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东方”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著作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述活动中关注东方问题，各个时期的著作中均有“东方”的概念。整理和研究他们关于“东方”的概念，充分而科学地认识其内涵以及相关的思想，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需要，也有利于以他们的理论为武器正确地把握当前东方社会发展的问题。
一、关于“东方”的地域范围
所谓“东方”的地域范围，指地球上哪些国家和地区属于“东方”的地域，或者说地球上的哪一块地方是世界的“东方”。
笔者查阅相关资料，一般认为，在地球上的东经160度和西经20度围成的“经线圈”为地球东西半球的分界线，处于东半球的地域称为世界的东方，而处于西半球的地域则是世界的西方。
近代社会以来，西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领先于世界。西欧人将西欧以外的欧洲东部和亚洲，称呼为东方。并且将俄罗斯的高加索以西北的地区称为近东；将高加索以东，伏尔加河以西、以南的地区，以及现在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所处的地区称为中东；将伏尔加河以东地区称为远东，远东包括中国、朝鲜、西伯利亚、日本等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未见就“东方”的概念下准确的定义。可是，就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和他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看，他们对“东方”的理解，同上述西方人对“东方”的理解是一致的。
19世纪中期，西欧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在世界的东方，包括近东、中东和远东的国家，或者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刚萌芽。东西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别。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1857年，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论及中国人民对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时写道：“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②以上援引的两段话语，都有“东方”的概念。它的意思是说，东方的那些民族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和未开化，不得不屈服于西方文明的国家。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西欧以东的那些处于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国家所处的地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刚萌芽的国家所处的地区，属于东方的地域。
1853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也称克里米亚战争）。此前，土耳其将圣城耶路撒冷的伯利恒教堂交给天主教掌管，俄国借机要求对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徒拥有特别保护权，但被土耳其政府拒绝。1853年7月俄军占领土耳其保护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10月俄土战争爆发。英、法等国先后加入土耳其一方，对俄作战。由于俄国和土耳其属于东方国家，由于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属于东方的地域，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文献中称此次战争为“东方战争”，称导致俄土战争的问题为“东方问题”。1854年1月，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久待解决的东方问题看来终于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外交手段失去了左右它的力量，而且已经不能利用它进行变化无常的、永远没有结果的活动了。”③固然这里所说的是俄土战争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可是马克思已指明导致战争的问题是“东方问题”。这充分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土耳其属于东方国家，它们处于世界的东方地域。
上述俄土战争在交战双方遭到严重损失以后，于1856年在巴黎举行会议，缔结和约，停止了战争。在巴黎会议上，围绕着多瑙河地区的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两个公国要不要合并的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支持合并意见的有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土耳其因为害怕合并后的国家成为敌视自己的力量而反对合并，英国和奥地利支持土耳其的意见。巴黎会议以后，法国、俄国、普鲁士、撒丁同土耳其的矛盾日益加深。1857年8月，上述四国同土耳其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马克思以《东方问题》为题发表文章，分析了形势的发展。他写道：“曾有人要我们相信，东方问题大约在十四个月前已经由于签订巴黎和约而获得解决，但是现在，由于君士坦丁堡外交活动停顿，它又成为悬案了。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大使馆在这里降下了它们的国旗，同土耳其政府断绝了关系。”④这里，需要了解的不是马克思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而是马克思确认土耳其是东方国家，多瑙河地区的国家也属于东方国家，土耳其问题以及多瑙河地区的问题是东方问题。
19世纪90年代，欧洲的局势极为严重。沙皇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和占领君士坦丁堡，力图从军事上削弱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并且最终打败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欧洲称霸。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即将降临在欧洲人的头上。如果俄国国内发生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统治，则可以使欧洲摆脱大规模战争的浩劫。1890年恩格斯写作《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对上述形势作了细致的分析，并且指出：一旦俄国国内的形势发生改变，“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人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希腊人和土耳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⑤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不仅土耳其和黑海属于东方的地域，而且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也属于东方的地域，因为他将这些地区的问题通称为东方问题。
笔者以上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断，力图证明在他们的思想上，跨越欧洲和亚洲的俄国、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属于东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否属于东方国家人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至于中国、印度、伊朗、朝鲜等属于东方国家，是用不着证明的。
二、关于“东方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较多地出现“东方问题”的词语。所谓“东方问题”，核心的内容是关于沙皇俄国与西方一些大国为瓜分东方的土耳其而进行的斗争。
15世纪和16世纪，土耳其是一个领土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它的版图包括非洲的的黎波里、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亚洲的小亚细亚、南高加索、库尔德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土耳其不断地对外进行战争，遭到失败，领土缩小，最终成为大国瓜分的对象，成为世界历史上所谓的“东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东方问题”，就此阐述了重要的思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就土耳其和黑海在各国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军事战略地位，阐述了重要思想。土耳其的北部濒临黑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黑海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海运要道，俄罗斯境内全长2100余公里的第聂伯河、1860公里的顿河，源自乌克兰境内长约1000公里的德涅斯特河，以及发源于德国南部的多瑙河，均通向黑海。欧洲许多国家需要将商品运送到黑海沿岸地区进行贸易。而且，黑海西南部由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由黑海通达地中海的咽喉通道。只有经过这两个海峡，才能实现地中海与黑海两地之间的贸易与流通。恩格斯根据有关资料指出，1840年黑海地区的贸易总额为144万英镑，1846年达到270万英镑，1851年则达到354万英镑。他说：“在这些总额中，黑海各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至少要占三分之二。而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都取决于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角落的道路。”⑥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方国家的舰队只有通过这两个海峡，才能进入黑海，参与东方的战事。东方一些国家的舰队也只有通过这两个海峡，才能达到地中海，干预西方的战事。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无不证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具有与直布罗陀海峡和德松海峡一样的战略地位。直布罗陀海峡和德松海峡比较宽阔，海岸上的炮火不能控制全部海峡，需要借助舰队的火力，才能封锁海峡。“而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很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构筑若干设备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峡，马上就会这样做），就可以筑成一道攻不破的屏障，就是全世界的联合舰队来犯也休想通过海峡。”⑦这是恩格斯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军事战略地位的高度评价。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和英国之间瓜分土耳其的阴谋和争斗。1853年1月，俄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1844年6月沙皇访问英国时形成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提出，俄国和英国应该对土耳其保持“不干涉制度”，它的内容包括英国不应该妨碍俄国认为必要时对俄土条约所作的解释，相反应该促使土耳其根据俄国对条约所作的解释来行动；应该使俄国能够经常地干预土耳其政权同它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俄国提出的所谓“不干涉制度”，实际上是俄国经常干涉土耳其的制度。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土耳其政府的‘不干涉制度’就等于俄国的参与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议表达得远不是这样坦率。”⑧这份《备忘录》还提出，俄国和英国之间产生了一个约定的义务，即一旦土耳其发生不可避免的崩溃，俄英双方应当就共同行动达成协议。马克思指出：“这个约定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第一，俄英两国应当事先就瓜分土耳其问题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不得不’，也就是被迫按照他们的目的来行动。”⑨
英国政府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从名义上拒绝了沙皇政府的《备忘录》及其共同行动的建议。但它还是通过自己的外交官拐弯抹角地向俄国政府表达了一些赞许的意见。如沙皇提出，俄国要在土耳其建立自己的统治，即使不是作为永久的占领者，至少也要作为暂时的保护者。对此英国外交官说：由于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在土耳其作为暂时的保护者是很危险的。马克思分析指出，英国外交官的意思是说，俄国上述行为的危险，来自于欧洲国家的竞争，而不是来自英国的反对，换言之，英国是不反对俄国的上述行为的。马克思说：“这样说来，如果君坦丁堡暂时处在俄国手里，那它是会满意的。换句话说，英国完全同意沙皇本人提出的建议。”⑩又如沙皇提出，由俄国保护土耳其几百万基督徒的权利是条约规定给俄国的权利。英国外交官约翰勋爵说：土耳其政府愈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没有必要行使那种非常麻烦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问，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马克思指出：“俄国对土耳其臣民的‘专有的保护权’是条约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约翰勋爵说。……英国和俄国还有什么争执呢？”(11)意思是说，在此问题上英国是完全同意和支持俄国意见的。
也是在1853年1月，沙皇接见了英国驻彼得堡的公使，对他说，土耳其是一个快要死亡的“病人”，我们两国不能因它的突然死亡使自己措手不急，应该达成某种协议，以利于两国的行动和达到应有的目的。马克思对沙皇这一时期的言论和行为作分析后提出：“他（指沙皇——引者）坦率地声明，他想做的是些什么——瓜分土耳其，并且再清楚不过地描绘了这种瓜分的轮廓，无论是说出来的或者是避而不谈的都是很清楚。”(12)马克思认为，沙皇俄国瓜分土耳其的意图和轮廓是这样的：由英国占领土耳其在非洲的领地，如埃及、干地亚；多瑙河各公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藩属；巴尔干半岛上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归奥地利；君士坦丁堡应暂由沙皇占领，然后成为由土耳其欧洲地区的残余部分组成的一个国家的首都，由沙皇的儿子当这个国家的国王。考虑到法国也会有利益要求，沙皇决定，由法国占领土耳其非洲的领地突尼斯。在这个问题上，沙皇的阴谋也得到了英国政府这样或那样的支持。马克思分析指出：英国政府的有关文件“一开头就声称，女王陛下政府‘对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表示欢迎’。皇帝（指沙皇——引者）从英国政府方面‘得到了’‘最开诚布公地表明意见’的‘权利’，……认为英国政府会帮助他瓜分土耳其、出卖法国以及在奥斯曼的统治被推翻时帮助他镇压基督教居民企图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任何活动”(13)。这里的意思是，在上述问题上俄国和英国是相互勾结的。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欧洲革命解决“东方问题”的理论。从历史上看，所谓的“东方问题”似乎与欧洲革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期，拿破仑帝国与反法同盟进行了残酷的战争，并且与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普鲁士于1807年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沙皇俄国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承认法国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时俄国答应在法国的调停下同此前已开战端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这个和平谈判进行了两年，终于没有成功，1812年土耳其在战争中失败。这个事实说明，欧洲革命以后出现了所谓“东方问题”。马克思就此说：“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14)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从17世纪开始，断断续续几百年，大的战事十余次。当事国的统治者以及欧洲大国的政府一直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只可能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恩格斯在有关文章指出：“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于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到达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15)这里所说的革命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和土耳其均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在下一次欧洲革命过程中，俄国和土耳其必然产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变革以及它们之间的战争与矛盾都将在革命过程中得以解决。恩格斯在克里米亚战争过程中还指出，欧洲的强国英国和法国已经站在土耳其一边，对俄国展开了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不久也会站到沙皇一边，卷入战争中来，“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饥馑又把它召上战场。”(16)意思是说，战争将引起新的革命，革命将打击各国的反动统治者，制止它们在东方争夺利益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是十分正确的。正是以后的欧洲革命和亚洲革命即20世纪初的革命，在沙皇俄国和土耳其推翻了国内的封建专制制度，消除了一些大国瓜分土耳其的所谓“东方问题”。
三、关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
在19世纪，东方国家特别是东方疆域比较大的国家如俄国、印度、中国等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由于中央集权，又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所以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制度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时，使用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等概念，提出了相关的思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状态的基础上。在西方，由于工业的发展，由于交通与交往的便利，各个生产单位的人们之间，不同城市和地区的人们之间，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容易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形成行动中的统一，从而形成较强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政治力量面前，不易形成专制制度。在俄国和东方其他的国家，在极为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农民孤立地从事生产和生活，彼此之间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在印度、埃及或东方其他国家，修建水利工程和利用水利工程进行灌溉，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如果是在西方国家，修建水利工程可以由农民或企业间自愿的联合来完成。“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17)马克思还指出，一方面印度人像所有的东方人一样，将发展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大规模水利工程等交由中央政府管理，另一方面农民散处于全国各地，聚居在一个个很小的村落里，因此印度从远古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村社制度”。可是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因素在印度的产生和发展，村社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人们眼见这种村社制度遭到破坏，农民丧失了传统的谋生手段和生活环境，产生了同情和难受的感觉。对此，马克思作了另外一种评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8)这里，马克思将东方国家“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
19世纪的俄国，也存在着“村社”或者说“公社”。俄国农民以“公社”的形式进行生产和生活，但是各个公社的活动是孤立的和彼此隔绝的，由此农民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孤立和隔绝的状态。恩格斯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指出：“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19)意思是说，由于农民生活在孤立、彼此隔绝的环境中，他们不能实现对社会的管理，这就产生了专制制度并由它来实施社会管理的职能。恩格斯还说，当时的俄国财政混乱，官吏腐败，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20)。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们生活的孤立状态和东方专制制度是造成东方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近代社会以来，东方国家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东方国家的落后，既表现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落后，也表现为文化的落后和政治生活状况的落后。直观地看，东方国家落后的原因，是人的发展的落后。从根本上说，东方国家的落后与东方国家人们社会生活的孤立状态和专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生活的孤立状态和专制制度导致了人的发展的落后。
生活中的孤立状态，使人们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专制制度则使人们思想僵化，性情懦弱，迷信权威，成为强权的驯服工具。马克思在分析东方人特别是印度人的特点时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21)他还说，这些人的生活是一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凋苟安的、消极被动的状况，同时它又表现为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如他们可以将杀害生命看成是一种宗教仪式。“他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22)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人和人的这样的生活，不能使社会发展和进步，英国的殖民统治改变了印度人的生活，尽管它犯下了许多罪行，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也分析了俄国的这种特点。他说，有的人认为俄国农民是“本能的革命者”，实际上俄国农民这几年虽举行过一些起义来反对贵族和官吏，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23)。他还说，俄国有几千名先进的人士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可是这几千人不是生活在俄国，而是生活在西方，即他们是俄国流亡于西方的革命者。然而俄国国内的人们，“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计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24)恩格斯的意思是，俄国专制制度导致了农民愚昧而落后的面貌，由此影响了俄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将导致东方专制制度灭亡。英国的鸦片贸易和大炮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中国实现了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此后形成了中国同西方之间社会发展相互联系的状态。1853年马克思注意到英国贸易和市场上的严重问题。当时英国需要从中国市场上输入茶叶。可是中国的商人一是对茶叶涨价，二是要求英国商人付给现金、现银，非付现金、现银不予成交。英国需要向中国出口棉毛织品，可是中国市场对此的需求越来越少，英国在中国的市场日益缩小。而就在这一时期，欧洲发生了农业歉收和由此而来的肉类产品涨价、农产品涨价。就此马克思说：“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指英国以外——引者），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5)他还指出：“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26)这里的思想是，中国国内的状况将对西方发生作用，促进西方的社会变革。同时马克思认识到，由于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一股股外来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旧有的制度。例如，由于西方工业品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很大的损害，由于必须对英国进行战争赔款，从而造成中国的金银外流，由于中国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生产者的旧税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他在作了以上分析后得出结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7)意思是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必然导致原来社会关系的解体和原来社会制度的灭亡。
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以后提出了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影响和俄国旧制度灭亡的思想。当时，在俄国国内，人民群众同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革命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满炸药的地雷，差的就是点燃导火线。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一旦俄国革命爆发，将对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强西方无产阶级胜利的信心，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他说：“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28)“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29)这里所说的，是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西方革命胜利后，特别是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将反过来促进俄国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恩格斯说：“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30)这里所说的，是西方革命对俄国革命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即认为在西方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俄国会同西方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将俄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同一个过程来看待的。
注释：
①②(17)(18)(21)(22)(25)(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709、762、765、765、766、695、695、692页。
③⑧⑨⑩(11)(12)(13)(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148、150、161、162、167、172、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7页。
⑤(28)(29)(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7、56、502-503页。
⑥⑦(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17、5、37-38页。
(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284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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