世“刀笔吏”以“四六”为诗，乃是一种扬长避短、自然而然的艺术选择。
韩偓及吴融在艺术传承与诗文作风两方面均与李商隐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韩偓父瞻，与李商隐同登开成四年(839)进士第，又同为王茂元女婿。玉溪诗中所谓“留赠畏之同年”[4] (卷二，P534)者，即韩瞻之字。吴融与韩偓均为龙纪元年(889)进士，昭宗朝同为翰林学士，掌拟制草诏十余年。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不约而同地继承了李商隐，借繁辞丽藻，表达着超越凡俗的快感和满足；他们的作品确为“气格摧弱，沦于鄙俚”[16](卷六六《小畜外集序》，P1011)的唐末诗坛增添了一抹亮色。
少年韩偓与李商隐交往密切。玉溪诗集中有《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兼呈畏之员外》一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4](卷二，P486)韩偓小字冬郎，此诗作于大中八年(854)。面对十岁的韩偓，年过四旬的李商隐发出了“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慨叹，其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如此机缘，再加上长时间以文字佐河中幕的经历，遂使韩偓成为“四六”名家。其后为“内翰”，颇得昭宗赏识。就诗歌而言，韩偓亦传承了玉溪诗博赡雅丽的特点，隐约体现着“学人之诗”的魅力和神韵。其如《乱后春日途经野塘》云：“世乱他乡见落梅，野塘晴暖独徘徊。船冲水鸟飞还住，袖拂杨花去又来。季重旧游多丧逝，子山新赋亦悲哀。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方回释曰：“吴质季重，为曹操所杀，致尧之交，有为朱全忠所杀者。引庾信子山赋事，可谓极悲哀矣。”[17](卷三二，P1365)韩诗用事之频繁，寄托之幽深，大抵如此。前人多谓韩偓之诗“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10](卷一五一《韩内翰别集》提要，P1302上)，究其原因，盖与其博学多识的“内翰”修养密切相关。此外，韩偓多次韵相酬之作，《韵语阳秋》卷五即指出，《香奁集》中《无题》作品，乃是韩偓、吴融及令狐涣等人“相次属和”的产物；此亦晚唐“学人之诗”的明显标志，不可忽视。由此看来，后人有意将“西崑体”推本于“李义山、温飞卿，又并韩偓入之”[10](卷一九七《雅论》提要，P1804中)，绝非向壁虚言。
吴融也是“四六”名家，前人谓其“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18](卷一○ “李洞”条，P109)。其诗风既承袭“温李”，又颇似韩偓。如《金楼感事》曰：“太行和雪迭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今欲过山东。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方回评曰：“吴融、韩偓同时，慨叹兵戈之间，诗律精切，皆善用事。”[17](卷三二，P1367)其实，吴融《唐英歌诗》中最能体现“学人之诗”艺术魅力的还是那些近似于有韵骈辞的五言排律，如该集卷上《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等诗，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长篇排律。假如不是才学丰沛，要将“四六”功夫成功用于近体诗创作，并做到闲雅赅博，实难想像。
当然，吴融与韩偓以学问为诗的原则及方法仍处在摸索之中。前人肯定“致光笔端甚高，唐之将亡，与吴融诗律皆不全似晚唐，善用事，极忠愤”[17](卷七，P279)的同时，也指出“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较偓为稍胜焉”[19](《彦周诗话》，P389)。所谓同中有异，正显示着晚唐“学人之诗”探索发展的真实轨迹。
在吴融、韩偓尽情挥洒内翰才情的同时，远居苏州刺史崔璞幕府的皮日休与陆龟蒙等人又将“学人之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小小的高潮。陆龟蒙“常体江、谢赋事，名振江左”[18](卷一○ “陆龟蒙”条，P117)，皮日休“以文章自负，尤喜箴铭”[20] (《皮日休传》，P497)；他们博学雅逸的才情和以学为诗的艺术偏好与“温李”诸公颇为相似。四库馆臣尝云：“依韵倡和始于北魏王肃夫妇，至唐代，盛于元、白而极于皮、陆。”[10](卷一八六 《松陵集》提要，P1689下)的确，由皮、陆主导的松陵唱和活动，已不再像“昔之和诗者和意而已”；他们借渔钓茶饮之具来彰显才学，注重的只是“和韵”本身，其酬答消遣之诗至有“垒至百韵”[21](卷六，P246)者。皮日休在《松陵集序》中说：“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俾陆生参之，未知其孰为之后先也。”话语之中既透露着诗效“温李”的时尚选择，同时更展示着欲与“温李”一争高下的艺术豪情。
懿、僖以后，随着“掌书记”队伍的增加，“四六”骈辞的创作也渐趋兴盛。《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云：“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其所举“名士”多遭武夫悍将无礼戕害，死于非命，诗文作品亦未能传世；只有罗隐等个别作家的集子中，还残留着以“四六”为诗的艺术痕迹。如罗隐于咸通五年(864)落第东归，途经大梁，谒宣武节度使郑处诲，作《辞宣武郑尚书启》，有“某也风尘下物，天地中材。……孔文举之干元礼，既忝登门；徐孺子之谒陈蕃，俄蒙下榻。淹延馆宇，荏苒春秋。稻粱有异于他人，觞豆时陪于上客”[22](《杂著》，P301)数语，这与其《投宣武郑尚书二十韵》中“因思一枝桂，已得断根蓬。往事应归捷，劳歌且责躬。殷勤信陵馆，今日自途穷”[22] (《甲乙集》，P167)云云思致颇同。由于用事恰切，情致幽婉，“启”文与诗作均让人感受到某种隐约难言的苦情。
大抵和罗隐同时，唐彦谦也以博学雅丽的诗作大获时誉。彦谦“咸通末举进士第。中和中，王重荣表河中从事，历节度副使，晋、绛二州刺史。重荣遇害，贬汉中掾。兴元杨守亮留署判官，迁副使，阆、壁刺史”[12](卷一八，P926)。久历藩镇的经历，使他和“温李”一样，能将“四六”功夫转化为俪偶繁缛的诗作。史称其“才高负气，无所摧屈，博学多艺，尤能七言诗。师温庭筠，故格体类之”[12](卷一八，P926)。《唐诗纪事》卷五三则云：“鹿门先生唐彦谦，为诗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其一体也，然警绝之句亦多有。”同书卷六八复云，唐彦谦“学义山为诗”，“最善用事”。[23](P1450，P1827)正因为唐彦谦诗法“温李”，能够创作“清峭”、“警绝”的近体诗，后人才把他和李义山一起，看作“崑体”诗的源头。《蔡宽夫诗话》载：“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崑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24](卷二二，PP.144—145)假使没有博学富赡的诗法造诣，要得到杨文公如此的“酷嗜”和追捧恐无可能。
概而言之，“温李”诸公将“四六”写作经验成功运用于近体诗创作，遂开启了“学人之诗”探索发展的新阶段。咸通以后的诗坛虽整体呈现着“气格摧弱，沦于鄙俚”[16](卷六六《小畜外集序》，P1011)的衰微景象，但在“四六”文风的浸润和感染下，以才学为诗者与日俱增。韩偓、吴融的五言排律及七言律诗，充分展示着博学多识的“内翰”才情；皮日休和陆龟蒙次韵唱答的瑰丽篇章，直欲和“温李”相比肩；以罗隐和唐彦谦为代表的晚唐幕府作家，虽不及李商隐与吴融之博学富赡，但他们以“四六”为诗的艺术态度同样真诚。或许有人认为檄启笺奏等应用文章，其功能及内涵很难与诗赋等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但从吴融、韩偓及罗隐等人属辞比事，“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印，讽味不厌”[25](卷八，P505)的“四六”作品中，我们的确能够体察到“四六”骈文和诗歌作品之间借鉴融通的艺术痕迹。而且，随着大唐帝国的崩溃，那些“飞文染翰，以济霸国”[3](卷六七《卢程传》，P887)的“四六”高手，还会用同样的心态和手段进行诗歌创作；他们的努力将会使“学人之诗”超越乱世纷扰，呈现出别样的从容与优雅。
五代十国时期，随着北方士人的大批南迁及南中国多元文化中心的建立，闽中、江淮、两川及两湖等地文学作者的数量和水平均有了显著提升。不过，就“学人之诗”的创作而言，其代表作家和优秀作品多在闽中和江淮两地。黄滔、徐寅、徐铉、徐锴等人均以唱和酬答的方式传播着“学人之诗”的创作理念，之后更有杨徽之、张洎、汤悦、张佖、陈彭年、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衎、钱熙等一大批南国才俊，通过绮丽富赡的诗作来彰显渊厚博学的人格魅力，同时也部分改变了乱离时代“诗多俗调”[10](卷一五一《唐风集》提要，P1302下)、“格致卑浅”[26](卷一六，P359)的衰朽色调。虽说还没有完全脱开以“四六”为诗的艺术轨迹，但他们直接发挥学问和辞采优势，分题赋诗，援笔立成，率性自然，自造精极。
王审知割据泉、汀五州之后，该地区很快成为南北士人归聚之所。闽中文化向称贫瘠，但随着韩偓、李洵、郑良士、陈峤、黄滔、徐寅、翁承赞、陈乘、倪曙等一大批文人学士避地入闽，其荒芜局面迅速得到改善。据《十国春秋》卷九五《黄滔传》载，唐末“中州名士避地来闽，若韩偓、李洵数十辈悉主于滔”[27](P1373)。同书卷九五《翁承赞传》云：“承赞既依太祖，太祖待之殊厚，遂以为相。承赞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27](P1376)。在雅逸风气的持续熏染下，就连武夫悍将都变得风雅起来。如泉州刺史王延彬每与徐寅、陈乘、倪曙等赋诗酣酒为乐，凡十余年[28] (《钓矶文集序》，PP.1B—2A)。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闽中地区人文荟萃，才子辈出，宋初杨徽之、杨亿及蔡襄等闽产才俊能够在“学人之诗”的创作中引领风骚，即其显证。
黄滔乃乾宁二年(895)进士，以“四六”骈文及辞赋见长。《十国春秋》卷九五本传云：“滔文赡蔚典则，诗清淳丰润，有贞元、长庆风。《马嵬》、《馆娃》、《景阳》、《水殿》诸赋，雄新隽永，称一时绝调”[27](PP.1373—1374)。黄滔相闽期间，“幕府应用文及塔庙碑碣半出其手”[29](卷九七《黄滔传》，P680下)。黄滔的七言律诗和他的赋作、碑铭一样，也呈现出工致密丽的特点。如《喜侯舍人蜀中新命三首》之三云：“贾谊才承宣室召，左思唯预秘书流。赋家达者无过此，翰苑今朝是独游。立被御炉烟气逼，吟经栈阁雨声秋。内人未识江淹笔，竟问当时不早求。”诗中“立被御炉烟气逼”一句系由郑谷“梦魂潜绕御炉烟”[30](卷六七五《早入谏院二首》之一，P7734)变化而来，而“内人未识江淹笔”云云典出《南史》卷五九《江淹传》。就七律作法而言，通常是颔、颈两联巧用事典以成偶对，但黄诗四联皆用事典，此乃以“四六”为诗的习惯使然。杨万里《黄御史集序》所谓“挟其深博之学，雄儁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五七其句读，而平上其音节”者，盖谓此也。明人黄起亦云：“御史公文崛奇而鸿硕，其诗新琢而密丽。”[31](附《唐黄御史集记识》，P378)，是知黄滔诗歌与骈文辞赋互为表里的艺术特点早已为人所熟知。此外，《黄御史公集》中有近二十篇五、七言排律，它们或似有韵之骈语，或近短篇之辞赋，更能体现诗、赋同质的特点和韵味。
徐寅与黄滔友善，乾宁元年(894)进士及第，为诗赋名家。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徐先辈集》条云：“公所著他书皆羽化，惟诗赋与俪语仅存，岂不重可叹欤？然其仅存者已足与子华、致光并驱矣。唐人尤重公赋，目为‘锦绣堆’，日本诸国至以金书《人生几何》、《御沟水》、《斩蛇剑》等篇于屏障。”后村将徐寅与吴融、韩偓并称，是着眼于“学人之诗”的共同风貌；然徐寅以赋为诗，其风致情韵毕竟有别于吴、韩诸家。四库馆臣曾分析说：“其赋句雕字琢，不出当时程试之格。而刻意锻炼，时多秀句。……诗亦不出五代之格，体物之咏尤多。”[10](卷一五一《徐正字诗赋》提要，P1303上)。事实上，“体物之咏尤多”正是赋家之诗的常态。今传《徐正字诗赋》两卷，咏物之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酒壶子》、《香鸭》、《鸡》、《白鸽》、《龟》、《蜀葵》之类就多达一百三十多首。这些作品音韵谐婉，用事无迹，偶对精巧，宛如一篇篇潇洒的赋作。更值得瞩目的是徐寅的许多诗作有意效法李商隐。除了像《依温飞卿华清宫二十二韵》等作品外，其集中不少诗歌都取首句数字为题，如《昔游》首句为“昔游红杏苑”，《不把漁竿》首句为“不把漁竿不灌园”等，共计十八首。这些诗歌与李商隐《无题》、《锦瑟》诸作一脉相承，立意命题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可否认的模仿痕迹。在李商隐和“西崑体”之间，徐寅诗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应该受到足够重视。清人吴乔《西崑发微》只说“杨、刘”祖述李义山，殊不知在此之前，徐寅接踵玉溪，实已导“西崑”先路。
继黄滔、徐寅之后，闽地作家中以才学为诗而大获芳誉者，还有建州才子杨徽之。史载其“幼刻苦为学，邑人江文蔚善赋，江为能诗，徽之与之游从，遂与齐名”[32](卷二九六《杨徽之传》，P9866)。徽之虽然是后周进士，却深得江左士人博学之长。僧文莹尝谓其“必以天池浩露涤笔于冰瓯雪椀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副”[33](卷三引《古今诗话》，P29)，杨亿《行状》则云：“公文学之外长于吟咏，历宰二邑，周旋数载，凡游赏宴集良辰美景，必有雕章丽句传诵人口，或刊于琬琰，或被于筦弦，岐陇巴蜀之间，盖金相而玉振矣。”倘若没有足够的才学，要达到如此境界，恐非易事。
杨吴及南唐统治下的江淮地区，众多文臣凭借渊厚博赡的才学在诗文创作中引领风骚。史称南唐“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辏绛帏。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34](P1)，马令《南唐书》卷一三《儒者传序》则云：“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就在江淮地区成为当日华夏“文物最盛处”[35](P15)的同时，江南文臣凭借其学识与辞采，在“学人之诗”的创作中颇多建树。
徐铉、徐锴兄弟“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36](卷一四三《徐铉双溪院记》，P2321)，陈彭年《江南别录》称徐铉“与弟锴同有大名于江左，方之士衡、士龙焉”。的确，徐氏兄弟之博学儒雅，在当日文坛鲜有其匹。两人之中徐锴“酷嗜读书”，“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谛”，“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37](卷五《徐锴传》，PP.100—101)。只可惜天不假年，竟殁于南唐灭国前夕。徐锴乃是李义山诗的崇拜者，《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徐锴》条载，锴“尝欲注李商隐《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见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独恨不知灰钉事，乃后汉杜笃论都赋云：‘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商隐之雕篆如此”[38](P523)，是知徐锴在诗艺上确实与李商隐趣味相通。只可惜其诗文作品散佚殆尽，《全唐诗》卷七五七所录仅五篇，其中《太傅相公以东观庭梅西垣旧植，昔陪盛赏，今独家兄唱和之余，俾令攀和，辄依本韵，伏愧斐然》、《太傅相公与家兄梅花酬唱，许缀末篇，再赐新诗，俯光拙句，谨奉清韵，用感钧私，伏惟采览》两篇，纯属依韵相酬之“学人”作品，其余如《送程德琳郎中学士》云：“瓜步妖氛灭，昆冈草树青。终朝空望极，今日送君行。报政秋云静，微吟晓月生。”[30](P8607)用事偶对，闲雅工稳，亦体现着“学人之诗”的惯常本色。
徐铉“幼能属文，尤精小学。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预作，有欲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常曰：‘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39](卷二三三引晁氏语，P1860上)徐铉之诗既不同于韩偓、吴融的“内翰”手笔，也有别于黄滔、徐寅的以赋法为诗；集中唱答之作虽多，却不像皮、陆那样以整篇斗工。四库馆臣谓“其才高而学博，故振笔而成，时出名隽也。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10](卷一五二《骑省集》提要，P1305中)，实为的评。《徐公文集》中《赋月》、《赋竹》、《赋松》、《赋风》、《行园树》之类的咏物诗比比皆是，如《和殷舍人萧员外春雪》云：“万里春阴乍履端，广庭风起玉尘干。梅花岭上连天白，蕙草阶前特地寒。晴去便为经岁别，兴来何惜彻宵看。此时鸳侣皆闲暇，赠答诗成禁漏残。”相对而言，徐铉的咏物诗并不刻意用典，追求藻饰，其“流易”、“孤秀”的特点，乃是“学人之诗”的另一种闲雅风貌。方回既误将徐锴列为宋初诗人，复将“徐常侍昆仲”看作“白体”诗名家[40](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P687上)，殊不知铉诗正体现着博学雅逸的学人心性，用事偶对，振笔立成；不管率意酬答还是描景状物，绝无矫揉造作之弊。
江南士人“深于学问”[33](卷三一引《谈苑》，P318)，其含英咀华的瑰丽才情为“学人之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保障，这一点在张洎、汤悦、张佖、陈彭年、乐史、周惟简、舒雅、吴淑、刁衎等人身上均有所体现。譬如，张洎在南唐时已“负其才藻”，在“二徐”面前“不肯少自低下”[35](P17)；入宋之后则以博洽多识而蒙受重用，屡屡参定各种仪制，史称其“风仪洒落，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亹亹可听”，太宗“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32](卷二六七《张洎传》，P9208)。和所有以才学为诗的江南才子一样，张洎的诗往往辞藻华美，构思清雅。其《暮春月内署阁前海棠花盛开率尔七言八韵寄长卿谏议》云：“去岁海棠花发日，曾将诗句咏芳妍。今来花发春依旧，君已雄飞玉案前。骤隔清尘枢要地，独攀红蕊艳阳天。疏枝高映银台月，嫩叶低含绮阁烟。花落花开留胜赏，春来春去感流年。清辞早缀巴人唱，妙翰犹缄蜀国笺。共仰壮图方赫耳，自嗟衰鬓转皤然。因凭莺蜨传消息，莫忘蓬莱有病仙。”绮丽工巧，可谓学人本色。张佖在南唐时曾因学有未精而遭遇尴尬[33](卷三一引《谈苑》，P318)，然其诗作清雅脱俗，富有才藻，极具学人魅力。如《碧户》诗云：“碧户扃鱼鏁，兰窗掩镜台。落花疑怅望，归燕自徘徊。咏絮知难敌，伤春不易裁。恨从芳草起，愁为晚风来。衣惹湘云薄，眉分楚岫开。香浓眠旧枕，梦好醉春杯。小障明金凤，幽屏点翠苔。宝筝横塞雁，怨笛落江梅。卓氏仍多酒，相如正富才。莫教琴上意，翻作鹤声哀。”如此丽作，绝非李昉、陶谷等北方文人所能及。从张洎和张佖等人身上，或可窥视到江南文臣富赡沉博、诗风清雅的普遍情形。
五代乱离之际，“政纪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纷攘，文艺阙如，即诗歌间有之，亦多比于浮靡噍杀，嗷然亡国之音者皆是也”[15](卷首牛运震《五代诗话序》)。当日诗歌或浅近鄙俗，或穷搜苦吟，诚能将博学雅兴尽展于诗者，实属凤毛麟角。然黄滔、徐寅以赋为诗，密丽之中别有韵致；南唐“二徐”博学雅逸，其遒丽诗作代表着江南“学人之诗”的最高水平；而杨徽之、张洎、张佖等东南才俊，从小饱受学人诗风的熏陶，耳濡目染之间早已养成绮丽清雅的诗性。他们的学识胸襟虽各有短长，但以学问为诗的艺术取向则大体相同。要之，在诗歌艺术由“唐”及“宋”的转型过程中，上述诸公既为“温李”余响，又系“杨刘”先声，其诗学贡献不容忽视。
宋初诗坛总体呈现着溪流灌注、百川归海的新态势，而讲求才学、崇尚丽藻的博雅诗人，多为自南唐、闽中及吴越等地北上汴梁的南国才俊。其声名稍著者如徐铉、杨徽之、张洎、张佖之流自不待言，他如钱熙、汤悦、陈彭年、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衎、钱易、钱俨等亦各有建树。不过，欲真正明确“学人之诗”的艺术主旨、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使之成为内涵稳定、风格显著的自觉创造，还须晚到“西崑体”诗“耸动天下”以后。
杨亿曾列举宋初诗坛名家，曰：“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所闻文士多矣，其能诗者甚鲜。如侍读兵部，夙擅盛名，而徐铉、梁周翰、黄夷简、范杲皆前辈。郑文宝、薛映、王禹偁、吴淑、刘师道、李宗谔、李建中、李维、姚铉、陈尧佐，悉当时侪流。后来之著声者，如路振、钱熙、丁谓、钱易、梅询、李挺、苏为、朱严、陈越、王曾、李堪、陈诂、吕夷简、宋绶、邵焕、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钱塘林逋、缙云周启明。钱氏诸子有封守惟济、供奉官昭度。乡曲有今南郑殿丞兄故黎州家君，及高安薄觉宗人字牧之子。并有佳句，可以摘举，而钱惟演、刘筠特工于诗，其警策殆不可遽数。”[38](卷三七，P475)在这些诗人中，李挺与焦宗古两人籍贯不详；梁周翰为郑州管城人，范杲乃范质从子，王禹偁来自济州钜野，李建中祖籍京兆，李维乃洺州肥乡人，刘师道为开封人，李宗谔乃李昉之子，陈越系开封尉氏人，吕夷简为吕蒙亨之子，亦即蒙正之侄，宋绶乃直集贤院宋皋之子，随州平棘人，刘筠为大名人。这十一人是当日北方诗人中较为有名的。其中宋绶从小受到外祖父杨徽之的教诲，而刘筠“初为杨亿所识拔”，方得“居文翰之选”[32](卷三○五《刘筠传》，P10089)，他们的成长过程及诗文作风，都受到了南国文化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余下的二十八人中，陈尧佐、王曾、薛映三人并为蜀产，其他人则全部来自江淮闽浙之间。就声望而论，徐铉、杨徽之“夙擅盛名”，而吴淑、姚铉、钱熙、梅询、钱易、丁谓等皆有可观，他们博赡雅逸，实已现“崑体”门径。
丹阳吴淑与合肥姚铉均被列为“当时侪流”，诗风特点亦差似。吴淑乃南唐进士，徐铉女婿。他“幼俊爽，属文敏速”，颇为韩熙载、潘佑所重；入宋之后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尝献《九弦琴五弦阮颂》，太宗赏其学问优博。又作《事类赋》百篇以献，诏令注释，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32](卷四四一《吴淑传》，P13040)。其俊爽博学之风采，为宋初两朝所罕见。陶榖《清异录》卷下载：“吴淑《冬日招客》诗云：‘晓羹沉玉杵，寒鲊迭金绵。’杵谓小截山蓣，绵乃黄雀脂膏。”《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四载：“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恳求归江陵，逾年方允，乃入谢于殿门外……吴淑赠行诗有‘汉殿夜凉初阁笔，渚宫秋晚得悬车’之句，尤为中的。”所谓博通事典、属对精切，正是“学人之诗”的显著特点。姚铉，太平兴国八年(983)与王禹偁同登进士第。他“文词敏丽，善笔札，藏书至多，颇有异本”[32](卷四四一《姚铉传》，P13055)。《诗话总龟·前集》卷四“称赏门”载：“太宗留意艺文，好篇咏。淳化中，春日苑中有赏花钓鱼小宴，宰相至三馆毕预坐。咸命赋诗，中字为韵，上览以第优劣。时姚铉诗先成，曰：‘上苑烟花迥不同，汉皇何必幸回中！花枝冷溅昭阳雨，钓线斜牵太液风。绮萼惹衣朱槛近，锦鳞随手玉波空。小臣侍宴惊凡目，知是蓬莱第几宫。’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以比夺袍赐花等故事。”[33](P37)能够在侍宴赋诗中拔得头筹，其超越时流的学识与辞采便可想而知。
杨亿所举“后来之著名者”若钱熙、钱易、梅询、丁谓辈，亦能展示“学人之诗”的典雅韵致。如《玉壶清话》卷七载：“钱熙，泉南才雅之士，进《四夷来王赋》万余言，太宗爱其才，擢馆职。……尝撰《三钓酸文》，举世称精绝，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钓月之流；商岭排青，不逐眠云之客。’又曰：‘年年落第，春风徒泣于迁莺；处处
游，夜雨空伤于断雁。’其文千言，率类于此。”熙有《九日溪偶成》，诗云：“渔家深处住，鸥鹭泊柴扉。雨过山迷径，潮来风满衣。岸幽分远景，波冷漾晴晖。却忆曾游赏，严陵有旧矶。”此人此诗，大抵与黄滔、徐寅同一思致，以赋为诗，遒丽洒脱。
钱易乃吴越钱昆之弟，宣城梅询即梅尧臣从父。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八传称易“年十七举进士，御试三题，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轻俊而黜之。太宗语苏易简曰：‘朕恨不与李白同时。’易简曰：‘有钱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当用唐故事，召至禁林。’会盗起剑南，不果用。复举进士甲科。……易俊逸过人，为文数千百言，顷刻而就”。《宋诗纪事》卷七载易《拟张籍上裴晋公》，诗云：“午桥庄上千竿竹，绿野堂中白日春。富贵极来唯叹老，功名高后转轻身。严更未报皇城里，胜赏时游洛水滨。昨日庭趋三节度，淮西曾是执戈人。”此诗虽与南唐诸公稍异其趣，但构思清丽，属对工稳，体现着“学人之诗”的闲雅风致。梅询为端拱二年(989)进士，累擢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谓其“好学有文，尤喜为诗”。其诗讲求事典，对仗工稳，以繁辞丽藻炫人耳目。如《寄吕许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余尝得预言诗。玉阶闲步为霖早，云路风波得志迟。浴凤池深春荡荡，观鱼台古草离离。重来故老休相问，请揭纱笼有旧碑。”其超逸情怀与雅丽才情，直可与钱易相伯仲。
苏州丁谓，其祖丁守节于唐末时南迁至吴越，仕于钱氏。谓少与孙何友善，颇得王禹偁赞誉，王有诗曰：“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33](卷四，P39)后再荐于薛太保，称“有进士丁谓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师于六经，泛于群史而斥乎诸子，其文类韩、柳，其诗类杜甫”[41](卷一八《荐丁谓与薛太保书》)。南宋崇宁间，常州晋陵进士张守在《毘陵集》卷一○《又跋丁晋公诗》中称丁谓“诗句清丽，有唐人风气。晋公虽不以名节令终，要其所长，亦不可贬也”。撇开人品褒贬，专就诗才而论，丁谓作品所展示的学人风采还是值得肯定的。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二二载：“公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外篇咏甚多，如‘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为人所传诵。”从丁谓传世作品来看，无论五古还是七律，多构思奇巧，对仗工稳，用事无迹，确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严格说来，吴淑、姚铉、钱熙、钱易、梅询、丁谓等人之所作，既是晚唐五代以来学人诗风的传承和延续，又为杨、刘“崑体”的华丽登场导夫先路。《西崑酬唱集》的问世，标志着自晚唐五代以来渐行渐盛的“学人之诗”已经抵达其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而杨、刘诸公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所做的探索，必将长期影响北宋诗坛发展的格局与走向，其诗史价值或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确认。
首先，杨亿等人明确提出“善歌者必能继其声，不学者何以言其志”[42](杨亿《广平公唱和集序》，P384)，将足够的学识积累看作诗歌创作的基础和前提。在创作方式上，他们推崇“更迭唱和，互相切劘”，曰：“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废之久矣，行之实难。非多士之盈庭，将斯文之坠地。”[42](杨亿《广平公唱和集序》，P384)与此同时，杨、刘诸公推尊《雅》、《颂》，将“宣布王泽”、“激扬颂声”视为诗家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学人之诗”的创作主旨和价值取向。杨亿《广平公唱和集序》既谓“雅颂之隆替，本教化之盛衰。傥王泽之下流，必作者之间出”，其《承天节颂并序》复云：“四隅底宁，百度大治。群公卿士，望清光而惟勤，缙绅诸生，颂盛德之靡暇”；“若乃赋颂之作，臣之职也”[43](卷六，P411下)。应该说，杨亿等人既反思与总结了“学人之诗”漫长而复杂的演进历程，同时又极大地提升了“以学问为诗”的空间和价值；他们的努力，使“学人之诗”在艺术上完成了从自然探索到自觉创造的变革与超越。所谓“自杨、刘唱和，《西崑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36](卷一二八《诗话》，P1951)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其次，玉溪诗作为文学经典受到追捧和仿效，是“西崑体”诗人效法李义山较前辈诗家更为自觉和成熟的标志。《韵语阳秋》卷二云，杨、刘诸公“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故杨文公在至道中得义山诗百余篇，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公尝论义山诗，以谓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班，若涤肠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诗有得于义山者为多矣”。虽说“皮陆”及徐寅等人早就对玉溪诗推崇备至，但直到杨亿时代，因效法李义山而成熟起来的“西崑体”诗才最终产生了“耸动天下”的影响。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在杨亿《南朝》四首之一后解释说：“夜半至鸡鸣埭及射雉，乃齐事。金莲，潘妃事。《玉树》，陈后主事。此杂赋南朝耳。诗并见《西崑倡酬》。组织华丽，盖一变晚唐诗体、香山诗体，而效李义山。”[17](P124)其实，巧用事典，以赋法为诗，原本就是“崑体”诗人的基本特色，杨、刘、钱各家自不待言，即便像舒雅、刘隲那样的小人物亦复如此。譬如，舒雅《答钱少卿》云：“蓬莱阁下旧邻居，偶别俄惊四载余。每见寒葭思倚玉，忽临秋水得双鱼。人间贵盛君谁及，物外优闲我自如。闻认归艎向春渚，深知不与道情疏。”范仲淹《清白堂记》云：“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莱阁。”[44](卷八，P166)舒雅与钱氏均来自江南，故曰“蓬莱阁下旧邻居”。“寒葭思倚玉”典出《世说新语》，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与夏侯太初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45](卷二二《人部六·品藻》，P406)。“秋水得双鱼”盖由罗隐“水寒不见双鱼信”[22](《甲乙集·秋日有寄姑苏曹使君》，P23)变化而来，“归艎向春渚”则全用谢朓“候归艎于春渚”[46](卷七七谢朓《辞隋王子隆笺》，P344)诗句。再如刘隲酬刘筠《槿花》诗云：“虢国妆初罢，高唐梦始回。霓裳犹未解，绣被已成堆。赤帝宫帘卷，华阳洞户开。神仙有良会，清唱在瑶台。”此诗前四句分别吟咏虢国夫人、巫山神女、杨贵妃以及曾与鄂君子皙“举绣被而覆之”、“交欢尽意焉”[47](卷一一，P109)的榜枻越人。题为《槿花》，便自然联想到美人迟暮，《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传》曰：“亲迎，同车也；舜，木槿也。”[48](P341中)《说文》称木槿“朝华暮落”。酬和小诗，用典竟如此精切，“西崑体”诗人博学雅致的艺术修养令人叹服。是知前人有关“崑体”作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镕铸变化，自名一家”[10](卷一八六《西崑酬唱集》提要，P1693上)的评述非常恰切。
再次，“西崑体”诗人传承和发扬晚唐五代“学人之诗”的艺术传统，强调“丽语”、“警句”，并以此作为评价诗艺高下的重要依据。譬如，杨亿尝云：“近年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学者争慕之，得其标格者，蔚为嘉咏。”[38](卷三七《钱惟演刘筠警句》条，P479)为了具体说明其“标格”，便从二人诗作中精选出数十联“丽语”，以供欣赏。类似的批评模式一经建立，效法者即接踵而至，如欧阳修即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36](卷一二八《诗话》，P1951)欧阳修颇重杨、刘诗作中的“佳句”，其对“西崑体”作家的企羡和敬重，或即由此开始。此外，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二《警句门》也曾列举“西崑体”诗人的“佳句”曰：“陈越《侍宴》云：‘千钟人既醉，九奏凤来仪。’《与刘惨》云：‘莫哀城下酌，不废洛中吟。’《送李秦州》云：‘拥路东方骑，悬腰左顾龟。’”[33](P144)凡此种种，说明“西崑体”作家崇重学识、激赏“警句”的诗学理念已经超越经验范畴，获得了艺术批评者的广泛认同。
杨、刘诸公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学人之诗”所作的探索，还将长期影响北宋诗坛变革发展的格局与走向。此后博雅之士辈出，而诗法“杨刘”，以“丰富丽藻”、“用事精巧，对偶亲切”为能事者，被称为“后西崑体”或“西崑余绪”。如明人王士祯即云：“世人谓宋初学西崑体有杨文公、钱思公、刘子仪，而不知其后更有文忠烈、赵清献、胡文恭三家，其工丽妍妙不减前人。”[49](卷九，P211)其实何止文彦博、赵汴和胡宿三家，当代名公如晏殊、夏竦等又何尝不是“温李”和“杨刘”的同调。就整体而言，“后西崑体”诗人大多和李义山一样，“所作诗歌，尤其是五、七言律绝，皆为其四六之苗裔，或深受其影响者”[14]。譬如，作为宋初“四六集大成者”[13](卷上，P944)的夏竦，诗作则体现着“词藻赡逸”的特点，只是学问气太重，故往往给人以“形整而味淡”[17](卷一六《奉和御制上元观灯》方回评语，P617)的感觉。宋庠、宋祁“文章多馆阁之作，皆温雅瑰丽，沨沨乎治世之音”，诗作也是“名章隽句，络绎纷披”[10](卷一五二《宋元宪集》提要，P1310上)，其律诗与骈文在艺术表征上呈现着惊人的一致性。胡宿作为“四六”名家，极力推崇陆龟蒙，称其“温其如玉而不加雕琢，渊乎似道而无所澄挠”；“摘发异闻，多黄香之不见；沉研精义，皆郭璞之未详”，为“稽古之宗师，博物之渊薮也”[50](胡宿《甫里先生碑铭》，PP.258—259)。与此同时，《文恭集》所存诗歌，也多是以“四六”功夫唱和酬答，其艺术取向与“皮陆”唱和之《松陵集》颇为近似。同样，余靖博学强记，表奏笺启堪为楷模，而其诗作也时时呈现出“艳而冗”[17](卷一○《暮春》方回评语，P343)的繁富特色。此外，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又称王珪、丁谓、胡宿等人所为应制诗“皆典实富艳有余”。客观地说，以“四六”骈辞为能事者，其诗作风格难免如此。假使不能准确把握“崑体”诗人以“四六”为诗的艺术特点，就很容易造成判断失误。譬如，四库馆臣谓胡宿“五、七言律诗，波澜壮阔，声律铿訇，亦可仿佛盛唐遗响”[10](卷一五二《文恭集》提要，P1310下)。其实，胡宿效法“皮陆”是全方位的，无论文章还是诗作，都是“皮陆”做派，称其为“盛唐遗响”，显然不够客观准确。
在诗歌艺术由“唐”及“宋”的渐变转型过程中，以“取材博赡，练词精整”[10](卷一八六 《西崑酬唱集》提要，P693上)为表征的“学人之诗”传承不衰。它既是对晚唐五代衰微诗风的救赎和疗治，同时也为“宋诗”艺术的积累和成熟导夫先路。若从体现“雅人深致”的角度看，唐宋之际的“学人之诗”与“宋诗”之间确有许多内在关联。首先，自“温李”以降，“学人之诗”的作者均系文坛精英，其学识胸怀远非浅俗文人或“苦吟”逸民所能及，而宋代士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比唐人淹博，格局宏大”[51](P27)，创作主体基本品格的近似或相同之处显而易见。他们虽身处异代，生存环境、创作心态和诗艺水平各不相同，但由于人格相似，心灵相通，故能够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上超越时代，达成默契与共识。其次，宋代作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学追求，在前辈“学人之诗”中已有所体现。事实上，宋人对此早已有所瞩目，如吕本中《紫微诗话》云：“东莱公尝言：少时作诗未有以异于众人，后得李义山诗，熟读规摹之，始觉有异。”《蔡宽夫诗话》亦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24](卷二二，P146)或许正以此故，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19](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P406)。吕本中与王安石皆宋诗巨擘，其对李义山诗的偏好，显然与晚唐五代以来相沿不衰的“学人”诗法密切相关。许顗《彦周诗话》曰：“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直诗而深思焉，则去也。”[19](P401)毫无疑问，当人们将李义山和黄鲁直相提并论时，“学人之诗”与“宋诗”在精神内涵和艺术特点上的契合与互通就已经得到了确认。至于诗艺传承的细节问题，永远都会有见仁见智的分析和争论。我们渴望有更多圣贤来释疑解惑，对此谨奉上无比虔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