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明善的多元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尹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尹明善正被很多很多人关注着：力帆是国内摩托车王牌之一，摩托车业已经混战得“利薄如纸”；力帆轿车就要下线了，而轿车降价好像还在高潮呢；力帆足球被一些同行暗算甚至“合谋收拾”，因为尹明善不肯“同流合污”。
大家更奇怪的是，这个尹明善，他一个企业家怎么把那么多时间花在当那个政协副主席上呢？虽然全国只有两个，毕竟那只是个没有什么权力的荣誉职务嘛，为了个虚名丢掉赚取大把大把银子的机会，是不是有点傻？
眼前的尹明善气色很好，好像脸颊还丰满了些，精神！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憔悴模样。
每一个问题，他都没有回避。
在尹明善的观念里，一个厚道的老板应该有三大层次。一是发展企业的义务；二是先富帮后富的责任感；三是在道德层面上的更高要求，通过慈善等行为回馈社会，达到老板厚道的最高境界。
很有特色的尹明善，一举手，一投足，我们都能看到他的特色，典型的中国特色。
手机号码
记者：我看到你的名片上还有手机号码，这在一般的大老板是不可能的。 ^尹明善：这个手机确实是能找到我，有时候在我手上有时候在我秘书手上，２４小时开着。
记者：那你不觉得烦么？
尹明善：没办法，大事小事都要我来，既然坐了这个位子就承担了这个责任。所以经常有人问什么时候去打高尔夫、去打网球，我都没时间。当然他们很多民营企业家可能会有时间，但是我认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不太可能，都很忙，责任很大。我们第一代肩负了很多经济、社会责任甚至是政治责任，小车不倒只管推，活到老干到老。
记者：您比我想象中的高大。
尹明善：６７岁半，我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我是我们家到四川的第十代人。
记者：力帆集团是做摩托车出身的。
尹明善：现在是做摩托车发动机，做了１２年多。先做了５年发动机然后是８年的摩托车，去年开始进入汽车行业，控股一家国有汽车厂６５％的股份，只能做汽车和卡车。但是我们花了１年多的时间建了轿车厂，我们的磨具等等都安装好了，第一批汽车实际上也已经下线了，现在就是等发改委给我们手续，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市了，这个在业界甚至非业界也炒得比较热。我们货真价实地把汽车给做出来，在重庆的汽车展上老板娘也作了个亮相，当时的网上和媒体界也引起了小轰动，说我们不声不响的、货真价实的作了个轿车厂。看过我们厂的人都说我们的厂比长春的奥迪厂还大，档次还高一些，花了很多的钱。我们完全是自己的品牌。
奔向自己的汽车品牌
记者：对于汽车，你一开始就奔着自己独立自主的品牌去的，这很难得啊。
尹明善：我认为中国的轿车应该有三条：一是国有汽车厂在中国的产量和销量都是大部分，但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技术，行家说就是中国轿车的８０％都是外国技术，赚了不少钱。大众就是个例子，赚了我们的钱，但是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技术、品牌。本来我们规定应该是合成品牌，比如上海大众、东风雪铁龙、一汽大众，但是外国人非常聪明，他们搞了第二品牌：桑塔纳、高尔夫、波罗、赛欧，没人叫上海大众，他们都是叫伊兰特，所以他们不仅赚了中国的钱而且还培养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中国的消费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中国什么样的工业品牌都比外国的便宜，但是汽车却比全世界都高。这是第一条道路，他们毕竟也留下了２０％的可怜的技术，虽然得不偿失。二是像一汽那种民族品牌，但是我认为他们的道路太长，从零开始、基础开始，走很低的档次。这个太漫长。第三个就是，我们中等的质量、中等的品牌、中等的技术、中等的档次，服务于中等的消费者，我们肯定是自己的品牌。但是我们说我们是开门造车，为我所控。就是说我们打开大门，有好技术、好人才、好配件我们都会引进，但是我们要产权控制，为我所控，我们要用钱买，我可以自己改、卖。所以我们就购买了１６０多个产权专利，我认为这个比第二条道路起点高，速度快，定位高。
记者：你怎么看吉利的民族品牌价值？
尹明善：我们不打算像吉利那样，就算它做得很好人们还是认为他是很便宜的低档车，我们的品牌的定位不能低了。我经常说高露洁的例子，最开始定了７０、８０块的价格，但是中国的消费者就是很可爱，人头马那么贵他们也会买，为什么呢？试试看吧，也许很好。慢慢就有回头的销售。所以突然高露洁降到７、８块的时候就必定会畅销。同样的品质如果定低了就不好卖，这很重要。
记者：听起来，你已经是汽车领域里的一个行家了啊。
尹明善：我们很重视品牌，所以我们知道做汽车投资最少、赚钱最多、风险最小，以前我们买来散货给人家组装，没风险很快赚钱，但是人家吃肉我们啃骨头，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路，有民族观念的企业都应该走这条路，总有人会挑选更艰难的路。但是我们的消费者很遗憾，他们对自己的品牌不是那么支持、依赖。这点我们不如韩国、日本，他们的丰田、现代都很成功，他们历史上没有什么大众丰田之类的东西，整个民族、市场都为自己的品牌骄傲，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坚持。我们中国的消费者不关心自己的品牌，但是中国的媒体却一直是在支持自己的民族品牌，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媒体是读书人，还是有可爱的地方。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是为民族品牌开道，没有骂我们的。可惜的是消费者掏钱的时候就弱了，但是我不相信中国人永远都跟着国外的品牌走。
记者：问题是，技术研究开发，的确是个难题啊。中国汽车工业起步太迟，人家已经发展几百年了。
尹明善：你说的对，技术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外国人不给我们。以前我还对他们这样做不满意，现在想通了，他们是来赚钱的。现在我在巴基斯坦等地办厂也是这样，我要把技术尽可能晚地给他们，技术给了他们我的利润就会减少。所以外资没有错，只是消费者的选择是这样。所以我在清华大学演讲也是说学汽车的同学毕业了还是要去民族品牌企业工作，在国外企业学不到技术，他们拿来的是完美的磨具，没有修改的空间。就像学环境的人去很好的地方工作，没有污染、疾病，最后什么也没有实践、学习。汽车也是这样，到民族企业才能对自己、企业、国家都贡献空间。
自己分析多元化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在多方位地发展，有过足球队、媒体等等，这对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尹明善：经验和教训都有，民营企业都喜欢膨胀、多元化，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做媒体我们不成功，没找到合适的人才。媒体我把它界定成为７分靠人才３分靠自己，需要知识的支持，不仅仅是靠资本。足球是一半对一半，黑得很，制度混乱，在可以预见的很多年里都不会赚钱，但毕竟这个是公益性的，另外也得有很好的知名度，这样宣传效果会很好。接管了这个球队之后我们一夜之间就出名了，当然有些效应还没看出来，所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在全世界汽车、摩托车都是一个行业，主流是汽车，它们之间的营销等方式还是很相像的。还有就是金融，我们认为没什么特别的风险，因为这个是成熟的银行在做，不需要自己有特殊的人才，而且，大银行对此有比较规范的特别规定，所以银行投资我还愿意继续下去，虽然现在的回报不是太好，但我愿意继续下去，现在除了银行没有更赚钱的行业了，回报非常稳定、赚钱。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问题，随国家的监管体系的建设还是会更好的。我现在主要还是搞汽车摩托车吧。
做中档汽车
记者：咱们力帆的汽车跟现在国内的什么品牌接近？
尹明善：千里马最接近，１０万以内。我研究了一下，中档车的市场最大。
记者：华普也要做中档车。
尹明善：李书福说做中国最便宜的车，他忘掉了汽车的一个品性：它不但有实用性还有官能性，要满足一个人的精神需要。低档车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要。现在是“钱是人的胆，车是人的脸”，两三万元的车谁会拿他当脸呢？非常有钱的人去坐会有人说此人很务实，其他人谁会坐呢？所以我们认为高档我们做不到，低档好做进去，很简单，但是提升的空间小，我们选择中档车就是宁可进去难。就像我们做了个座位，太直了，不舒服不符合轿车的需要，探索很久。但是我们还是要走这个道路，以前我也是知识分子，一无所有，所以现在有钱了也必须有自己的忧患意识，关怀国家品牌。制造业才是国家的脊梁，房地产做久了也可能是空房，但是工厂毕竟是制造业，救活了工人。
接班人问题
记者：接班人的问题想过没有？
尹明善：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都在说西方的说法，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压力很大，因为民营企业是小型发展的，９９％的都是小企业，不可能有自己的董事会。所以很多企业家对自己的家族企业很自卑，觉得自己很落后。所以很多媒体都在说我：家族企业的保护者，我说合适就好，不在乎时代。一米就是一米，不要因为时代的变化就把一米变成一米二，沃尔玛那么大也是家族企业。一个国家的企业、经济制度最终不能脱离它的文化根源，无处不在的文化根源，中国强调的是家文化，政治家、企业家、作家，这个观点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任人唯亲是用人之下策，任人唯贤是中策，上策是贤亲并举。为什么呢？用贤人是为了发展，用亲人是为了稳定。一群贤人之间也是很难建立稳定协调的关系的。古今中外成功之事无不是贤亲并举。以前我非常讨厌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现在知道这个是真理，要稳定就要这样。一个亲人都不用员工都不会相信。
中国人认为把自己的企业给自己的子女是正常的，舔犊情深，但是我要看看我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真是不行也不会用，贤亲并举。我的儿子我会培养，不行我也会家族控股。过去很多人都在抨击我，但是现在很多人也觉得我是有道理的，多样化多元化是对的，但是我坚持家族控股。事实上我家的人，２０多个在高层，也是有贤人的。我的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为什么不能把我的遗产给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很清楚，也坚持自己的做法。
记者：那您现在子女是不是够格？
尹明善：现在还不行，我的儿子还不稳定，女儿还很小。我会培养，当然不行我也不会逼他们。
记者：您现在是演讲家了。
尹明善：差不多了，我现在很多演讲，每个月我都控制在１／３的时间之内。像上次我还讲三个代表，最多时候是１０００多人，２个小时，当然我是党外人士，可以讲得比较出格一点，可是大家还是没有离席的，２０多场。现在我还要讲科学发展观，清华大学３个人，我一个人的掌声比其他两个共同的掌声还要多。全场气氛热烈。因为我都是自己的体验，没有套话，也是读了很多的书，胆子也大一点，所以我常常上《对话》节目，他们都说出口成章。其实我生活中的兴趣就是两个，写文章和看书，有时候自己还会几天都在想，某篇文章里的几个字写得真成功。
企业家要厚道
记者：您呼吁别的企业家要厚道，您自身做得怎么样呢？
尹明善：要想抛砖引玉，首先要以身作则。力帆２００１年就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具有３年工龄的职工工资不得低于９００元，这比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４８０元高出４００多元，我们现在给工龄３年以上、班组以上的管理人员上全险。只有自己做了，才有底气呼吁别人这样做！
记者：您说要给职工“铁饭碗”，这与以往人们常说的“打破铁饭碗”是否矛盾？
尹明善：“铁饭碗”是不少人的美好愿望，企业如果能提供为什么要打破呢？我觉得，企业应该“痛爱”劳动密集型产业、珍惜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才能多些就业的机会。
记者：你既是政协副主席，又是民营企业家，会不会出现以权谋私呢？
尹明善：我５０岁创业的时候，当时的目标是一年赚个四五十万，没想到成了亿万富翁。人世间的便宜我都占尽了。所以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自觉，不能被“糖衣炮弹”打中，所以还是要依靠一套严格的制度监督自己。
企业家怎样从政？
记者：当选为省级政协副主席，感受如何？
尹明善：我是诚惶诚恐。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非公经济人士把企业做得很大，参政议政的能力也比我强，而我并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和所谓的“政绩”。我是以非公经济人士的身份当选的，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本人甚感责任重大、压力巨大。
记者：听说你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后曾一度萌生卖掉力帆、专心“从政”的想法，当时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现在想想，产生卖掉“力帆”的想法是否过于草率？
尹明善：我当时的确有过那种想法，干脆将企业卖掉，以利自己集中精力专心“从政”，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但是有关部门不同意，告诉我说，你作为非公经济的代表，不仅要把政务做好，而且还要把企业经营得比以前更好，如果不做企业了，你也就没有“代表”意义了。从那以后，我决心努力把“从政”、“经商”两件事情都做好。
记者：对于中国非公经济人士正逐步进入“权力通道”，民众最大的担心是你们会不会以手中之“权”谋个人之“私”？
尹明善：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把大好的事情搞砸了，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怎么办？最好就是先搞制度建设，能不能探索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而又不会以权谋私，但现在这个制度还没有，还需要不断探索，争取早日找到。希望大家监督我，看我是否以权谋私。个人一定要警惕警醒，但单靠自律的警惕远远不够，还要靠严格的制度监督。官员没有监督就会腐败，老板没有监督就会堕落，没有制度监督、约束是很可怕的事情。
记者：你的目的是什么？想过这个问题吗？是为维护自身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还是为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鼓与呼？
尹明善：有媒体说“中国私营企业终于强大了，他们要有自己的代言人，要发表自己的主张”。我对党怀有很深的感情，当面背地都拼命讲，我们民营企业家决没有和党唱对台戏的意思。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民营企业家必须意识到当前分配不公、收入悬殊的客观存在。我们在广大民众挑剔的目光中生存，骄奢淫逸、为富不仁只能引起社会不满乃至对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得到社会的认同，这样才会赢得好的发展环境。确保非公企业的健康发展，保证非公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这也是我“上任”后致力的两大任务。
记者：按照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模式，“富人进入政治”是很被人警惕的。
尹明善：从政治上划分富人、穷人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永远是全民的政府，它要为每一个阶层谋福利。政府用权力进行调控，以保障社会的公平公允，随着富人的逐渐增多，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是势所必然，因为从前没有富人阶层，我们听到的都是无产者的声音。政府以前听富人的声音听得少，可以让富人进来一些，什么时候感到富人多了就一定要按法律制度进行调控，让穷人的声音能够上达。我不赞成提“富人政治”。只要政府功能健全，只要国家法制健全，什么事实上的“富人政治”就一定不会也不应该出现。
记者：你怎样看待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你认为在民营企业的运营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尹明善：有人认为政府在企业的经济运行中只要当一个裁判员就可以了。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政府孵化、哺育，例如重庆市政府给每个下岗职工２万元贷款，再给办一个执照、三年免税，这不就是政府对小企业的孵化吗？改革开放２０来年，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无论数量、速度、规模，都是世所罕见！那是因为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世所罕见的机会。中国民营企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跟党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分不开。
记者：身为一位民营企业家，你对私有财产保护有何认识？
尹明善：由于长期以来对私产保护不力，有些民营企业家感到对自己的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现在有相当多的资金外逃，有人讲每年有多少外资进入，差不多就有多少资金外逃。究其原因，是资金拥有者感觉得不到合法的保护。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外逃资金大都乔装打扮，穿上外资的外衣又回到中国，因为资金的拥有者认为中国是个发财之地，还因为故土难离、故国难忘，所以说这些资金外逃只不过是为了求个保护。这一去一回要花掉多少交易成本？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我认为此现象是私产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的直接结果。创业、守业如同“革命”与“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