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善投资软环境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投资软环境
投资环境存在多种分类方法，不同分类方法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本文将投资环境划分为经营环境和生活环境两个组成部分，其中经营环境可以划分为硬环境、软环境两个方面，软环境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两个组成部分，前者指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向投资者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后者则包括市场发育水平和市场秩序。对于谋求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者而言，市场发育水平低下意味着盈利机会稀少，市场秩序混乱意味着难以通过正当守法经营获取利润，甚至无法保证投资本金安全。与软环境相对应，硬环境指城市交通、邮电通讯、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保护状况。与经营环境类似，生活环境也可以划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组成部分。
为了持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必须进一步改善我国引资的投资环境。经过长期巨额投资建设，我国各地硬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软环境问题相对突出起来。长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泛滥不仅恶化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益，而且背离世贸组织规则，改弦易辙已经刻不容缓，2001年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也已经明确提出要将提高效益、引进技术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中心。在这一背景下，从国内地区间经济竞争的角度看，各地引资竞争的战略已经从“优惠制胜”转向“投资环境制胜”，投资环境竞争的焦点从硬环境要素转向软环境要素。
投资软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毋庸讳言，尽管在改进投资软环境方面进展良多，但从总体上看投资软环境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一）政策环境问题
——市场准入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市场的市场准入程度大大提高，但对一个地方而言，从国内地区间竞争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是绝对市场准入水平，而是相对市场准入水平，即在国家统一政策下，该地区优势，支柱产业市场准入水平与其它地区优势、主导产业市场准入水平的比较。在这个方面，有些地区，因其经济、社会结构的特点，造成相对市场准入水平存在天然的劣势。因为，只要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间基本经济单位，就不可能对所有产业部门都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准入。就总体而言，必须是第一、第二产业市场准入水平高于现代第三产业，例如北京市产业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特点恰恰是现代第三产业占有重要地位。尤其突出的是，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产业部门，在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音像出口仅次于航天航空居第二位；在英国，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GDP增长的两倍；在日本，娱乐业产值仅次于汽车工业。我国文化市场也具有强大的潜力，有关部门预测，2005年我国文化的潜在消费能力是5500亿元。这些涉及一个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都不会将塑造本国“灵魂”的工具无保留地交给外商，对这些部门的外资准入限制都必定比其它制造业、服务业部门严格，即使那些一味要求其它国家开放市场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区别只在于限制的形式而已。尽管入世后我国对外资提高了市场准入程度，增加了外资在音像市场分销的参与和分账影片，但根据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附件，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类的产业仍然包括出版物印刷，图书、报纸、期刊的批发、零售业务，音像制品（除电影外）的分销，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其中完全禁止外商进入部门的包括基础教育机构，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总发行和进口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总发行和进口业务，新闻机构，各级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发行、播放，电影制片、发行公司，录像放映公司。因此，对某些城市和地区，指望通过改善相对市场准入来提高投资环境的相对竞争力，余地恐怕不会太大，改善投资软环境，更多地需要从其它方面着手。
——政府服务效率与公平问题
政府服务效率从来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投资软环境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新加坡政府服务效率已经达到专业园区45分钟对注册企业作出反馈的水平，该国之所以能够连年高踞世界竞争力排行榜前列，高效、廉洁的政府体系是关键因素之一。我国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比新加坡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政府的服务效率，尤其是海关、商检部门得到的外商负面评价比较多。某些政府部门行政本位思想比较浓郁，服务观念淡漠，在办理各类审批、检查、检验等事务时墨守成规，针对投资者需要改进办事程序、提高效率的动力不强。
更损害投资环境的是公平问题，包括透明度低、执法尺度经常发生人为变动而不能始终如一，乃至腐败，等等。美国商会调查了171家在华经营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选择透明度低下和官僚主义的企业分别为83%和82%，是美国投资者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招商机制不透明、操作不规范只能激励企业竭力钻营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而不是一心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对真正的优秀企业形成了逆向淘汰。无论是对外商还是对国内投资者，都存在这一问题。
——税费结构紊乱，收费项目失控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的一些探索措施尽管提高了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财政体制紊乱的副作用，主要表现为形式相对规范、透明度高的预算内收支只能占到政府实际收支的一小部分，形式不规范、透明度低的预算外收支占政府实际收支的大部分。各类收费项目天然缺乏规范，无论是设立、废弃还是收费水平不确定性都很大，不仅增加了投资者的成本，降低了回报，更重要的是因不确定性上升而增加了经营风险。由于收费项目透明度低，投资者事先要么对繁多的收费项目一无所知，投资项目投入运营之后倍感困扰，可能因此减少后续投资；要么在制定投资计划时就无法对成本、税费水平、预期回报作出准确的核算，有些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选择放弃。
（二）市场秩序问题
市场秩序混乱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信用、侵权行为和市场分割三个方面。
——社会信用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状况恶化，恶意拖欠债务、商业欺诈行为比较普遍。在2002年3月9日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曝光的一批虚报注册资本以骗取企业登记及银行贷款的案件中，虚报数额最多的北京中汇嘉恒投资有限公司便将注册资本从2500万元虚报增加至3亿元人民币，骗取贷款数亿元；另一招投标有限公司股东没有一分钱的货币投入，使用伪造的银行入资单，骗取了注册资本为6500万元人民币的营业执照。
在全国各地之间的投资环境竞争中，社会信用的水平已成为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02年4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统计：受调查者是4695位企业经营者，对于“商务交往中您认为哪些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这一问题，选择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的经营者分别为55.9%、45.3%、35.1%、34.7%，其次是山东(29.1%)、浙江(25%)和天津(17.4%)。在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中，受调查者对国有、股份公司和外资企业的信用评价较高，集体企业最低，其排序依次为：国有企业(55.5%)、股份有限公司(52.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50.2%)、有限责任公司(28.5%)、私营企业(25.8%)和集体企业(9.6%)。
——侵权行为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侵权行为主要是侵犯其知识产权，包括专有技术，商标品牌，等等。倘若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采用的主要是通用技术，品牌商誉价值也不高，因而侵犯知识产权对其利益损害不甚显著的话；那么，对于某些大城市希望重点招徕的知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机构而言，保护知识产权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全国各地都存在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措施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大力整治。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地区而言，要想减少、消除对在本地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侵犯行为，从而改进本地区投资环境，都超出了这个地区政府的能力范围。现代产业的特点就是市场不局限于一个地区，位于一个地区的企业其市场常常要涵盖众多省份，乃至全国、全世界。一个城市或地区打击侵权行为的努力只能涵盖其企业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市场，要想有效保护这一地区企业的知识产权，还需要仰仗其它地方政府的配合。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言，打击侵权行为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果直接受益者是外地的企业，间接受益者是向外地受益企业收税的外地政府的话，指望这个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来打击侵权行为是不现实的。这种情况提高了所有地方政府遏制侵权行为的难度。
——市场分割问题
当前中国国内市场分割问题比较严重，国际经济学界的计量经济检验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省际贸易壁垒甚至高于国际贸易壁垒。由于当前新增外资进入中国的头号动机已经从出口转向利用中国国内市场，国内市场分割问题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在美国商会对在华企业的调查中，有66%的企业选择了地方保护主义作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省际贸易壁垒问题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直接能力限度。市场分割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市场机制发育相对完善的商业领域，各个行政区域努力培养自己的龙头企业，却用种种手段排挤非本区域企业。
与纵容本地企业侵权行为一样，各地区政府之所以实施市场分割行为，有着深刻的利益动机。我国现代产业的大多数企业销售市场已经跨越了多个行政区域，但我国税收结构中营业税、所得税占税收大头，消费税微乎其微，地方政府能否增加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本地生产性企业的效益，财政从本地消费者的消费中直接受益很少。这样，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保护本地企业的销售市场，或纵容本地企业侵犯外地企业的知识产权，以便增加财政收入。只有推行税制改革，提高消费税比重，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行为的动机，才能有效地统一国内市场。
（三）市场发育水平存在欠缺
市场发育的欠缺主要是资本、劳动力、房地产要素市场发育存在结构缺陷和薄弱环节，中介服务业发展不完备，在商品市场方面缺乏产业发展“群聚效应”。在要素市场中，由于资本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滞后、产权市场发育不充分等问题在全国具有共性，而且有关法规明令地方政府不得干预金融业。
——房地产市场
我国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一般都较高，例如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之高，已经闻名世界。国际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默瑟(Mercer)公司每年调查世界主要城市生活指数，为跨国公司制定海外雇员薪水标准提供依据。已经公布的2002年年度调查涵盖了144座城市的200余种商品与服务价格（包括房屋、食品、衣服、家庭用品、交通及娱乐等），结果显示，北京是全球生活指数第四高的城市，仅次于香港、莫斯科、东京，高于上海（第五）、大阪（第六）、纽约（第七），富裕的新加坡生活指数排名第二十四位，远远低于北京、上海，京沪生活指数排名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来自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市场价格畸高，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由于房地产价格过高，许多跨国公司将建立的研发中心如单纯从财务角度衡量是不经济的，这必将影响其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
——劳动力市场结构缺陷
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总量平衡乃至过剩格局下部分专业人才结构性短缺，而且，某些地区严厉的户籍管制给劳动力市场设置了较高的壁垒，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效力，妨碍了企业通过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成本。
劳动力市场还有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过分重视白领人才，忽视“蓝领”技工。实际上，当前我国技工缺口很可能比许多专业的“白领”人才缺口更大，企业的需求也更为殷切。目前全国7000多万技术工人中，中级技工占35%左右，高级技工占3.5%左右，北京高级技工也只占技术工人总数的10%强，广东为9.8%，而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30%至40%。原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局局长黄玉斌评论道：“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人员，但中国的技术工人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东南亚国家”。由于技术工人素质低，给社会、给企业造成了损失。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近2000亿元，许多成熟技术也因一线工人技能问题而无法应用；近几年企业各类事故有一半以上可以归咎于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我国可以引进资本，可以引进固化为设备或技术诀窍的先进技术，可以移植先进的管理模式，但绝不可能引进大批技术工人。现在深圳某些专业技工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了硕士毕业生平均工资。在国内各地之间的投资环境竞争中，苏州等某些地区也已经凭借成熟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而赢得了显著优势。
——中介服务业发展不完备
无论是投资决策，还是日常经营，投资者都需要中介服务，包括投融资、法律、风险管理、市场调查、信用调查、审计、资产评估，等等。有的外国人来到北京后白手起家，依靠向在京外企提供剪报资料服务取得可观的商业成功，本身就说明了外商对中介服务业的需求之大。尽管北京市的中介服务业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与发达国家和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相比仍然谈不上完备。更严重的是，当前许多中介服务机构严重缺乏职业道德，信用低下。众多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离不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为虎作伥”。去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揭露出造假案件，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也使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服务行业的信用遭受打击。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我国大多数中介服务机构脱胎于政府部门，即使在前几年的改革中名义上完成了与政府部门的脱钩，实际上依然藕断丝连，导致中介服务业带有浓重的行政垄断色彩，不仅抬高了服务价格，而且恶化了信用，并孳生腐败。
——缺乏产业发展范围经济
所谓范围经济，就是由于一个地区集中了某项产业所需人力，相关服务业、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销售等环节供应者，从而使这一地区在继续发展这一产业中拥有比其它地区更大的优势。硅谷的IT产业、浙江温州和义乌的小商品生产、意大利各个地区的专业化生产等等，都是范围经济的实例。在某些现代产业的发展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范围经济。上海、深圳、广州三大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带合理分工，效率大大提高，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相比之下，我国其他一些城市同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过于悬殊，范围经济利益的水平较低。在许多投资者看来，缺乏范围经济效益已经成投资环境的致命缺陷，具有范围经济效益的地区，才能促使外资企业“落地生根”。
改善投资软环境的原则
为了改进投资软环境，我们需要作出持久、广泛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秉承以下原则：
首先，对不同经济类型的投资主体一视同仁，不在内资与外资、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之间制造人为的差别待遇。这是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后的必然要求，也符合世贸组织原则。
其次，为避免官僚主义侵袭，尽可能少用设立新政府机构的方式，多运用市场化手段。其要点在于大力发展投资服务业，通过发展中介服务机构，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传统的投融资、法律、风险管理、市场调查、信用调查、审计、资产评估等项服务，还可以为投资者代办各类申报、审批手续。投资中介服务业不仅有利于促进其它产业的投资活动，而且它一旦成长起来，就要向海外市场扩张业务，就会成为一个新经济增长点。任何中介服务机构都不是生长在真空之中，为了防止这类中介机构蜕变为讹诈投资者牟取非分私利的工具，必须加强廉政建设，防止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入股（特别是入干股）参与这类中介机构，或指定某家中介机构垄断某项业务。
运用市场化手段改进投资软环境的一个特别有前途的领域，是试验用排污权市场取代环保审批制度。鉴于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而人口承载量巨大，必须对投资项目实施严格的环保要求。然而，企业追求的是私人收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收益最大化，实行外在的环保审批之类措施，环保收益无法直接体现在企业财务收支上，企业参与环保的内在动力不足，环保部门监督的工作量也非常大。世界环保管理的新思路是建设排污市场，排污权实行有偿转让，以此激励企业自觉改进环保技术，以便获得出售剩余排污权的收益，或减少购买排污权的支出，同时减少政府环保部门的工作量，避免官僚主义上升。根据有关国际条约，国家间排污权交易已经开始；在我国国内，上海闵行区10多年前已开始此项工作试点，2002年6月下旬，国家环保总局召集山东、山西、江苏、河南、上海、天津、柳州等示范省市的环保及相关部门主管人员以及华能电力公司有关人员探讨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更是我国排污权市场建设的一大进步。
改善投资软环境的措施建议
改善投资软环境，必须在改善政策环境、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发育三个方面全面着手。
（一）改善政策环境
在改善政策环境方面，由于市场准入领域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各地区应当做的是将政策用足，配合外经贸部门把吸引新投资者的工作做好。由于有选择的政策优惠依然是一件有力的竞争工具，这方面的首要问题是各地区要给自己的经济发展准确定位，将有限的政策资源投向最符合本地区的比较优势、未来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方向，不宜一味求大，因为在数以千百计的行业中，每一地区不可能也不应该同时充当主角，在某些行业应当甘于充当配角。定位太高不切实际，只会妨碍本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江西和海南省奉行低姿态政策有效地吸引了外来投资，是值得借鉴的。江西制定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发展战略，提出江西要建设成为沿海中心城市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的后花园。海南则将发展目标从“全国领先”调整为“全国中等”。
在政府服务效率与公平方面，应当下大力气推进规范行政，提高透明度。投资者对某些收费、审批项目的怨言可能系不了解情况所致，因此，通过规范行政、提高透明度，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除这一问题。尤其是审批问题，除了继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项目外，审批正常运行的关键是标准公开而透明，审批周期明确，只要符合公开宣示的标准，投资者就有确定把握在确定的时间内通过审批；反之亦然，从而减少其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重点应当是海关、商检等部门。2002年6月14日北京市口岸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已经确定要实行各口岸部门协调合作的“大通关”战略，到2003年2月底以前，海运进出口货物提、发货在24小时内完成，空运进出口货物通关提、发货在12小时内完成，并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北京海关牵头解决空港口岸监管库分散的问题。在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海关等部门服务效率方面，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了提高对投资者的服务效率，在全面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时无法铺开的情况下，设立临时性的跨部门投资服务联合办公中心是一项可行的选择。应当注意的是，为了保证从各个有关部门抽调到投资服务联合办公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应当制定具体办法保证他们在本单位晋升、待遇不因与本单位接触少而受影响。其次，应防止这样一个联合办公中心成为永久性机构，待全面的机构改革取得进展、政府服务效率显著提高之后就应取消，以免与正常职能部门叠床架屋而发生内耗。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不仅包括经营环境领域，还应包括生活环境领域。只有在外来客商及其工作人员子女入学、居住、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等各个方面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内外投资者。
推进审批制度和规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审批和消费项目。规费制度改革必须在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和转换政府职能的整体框架下进行，政府要提供足够的社会服务“公共产品”，必须拥有相应的财力和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一部分收费项目可能确定是政府部门为了提供社会服务“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等）而一时无财源情况下不得不开辟的，而且，根据受益与成本相对应的原则，部分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必须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因此，不能盲目削减收费项目，而是要走规范化、提高透明度之路。对收费项目“一刀切”削减的后果多半是政府无力提供一些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从而导致“乱收费”更大规模的回潮。
（二）整顿市场秩序
整顿市场秩序的重点，首先是通过有效监督有欺诈行为的企业和个人、提高欺诈行为的代价来改善社会信用；其次是遏制市场分割和侵权行为。
在改善社会信用方面，各地近来都做了许多探索。上海市工商局自己开始运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建立“企业经济户口”管理制，为每家企业设定一个电子“经济户口”，囊括企业设立、变更、注销、被立案查处等信息，以及来自海关、税务、银行、法院等方面所有涉及该企业经营行为的情况。企业查询、近期动态、监察预警、监督管理、信誉档案、统计考核等8大模块是“经济户口”管理的主体内容。通过这一管理制度，工商所不仅可以及时查询需要重点监管或服务的企业清单及其具体情况，还可根据不同需求，查看该区内企业的情况，对市场主体进行回访、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工商部门对企业的综合监管、属地管理和动态管理真正得以实现。“经济户口”监管体系的重点是“问题企业”和“污点个人”，凡属年检B级企业、被立案查处的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的企业，或者被司法机关建议实施监控的企业，以及具有涉嫌制售假冒商品、商业欺诈等22种违法行为之一的企业，均被自动纳入计算机监控系统“黑名单”。同时，按规定不得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的人员亦在监控之列。截至2002年初，已有200多家因涉嫌虚假出资、商业欺诈、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企业，被“经济户口”管理系统盯牢，并吊销了营业执照。而这些已上“黑名单”的污点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三年之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人代表、董事、监事，或者经理职务。到2002年下半年，上海所有企业都被置于“经济户口”的管理之下。广东、浙江、沈阳等省市和北京都开始建立了类似的企业个人信用体系，当务之急是尽快落实、完善，其关键是要将对失信行为的惩罚落实到有关责任个人头上。而且，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初期，实行“政府主导”策略有利于在短期内建成相对完备的征信，信用评价等基础设施，但在长期内应当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企业化的征信、信用评级机构，政府则将主要精力转向监管这类机构。
关于遏制市场分割和侵权行为，除了采取各种法律手段之外，建议在税制改革问题上加快推进消费税，以增强各地方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积极性。例如北京市拥有众多市场覆盖全国的大企业，提高消费税比重，可能会相应降低所得税和营业税比重，但由于此举有利于企业获得加快发展的环境，从而将上缴税收总额的“饼”做大，北京市从中分享的绝对数额未必会减少，但长远必定增多。
（三）促进市场发育
在这方面，除了加快发展中介服务行业之外，对某些地区还应当继续降低劳动力市场壁垒，同时改进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加快产业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和扩散。只有加快邻居的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在投资软环境中具有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