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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后美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双边关系角度看，美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从 “敌人”向“朋友”、乃至某种意义上向“盟友”角色的转变。从全局角度看，美俄关 系顺应潮流达成了“罗马宣言”以及“美俄削减战略武器宣言”，这是以法律形式宣告 “冷战的结束”作为一个过程的终结。这样一个具有极其重要历史内容的变化，竟然是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完成。这就不由得使人们要问，这样的对外关系迅速变化是在什么样 的国内背景之下发生的?又激起了怎么样的国内反响?并且将会导致怎样的新的社会经济 与政治发展方向呢?俄罗斯现状本身并没有对此给出一幅清晰的图画，但尽可能地理解 与适应这种现状毕竟不光是学术上的，而且也是实际生活的迫切需求。
一、对西方调整关系的国内动因
普京总统抓住“9·11”事件的契机，大幅度推进美俄关系，并由此大大改善俄与西方 关系的背景与动因，学术界已有不少评论。美国学者认为，在俄罗斯方面，概括地说， 调整美俄关系，既有出于改善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显而易见的理由，也有进而借机为俄罗 斯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创造有利外部条件的背景。问题在于，80年代中期以来，从前苏 联到俄罗斯这已经是第三次由最高政治领袖亲自推动的大步接近西方的历史进程。80年 代下半期戈尔巴乔夫高举“全人类利益”的旗帜，提倡东西方缓和的“国际政治新思维 ”，主张回归“北半球民主共同体，”但结果却导致了苏联偌大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接受了西方顾问们所提供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采取了向 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结果也是引发了俄罗斯国内连绵不断的社会紧张与冲突， 导致了整个国家长期陷于动荡与不安之中。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普京总统有何 理由能够不重蹈覆辙，在面向西方的同时而又能避免国内动荡与分裂，不致使俄罗斯人 民像前两次那样陷于困境呢?
从客观上说，“9·11”事件发生时的国际环境对于俄罗斯而言也并非有利：“9·11 ”之后美国国民心态的激化与小布什政府希望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企图不谋而合，成为 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强劲基础；俄罗斯所面临的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的巨大压力，使得 继科索沃战争之后、直到2001年3月美俄互相驱逐外交官时为止的美俄关系几乎处于冷 战以来的最低点；俄罗斯国民与西方之间依然存在着的巨大的经济、文化与观念上的断 层，也推动着反美与反西方情绪一有时机就走向高涨。在此不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普京 反倒是能够力排众议，取得美俄关系的突破呢?
就国内状况而言，经济的改善显然是普京政府能够得到民众支持，获得较大的调整外 交政策空间的原因之一。与戈尔巴乔夫改善与西方关系时的国内经济状况相比，当时， 苏联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关于未来经济走向的各派意见则争论不休、水火不容，民 众对于日趋恶化的经济无所适从。与1992年初叶利钦向西方一边倒时的经济形势相比， 虽然，当政者决意推进“休克疗法”向市场过渡，但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企业濒临倒 闭的一落千丈的经济局面，只能使民众怨声载道。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难以指望对 西方国家调整关系会有结果。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在普京任内，经济一路上升，到 2001年GDP增长5.5%，居民收入状况也有所改善，多年未能解决的拖欠养老金问题已得 到解决。2002年春，就改善美俄关系的谈判关键时刻，俄国内经济界所争论的话题已经 不是经济如何摆脱衰退，而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问题了。
如果说，俄经济的改善是支撑普京调整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国内背景，那么国内政治结 构的变化，更可以认为是普京外交的有力国内支柱。按照俄罗斯学者的提法，在普京上 任之后直到“9·11”事件发生这一段，同时也是当代俄罗斯政治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也即从叶利钦时期的“多中心”时期向普京就任后迅速出现的“单一中心政治”过渡的 时期。(注：[美]伊·蒲宁奇：“任期过半的总统”，2002年8月6日莫斯科政治技术研 究所供稿(俄文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调整与西方关系，有一个很不相同的国 内背景，当时国内政治动荡，反对派与执政阶层之间尖锐对立，甚至都发生了“8·19 ”以及“炮打白宫”这样的以武装手段解决国内危机的紧急形势。而在普京就任总统的 两年中，一个明显的政治发展趋势是由动荡逐渐地走向稳定。
当然，关于普京执政两年的政治局面，俄国内并非没有争论。其中之一，认为普京时 期的政治稳定主要是通过普京个人发挥影响，而不是通过体制建设来加以保障，因此， 仍然具有不稳定性。(注：[俄]谢夫绍娃：“俄罗斯，十年以来”，2001年6月7——9日 在华盛顿：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2000至2002年上半年俄 政治发展的进程来看，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首先，普京通过改革联邦制度 ，从国家政体上为实施其政治路线提供了空间。在上院，即联邦会议的议员基本上由普 京任命之外，普京通过改变上院的功能和内部结构使其大大增加了与国家杜马以及政府 之间的协调性；在下院，也即国家杜马，通过中间派政党实际掌握议会多数，也确保了 这个最重要的立法机构与行政系统的合作。同时，《土地法》、《劳动法》、《政党法 》等一系列重要法规的颁行既显示了上述立法机关与行政系统的融合，也成为法制改革 本身取得进展的标志。另一方面，普京针对地方政治力量和经济垄断部门的“分封割据 ”和“世袭领地”现象进行整治，力图从体制上确保中央对这些领域的影响。这里既包 括了对这些“世袭领地”进行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如对中央银行、天然气工业总公司 等重要部门实行的人员更替；同时也通过重新划分全国行政区域和建立七大行政区，重 新确立中央与地方预算资源的比例来加强中央对地方事务的调控能力。以地方势力为基 础的“祖国”阵线与坚决支持总统行政系统的“统一”党的联合，可以看作为是从政党 体制角度确保国内各大政治力量之间协调与稳定的一项重要进展。此外，普京还进一步 调整了经济政策的决策程序，把2000年年中以来由克里姆林宫、政府和国家杜马共同参 与经济决策改变为“多头”，即吸收了政府所属的企业咨询会议、全俄工业家企业家协 会、全俄总商会以及上院的经济工作小组，大大加强了企业参与政府经济决策的份量与 管道，从决策体制上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作了铺垫。
关于普京执政的第二个争议是，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俄罗斯学者认为与叶利钦时期 相比，叶利钦是充当各种政治矛盾的仲裁者而不是参与者，并且叶利钦是以张弛有度的 方式去调解政治矛盾，而不是一味施压，而普京则是相反。笔者对此也不敢苟同。在普 京执政的这两年多时间中，要面对叶利钦时期所遗留下的政治上各种力量意见高度分化 、社会经济形势动荡不定的局面，如果为政者不以巨大的魄力，观点鲜明地组织力量进 行整顿，恐怕就不会有两年来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形势的好转。同时，普京执政风格虽然 坚定而且也显示强人特征，但也未见得不是张驰有度富有弹性。比如普京既坚决地对别 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这样的有强烈政治欲望的寡头予以制裁，但同时对守法的寡头、 财团采取较宽容的态度，明确提出对以往的问题“不予追究”，呼吁掌握大量海外资金 的寡头们迅速回归资金，参加国家建设。2000年以来俄能源产量之所以有较大幅度上升 ，与能源部门获得了包括寡头资金在内的多方资金来源有关。
总之，无论从联邦体制、政党体制、经济决策程序的改革还是对地方的管理，都表现 出普京执政的两年中已经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多头分立”的局面，而逐渐进入了一 个以普京为首的“单一政治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新局面，这是普京之所以能够取得 对西方关系突破的关键因素。
当然，成功地实现战略与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政治决策层对客观形势变化的 感悟能力。也许，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普京也有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之上的高 出一筹之处。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转向西方”的同时，一般而言都表现出 对从西方获得即时回报的较高期望，从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经济援助的求诉(注：[美]马 特沃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647页。)以及叶利钦 对500天方案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的宣传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导向也自然造成了 民众对这样重大政策调整所产生后果的较为乐观的预期。可想而知，在这样不切实际的 预期下，当俄罗斯人民看到实际所获得的利益与原来的想象出现巨大落差时，失落与抱 怨在所难免。相比之下，普京的处理方式值得关注。一方面，普京非常明确地强调：“ 政治稳定和有利的经济环境没有被充分用来改善我国公民的生活，没有被充分用来为俄 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赢得应有的地位”(注：[俄]弗·普京：“总统国情咨文”2002 年4月。)。言下之意，是必须积极主动不失时机地利用国内稳定与有所改善的有利时机 去调整和发展对外关系。另一方面，普京又十分冷静地告诫人民：“在当今世界，任何 人都不打算与我们为敌，任何人都不想这么做，任何人也不需要这么做。但我们对任何 人也不抱特别的期望。任何人都不会提供帮助。我们需要自己去争得在‘经济阳光’照 耀下的地方。”(注：[俄]弗·普京：“总统国情咨文”2002年4月。)以这样一种既是 积极奋进，同时也冷静务实的态度去把握整个对外战略的调整，自然就较为易于获得已 经饱受创伤的民众的认同。
二、对西方调整关系的国内反应
对9·11后俄外交调整的国内反应，应包括对民众以及精英层面这两方面的观察。非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层面的不同反应及其背景。
迄止9·11事件一周年之际，俄罗斯调整与西方关系的战略与政策安排大体上已经显示 轮廓，在这样背景下的民意调查，应该被视为是俄罗斯国内民众对普京对外战略调整的 一次较为全面的反应。总的来说，民众表示了对普京外交调整的相当有力的支持。
较为权威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近一年来民意的集中反应是对普京总统个 人的支持。对普京总统政务活动的基本评价始终维持着较高水平的支持与肯定态度。20 01年8月，对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为74%，一年之后的2002年8月则提升为76%，其中2001年 11月，也即普京总统访美前夕所获的个人支持率达到80%以上。2002年7月民意调查显示 ：认为普京总统成功或非常成功地捍卫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的占66%，认为在这方面没 有什么特别成就的为22%，认为完全没有成就的仅为4%。
2002年8月的民意调查还显示，如果是近斯内举行俄总统大选，那么大约有60%的居民 会支持普京总统连任。这样稳定持久的高支持率是近十多年来俄苏政治发展中所仅见。 而且，通过各种媒体乃至文艺作品所表现出的对普京总统的爱戴与支持，似乎正在成为 时尚。
就具体的美俄关系而言，首先，民众舆论对于俄美关系的调整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 。2001年9月，关于俄罗斯民众对于美国的态度，认为“很好”和“基本上好的”为73% ，认为“坏的”和“基本上坏的”为18%，难以回答的为9%。而2002年8月的同一栏目调 查，认为“很好”和“基本上好的”为67%，认为“坏的”和“基本上坏的”为22%，难 以回答的为11%。虽然一年之后俄民众对美态度的正面评价略为下降，但仍保持了2/3左 右的民众支持率。2002年8月民意调查还显示，3/4以上的民意(77%)认为普京总统支持 美国反恐怖是正确的，但也有一半以上民意(56%)认为这方面成效并不显著。
如果从苏联解体以来俄民众对美态度的变化来看，科索沃危机时，俄民众对美态度落 入冷战结束之后的最低点，而普京执政以后，2002年冬奥会期间俄民众认为由裁判不公 对俄造成伤害一度也导致民意大跌。但总的来说，大多数人对普京调整美俄关系持肯定 态度。如果说，普京总统的对外政策调整获得了多数民众支持的话，那么，政治精英层 面的表现则得复杂一些。政治精英阶层对某一项具体战略调整的明确态度是很难从民意 调查的角度加以观察与分析的。在一个相对公开的舆论氛围之下，政治精英们也未必尽 可坦言其政见，他们较民众而言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心态。
2002年7月10日，俄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在被问到俄是否存在 “内部改革与对外政策不合拍”的问题时，明确地说道：“对于确定俄罗斯的长远立场 来说，还缺乏政治与外交资源。这些资源应当得到强大的国内资源的充实：在经济方面 、社会教育水平方面、社会团结方面。在一定阶段，允许对外和对内政策出现脱节。” (注：[俄]伊·伊万诺夫：“主要的是，对外政策不能导致国家内部出现分裂”，载于 《消息报》，2002年7月10日。)言语谨慎的伊万诺夫承认在外交与内政体制改革方面存 在着某种“脱节”，也许是对当前俄罗斯转型条件下对外政策与内部体制变迁的关联态 势方面的一次明确披露，但诚如他所言，目前的“脱节”还并不“严重”，否则“也不 会被国外所接受。”(注：[俄]伊·伊万诺夫：“主要的是，对外政策不能导致国家内 部出现分裂”，载于《消息报》，2002年7月10日。)如果从对外政策调整在各个部门的 反应来看，显然军事部门是首先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据俄罗斯《独立报》观察家伊· 科罗特钦科披露：“普京总统与西方接近、与美国和北约建立伙伴关系的政策惹怒了俄 罗斯的高级将领。”俄罗斯总参谋长克瓦什宁称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是一种“信息
幌子”，呼吁俄罗斯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回击外来侵略。据科罗特钦科的透露：“支持普 京对外政策方针的估计不超过军队干部总数的1/3”。(注：[俄]伊·科罗特钦科：“军 队的双重权力，”载于《独立报》2002年3月6日《独立军事评论》周刊(俄文版)。)除 此之外，据俄罗斯政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伊·蒲宁等人最新近的分析，认为以下几类人 员可能对普京总统的对美关系调整持批评态度：其一，并不是直接由于普京调整外交， 而是由于普京总统对俄所有政治精英阶层与集团都保持等距离态度的缘故，一些因此而 相对受到冷落、乃至受到批评的政治精英团体与人物，反而会把普京总统的外交调整作 为批评的靶子。其二，由于俄与西方的新关系砍断了重新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的可能性 ，相当部分保持前苏联外交理念的政治阶层会认为普京的外交调整“意味着丧失了部分 民族主权”。其三，如果与西方调整关系而久久不能得到任何政府经济回报，那么，一 旦发生分歧，诸如“加里宁格勒飞地签证”问题一类事端，俄民众中相当一部分也会转 而对西方持更为抵触的态度。(注：[俄]伊·蒲宁等：“任期过半的总统”，2002年9月 6日，俄政治技术研究所供稿。(俄文版)。)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交智囊圈中一些人 物的态度变化。2001年11月普京总统访美时，曾多次预言美俄关系当时就会有重大突破 的俄科学院美加研究所所长罗戈夫在2002年4月却表示：“美俄关系现状令人担忧”， 认为美俄关系“具有危险的不明确性”。(注：[俄]谢·罗戈夫：“莫斯科——华盛顿 ：非敌非友”，《议会报》2002年4月27日。)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美俄关系的杜马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阿尔巴托夫在美俄战略武器谈判的成果也持批评态度，认为布什 政府初期曾建议修改反导条约而俄固执己见，错失了良机。(注：[俄]阿·阿尔巴托夫 ：“有得有失”，《独立报》2002年5月23日。)
耐人寻味的是对普京外交调整的社会反应中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俄罗斯多数民众对 普京外交调整的稳定支持和政治精英层面在表示支持的同时，还不同程度有所保留的态 度这两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差别。值得研究的是国家民族利益和部门团体利益分别在这一 过程中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第二，在多数民众对普京外交调整表示首肯的同时，也有 约一半民众对美俄关系的具体进展不甚满意。这样一种态度的差别似乎也预示着民众期 待着对外调整的具体成果的出现，尽管普京总统已经一再告诫不要对此作过高期望。第 三，在俄罗斯多数民众支持普京总统个人和他的对外政策的调整的同时，71%的民意显 示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取向将是欧亚文明类型，而并不是西方文明类型(仅12%赞 成)。这似乎也预示着俄罗斯社会转型期外交调整与内部发展定势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换言之，与西方调整关系，外交上向西方接近，并不等于发展取向上会“全盘西化”， 而放弃自己的独特追求。看来，普京调整对外政策之后国内各个阶层的反应大体也为今 后阶段的国内发展进程作出了重要的铺垫。
三、对西方调整政策后的普京施政方向
“9·11”之后不少西方媒体经常以“西化”来界定俄罗斯未来发展的走向。如果说， “西化”仅意味着一定时期对外政策的侧重点调整的主要方面，或者意味着国内制度变 迁学习摹仿的主要对象是西方，那么也许符合实际状况。但是，“西化”并不等于俄罗 斯未来社会长远发展取向仅仅是取法西方。上文所述的民意测验对“欧亚型文明发展取 向”的肯定(71%)和对“西方”类型文明发展取向的否定”(12%)也许是一种证明。另外 ，俄罗斯在实施对西方战略调整的同时，与中国、独联体国家，甚至与被小布什政府称 之为“邪恶轴心”的伊拉克、朝鲜、伊朗都积极开展了交往，也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一 个重要方面，恐怕很难仅仅以外交上的平衡来解释上述现象，因为作为欧亚大国的俄罗 斯无论在东方、在南方、在欧亚大陆的文明结合部地带毕竟都有着不同于一般西方国家 的广泛利益与兴趣。俄罗斯与非西方文明区域进行交往具有独立的价值与特殊利益，并 不一定与发展与西方的关系直接相关。虽然，时至21世纪的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演进并没 有最终解决历史遗留给她的一个定位难题：俄罗斯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倒是国际 社会多极化趋势的愈益明显地给俄罗斯人对未来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普京总统非常清楚地在其与西方密切交往的同时强 调与非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至于在大国关系调整背景之下的俄罗斯内部发展，也有着若干新的特点：第一，如果 说2000年至2002年上半年，普京总统是顺应时势实现从“多中心政治结构”向“单一中 心政治结构”的转化，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可预见的管理系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与 改革有所铺垫的话，那么以2002年4月总结国情咨文发表为标志，俄罗斯又将进入一个 以深化内部改革，特别是政府内部的行政改革、法制改革为重点的内部制度变迁的高峰 期。如同普京的外交调整一样，普京推动行政改革等重要制度改革也绝非一时之心血来 潮。如果说，普京外交重大调整是俄地缘政治的特性、现实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国内经 济需求与政治形势特点与外交谋略相互结合的一种合理形式的话，那么，在俄罗斯对外 事务有所收获的背景之下，反过来利用最新获取的政治资源在对内改革攻坚方面跨出一 大步，未必不是一个较好的时机。俄苏社会多次出现改革的吁求，而终未能使改革进行 到底，因循守旧甚至是相当大程度卷入腐败的行政官僚机构是一个关键问题。以行政改 革为主要内容之一的下一阶段，俄罗斯改革似也远不能仅以“自由主义改革”就能一言 以蔽之，其中必定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博弈。其原因仍在于处于变动中的俄罗斯社会结构 的复杂性。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扎斯拉芙斯卡娅最近提出，“合法社会”和“非合法社 会”都具有一整套非常复杂精巧的内部结构与规则对其自身存在起着支撑和保护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尽可能地运用一切优势力量，包括外交上的收获来推进改革，是普京改 革谋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
第二，随着2003年议会大选和2004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俄罗斯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 的重新组合与较量也已经渐渐地成为国内政治的主题。从2002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来看 ，在对普京总统的国务活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人们发现，对总统的高度民意支持和 对政府系统、对卡西亚诺夫执政能力的相对不高的民意评价形成反差。普京总统在“国 情咨文”中对政府工作不力的尖锐批评大体上也反映了这种状况。即将展开的行政改革 无疑将对现政府系统的各类弊端作一番总结与清算。问题在于，这样一场精心准备，并 且是集中了内政外交各种有利政治资源而进行的深刻改革，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既得利 益集团的抵制；2002年春天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在莫斯科“申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 高度协作的面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持久；这样一场即将到来的政治较量是否会如俄罗 斯的、或西方媒体中所称的“家族集团”或“强力集团”之间展开；在未来的形势之下 ，普京总统要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够确保至今拥有的高民意支持率；行政体制改革、即 将来临的大选，与为继续发展所必须的政治稳定之间将形成怎样的均衡，这是人们寄予 希望又深深关注的一个发展进程。
第三，从经济上看，按照现有各类预测，今后若干年的俄罗斯经济将有可能以一定增 长速度得到发展。以乐观的估计看，在俄与西方调整关系的背景下，俄经济发展取得外 部世界的支持，普京总统主导之下的内部制度变迁也可能取得进展，俄罗斯这个伟大国 家所蕴含的社会人文与经济资源得到有效的运用，那么在未来多极争雄的世界上，势必 将有俄罗斯的一席之地。当然，这样的历史进程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