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正念养育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机制 *
毋 嫘1,2,3赵伯尧1,2,3 展 昭1,2,3范碧娟1,2,3赵亚萍2,4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天津300387 ) (3 国民心理健康评估与促进协同创新中心，天津 300387) (4 河南省信阳学院教育学院，信阳 464000)
摘 要 从正念养育这一新视角出发，考察父母正念养育水平对初中生抑郁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采用正念养育水平量表中文版、自尊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654 名初中生及其主要抚养者进行调查，探讨正念养育总分、正念养育分维度关注当下和正念管教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同时探讨自尊在三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父母正念养育、关注当下、正念管教都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自尊在正念管教与抑郁水平中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尊在正念养育及关注当下与抑郁水平中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正念管教完全通过影响青少年自尊水平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状态，正念养育和关注当下部分通过影响青少年自尊水平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状态。
关键词 正念养育，正念管教，关注当下，抑郁，自尊。
1 引言
根据DSM-5，抑郁障碍通常指一个人感到悲伤、无意义或易激惹，抑郁者可能难以正常思考或执行日常功能。抑郁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中流行率相对较高的一种，在我国，青少年发生抑郁的比例在20%-44%之间（罗伏生, 沈丹, 张珊明,2009）。从2005 年到2014 年，12-17 岁的青少年中抑郁的流行率显著增加（Mojtabai, Olfson, & Han,2016）。抑郁问题会给青少年带来许多消极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滞后于生理发育，身心发展的不平衡可能会使青少年的情绪、思维、躯体功能受到影响，进而面临一些心理社会危机，难以有效应对人际交往、学业成就等方面的问题（张珍珍, 2015）。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可以显著预测今后生活中的不良心理功能（Geurtzen et al., 2015），还会增加患抑郁症和自杀的风险（孙浩, 徐夫真, 刘宇鹏, 崔伟, 2018）。
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是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学业压力、同伴影响、家庭结构等都可能成为其显著的预测因素（余萌等, 2017）。其中，基于家庭视角的父母养育、亲子关系是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社会心理因素（Naab, Hauer, Voderholzer, & Hautzinger, 2015）。研究表明，比起其他影响因素，父母养育更能解释与预测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Aremu, John-Akinola, & Desmennu, 2019），特别是抑郁、焦虑等。有研究认为，父母养育包括责任、控制以及自主支持，其中，高控制与青少年抑郁、焦虑发生高相关（Geurtzen et al., 2015）。还有研究将父母养育划分为民主型、专制型、溺爱型，其中，专制型教养方式意味着对孩子有更多严格要求和行为控制，导致青少年产生抑郁、悲伤、愤怒等情绪（Ebrahimi, Amiri, Mohamadlou, & Rezapur, 2017；Konopka, Rek-Owodziń, Pełka-Wysiecka, &Samochowiec, 2018）。
“正念养育”为父母养育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和概念，这是一种以正念为特点的教养方式（Roth, 1997）。Kabat-Zinn（1994）将正念定义为一种觉知力，通过有目的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不加评判地觉知一个又一个瞬间所呈现的体验，包含三个核心要素：觉知、当下、接纳。基于正念发展出的正念减压、正念认知疗法对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具有优越的临床治愈效果（李英, 席敏娜, 申荷永, 2009）。长期进行正念练习者，其注意力得到了显著地提高，从而影响到了与注意相关的行为反应（彭彦琴, 居敏珠, 2013）。除了心理学、医学领域，正念还被引入到家庭养育中。正念养育是指一种无评判性的、对于当下的自己和孩子无比开放的养育理念，家长将这种接受的、善意的态度带入与孩子的关系中（Geurtzen et al., 2015）。有研究者将正念养育分为五个维度，专注地倾听孩子（listening with full attention to the child）、对自身和孩子情绪的觉察（emotional awareness of the self and the child）、对自身和孩子非评判性接纳（non-judgmental acceptance of the self and the child）、亲子关系中的自我调节（self regulation in the parenting relationship）和共情（compassion for the self and the child），它们都能够影响父母和青少年的幸福感、亲子关系以及随后青少年的精神病理症状。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正念养育对父母的育儿体验以及亲子冲突中的情感表达都有显著影响（Turpyn & Chaplin, 2016）。正念养育水平越低，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越弱，越容易产生不良情绪（Parent, McKee, Rough, & Forehand,2016）。正念养育可以有效减少养育压力，帮助父母觉知孩子的情绪，调整自己与孩子的相处方式，及时对孩子进行疏导，有效减少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Townshend, Jordan, Stephenson, & Tsey,2016）。父母经过正念养育训练过后，能够显著提高青少年适应与自我调节能力（Parent et al.,2016），产生更少的情绪与心理问题。那么，父母的正念养育水平是否能够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呢？目前鲜有研究直接关注父母正念养育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国内，正念养育的概念刚刚引入，几乎没有正念养育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父母正念养育水平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问题。
父母正念养育水平影响青少年抑郁的机制是怎样的？研究表明，个体抑郁的主要成因是有关自我的概念，如低水平自尊、高水平自我批评等（Minev, 2018）。一些基于易感性模型的研究表明，低自尊与抑郁症状存在极大相关（Hilbert et al.,2018），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自尊是个体对于自己价值、地位的整体评价和态度，是个体评估和接受他们自身的程度。研究发现，高自尊与更好的积极表现有关，带来更少的情绪与行为问题（DuBois et al., 2000），更好的学业表现以及对于同辈压力更高的承受力（Zimmerman, Copeland,Shope, & Dielman, 1997）。当个体能够正确评价、接纳自己时，就会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较高的价值感和自尊感，从而产生比较积极的情绪体验，反之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问题（张向葵, 田录梅,2006）。青少年自尊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影响青少年童年经验的因素包括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同辈关系等。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自尊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理论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贾高鼎, 曾明, 王爱平,杨子京, 2016； 陈晓, 陶叶娟, 2016）。不同教养方式会形成不同水平的自尊，专制型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低自尊存在显著相关，民主或灵活型教养方式与青少年高自尊存在显著相关（Aremu, John-Akinola, & Desmennu, 2019）。正念养育作为一种以接受、同理心、当下为核心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赵亚萍, 2018）。由此，父母的正念养育水平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进而导致青少年抑郁问题的产生。本研究提出假设H2：自尊在正念养育和青少年抑郁问题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McCaffrey, Reitman 和Black（2017）发展的正念养育量表（MIPQ），正念养育分为两个维度：关注当下和正念管教。关注当下代表正念养育中以孩子为导向的方面，包括聚焦此刻的关注，对孩子的同理心和接纳，De Bruin 等人（2014）对荷兰养育中人际间正念量表（IM-P）进行因子分析，发现了与MIPQ 中关注当下这一维度在内容上相似的三个结构，即对孩子的同情（compassion for the child）、对孩子的情感意识（emotional awareness of the child）和全神贯注的倾听（listening with full attention）。正念管教代表正念养育中以父母为导向的方面，包括养育中的非反应性，养育意识和目标导向的养育，de Bruin 等人发现的其他三个因素，即自我的情感意识（emotional awareness of the self），在养育子女时的情感非反应性（emotional non-reactivity in parenting），以及对父母功能的非评判性接受（non-judgmental acceptance of parental functioning），与正念管教的内涵十分接近。关注当下和正念管教代表了正念养育两个不同的方面，因此有必要探究这两个不同维度是否可以分别预测青少年的抑郁以及自尊在各自预测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正念管教与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后，自尊与抑郁以及正念管教与自尊间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而正念管教与抑郁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了。总体来说，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54, p＞0.05），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07, p＜0.01），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591, p＜0.01）。因此，自尊在正念管教和抑郁之间起中介效应，且为完全中介效应。
Geurtzen 等（2015）在研究中发现，父母在教育子女时“非评判性接受”的得分与其子女抑郁和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arent 等人（2016）认为，当父母对子女有非评价性和非反应性的觉察能力时，子女更能够去表达感情从而减少负面的情绪。Moudgil 和Moudgil（2017）发现，父母和子女在互动时，当下的参与度越高，孩子的自我觉察也越多，自尊水平会相应增加。当青少年认为母亲通过了解他们的活动而在其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时，他们可以内化积极的自尊。若父母管教孩子时进行比较教育，比较的频率与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即父母管教方式倾向于关注其他人、做出比较而不是孩子本身时，孩子会形成较低自尊水平（陈晓, 陶叶娟, 2016）。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3：正念养育中的关注当下维度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自尊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母温情引导可以负向预测女性青少年的情绪问题，母亲较低的温情引导和控制惩罚的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先前情绪问题水平较高的男性青少年一年之后的情绪问题，负向预测先前情绪问题水平较高的女性青少年一年之后的情绪问题（徐夫真等, 2015）。Geurtzen 等人（2015）在使用亲子关系正念量表对901 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父母对于孩子非反应性的养育方式与子女的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同时，Aremu, John-Akinola 和Desmennu（2019）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父母的柔性养育方式与自尊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专制、疏忽的养育方式与青少年自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Raboteg-Saric 和Sakic（2014）认为有着权威型或宽容型父母的青少年有更高的自我，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尊重和满意。张奇莉（2013）在对31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无论是外显自尊还是内隐自尊，都跟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呈负相关。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正念养育中的正念管教维度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自尊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采用方便取样法，被试选自天津和无锡的初中生及其主要抚养者。发放问卷1378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 3 0 8 份。初中生完成有效问卷共654 份，其中，男生295 人，女生359 人，平均年龄为13.63±1.06 岁；相对应地，初中生的主要抚养者完成有效问卷654 份，主要抚养者为父亲或者母亲。
2.2 研究工具
2.2.1 正念养育水平量表中文版
3.2.1 教学方法 两组均选用张淑爱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健康评估》作为教材，并由同一位教师带教。选择“身体状况评估”为实验内容，两组教学总学时相同。
采用正念养育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Mindfulness in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MIPQ； 赵亚萍, 2018），共28 个条目，分为两个维度：关注当下和正念管教，采用4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正念养育水平越高。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 和0.89，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
3.3.2 初中生自尊在正念管教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2.2.2 自尊量表
本研究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SES）的中文版来测量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该量表用于评定青少年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总体自尊）。本研究还参考了申自力和蔡太生（2008）以及王孟成、蔡炳光、吴艳和戴晓阳（2010）对量表细节的补充和修正，使量表的使用更符合中国人汉语表达的习惯。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
2.2.3 抑郁自评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征宇和迟玉芬（1984）修订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测量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
当然，即便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物权取得和行使的原则性规定，也不能理解为将环保利益优位于民事利益，而更应将“绿色原则”解读为搭建起了沟通经济利益和环保利益的价值关联和制度桥梁，为物权取得和行使限定了生态环保利益的界限。“这是民法在自己的制度弹性范围内，在权利本位的基础上对又一种社会利益——生态环境保护利益的兼顾。”［8］69简言之，“绿色原则”在“物权编”中应成为对物权取得和行使的价值限度。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和Mplus7.4 进行数据录入及相关的处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正念养育、正念管教、关注当下、自尊以及抑郁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还发现，采用加味定喘汤联合抗痨药物治疗2个月后，患者的痰菌转阴率达到64.29%，明显高于常规抗痨药物治疗者的52.38%。这一结果提示，加味定喘汤有助于杀灭或抑制结核杆菌，这与方中黄芩、黄柏、半夏等中药的抑菌作用有关。
三、有着长达数千年“层累”优势的中国文化，其发育发展离不开中国乡村社会土壤，其思想内涵在村落生活中有丰富积存。因此，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从国家推行、精英阐发与民众实践等维度对中国文化作交互式理解，特别是发掘与分析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表1 为正念养育总分及其两个维度以及自尊和抑郁的描述性统计。其中，正念养育、正念管教、关注当下、抑郁的原始分已按照相应量表的计分规则转换成了标准分。
表 1 正念养育（包含两个维度）、自尊、抑郁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正念养育的均值为195.92，标准差为22.78；正念管教的均值为100.93，标准差为12.72；关注当下的均值为94.99，标准差为12.49；自尊的均值为31.39，标准差为4.85；抑郁的均值为48.67，标准差为10.52。
3.2 正念养育、正念管教、关注当下、自尊以及抑郁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从表2 可以看出，初中生被试的自尊、抑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0.60, p＜0.01），即自尊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低。同时，它们与家长正念养育水平的两个分维度分别两两显著相关：正念管教与初中生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 0.11, p＜0.01），家长正念管教得分越高，孩子自尊水平也越高；正念管教又和其抑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 -0.12,p＜0.01），即家长正念管教维度得分越高，孩子抑郁水平越低；关注当下和初中生的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 0.12, p＜0.01），即家长关注当下得分越高，孩子自尊水平越高；而关注当下又和抑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 -0.14, p＜0.01），即家长关注当下得分越高，孩子抑郁水平越低。
为了探讨正念养育的两个维度、自尊以及抑郁间的关系，采用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
从表3 中结果可知，父母正念养育总分以及正念管教和关注当下两个分维度的总分进入预测抑郁水平的回归方程后，回归系数均显著。这验证了假设H1：父母正念养育水平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子女抑郁水平。同时支持我们继续对其余假设进行验证。同时，综合TOL、VIF、特征值以及条件指数几个共线性指标的判断方法，预测变量自尊和正念管教之间以及自尊和关注当下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 2 正念养育（包含两个维度）、自尊与抑郁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 3 正念养育、正念管教、关注当下与抑郁的回归分析
3.3 初中生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3.3.1 初中生自尊在正念养育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Mplus 软件分析自尊在正念养育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模型的拟合良好，可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参数估计值，结果见图1 和表4。结果显示，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正念养育与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后，各路径系数均达显著（p＜0.05）。正念养育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71, p＜0.05），正念养育对自尊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23, p＜0.01），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589, p＜0.01）。
图 1 正念养育、自尊和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 4 自尊对正念养育和抑郁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4 可知，结构方程中，正念养育和自尊对抑郁的总效应为-0.143，其中，总的中介效应为-0.072，直接效应为-0.07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50.35%。因此，自尊在正念养育和抑郁之间起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
二是在各评价因子分级赋值的基础上，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将各评价因子图层进行空间叠加，划分土地资源建设开发适宜性等级，划分原则为：①落入强限制性因子范围的评价单元直接确定为禁止建设等级；②其余评价单元，若涉及的全部评价因子均为适宜，则该评价单元确定为适宜等级；若出现1个及1个以上评价因子为不适宜，则该评价单元确定为不适宜等级；其他情况均确定为有条件适宜等级。
（3）礁体控制矿床。矿床都分布于礁体中，如渔塘铅锌矿、李梅铅锌矿分布于渔塘—李梅礁，大脑坡铅锌矿分布于角弄—毛沟礁。
利用Mplus 软件分析自尊在正念管教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模型的拟合良好，可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参数估计值，结果见图2。
图 2 正念管教、自尊和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
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我碰到问题首先找谁商量”时，选择同伴选项的占70%，选择父母的占10%，选择老师的占8%，选择其他的占12%。这表明，当学生碰到麻烦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同伴。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与在各方面接近自己的人交往，人们普遍更能打开话题，交友交心，因为人际吸引具有一致性原则，相似的人更容易相互肯定，更容易进行平等交往，也更能增强交往的效果。
3.3.3 初中生自尊在关注当下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Mplus 软件分析自尊在关注当下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模型的拟合良好，可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参数估计值，结果见图3 和表5。
图 3 关注当下、自尊和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 5 自尊对关注当下和抑郁的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关注当下与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后，各路径系数均达显著（p＜0.05）。关注当下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74, p＜0.05），关注当下对自尊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15, p＜0.01），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589, p＜0.01）。
由表5 可知，结构方程中，关注当下对抑郁的总效应为-0.1 4 2，其中，总的中介效应为-0.068，直接效应为-0.07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47.89%，因此，自尊在关注当下和抑郁之间起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
4 讨论
4.1 正念养育与青少年抑郁、自尊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发现，父母的正念养育水平及正念管教和关注当下两个分维度都对初中生抑郁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时也能正向预测青少年自尊。父母正念养育水平在青少年内化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母正念养育的水平越高，则孩子的抑郁水平越低，而自尊水平越高。这也验证了假设H1，同时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Parent,McKee, Rough 和Forehand（2016）人对于不同年龄发展阶段的青少年调查发现，父母正念养育水平与其消极的教养方式呈负相关，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又与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即父母较低的正念养育水平会产生较高的消极教养行为，进而使青少年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Bögels和Restifo（2014）发现，父母学习了正念技术后能够体验到更少的教养压力以及冲动，同时在共同教养以及夫妻关系上都有明显提升，这些都与教养质量和青少年心理问题有很大的相关性。
Geurtzen 等人（2015）的研究证明了在控制传统教养维度的前提下，正念养育的六个维度以及整体的正念养育质量都与青少年的抑郁等内化问题有关。然而，在所有维度中，“无评价地接受”与低水平的青少年内化问题有关，这表明那些能很好做到无评价地接受的父母更有可能培养出有着更低抑郁水平的孩子。
结果表明，父母正念养育的两个维度都与自尊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即父母对青少年的正念养育水平越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就越高。Aremu John- Akinola 和 Desmennu（2019）的研究发现了父母教养方式与自尊的高相关性。同时，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灵活有弹性的民主教养方式与自尊有明显的相关，而专制型的、回避型的、宠溺型的教养方式与孩子的自尊水平呈负相关（Gitonga, 2013）。正念养育的无评价性、关注当下等特点明显与民主教养方式的理念一致。关注当下维度代表的是以孩子为导向的教养特点，包括聚焦此时此刻的关注，对孩子各方面的接纳和同理心；正念管教代表的是以父母为导向的方面，包括对孩子行为的非反应性，养育意识和目标导向的养育（McCaffrey, Reitman, & Black,2017）。这些关注、接纳，会让孩子更加积极、全面地认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自信，同时也去理解和尊重他人，让孩子能够通过这些拥有较高的自尊水平。
中美两国经济依存严重不对等，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市场非常依赖，另外中美贸易在双边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对称，近几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20%左右。为克服依赖，尽量缓和贸易战局势，我国在回应贸易摩擦时态度强硬，开出的回击清单直击美国对华出口核心利益，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以战促和”。
结果表明，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和自身的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Tripković等（2015）对抑郁青少年的研究中就发现，有着高水平自尊的孩子明显有着更低的抑郁症状甚至没有潜在的抑郁症状。Assari（2017）发现在不同人种中均存在低自尊与高抑郁相关的现象，并且相关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基于易感性模型的研究表明，低自尊是一个很敏感的因素，因此可能会随机地影响抑郁（Orth, Robins, Widaman, & Conger, 2014），在经历失败后对自己的消极评价也会增加抑郁的风险。核心的自我评价是一种能够有效预测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变量，高核心自我评价者往往拥有强烈的内部动机、积极的认知方式和较强的能力，所以较少出现内化问题行为（王玉洁等, 2015）。因此，如果个体自尊水平比较高，说明个体可以正确、自信地认识、接纳自己，认同自己存在的价值，进而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反之则易产生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
4.2 自尊分别在正念养育、正念管教和关注当下与青少年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父母的正念养育水平以及正念管教水平和关注当下水平均能够通过自尊这一变量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其中，自尊在正念管教对抑郁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而在正念养育和关注当下对抑郁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这验证了假设H2、H3、H4。
2.1 两组一般资料及代谢指标比较 NC组与T2DM组的年龄、性别、TG、T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2DM组的BMI、LDL、FBG、FINS、HOMA-IR、HbA1c、FGF-21、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MDA均明显高于NC组，GSH、脂联素水平明显低于NC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Pelham 和Swann（1989）的研究将人们的整体自尊分为三个主要影响因素：体验积极和消极情感状态的倾向，特定的自我观点以及建构自我观点的方式，青少年的自尊受到这三个因素的显著影响。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父母的正念养育水平总体来说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这与其他一些研究结果一致，如经过基于正念的干预训练过后，父母的教育压力明显减轻，父母与孩子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积极，青少年的违纪、侵略性、抑郁、自我伤害等消极现象都减少了（Srivastava et al., 2011），社会技能水平提高了（Singh et al.,2007）。其中，正念管教指父母对于孩子的非反应性、养育意识等，关注当下代表父母对于孩子实际的接纳、关注以及相应的交流。比起关注当下，正念管教对于孩子心理健康的直接作用可能相对较小，这能够解释为何结果分析中正念管教对于青少年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小于关注当下。同时，二者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直接影响到的是父母自身的实际教养方式，在实际养育中，父母对孩子的关注、接纳、同理心等都有助于孩子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与父母的关系以及所处的环境，帮助孩子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看法，从而通过影响孩子的自尊，进而缓解个体的情绪，从而较少体验到抑郁等消极情绪。
社区要搞一台消夏晚会。开演临近，一个小品还缺演员，居委会主任很着急。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老王说，我来安排吧。他临时拉了几个人，没怎么排练就上台了。不料，演出大获成功！庆功宴上老王多喝了几杯，道出原委：他让公交售票员演泼妇，让大学教授演伪君子，让城管演土匪，让律师演骗子……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讨论了父母正念养育及其两个维度、青少年自尊以及抑郁问题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父母正念养育及其两个维度均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问题；（2）自尊在正念管教与青少年抑郁问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尊在正念养育和关注当下与青少年抑郁问题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参 考 文 献
陈晓, 陶叶娟. (2016). 父母比较式教养及其与青少年自尊和抑郁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4(6), 907-912, doi: 10.13342/j.cnki.cjhp.2016.06.030.
贾高鼎, 曾明, 王爱平, 杨子京. (2016).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自尊的独特贡献: 儿童气质的调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3), 535-539, 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16.03.034.
李英, 席敏娜, 申荷永. (2009). 正念禅修在心理治疗和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 32 (2), 397-398,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09.02.051.
罗伏生, 沈丹, 张珊明. (2009). 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情绪特征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 (4), 468-470,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09.04.035.
彭彦琴, 居敏珠. (2013). 正念机制的核心: 注意还是态度?. 心理科学,36(4), 1009-1013,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13.0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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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indful Parenting from Parent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its Mechanism
WU Lei 1,2,3, ZHAO Boyao 1,2,3, ZHAN Zhao 1,2,3, FAN Bijuan 1,2,3, ZHAO Yaping 2,4
(1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2 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3 Center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Tianjin 300387； 4 Education of Xinyang College, Xinyang 464000)
Abstract Based on a new view of "mindful parenting",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mindful parenting on depress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achanism of the effect. Six hundred and 5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ing were recruited. Chinese Version of Mindful Parenting Scale, Self-Esteem Scale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ndful parenting along with its two dimension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parately. Also, we explored the possibl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in the three correlativ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ndful parenting,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and mindful discipline were all significantly negative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esteem was a complete mediator in the prediction of mindful discipline for adolescent depresison. Also, self-esteem partially mediated the prediction of mindful parenting and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parately. Mindful discipline from parents impacted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completely by first effecting adolescent self-esteem. However, both mindful parenting and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 impacted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rtly by first effecting adolescent self-esteem.
Key words mindful parenting, mindful discipline,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 depression, self-esteem.
分类号 B849
收稿日期： 2019-2-27
*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TJJXQN18-005）。
通讯作者： 毋 嫘，E-mail: wulei@tjnu.edu.cn。
标签：正念养育论文; 正念管教论文; 关注当下论文; 抑郁论文; 自尊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论文; 国民心理健康评估与促进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河南省信阳学院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