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话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维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对话沟通的产物，其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诸如，西方文化是两希文话对话合流的结果，中国文化在与印度文化对话过程中产生了多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与佛学流派，在此基础上，又有佛学与儒学的对话，并产生了宋明理学。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无疑也是“沟通”使然、“对话”所致。本文拟从“对话范式”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问题予以探究，既就教于方家，又不妨抛砖引玉。
一、“对话范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话”路径
自“语言学转向”以来，诸多人文学科都争先恐后、不约而同地关注“语言”、聚焦“对话”，这一方面使得“对话”的视角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言述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使得“对话”日益成为各种文明、文化传统相互借鉴、各种文明冲突彼此消解的新思路；另一方面又使得“对话”成为一种名噪一时、独超众类的思维范式，并且该思维范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辐射、影响其他学科领域，从而使诸多人文学科走出自身困境，找到继续发展的基本路径。在这一态势下，不仅有“对话哲学”、“对话伦理学”、“对话心理学”、“对话宗教学”的异军突起，而且还有“对话政治学”、“对话诗学”、“对话法学”、“对话教育学”的强势凸显。
“对话”的思维范式无疑与“独白”的思维范式相对峙，因而，它又是对“独自”的思维范式的一种反拨与纠偏。所谓“独白”，就是以主、客二体为中心，并迷执于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一种思想探究方式。其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形形色色的绝对主义、客观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独断主义、本本主义、各类中心主义的大行其道。相反，“对话”的思维范式则是人类思想探究方式上的一场类似于康德以主体中心取代客体中心的革故鼎新的哥白尼式革命：它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默默独语的工具理性转向声情并茂的沟通理性，从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情有独钟转向对“去中心”、“去先验”、“反本质”、“反基础”的推崇备至。[1]
在对话的思维范式那里，没有君临万物的先验理性，惟有平等协商的对话精神，没有永恒自在的绝对本质，惟有你说我也说、你听我也听的共识诉求。没有以一驭万的绝对中心、我为中心你为边缘的权力话语，惟有相互依存、不分轩轾的共在谋划以及消解基础的动态互文。因此，“对话”之为“对话”，顾名思义，就在于它以主体间、思想间的“双向互动”、“一问一答”、“平等认同”、“和谐共在”、“视域融合”与“真诚沟通”为基本旨趣。换言之，真正的“对话”所追求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相互对立，而是彼此契合的水乳交融，并以“汇百川于一流”、虚怀若谷的心胸宽容互让、尊重差异、融合异见、博采众长。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是邓小平理论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抑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世情相结合无一不是对“对话”思想的具体发微与应用，概莫不是自觉地把“对话”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因为一方面，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继承、发展，并使之不断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时代特征、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际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使之转化发展为具有中国品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新理论，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另一方面，上述种种“结合”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数学相加、机械地杂糅叠合，而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中国实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互动、对话沟通、一问一答的融合。
“结合”的实质与其说是机械的相加，毋宁说是以一种“反本质”、“反本本”的方式使彼此展开“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说，“对话”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怎样展开对话？在笔者看来，其“对话”基本路径的展开应当涉及这样几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二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问题式”对话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自其发端之日起就与现实保持一种亲和与对话关系，其运思的基点也深深植根于现实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现成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的方式，一种不断与现实、实际展开对话的理性与批判精神。
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品质、与时俱进的理性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P534)，并使之不断地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进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各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决裂斗争的过程。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对话的过程中，既不能惟马克思主义是崇，将对话的基点仅仅定格于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种种现成结论之上，也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惟中国实际是举、不顾全球背景、时代主题狭隘地看待中国实际，而应该以一种辩证互动的方式立足于中国自身的问题来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
惟马克思主义是崇、墨守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种种现成的结论，看似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与“坚守”，但其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似”，并未达到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对话品质、与时俱进精神内在的“神似”。外在的“形似”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丧失生机，也曾经使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举步维艰、损失惨重。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742～743)。同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他既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命题的信仰，又不是对‘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正统性仅仅是指方法而言”[4](P1)。
同样，无视马克思主义、惟中国实际是举、不顾全球背景、时代主题狭隘地看待中国实际，理论上不仅不可取，历史及实践证明还十分有害。无视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坐标无论如何都是不允许的。实际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什么主义都找过了，都不能解决问题。直到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一经找到并加以运用，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5](P226)惟中国实际是举、狭隘地看待中国实际也是应该杜绝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非在封闭的体系中实现的，相反，它恰恰是在近现代全球化这一宏大叙事的世界图景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不应仅局限于中国内部实际，即国情因素，还应包括外部实际，即全球化的国际背景。惟有把中国实际放诸于全球背景下，结合时代主题，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与把握中国实际的本质，高屋建瓴地认识与驾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对话的基本规律。
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于五四运动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发展壮大，正是由于先进的中国人视其为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建立理想社会的指南，旨在用其直面与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样，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穷源以竟委，乃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主体自身的能动性、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直面中国自身独特的问题，并以中国的革命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无独有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引入21世纪，就在于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破除迷信、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以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为轴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既不拘泥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现成结论，也不拘泥毛泽东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走出毛泽东理解社会主义的偏差与误区，并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的更新做出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正是基于同样的问题式对话，江泽民、胡锦涛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准确地判断与把握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时代的特征和主题，以开阔的心胸、卓越的远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创造性地推向前进。
故而，只有以现实问题为契机，与中国实际展开“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既不惟马克思主义是崇，也不惟狭隘的中国实际是举，超越非此即彼、主客二元独自的思维方式，才能让马克思主义获致全新的“视域”真正地中国化，才能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力，并及时为中国实际问题的解答提供关乎实践观念的智慧。相反，倘若缺乏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没有实践基础，没有与中国实际、时代现实辩证的、双向的、非线性的、单向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将会生机全无、活力顿失。
三、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的“解释学”对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的过程，即在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主体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化’的诠释语境中，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等构成的中国实际这样一个‘成见’、‘界域’、‘基体’上来理解、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的诠释和实践的诠释”[6]的过程。这里的“理解”、“诠释”与其说是呈扬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原意”，毋宁说是使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理解者产生“视域交融”。
因为，依现代解释学之见，“文本”决不是封闭的、既定的、僵死的，而应该是流动的、生成的、无限敞开的，同时“理解”也绝不是纯然客观的，而是充满“历史性”的，即“理解”具有相对性，理解者无法超越自己的“前见”，无法消弭自身与文本之间存在的“间距”。我们既不能因为“前见”与“间距”的存在就否认解释的可能性，也不能假“前见”与“间距”的存在就对文本任意曲解，理性可取的方式乃是让解释者与文本进行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
既是“对话”，就意味着解释者不是把文本视作既定的、现成的“对象”，而是看作平等的、对话交流的“伙伴”。故而，真正的解释学对话与其说是以我之心度你之腹，不如说是携我的视域进入你的视域，是视域的融合，即文本的“原初的视域”和解释者的“现在的视域”的交融。通过视域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从而朝向一种既高于文本视域又高于解释者视域的全新视域。由于文本的视域与解释者的视域存在一种遭遇、交融、沟通与纠缠的关系，所以既不会出现解释者不顾文本视域的任意曲解、恣情演绎，也不会出现文本无视解释者视域的孤芳自赏、自我封闭，抑或以权威自居的话语权垄断。
就此而言，解释者与文本、读者与作者之间是难以休止的“对话”。将历史地、具体地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文本意义的现实表达，同时马克思主义文本意义的重构与新生也惟有依凭这种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介绍与传入，更重要的是要依凭这种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成功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元文本”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文本”的转化，既体现解释理解的开放性、创造性、过程性与超越性，同时又呈现解释理解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只要是在中国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其背景条件、文化传统、语言特点、实践基础、成果形态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国化’的烙印”[6]。而那种试图保持一种“原汁原味”的“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梦幻泡影，而且还极易遁入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式的主观独断。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中国解释者自身的“前见”注定会打上中国式的烙印，但是中国解释者的“前见”并非全然合理，即它既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会有积极与消极之别，故而中国的解释者面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由于受制于既定的“前见”，也就不可避免地既会有正确的、创造性的解释以及基于正确的、创造性的解释所进行的积极的、成功的运用，同时也会出现错误的、教条的解释以及基于错误的、教条的解释所进行的消极的、失败的运用。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既会看到由于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解释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创新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也会看到由于机械的、教条式的误读误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诸如王明路线、“文化大革命论”、“两个凡是”论等让中国革命与建设遭受挫折、蒙受损失的错误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解释学”对话，不仅涉及基于“对话”所产生的“理解”的可能性与事实性问题，同时还涉及对话“理解”的有效性问题，即解释学对话结果有无对错、能否可行的问题。恰如伽达默尔晚年将解释学的视野转向实践领域，使解释、理解与应用相关联，并强调解释学作为哲学是“实践哲学”一样[6]，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面对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倡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从而找到了检验经由“解释学”对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否富有成效的不二法门。就此而言，倘若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释”与“理解”被中国革命或者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就归于成功，否则也就流于失败。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往式”对话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问题式”对话所立足的是现实层面，那么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的“解释学”对话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往式”对话所立足的则是学理与观念层面。现实层面的对话至关重要，而学理与观念层面的对话也不可或缺。因为一种外来的理论如果没有经过与本土思想资源在观念上的交锋、碰撞、对话与沟通，那么它始终还是一种外在之物、异己的存在，难以得到人们思想上的认同。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气质之中，进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其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与中国本土传统思想资源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过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结合对话的可能性无可置疑，且业已成为学界之共识。因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以及理解上的“间距”，亦即二者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但是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抑或在哲学思想方法上均存在一些相互契合的因子。在价值取向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为其基本要义，突出集体本位，强调个体对群体价值的认同；而马克思主义虽源于西方，但其与以个体取向的价值观为精神内涵的西方文化判然有别，它强调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种“类存在物”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与“全人类的解放”，因而二者在强调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上可谓相合相通。从哲学思想方法上看，中国传统哲学“躬行践履”与“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传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所体现的“实践”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周礼的“礼尚往来”与周易的“阴阳互补”和“刚柔相济”以及老子的“相反相成”、庄子“交通成和万物生焉”与佛学中“缘集则有、缘散则无”、“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全体交彻、事事无碍”等所体现的“辩证精神”与“对话意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向与“对话宽容”的“辩证法”可谓不谋而合，没有二者精神理路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便是不可设想的。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二者能否对话，而在二者如何对话的问题。如同前两种对话维度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也要超越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独白与中心化的思维范式，即在这一对话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一种在对话中求“和”的思维方略使二者平等地交往、真诚地沟通。“和”即意味着两种事物非常融洽地相呼应、相并存，因此，对话之“和”也就意味着对话双方应该在自我与他我的共在中平等地彼此认同。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种“我——它”关系，而是一种马丁·布伯式的“我——你”关系，这种基于“我——你”模式的平等的对话所崇尚的“和而不同”，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互通有无、耦合再造的契合点。惟有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交往与对话，才能一方面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使得彼此都获得更为宽广的理论视域从而真正进入一种“和而不同、互诠会通”的良性互动之中。
然而，这种“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方式并非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种自觉意识，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曾经历了一个激烈反对到重新阐扬的嬗变过程。“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对峙起来，在赞成和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传统采取过激烈的批判和拒斥，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7](P39)。即便是时至今日，人们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时，也极易陷入各偏一隅、各执一端的陈旧的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之中，要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所谓“儒学化”)，要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所谓“断裂化”)。因此，走出各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争的偏执与狭隘不仅是我们的理性选择，而且也是使得二者相得益彰、互补圆融的应有之义。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534)。正是鉴于此，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与水乳交融，十分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命题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即使这样一些概念、范畴、命题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独特形式，同时也使之创造性转化并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征。诸如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就分别对“实事求是”、“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等具有中国传统古典韵味的理念作了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与实践品格，同时也以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具体化、民族化并获得广泛的世界意义呈扬了完美的典范和耐人寻味的思想启迪。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多种思想资源交织叠合、相互激荡的文化历史现象，同时也“蕴涵着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变革和发展历程异常丰富而又十分深刻的实践与文化历史内涵”[6]。虽然其复杂性、系统性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二门径，我们也应该把对话的精神与理念一以贯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始终。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成功是“沟通”使然、“对话”所致，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续发展，新形态的不断构建同样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让我们真诚期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对话中扬弃，在对话中建构，在对话中达成共识，在对话中视域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