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丝绸之路“青海道”与早期佛像传播
孙 杰
摘 要 关于四川盆地早期佛像的来源和输入路径，一直都存在着“川滇缅道”和丝绸之路“青海道”两种主要的观点。青海省海东市窑坊村模印砖墓中出土的“仙人”“宴饮”模印砖的佛教性质是可以肯定的，表明从两晋“青海道”兴起之际开始，“青海道”就逐渐成为佛教东传的一条重要通道，但将这一发现作为四川早期佛像是沿着“青海道”传入四川的实物证据，从时代先后顺序看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排除四川早期佛像是由西域沿“青海道”传入蜀中的可能，只是目前为止仍未找到充足的实物证据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关键词 早期佛像；输入路径；丝绸之路“青海道”
一、早期佛像输入的两种路径
早期佛像输入中国的路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北传系统——陆路输入的线路；南传系统——南方水(海)陆兼行的路线，即西南滇缅道，加上海路，二者合二为一[1]，对于这两种不同路径的认识，以梁启超和汤用彤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主张海路输入说，他说：“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之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汤用彤[2]《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则从汉代佛教地理分布出发，厘清前后的关系，反驳了梁氏的说法，主张陆路输入说，这一观点一直都是大多数人普遍认可的观点。但是，近年来，随着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造像和其他一些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早期佛像传播的范围扩大到了更靠近江苏沿海的地域。在这些考古新发现的推动下，关于海路还是陆路传入的争论再起。特别是2001年底重庆丰都东汉“延光四年”(125)砖室墓出土摇钱树佛像，就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应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佛像。那么，四川发现的这些早期佛教佛像的源头在哪里，又通过何种途径传入四川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自20世纪开始，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东汉墓葬中发现的部分佛教佛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佛像。四川发现的佛教佛像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自1940年即开始发现于乐山麻濠、柿子湾两地崖墓内的后室门楣上，主要为高肉髻、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的高浮雕坐姿佛像；另一种发现略晚，但在数量上占多数，主要发现于崖墓和砖室墓内的摇钱树上，姿态和上一种相似。一般推定这两种在墓内发现的佛像的年代，上限是东汉中期，下限到蜀汉，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早期佛像(专指佛教偶像)，在地域上主要以四川盆地为主，时间范围则从东汉中期开始，以重庆丰都延光四年墓出土摇钱树佛像为代表[3]，以西晋末为年代下限，大致为公元2世纪初至3世纪初。
二、四川盆地早期佛像输入路径
关于四川早期佛教佛像输入路径，学者的观点无外乎也集中于以上两种路径。任继愈、阮荣春、童恩正认为源于川滇缅道(或称“蜀身毒道”)和“交广道”，何志国认为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吴焯、荣新江、许理和、黄文昆、温玉成等学者则认为源于西域“丝绸之路”。吴焯[4]更进一步认为，比较四川与印度交往的三条道路，认为最有可能是取羌中道，即四川早期佛像经西域，通过甘青道(即丝绸之路“青海道”)传入。罗世平[5]认为：“四川早期佛像与入川胡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像的供养者或绘刻者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胡人。”而文献记载表明四川在东汉三国之际与西域交通往还，主要是通过羌地，即“河南道”(“青海道”)来实现的，与吴焯先生观点相近。但这一观点从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丝绸之路“青海道”，即从今甘、青交界之湟水西溯，过乐都、西宁，或北出今祁连山抵张掖，与河西大道汇合，或复西进，穿过今柴达木盆地，至新疆婼羌且末与西域南道相连接的路上交通[6]。史书中有关“青海道”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史记·大宛传》，而实际上这条沟通中西的重要通道，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1992年，西宁沈那遗址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注] 铜矛长61.5厘米、宽19.5厘米；刃呈蕉叶状，叶尖浑圆，矛銎较长且较宽，下部有三道凸弦纹；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类似形制的铜矛目前在国内发现至少有13件，其最初来源应是广布欧亚草原东部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参见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52页。 表明，早在齐家文化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的沈那先民即已在以铜器冶铸技术东传为主要内容的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河西走廊大道兵燹不绝，“青海道”成为南朝政权与西域各国往来首选交通线路，商旅、使者及佛教僧侣往来不绝。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青海道”上并未发现有确切属于东汉时期或早于西晋的佛像实物。对四川早期佛教及其艺术品应由“青海道”传入这一结论的论证还仅仅只是停留在对文献的考证上，缺少实物尤其是考古材料的有力支撑。
唐长寿、贺云翱、刘建国、林树中等则认为包括四川在内的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可能由多种路线传入，其传播形式可能是交叉形成[7]。
三、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出土佛教图像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青海海东窑坊村发掘模印砖墓两座，其中原发掘报道中被称为“宴饮”和“日月舞人”的模印砖题材，后来被普遍认为属早期佛教图像范畴。“日月舞人”(也称“仙人”)模印砖，砖面浮雕一立姿人物，着交领长袍，束腰，袍裾飘垂而下，褶纹密窄，双脚外撇呈八字形。左手上举托月，右手斜垂提罐。有长披帛过肩绕臂而下，披帛尾端分叉如燕尾。面部丰圆，双耳垂肩，头上似起髻，头右侧浮雕一轮太阳。砖面因质地粗糙，细部不够清晰(见图1(a))。“宴饮”(也称“人物故事模印砖”)模印砖浮雕单檐起脊的建筑，内置一榻，榻中间放一几案，二人隔几对坐，各出一手扶几上，头戴尖顶方帽，丰颐大眼，袒露一肩，构图十分对称。二像中间置一小口细颈的宝瓶，宝瓶内插莲花。榻下另刻有一捧大罐的小人，形象较模糊(见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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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湟中徐家寨墓出土模印砖
许新国、罗世平、温玉成诸学者皆认为以上两块模印砖图像具有佛教性质，属佛教图像。罗世平[8]指出，“仙人”“宴饮”二模印砖“根据图像的基本造型样式及服饰特征，画像人物具有犍陀罗菩萨像的主要特征……这方原称‘人物故事模印砖’，在墓中的位置与‘凤凰’‘月亮神’相对，可见原像也是作为神灵来供奉的，应属佛教人物”，时代在魏晋时期。温玉成[9]则更进一步认为，“仙人”乃是受到贵霜艺术影响的“仙佛式菩萨”，“人物故事”乃佛教故事，似是维摩诘居士(图1(b)左侧者)和文殊菩萨(图1(b)右侧有披帛、围腰者)对坐说法图，平安模印砖墓图像题材的中心思想是崇拜大乘佛法，时代当属汉献帝时至三国初。孙机先生虽不认为“仙人”模印砖中的人物是佛教造像，但还是指出了其中包含的佛教文化因素，指出帔帛这一服饰产生于西亚，后被中亚佛教艺术所接受，又东传至我国，平安“仙人”模印砖中的帔帛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实例，时代在魏晋时期[注] 孙机认为此模印砖人物非佛教造像，原因有二：首先，此像戴的帽子与嘉峪关画像中所见者相同；其次，此像耳高于额，而这一特征正是汉魏六朝时仙人面型的特征之一。参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21页。 。何志国则对这两块模印砖的佛教性质提出了疑问，只是说到戴尖顶帽的胡人可能与佛教有关，“至于青海平安窑坊村模印砖的年代和人物属性则有待进一步确认……另一模印砖上面中间站一人，身穿右衽长袍，肩披帛带，一手托举弯月，一手提细颈瓶，温玉成认为是菩萨，但尚无证据确认”。关于模印砖的年代，何志国[10]认为，温玉成所说的汉献帝至三国初应为其年代上限，其年代下限还要晚一些。不难看出，虽然对于该墓葬年代争议较大，但对其中包括“仙人”“宴饮”模印砖在内的一些图像题材的佛教性质还是可以肯定的。无独有偶，2000年湟中县徐家寨村发现一座模印砖墓，墓室内墙壁上的模印砖图像除个别外，大多都与1982年平安窑坊村发现的模印砖完全一样，尤其被认为具有佛教性质的“仙人”和“宴饮”模印砖，不仅图像内容一模一样，甚至在墓室所处的位置都几无差别，唯徐家寨模印砖墓中明显增加了对莲花图像的使用。既然以上两座模印砖墓中“仙人”“宴饮”图像的佛教性质可以肯定，那么对于这两座墓葬年代的考证就变得极为重要，关系到本文所要讨论的丝绸之路“青海道”与早期佛教传播的核心问题。关于平安县窑坊村模印砖墓的时代，以往的研究者们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墓葬时代为汉或三国时期[11-1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该墓葬或迟至魏晋时期[13]。笔者以为，魏晋时期的说法似乎更具说服力，理由如下。
对照组实施PFNA治疗，首先进行闭合复位操作，于大粗隆顶端外侧行一道长约3～5 cm的外侧切口，在大粗隆定点稍偏内处进针，将PFNA主钉缓慢旋入，侧向瞄准杆辅助下将股骨颈内导针插入，通过套筒顺着导针将螺旋刀片插入，锁紧螺旋刀片做一道皮肤切口将远端锁定螺钉静态锁定孔拧入，最后进行主钉尾帽安放，对创口进行冲洗止血依次分层缝合各层组织。
其次，考古所见汉至西晋时期的佛像，基本都是造型特征明显的佛陀造像或与佛陀造型相似的造像，可见汉至西晋时期传入内地的早期佛像主要是佛陀造像，这一点应该予以明确，“仙人”形象显然是借用了菩萨造像造型特征，但考古所见最早的菩萨造像迟至3世纪晚期，且仅在长江中游地区偶有发现[注] 考古所见最早的菩萨造像当属武汉莲溪寺永安五年(262)墓出土的鎏金铜牌立菩萨像，头后圆形项光，肉髻硕大，颈戴项圈，上半身裸露，帔帛绕双手臂下垂，下半身穿裙，赤脚站在由三瓣尖锐的覆莲组成的圆形莲座上。参见何志国：《论汉晋佛像三个阶段及对南北朝初期佛像图像志的影响》，《民族艺术》2014年2期，第149页。 ，应是由海路传入，北方地区则更是迟至4世纪晚期。
首先，就目前所见到的实物资料看，平安县窑坊村和徐家寨模印砖墓墓室中出现的胡人牵着满载货物的骆驼行走在丝路上的所谓“胡人牵驼”图像组合，最早出现在4世纪中至5世纪末的龟兹石窟壁画中，在此之前的汉至三国时期并不见有类似组合图像出现[14]。事实上，牵驼胡人、骆驼、货物三者组合而成的牵驼俑或载货陶骆驼，大规模兴起是在北魏定都平城前后(398年前后)[15]。
最后，平安县窑坊村和徐家寨模印砖墓墓室中出现的力士与传统力士造型差别明显(见图2)，多见于北朝佛造像底座。如北魏和平元年(460)比丘法亮造金铜佛板底座的托举力士，东魏武定三年(545年)慧法等造菩萨三尊立像[16]，甘肃省博物馆藏北魏卜氏石塔第二层b面二立佛中间蹲踞力士[17]，皆袒裸身躯，两胸肌肉劲健，腹部圆鼓，须发浓密，面向前方蹲坐，两肘置于两膝之上，两手托举主尊支座。可见相同造型的力士主要见于北朝时期。
图2 “力士”模印砖
四、结语
明确了这两座模印砖墓的时代为魏晋时期，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从两晋之际始，随着丝绸之路“青海道”兴起繁盛，“青海道”逐渐成为佛教东传的一条重要通道，罗世平、温玉成将这些具有佛教性质的模印砖作为四川早期佛教佛像是由丝绸之路“青海道”传入四川的实物证据，在时间上还缺乏说服力[注] 由于四川发现的早期佛像其年代跨度较大，从东汉末一直延续到两晋之际，所以四川发现的一些早期佛像年代存在很大争议，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川早期佛像的年代确实可能早至东汉时期，尤其重庆丰都东汉“延光四年”砖室墓佛像的发现，更使这一推测得到了实物证据的支撑。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排除四川早期佛像是由西域沿“青海道”输入蜀中的可能，因为从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蜀汉时代“青海道”确系蜀地交通西域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西域胡人多沿此道路入蜀，而且这一历史很有可能早至西汉后期[18]，只是目前为止仍未找到充足的实物证据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首先，离散资源可以分为永久性资源与暂存性资源两大类，例如席位一般是永久性资源，而入场券则是暂存性资源(一次性资源).其次，永久性资源又分为时变(time variant)与时不变(time invariant)两型；而暂存性资源又分为独占性与共享性两型.
至于四川早期佛教佛像究竟是沿着滇缅道还是“青海道”输入，两条路线中哪条路线更重要，在没有找到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应保持客观负责的态度，不宜武断地下定结论。平安窑坊村和湟中徐家寨模印砖墓中“仙人”“宴饮”“莲花”模印砖的佛教性质是可以肯定的， 但以此作为早期佛教佛像由丝绸之路“青海道”传入四川的实物证据，从时代先后顺序看还缺乏说服力，但这也真实反映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在早期佛像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交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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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5-0040-04
作者简介 孙杰(1988-)，男，甘肃榆中人，西宁市文物管理所，馆员，主要从事地方史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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