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1]2000年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简论》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的文化系统中，存在着几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它们主要是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代表的主导文化，以学术文化、高雅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和民间通俗文化等。其中，大众文化作为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文化现象，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大众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流行文化。因而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全面把握大众文化的深层本质和艺术审美特征，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和负面影响，树立关于大众文化的正确观念，处理好大众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引导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首先必须对大众文化的一般问题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为此我们在第一章中围绕大众文化的概念设定对大众文化的一般问题进行分析。从托克维尔到杰姆逊，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界形成了关于大众文化概念界定的一些基本思路，我国学者也提出了关于大众文化概念的一些观点，它们为我们分析大众文化一般问题、制定大众文化概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是，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大众文化的概念和本质，首先必须弄清楚文化和文化大众的基本内涵。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目的，我们在本文中认为，文化是由文化主体、受体共同参与的、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文化大众是指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基本的文化接受和参与之主客观条件并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介入文化活动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构成的整体。 基于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现状，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生产技术和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反映大众日常生活实践、观念、经验、感受，借助于大众传媒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味、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并由他们参与其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反馈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它是形式、内容和意义的统一，其中，大众文化的形式是普遍的、统一的，而内容和意义则同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相关，因而有所不伺。分析大众文化不仅要进行艺术形式方面的审美分析，同时也要进行内容、意义、实质分析。 对于大众文化概念的进一步把握还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理解：第一，大众文化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它在现代文化系统中和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通俗文化等相对应。第二，大众文化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类型，它是在社会大众生活实践、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简论物质生产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化，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基础。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特殊规定性的文化类型，具有社会大众性、日常生活性、复杂多样性、商业赢利性、强烈渗透性、娱乐消遣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 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首先，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社会生产、大众生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并随着上述因素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次，大众文化的发展始终处于文化追求、艺术追求和商业赢利的冲突中，因而需要不断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调整。第三，大众文化的文化意义始终处于多元性中，意义确定性作为大众文化的终极追求很难实现。第四，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和其他文化类型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既丰富了自己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文化类型的发展。 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它标志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生产方式，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第二，它是现代文化系统中的重耍文化类型，不断影响和渗透着其他文化类型，对当代文化的系统结构和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第三，它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大众文化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其较完善的形态也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因而西方大众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大众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大众文化也受到了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诱导和渗透。为此，我们要真正弄槽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就必须对西方大众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这种把握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大众文化一般问题的理解，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对象，在西方大众文化的映照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功能就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西方大众文化在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西方大众文化，其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观念形态反映，在其深层次意义上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志，在社会功能上旨在通过欺骗社会大众、弱化人民的反抗意志和批判能 丁力捍卫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而是非大众性的文化，具有资产阶级专属性本质。西方大众文化的?
孙志逾[2]2011年在《媒介·文化·产业：三维视野中的手机短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往今来,从没有哪项媒介能像手机短信一样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感觉到它随电波舞动的身影。在我国,短信自2000年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开展此项业务以来,短信发送量逐年飞速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短信发送量最大的国家。短信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新的传播媒介,更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人际交往方式,甚至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媒介、文化和产业三个维度对短信进行考察,会得出一个对短信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有助于从深层次上认识这一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们习惯和生活的事物。手机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地影响。短信作为手机的一项重要功能,其传播信息的方式超越了地域、时间和电脑终端设备的限制,方便、快捷、便宜的传播特点可以做到与新闻事件同步,已经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最便捷的手段之一。应用媒介环境学“一切历史都是媒介史”“媒介即讯息”、“媒介进化补偿理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人性化进化”等理论考察短信,能够得出短信所具有的媒介环境学特点。短信具有的快捷性、便捷性、互动性以及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双重特性,与其它传播媒介不是替代、颠覆的关系,而是包容、整合的关系。短信不仅具备媒介的特点,其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随着手机的普及而逐日彰显。短信以其前所未有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和影响力冲击着人们对以往习惯的认识。短信以其高普及、极便捷、低成本的特点使其成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精英文化进行了巨大的冲击,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进行了重新建构,短信贴身传播的特性使原本属于私人的空间不再仅仅属于私人了。随着中国短信发送量的逐年增加,短信所引发的“拇指经济”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习惯。短信经济使短信渐成为一项新的产业。始于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将短信从简单的传播媒介一夜之间推向了能带来真金白银的黄金产业。随着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的逐渐成熟和选秀、广告等商业服务的风起云涌,彩信、电子书、手机报等形式各异的短信新业态的出现,短信经济已经越来越为行业所瞩目。在引导其健康发展这一问题上,本文认为势必要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根本,以强化服务供应链监管为长效机制,以重点打击不良短信为突破,构筑起一道绿色、向上的短信经济新形象。
林红岩[3]2013年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当今时代人文学科重要的基础。它产生于当代工业社会之中,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借大众传媒传播的大信息量,批量生产,易于复制,旨在使大众获得感性愉悦的,遵循市场规律的一种新的文化发展形态和文化现象。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而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并借助全球化不可逆的趋势席卷开来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通过不到三十年的本土化的过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逐步由文化的边缘走向文化的中心,初步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精英文化、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一方面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通俗性、消费时效性等基本特点,又因为生成环境和发展空间与西方有所不同而具有有区别于西方大众文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化特征。中国语境中的“大众”一词不同于西方语境；我国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此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还具有层次性、不平衡性、兼容性等特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活跃了大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确立了大众的文化主体性地位,扩大了文化的影响范围；改变了文化的固有格局,加速了文化多元化进程；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催生出了一系列大众文化产业,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无法避免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管理和引导工作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性的效应,比如：加快文化多元化格局,形成新的文化格局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新的文化失衡；大众文化的基本特点的两面性中暗含着消极因素,在庸俗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会被放大；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等,充当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运作媒介。总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合理性价值与负面影响在学界中引发了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讨论。面对相伴而生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该何去何从,是消极接受还是积极寻求应对策略?这促使我们不得不趋利避害,积极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出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必须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大众文化作为发展的目标,在理性认识大众文化的丛础上还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发展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同时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建设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必须走和谐发展之路,就国内来说,大众文化要同其他各种文化形态和谐共存,在不偏离主旋律的同时加快文化资源的多元整合。从世界范围而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要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加强不同国家间文化的和谐沟通与交流。
姜瑞林[4]2016年在《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文中指出文化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发展的主要难题看,文化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当前文化发展和建设的现状还不足以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需要一场持久的文化建设之路,需要走一条文化强国之路。当前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也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可以对分散的、个体的、断裂的社会进行整合与再造,从而为物质的发展与繁荣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本研究试图将社会进步与文化建设两者有机结合,一方面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化实践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进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寻我国社会进步的文化诉求与文化选择,并尝试给出文化建设路径和措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经验总结法、交叉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运用政治学、文化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按照“理论分析—实践问题—原因揭示—政策选择”的基本逻辑,揭示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实践关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困境所在,揭示现象背后的机理,从文化选择的层面,基于社会与国家、发展与代价、文化与进步等双重的视角提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中文化困境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讲,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分为五部分内容:第一章,理念与价值:文化、社会进步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社会进步等基本概念含义,以及文化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关系。本章主要是为全文的研究提供基本概念与理论上的支撑。文化是一个社会内部的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的价值总和,并决定着社会成员的交往、思维、感知和行为的取向。它在价值层面提供了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的行为模式、行为条件、价值理念以及道德观念。基于以人为主体的价值功能定位,将文化的分类概括为规范型文化、规制型文化、引导型文化、渗透型文化和嵌入型文化等五种。社会进步是指在一定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体系。社会进步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抽象的期望中的目标,又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具体化为不同的体现终极目标关怀的子目标。这些体系化的子目标,就是实践中衡量社会进步程度与水平的社会进步评价体系。从整体来看,社会进步的评价体系至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这样才能从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进步与否。社会进步的本质是人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进步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以价值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并最终会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文化在社会进步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价值引导;另一方面,社会进步本身也具有文化诉求,体现在政治文明的文化表达、经济建设的文化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武装、文化自身进步的内在规律。而在这些方面,我国目前社会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或悖论。第二章,回顾与思考: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关系的历史考证。本章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来认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建国初期的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外部政治力量的建构来完成的,建国初期的文化建设为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扫清了障碍,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文化结构也由传统的多元并存的复杂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中国的文化建设目标是基本清晰的,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从1965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却严重地偏离了原有既定的轨道,而且文革之前的文化建设塑造的文化价值观遭到了粗暴的政治否定。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开始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文化模式的束缚走向多元文化的吸收并进。江泽民时期,文化同经济、政治一样,被放到了“三足鼎立”的位置上。文化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被彰显出来。胡锦涛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深化和反思的阶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下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观,具体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文化创新的活力与动力。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战略逐渐清晰,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发展文化理论。第二,勇于批判的文化创新与超越心态。第三,建构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理念。第四,从国家建构到社会培育的文化发展新思路。第三章,挑战与制约: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主要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评价体系的文化缺陷,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规范与制约,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代价三方面展开。当代中国社会进步评价体系的文化缺陷可以概括为:传统文化认同体系的式微;现代公共认同文化缺失;国家文化建构的滞后,没有一个核心的贴近日常生活与基于历史制度原型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建设缺少整合力与认同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没有形成,文化没有转化成直接的生产力与国家影响力,更没有转化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规范和制约包括传统文化正能量功能发挥不足,基于个人主义的落后暴力腐蚀性文化不断阻碍中国社会进步;西方文化思潮泛滥,对主流文化与观念造成冲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与主流文化交叉碰撞,并在经济建设与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悖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代价主要包括“超文化”社会的失落感、传统文化的迷失、文化认同的匮乏等方面。第四章,探究与归因: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文化困境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理论认知的偏差。这包括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认识误区、“唯生产力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偏差直接导致人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判断产生质疑,对于一切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也产生怀疑。“唯生产力论”导致社会与文化建设的滞后。二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实践操作的失误。这表现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利益格局调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外缺陷、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三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文化环境的负面趋向。当前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殖民主义;二是文化体制弊端造成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精神桎梏;三是日常生活层面文化生态破坏与被侵蚀。第五章,对策与路径: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应坚持的原则包括:多元文化共存的原则、先进文化引领的原则、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原则。在社会进步的评价体系中文化缺陷的有效应对应从树立科学的社会进步理念、彰显社会生活中文化软实力、构建长效的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面对这种社会进步的文化代价,新的形势下必须进行整体的调整,坚持以弥合文化政策与文化实践之间的断裂,文化发展与文化需求之间的断裂,文化发展的时空断裂为目标,建立包括制度机制及社会机制的调控运行机制。解决各种文化困境,进行文化创新与改革,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必须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出发点,包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社会秩序有序进行提供精神依托;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实践主体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回应社会生活实践需求;夯实文化整体实力,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发展等等。中国社会进步中的文化困境的突破不仅仅是文化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如何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出中国的公民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出路,也是解决宏观文化体系与微观生活实践之间断裂问题的根本方法。本文的贡献在于向人们呈现出一个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图景,并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困境所在,揭示现象背后的机理。
王伟杰[5]2014年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产业具备经济文化二重性。一方面是经济属性,追求利益最大化,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具有文化属性,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生存法则。因此文化产业存在着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引导。在物质世界中,文化资源最终变为文化资本而形成经济价值导向功能；在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因其精神影响而形成文化价值引导功能。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追逐是一个多方参与的相辅相成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的形成机理研究,探讨如何优化和提升文化产业开发过程,在文化价值的冲突中选取合适的文化价值,生产能形成较为健康的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品。全文由绪论、六个章节和结语共八个部分组成。绪论讨论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并对国内外文化资源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进行了研究综述,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重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现状进行了基本描述,指出了我国目前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部分区域的部分行业“偏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的个别问题的存在及危害。这些个别问题体现在：开发主体目标取向亟待统筹兼顾,开发客体核心内容有待统一管理,开发方式价值选取急需规约监督等三个层面,从而造成了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消极弱化。究其原因,文化产业发展中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偏离,文化产品流通过程中多方参与力量的分散以及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评估机制的缺乏,造成了我国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弱化现象的存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引导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由于文化资源本身就存在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存、“精、正、雅”文化色彩与“土、旧、俗”文化元素并存等辩证性特征,文化产品也具有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由此文化产业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始终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的二元纷争：即在物质世界形成经济导向作用,而在精神世界中形成文化导向作用。因此,开发良性文化产品能强化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并能获取一定的经济价值。第三章阐述了在多元文化价值冲突中如何选取并传扬良性的文化价值的方法和过程。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城市文化中也包含着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借助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理论,选取和传扬城市的良性的文化价值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在文化集聚阶段中,城市的多元文化如同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形象一样发生集聚,但其良性文化却能脱颖而出并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在文化散播阶段,依靠“文化意见领袖”的主导作用才能实现良性文化的有效传播,从而使城市良性文化依靠文化产品得以传播并形成良性的文化价值引导。第四章主要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针对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获取而采取的“双赢”的政策措施,以利于我国汲取相关经验和教训。其中,美国版权产业通过财政扶持和税收减免,对国内文化市场实行“门罗主义”；而在国外文化市场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传播和推销美国核心价值观和信仰。法国和加拿大是“文化例外”政策的坚决倡导者和拥护者,除对国内主流文化产业进行扶持之外,还对美国的娱乐文化产业进行疯狂抵制。另外,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都对本国文化产业进行保护和扶植,以形成以本国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在汲取国内外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五章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合理开发文化资源并形成良性价值引导的基本路径。在宏观的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应选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良性主体文化资源, “德艺双馨”的开发主体应秉承正确合理的开发目标,并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选择“多赢”的开发方式。在中观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示范方面,应坚持“以文教化、以人为本”两者一体的初衷和目的,在城市良性文化的引领下开发以箭垛式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资源。在文化事业建设中“高唱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注重将城市核心文化精神注入到文化产品中去。在微层的文化产业链中,文化生产者应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多重要求,文化传播者应成为鉴定识别文化产品和信息的有效中转流通枢纽,文化消费者应塑造“有自觉、不盲从”的文化消费结构,文化管理者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文化产业服务和文化事业建设并举的发展战略。最后,本章第四节构建了旨在评价我国良性文化产品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第六章结合城市核心文化定位的基本过程和方法,通过我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城市文化定位及良性文化产品开发等实践案例以验证定位方法的合理性。以我国中小城市新乡和大城市武汉为例,其良性的核心文化分别为牧野文化和首义文化,相应地其良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创造也应当围绕城市核心文化做文章。最后,文章列举了我国部分成功利用文化资源开发的良性文化产品,印证了文化产品在追求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可以攫取经济价值的可能性。结语部分则对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下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
杜运辉[6]2010年在《张岱年人生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巨人,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上来看,虽然学界近年来对张岱年哲学的主要范畴和命题都已经有所论及,但对张岱年哲学还存在着重视不够的现象,特别是还缺乏对张岱年人生哲学的系统研究,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第一章从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和人生哲学五个方面来审视张岱年哲学体系,论证人生哲学在张岱年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第二章价值论是张岱年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张岱年既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价值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也是80—90年代“价值热”思潮的重要参与者,其价值论包括一般价值论和人生价值论,论文分别论述其价值界说、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兼和”价值标准,并归纳其人生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第三章理想论是张岱年人生哲学的核心,论文首先论述人生意义(人在宇宙间的地位)问题；其次论述人性论,包括人性的界定、人性善恶以及“尽性”等问题；最后论述以“理生合一”为核心的人生理想的基本内涵。第四章是道德论,首先论述张岱年的道德范畴、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的基本原则、道德与社会制度等问题；其次论述其建立新道德的方法论、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两种道德规范体系的具体内涵。第五章是自由论,首先论述张岱年对意志自由的界说,以及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关系、实际自由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其次通过“力”、“命”问题集中论述其有关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思想。第六章探讨张岱年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思想、以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为主要内容的境界论,和以对“仁智勇”新诠释为核心的“兼和人格”。张岱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加强对张岱年人生哲学的个案研究有助于弥补当前学界对张岱年哲学研究的不足,从而对张岱年的整个哲学体系有更准确、更完整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评估张岱年对建立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理论贡献,为当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生哲学提供极其有益的借鉴。
张春楼[7]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三、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李彬[8]2006年在《走出道德困境》文中研究表明道德困境是道德发展的常规现象。道德困境在道德意识层面指的是道德认识的模糊、道德评价的混乱;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表现是行为规范的不统一和道德行为缺乏动力。道德困境在整体上表现为某种道德的无序状态和道德建设的困难状态,其中既包含阻碍道德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有新的道德因素生成的萌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变革,以及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不仅给经济领域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从而从整体上而言对于社会道德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道德作为利益关系在价值观上的反映,是这种调整的结果。人们所提出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道德爬坡”、“道德滑坡”抑或“道德代价”等的论说是道德价值观在理论上的表现;理论上的争论是道德观念方面存有分歧的高级形式,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个体的道德困惑和在此背景下的道德建设的困境。这个困境主要表现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义与利的冲突和公与私的纠葛。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一种经济选择,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正如道德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规范和要求一样,走出道德困境不是道德本身所能够完成的。道德的样态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交往生活的价值观反映,因此,同样基于发展着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他律的形式确定合理和合乎道德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形成某种自我完善、关爱他人的精神自律追求。 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的是权力—权力关系,根本是利益关系,由于政治与道德的内在关联,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其道德上的诉求;而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政治民主化、开放化和社会化效果必然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就我国来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或主导力量是政府;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相对比较缓慢的过程,它以和平方式进行,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因此,政治改革不仅涵有改革发动者的道德理想,而且必然顾及人民群众、被管理者、
王铎[9]2017年在《王小波作品在当代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王小波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受到了现代传媒、出版商、人文学者、批评家、文学青年、大众读者等群体的广泛注意。从王小波去世算起,他的文学地位经历了从文学场域边缘向中心位置滑动的转变。本论文以读者的接受史为出发点,考察王小波从开始进入文学场直至当下的文学接受状况。论文试图以王小波去世为时间节点,深入历史语境,在细节性史实的层面上进行发生学的探究,并在大众化接受和精英化接受两个向度上宏观考察王小波作品在当代中国的接受情况,系文学外部研究。论文分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引言部分:论述论文的选题意义与价值、王小波在当代接受研究中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第一章:考察王小波在1990年代文化空间中的文学入场接受。以王小波1997年去世为时间节点,追上溯下,把王小波的文学创作放置在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考察分析,历时性地梳理王小波在其生前的文坛接受状况。对王小波的有意误读是因为学者、青年、媒体等群体有各自的利益诉求。面对误读,需要还原历史场景,通过对“文坛外高手”等概念的辨析、以及对王小波生前出版情况、对王小波和媒体的关系、对王小波在台港文学场域占位状况分别进行考察,还原王小波生前真实的文学接受历程,在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中探求王小波的身份认同。第二章:从大众化接受的向度考察王小波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接受情况。王小波真正意义上被大众接受,源于“王小波死亡事件”。王小波去世之后,王小波在大众化接受历程中热度不减,各式各样的报纸报道、纪念活动、作品改编等“不亦乐乎”,文学爱好者和青年学子以王小波为师承,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自成一景。王小波在走向流行性经典的过程中,媒体既是王小波的一个极其有力量的传播平台,也是王小波形象的主要塑造者,而当媒体权力渗透到文学本身,王小波的文学意义已被改写。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王小波背向大众,背向商业,但其作品的复义性跨越了雅俗界限,是王小波能被广泛认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无尽的狂欢和推举中,王小波作品成为当代群选经典,但与此同时,王小波作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平。第三章:从精英化接受的向度考察王小波在学院派精英读者中的接受情况。王小波在学院批评的研究历程中是何如被评价和阐释的,这些批评在研究过程中发生了何种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必要从宏观角度考察王小波的动态阐释过程。抽取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和文学选本样本,在时间谱系上考察王小波的文学地位,以此探究王小波文学地位的变化情况。第四章:当代经典的形成是大众化接受和精英化接受的双向互动的结果,王小波的当代文学接受是多种参与机制与权力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此部分在前两章基础上,从经典建构角度分析王小波在在消费文化视域下的文学接受状况。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得出结论。
刘云飞[10]2015年在《知青影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青影视是指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创作素材,表现知青在插队或返城之后的生活与情感的作品。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知青运动的爆发,知青影视也相应地出现在银幕之上,并在“文革”之后全面繁盛,直到新世纪以来,仍然久演不衰,几乎每年都有新作涌现。目前,知青影视作品已有100余部,但很多作品鲜为人知,而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并不充分。从发展历程上来,知青影视创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前知青时期以回乡知青题材为主,旨在配合官方的政策宣传,动员现实中的知识青年下乡务农,扎根农村；“文革”时期知青电影数量较少,主要借鉴样板戏电影的创作经验而完成,旨在配合现实政治,宣传阶级斗争；新时期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涌现,在展露伤痕、诉说苦难的同时反思历史,宣扬理想主义精神；后新时期一度沉寂的知青影视借怀旧风潮再度崛起,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形态,多以成功者的话语立场宣扬“青春无悔”与劫后辉煌。上山下乡的经历既荒废了一代青年的大好青春也铸就了他们的精神品格,这股极具对抗的张力也渗进了影视创作之中。知青影视中最为凸显的莫过于对“青春无悔”、理想主义的呼唤与宣扬,前者已成为评判知青历史的话语逻辑,且与“忏悔”话题相纠缠,备受学界质疑,后者是前者的精神底色,被界定为知青群体最高的思想境界,一笔激励人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文化的维度来看,创作者始终站在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夹缝当中,以断裂的文化态度来表现知青生活,导致知青影视中的人物长期陷入一种逃离与回归的怪圈,以及在城乡文化认知上的矛盾态度。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创作者基本采用了一种疏离历史的创作态度,将知青历史界定为苦难史,并从“心史”的角度来诉说苦难,总体怀旧有余反思不足。在知青婚恋这个历史敏感话题的诠释方面,呈现在知青影像中的情感故事多是浪漫的,美好的,虽然有遗憾但仍让人无限怀念,总体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影像与现实存在明显的错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为了建立自我的想象认同,创作者多让知青群体占据银幕的中心位置,以理想自我的形象来重塑人物,因此呈现在知青镜像中的人物形象多是美好的,甚至是完美无暇的,包括乡村女性,她们身上寄托着创作者对乡村的诗意想象。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简论[D]. 金民卿.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2]. 媒介·文化·产业：三维视野中的手机短信研究[D]. 孙志逾. 山东大学. 2011
[3].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研究[D]. 林红岩. 山东大学. 2013
[4]. 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D]. 姜瑞林.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5]. 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研究[D]. 王伟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6]. 张岱年人生哲学研究[D]. 杜运辉. 南开大学. 2010
[7].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8]. 走出道德困境[D]. 李彬.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9]. 王小波作品在当代中国的接受研究[D]. 王铎. 西南交通大学. 2017
[10]. 知青影视研究[D]. 刘云飞. 武汉大学. 2015
标签：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张岱年论文; 社会进步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轴心时代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王小波论文; 轴心时代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