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禹论文,底层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4)05-0110-07
有关中国古史传说的真伪问题，历代都有学者提出讨论（注：例如，三国时谯周，宋代欧阳修，清代崔述等人，可以称得上疑古派的先驱。），尤其从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更是开展了将近七八十年的热烈争辩，成果不可谓不丰。1992年，李学勤先生明确提出“走出疑古时代”[1]，可以说代表了当代先秦史学界在理论、方法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对早年疑古派的主张加以扬弃的最新成果，因而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赞同和支持。我们也曾指出，古史传说尽管有不少衍生增饰之处，它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地域性、族群性）起源到一体（全国性、民族性）发展的综合化过程，所以其中有不少矛盾牴牾之处；但是，一旦我们从古史传说中剥离开那些衍生增饰的成分，从综合而成的古史传说中分别出它们各自的原生地域和族群，并证之以相关的考古材料，就能够找出古史传说的原内核，还以古史真面目[2][3][4][5]。本文试从文化底层的视角，讨论大禹史传与中国西部古文化的关系，就教于海内外博学君子。
一、文化底层的含义
底层这个理念，始于韦斯登·拉巴的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巫教与幻觉剂的论文[6]，意思是说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一般都保存着他们的祖先在进入新大陆时从亚洲老家带来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底层的特征。后来，彼得·佛斯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用以论证“亚美巫教底层”[7]。张光直先生又运用了这一理念，来论证“中国——玛雅连续体”，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8]。尽管目前对于底层这个术语及其理念还有不同认识，但借用它来分析不同区域的共同文化积淀是会有所助益的。
按照我们的认识，所谓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底层应当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第二，积淀为各地区文化序列的底层。所谓底层，是相对于文化序列的发展演变而言。第三，在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底层特征恒久不变地保留并贯穿于各个发展序列，长期而持续地发生着它特殊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文化底层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原生底层和次生底层。原生底层是指同一文化祖源在不同地区的原生分布，次生底层是指不同文化区域认同另一种分布广远、历史悠久的文化特质作为自身文化的底层或底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原生底层不是文化传播，也不是文化移植。次生底层虽然包含有文化传播，但又不等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特征是把开端作为终端，次生底层的特征则是把终端作为开端，它是文化底层的复杂转化，而不是文化因素的简单叠加。
仔细考察中国古史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而且深厚的文化底层主要来源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和夏禹，其中的西部底层特征表现得至为明显，而西部文化底层恰恰与长江上游古蜀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西部文化的重要性，而且还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古史传说的构成格局。
二、禹出西羌
在中国古史传说里，黄帝后裔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青阳的系统，直传蟜极、高辛（帝喾），高辛之后分为放勋（尧）、帝挚、契、弃等几大支系；另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昌意的系统，直传乾荒（有些载籍中没有乾荒一代）、高阳（帝颛顼），高阳之后分为穷蝉、鲧、偁、蜀等几大支系（表一）[3]。
从表中不难看出，禹与蜀同属帝颛顼系统。禹为夏代开国之君[9]（夏本纪），所以，夏禹与中国西部长江上游地区的古蜀具有很深的历史关系。
根据中国古史传说，禹生于西羌之地的石纽。“禹生石纽”是先秦汉晋累世相传的旧说。在现存历史文献中，较早传述这一史实的是战国时代的孟子。皇甫谧《帝王世纪》引《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所谓“西夷”，是指西羌而言。“夷”是泛称，战国时代用以指称非华夏的中原周边族类。《孟子》这里所说，意指石纽为西夷之地，是说禹的出生地在西夷石纽，是指其原籍而言，并不带有任何鄙夷贬抑之义。
孟子的这一说法，与司马迁不谋而合，完全一致。《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道：“禹兴于西羌。”汉初重臣陆贾在所著《新语·术事篇》中也明确说道：“大禹出于西羌。”汉昭帝时桓宽所著《盐铁论·国疾篇》亦明确指出：“禹出西羌。”上述载籍表明，禹是西羌之地石纽地方的人。
西羌何在呢？一般认为，黄河上游湟水析（赐）支一带是上古时代西羌的分布中心，此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的“羌地”。但西羌分布极其广阔，除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而外，还南及岷山之域，这也就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说：“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所谓“蜀汉徼外蛮夷”，乃是指“在蜀之西”[9]（西南夷列传）的岷山山区，“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10]（冉 传），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与河湟赐支地区连为一体的。
从考古上看，20世纪4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石器，1964年进行勘察，加上2000年的考古新发现，新石器出土地点计有一百余处[11][12][13]。石器多为扁长形，刃部富于变化，有长条石刀、石刮刀、斧、锛、凿等，以通体磨光、狭长平薄的斧为特征。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彩陶。器形多为平底，纹饰有绳纹、圆窝纹等。彩陶为红胎黑彩或黄胎黑彩，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近，石兴邦先生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14]。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中国西部今甘肃、青海和四川西北高原地区有众多族群活动居息。考古学上，甘肃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在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15]。分布在河西地区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一带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年代与夏代相当，可能是古羌族文化的一支。相当于殷商时代的辛店文化，也与古羌人有关。在陇山之东西，分布有相当于商周时期的寺洼文化，分成两个类型[16]。寺洼类型分布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年代早于西周[17]（143页）。安国类型分布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年代大致与西周同时[18]。寺洼文化这两种类型，或认为属羌[19]，或认为属氐[17]（144页）的文化遗存，不一而足。但若从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均出土陶双耳罐来看，毋宁说它们是同源的文化，广义上应是古代氐羌的文化遗存，这也同古文献关于氐羌同源的记载是一致的。陶双耳罐这种文化因素，从西北甘青地区逶迤而南，连续分布到川西高原，在岷江上游地区分布相当广泛。这种情形，不能不说是同《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所说西羌的分布范围恰相吻合的。
再从中国西部石棺葬的分布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结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川西高原发现大批属于氐羌系统的石棺葬，广泛分布于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在大渡河流域也有发现。川西高原石棺葬发生甚早，延续时间也很长。据研究，川西地区石棺葬可以分为八期，先秦至汉初可以分为五期[20]。第Ⅰ期属于中原夏商纪年范围内，如茂县撮箕山早期墓[21]、汉源大窖Ⅰ墓[22]。第Ⅱ期相当于商周时期，如茂县别立卡花[23]、撮箕山、炉霍甲洛甲妥[24]、巴塘扎金顶[25]等地区的部分墓葬。第Ⅲ期约当春秋至战国中、晚期，如茂县城关Ⅰ类墓[26]、营盘山10号墓[27]、雅江呷拉8号墓[28]。第Ⅳ期为战国至汉初，第Ⅴ期为西汉早期，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理县、汶川县和汶县一带。
在中国西部，石棺葬这种墓葬形式和埋葬习俗是由北往南发展的，最早出现在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的半山类型墓葬中[29]，尔后向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地区和雅砻江、金沙江发展，呈连续发展的分布态势，而以岷江上游最为集中。墓葬形式和葬俗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色。在考古学上，尽管对中国西部的石棺葬分有不同类型，但类型的差异乃是由于年代早晚、地理环境和支系各别等差异所造成的，这并不影响到它们作为同一个民族集团的族属关系。石棺葬这种分布格局，表明从西北甘青地区到川西高原确属古代西羌的分布范围。
禹出西羌，史籍中对于禹又称为“戎禹”。《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尚书纬·帝命验》说：“修己……生姒戎，文命禹。”注曰：“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王符《潜夫论·五帝德》也载道：“修己……生白帝文命戎禹。所谓“戎”，古籍上一般是对中国西部民族的通称，其中既包括西北地区的民族，又包括西南地区川西高原的民族。称西北地区的民族为西戎，这屡见于《左传》、《史记》、《竹书纪年》等史册，也为治史者所熟知。而称西南地区川西高原的民族为西戎，则为治史者所较少谈论，但却是古代的史实。如《战国策·秦策一》就记载秦大夫司马错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荀子·强国篇》也说巴是“巴戎”，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载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所说“西辟戎狄”、“戎伯”，均指川西高原地区臣属于古代蜀国的氐羌系民族。
中国古史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30]（舜典），表明三危是西戎之地的一个处所。三危何在呢？《尚书·禹贡》正义引郑玄说：“《地记》云，三危之山，在鸟鼠山之西，南当岷山。”《汉书·司马相如列传》颜师古注引张楫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毕沅《山海经注》则说：“（三危）山当在今四川省。”这些史料表明，川西高原岷山地区确实是古代西戎的一个重要聚居区。
由上可见，“禹出西羌”，禹名“戎禹”，其地域范围总的说来当在中国西部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岷山地区。
三、禹生石纽
既然禹出西羌，地当中国西部，那么，禹生石纽，石纽之地就应当在这一大片地域范围内。
关于石纽所在，历代史籍多有记载。《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扬雄《蜀本纪》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原引作“痢”，不通，今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二改）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剖（原作副）而生于县。”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女嬉于岷山，得薏苡而生禹，地曰石纽，在蜀西川也。”又载：“禹家于西川，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记载秦宓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注引谯周《蜀本纪》记载云[31]：“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括地志》载[9]（夏本记正义引）：“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这些记载表明，石纽之地在西羌所及的岷江上游地区，在汉代的汶山郡广柔县地界内。
汉代广柔县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四川阿坝州的汶川县、茂县和绵阳市的北川县。广柔县的县治，按传统说法在今汶川县西，“故城在汶川县西七十二里”[32]，那么石纽之地就应当在其附近。不过，除汶川县外，石纽还有位于今茂县绵濊[33]和北川县[34]以及都江堰市等的记载。几种说法虽然略有差异，但总的说来，均属岷江上游地区，其大体方位还是颇为一致的。除此而外，并无其他异说。
有关禹出生地的传说，除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石纽而外，还有安徽寿春和当涂的涂山，以及浙江绍兴的会稽等说法。不过，综观史籍的流传和衍生增饰情况，安徽和浙江的禹迹，或由“禹娶涂山”而来，或为“禹合诸侯”之处，却均非禹出生地的记载，因此不能作为禹出生于那里的证据。只有禹生石纽的说法，既是有关出生地的记载，又是见之于先秦两汉载籍的旧说，同时也符合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遗迹，因而才是值得凭信的。
禹生石纽之说，是一种典型的出生传说，它与卵生说一样，是上古民族关于自身族群来源的一种说法，反映了某一族群同它所置身的自然环境的某种特殊的关系。历史文献屡见禹生于石的记载，如《淮南子·修务篇》：“禹生于石”，高诱注曰：“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而禹之子夏启的出生也与石有关。《随巢子》说：“启生于石”[35]，《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见夏后启母石”，应劭注云：“启生而母化为石”。所载都是禹、启一系与石的密切关系。《随巢子》还说“禹产于
石”，孙诒让证之以《淮南子·修务篇》和《帝王世纪》，认为石“疑即石纽”[36]，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从古羌语称万年积雪的山峰为昆来看，所谓“石”应指高山之石，而这种景观同岷江上游高山峡谷的自然环境是完全吻合的。正是这种高山峡谷、怪石嶙峋的特殊环境，才产生出了禹生于石的起源传说，从而表明文化的确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
禹生于石的传说，同西方羌民崇拜白石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37]。这种关系，在民族学和民俗学上，可从岷江上游羌族流传至今的石崇拜上得到清楚的反映，从岷江上游的考古发现上也有若干确切的实物证据足资说明[38]。由此可见，禹生西羌之地的石纽，石纽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这是为历史文献、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资料所共同证实了的，可谓信而有征。
四、导江为沱
大禹因为治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英雄。大禹治水，决江疏河，他治理长江洪水，是从江水上源岷江（古人认为岷江是长江正源）开始的。《尚书·禹贡》说：“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伪孔传》说：“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梁即梁山，岐即岐山。岐山在雍州，古今无异词。惟梁山，除有雍州说而外，另有主张梁州说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即主张汉水南岸南郑东南的梁州山为古梁山，劳干先生也主张大禹治水故事与梁州系连而不切于冀州[39]。从《诗经·大雅·韩奕》所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和《禹贡》所说“壶口治梁及岐”来看，大禹导江，确实是从岷江开始的。王象之《舆地广记》卷三十说：“《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十分正确。
大禹导江，治理岷江上游洪水，主要功绩是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用来分引岷江洪水，这条人工河道称“沱”。《尚书·禹贡》所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称为“沱”呢？按照《尔雅》的解释，出于江又还入于江叫沱，《说文解字》则解释为“江别流也”，就是从大江分别出一条水道，这条水道又还流入大江。大禹开挖的这条人工河道，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历代注疏家的意见，是指“江沱”。按照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以及其他诸书的看法，江沱的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江沱在这里首受岷江后，东行经徐埝河故道，东注于毗河，向东直入金堂峡，汇入沱江后南行，在今泸州市还入大江。
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目的，在于解决成都平原常年遭受的岷江水患问题。四川盆地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整个盆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天然水系的分布由此也多为西北东南向，加上成都平原东南边缘有龙泉山脉一道门槛，造成排水困难，所以每当岷江上游山洪暴发，倾泻于成都平原时，平原就会遭受水灾。大禹治理岷江洪水，就是根据地势和水系分布，尽量把分洪水道安排在平原中部偏北，方向与天然水流交叉，采取自西往东的方向，以顺应地势和水情。这样，就便于沿程拦截暴雨径流，向东集中到沱江金堂峡这个口门泄走[40]。这种根据地势和水情而设计实施的分洪工程，即令在现代水利科学家看来，也是十分合理的。
按照古代累世相承的说法，“芒芒禹迹，画为九州”[41]（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大禹制服洪水以后，“更制九州”[42]，今四川全境都在禹划分的“梁州”以内。《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其土青黎。”由于大禹治理了岷江洪水，从川西北到川西南都得到了开发，农业发展，水利兴旺，道路开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四川历代建有禹庙，铭记大禹治理洪水之功，而大禹治水的精神，也为四川人民世代景仰、继承和发扬。
五、中国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
关于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问题，我们不妨首先简略地考察一下黄帝与西部关系的有关史传，然后再讨论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
（一）黄帝文化的西部底层
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证明，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可靠的古代史传[43]。高阳长后，东进中原，建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又“封其支庶于蜀”[44]，子孙中的一支仍留蜀地。从考古学上看，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陶器共生的考古现象[45]，确切证实了这一古史传说的真实性。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来看，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两地文献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昌意与蜀山氏和帝颛顼，这正是表现了两地共同的文化底层。或者说，由于中原和古蜀有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才使黄帝与古蜀的这种亲缘关系在两地众口相传，流传千古。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底层，就绝不会在不同的两个地区留下如此相同的传说。
根据《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黄帝娶嫘祖后，由西东进中原，阪泉一战战胜炎帝，涿鹿一战擒杀蚩尤，成为首先初步统一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部落的一代酋豪，在中原和东方留下了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尔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流途径中，黄帝文化继续东进南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深刻地浸透到这些原来的异质文化区，积淀下来，并与各地原来的文化相结合，由此便引起并促成了这些地区原先文化底层的逐步转化。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受到了黄帝文化的浸染，因而各地文化均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特质。这些共同文化特质在各地积淀下来后，最终成为了中国东西南北中最深厚的文化底层，这种文化底层也就构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牢固基石。黄帝之后大约两千多年，当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时，所到之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
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9]（五帝本纪），各地风俗教化虽不相同，但却往往称黄帝。这一历史现象，其实正是东西南北中各地黄帝文化底层的表现。过去有的史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说是各地强拉黄帝为祖先，自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二）大禹文化的西部底层
禹兴西羌之说始于先秦，禹生石纽的传说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46]，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羌人的传说。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实际上是同一个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西羌既指族系，又指西羌的分布地域，是大概念，石纽则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地点，是小概念。《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注：《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广柔县”下刘昭注引，今本佚此段文字。）。《水经·沫水注》也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文中的夷人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则指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群。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除这个地区外，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不难知道，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而岷江上游古为羌人居域，因此显而易见，禹兴西羌是岷江上游羌人的传说。
虽然，古羌人南下从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比大禹时代更加久远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岷江上游，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认禹兴西羌的传说是由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南下带来的。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惟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手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于是，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东进开创夏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所以，蜀地和中原都保留了相同的传说。文献来源的地域不同，传说却完全一致，恰恰说明它既是“真传说”[47]，又是真史实，而原因就在于它们同出一源的文化底层。
从所有关于禹生石纽和禹之子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来看，禹、启与石的这种出生关系，在全中国范围内只被指认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古蜀岷江上游地区，一个是中原河南嵩山地区。其他地区关于禹的传说，比如禹娶涂山、禹合诸侯等等，均与禹的出生传说无关。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大禹与石这种特殊的出生关系传说，乃是古蜀和中原地区同出一源的共同文化因素，是古蜀和中原文化最深厚的底层。
（三）西部底层的文化史意义
从禹生岷江上游的石纽，到禹东进中原，“崇禹生开（按：开即启，夏启之谓）”[48]，反映了禹从古蜀东进中原的史迹，所以才可能仅在古蜀和河南流传这些传说。
另一方面，古蜀和中原流传禹、启生于石的同样性质传说，除禹东进中原而外，还有更加深刻的文化史背景，那就是古蜀和中原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均为帝颛顼后代。作为夏王朝开创者的禹，同样也是帝颛顼的后代，他从古蜀岷江上游东进中原嵩山，均在帝颛顼后代各分支之间活动，而这些地域又同属上古时代的“西戎”之地，具有共同的文化底层，所以相同的传说得以在中国西部这一大片地域间长期保存和流传。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高阳东进中原建都立业，和禹生石纽，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这两段远古传说的文化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可以据此确定帝颛顼和大禹两位中国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均出生在古蜀地区，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古史传说，可以看出黄帝、帝颛顼文化和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看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从黄帝、嫘祖、昌意、帝颛顼时期中国西部、古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到大禹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
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收稿日期］2002-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