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影响财政风险金融化的VEC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财政论文,风险论文,制度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风险金融化，是指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利用金融手段来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一种经济现象。这在经济运行中通常表现为货币创造，即政府以增发货币的手段来规避财政赤字问题，因此，又有人称之为财政风险货币化。这种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财政风险，只是将财政风险向后推延，而且还可能诱致金融风险，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导致资本外流等。因此，本文拟从制度变迁入手，选取经济货币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制度变量，运用VEC模型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成因作计量分析，为合理控制财政风险和治理通货膨胀提供政策建议。
财政风险金融化虽然在理论上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游戏规则相悖，但是，在现实中却大量存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基本上是学术界的共识。究其根源，是因为这可以缓解政府财政收支压力的燃眉之急，可是，由于长期采取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策略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空转和资本外流等不良后果，因此，对于短视的政府来说，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雪上加霜，会在更大程度上加重政府的财政风险。
一、影响财政风险金融化的主要制度变量
影响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形成，既有财政自身的收支历史与现状，又有宏观经济环境的各种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与政府的决策机制与行为模式有密切关系的制度变量。为此，本文拟从制度变迁入手，选择最能影响政府决策机制和行为模式的三个制度变量，来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财政风险金融化的。这三个变量分别是：经济货币化水平、财政体制改革进程和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
经济货币化，既是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又是金融制度变迁的产物。它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形成，既有抑制作用，又有促进刺激效应。经济货币化以货币为中介，借助商业信用，取代原始的实物交换，极大地节省了商品空间转运的成本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升级的结果，其直接结果就是流通领域的货币增加，实体经济的比重下降，整个经济逐步走向软化。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经济货币化水平稳步提高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这必然导致流通领域的货币供给增加，这既在无形中给通货膨胀形成压力，又在客观上为政府实施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策略提供了大量的可趁之机。此外，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金融市场化的进程也会随之加快，这就会在客观上诱致金融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更进一步讲，经济货币化的加速推进，会在客观上增强金融业独立自主的地位，使之免受财政手段的干预和支配，从而在制度上形成制约和抑制财政风险金融化长期约束机制。总之，经济货币化既可能为财政风险金融化创造便利条件，也可能通过完善金融体制而抑制财政风险金融化，因此，它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具体影。向很难断定，这需要取决于正反两股力量的对比。
财政体制改革可以从制度上杜绝政府向财政体系外部转嫁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加速财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抑制财政风险金融化的不良现象，但是，其具体效应还得取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一是规范财政收支，二是防止财政职能的过度膨胀，三是确定财政体系的独立性，拒绝财政体制外的力量对财政运行的干扰。财政风险主要源自收支不规范所导致的财政赤字缺口拉大，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履行其财政职能，因此，加速财政体制改革，规范收支，严格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就可以从制度上杜绝财政风险的产生。财政体制改革还可以在制度上限定财政的职能范围，防止政府财政手段的过度蔓延，承担政府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并进一步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财政体制改革还要求财政收支自成体系，谢绝财政之外的力量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财政。如此一来，即使财政风险偏高，政府受制于预算硬约束的制度设计，也只能望洋兴叹，无权动用金融手段去化解财政风险。
对外开放会迫使国内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与国际接轨，从外部给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政府行为施加压力。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风险金融化不仅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而且还会因为本币贬值而诱致资本外流，从而恶化一国的国际收支。因此，随着一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财政风险金融化的不良后果就越显著，此时，政府就会有意识地约束其行为，尽量规范财政收支，谨防财政赤字诱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与资本外流。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结果是，一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会越来越快。这样一来，金融市场的制度就会渐趋完善，金融市场的自发运行使之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为财政赤字融资和无偿输血，因此，对外开放的加速推进必然会压缩财政风险金融化在制度上的生存空间。在金融市场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金融制度就会愈加健全，自成体系，免受外力干扰，因此，它就无需零成本地为政府治理财政风险埋单；同时，这也会间接推动财政体制改革，促使政府财政收支的预算约束硬化。
二、基于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财政风险金融化与经济货币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本文拟用中国1978-2007年间数据来建立四者间的VEC模型。
1.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首先，需要对财政风险金融化进行数量测度。由于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直接后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因此，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测度，涉及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财政风险本身的大小，二是政府为抑制和化解财政风险增发了多少货币。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通常通过计算出财政赤字率、赤字依存度、国家债务负担率、国家债务依存度、外债偿还率，以及外债借入率等具体指标，来间接测度财政风险的大小。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直观地给予说明，从货币主义的观点来看，货币供给应该与经济增长同步，否则，就会产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为此，可以把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差视为政府为克服财政风险而在金融领域所作的努力。当然，货币供给的变动并不见得全是因为财政风险所致，但是，却可以以此作为衡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规避财政风险的替代变量。综合这两方面的理由，可以把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测度指标定义为：
上述四个变量的原始数据均可直接摘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只需按照定义计算即可获得。①数据起讫年份为1978-2007年。
2.VAR的稳定性检验
在建立四个变量间的VAR模型之前，必须检验模型是否含有单位根。VAR模型的稳定性要求特征方程的全部特征值，即特征方程的全部根必须在单位圆以内或者相反的特征方程的全部根必须在单位圆以外。如果含有单位根，则可能存在虚假回归，不能直接对四个变量建立VAR模型，而只能对之进行VEC分析。对四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如表1所示。根据表中信息，可以发现，该模型存在三个单位根，不满足VAR模型的稳定性要求，因此，不能对之进行VAR分析。为此，需要对之进行协整检验，只有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下才能继续对之进行VEC分析。
表1 VAR的单位根检验
VEC specification imposese 2 unit root(s).
3.协整检验
四个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JOHANSON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四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因此，可以对之建立VEC模型。
4.VEC模型的滞后阶数选定
在进行VEC分析之前，为了提高计量分析的准确性，还必须确定VEC模型所需的最优滞后阶数。在滞后一阶和二阶的情形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综合起来看，滞后二阶的总体统计效果要优于滞后一阶，因此，本文把VEC模型的滞后阶数选定为滞后二阶。
表3 滞后阶数的选定
*indicates lag order selected by the criterin.
5.VEC模型的估计结果
运用Eviews5.0对四个变量进行VEC分析，能够得到它们的协整方程如下：
上式表明，在长期内，经济货币化会助长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政府行为，这是因为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虽然一方面提高金融市场化的水平，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使得一国经济货币化的水平随之增加，这为政府利用金融手段来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提供了便利。财政风险体制改革虽然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其统计效果不显著。这是意料中的结果，虽然财政体制改革可以规范政府的财政收支，对财政自身的制度健全具有约束作用，但是，这不妨碍政府利用财政之外的金融手段来缓解财政风险，同时，由于财政风险本身的或有性质，以及政府行为的隐蔽性，因此，其系数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就不难理解了。最后，对外开放可以有效抑制财政风险金融化，FT的系数表明，当对外开放的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则财政风险金融化指数会相应的下降10.98个单位。这是因为一国对外开放的水平越高，其市场化水平也越高，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规范金融市场，而且还有规范财政收支，这种客观上必然会极大地压缩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生存空间。
如表4中的方程1所示，财政风险金融化与各变量滞后项的误差修正模型的统计效果也较为良好，可决系数高达0.87，说明该模型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长期变化的解释力高达87%；各变量滞后项的系数基本上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此外，误差修正项的符号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即对上一年度的偏差，模型将以2.66%的幅度进行修正。
表4 VEC模型的估计结果
续表
注：()内的数字是标准差，[]内的数字是t统计量。
6.脉冲效应函数分析
在图1(A)中，财政风险金融化对经济货币化的动态效应在前两年内为零，随后略微上升，并在第三年形成一个峰值；而后继续下滑，并在第五年跌至谷底；然后，继续上涨，向零值回升，并在第七年形成波峰；随后，继续下跌并击破零值；在最后一个年度又向零值回升，并持续上涨。财政体制改革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影响在第一个年度里远离零值向上运行，随后回归零值，并向下运行至谷底；水平停留两年后继续向零值迫近，并于第六年达到波峰；随后再次击破零值，并于第七年抵达波谷；随后向上越过零值，并持续上涨。对外开放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冲击，在第一个年度里远离零值向上运行，并于第二年抵达波峰，随后向下运行，击破零值，并于第三年抵达谷底；然后，迅速向上运行，击穿零值，并在随后各年度里均在零值以上运行，波动幅度较小。总的说来各变量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冲击具有周期性特征，并基本上为围绕零值波动，没有大起大落的特征。在图1(B)中，经济货币化对的财政风险金融化动态效应，一直在零值以上运行，只在短期内产生了轻微的波动，于第四年抵达波峰。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货币化的影响，在第一至三年里急剧远离零值向上运行，随后即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上运行。对外开放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仅在第一年里远离零值向上运行至波峰，随后即向下运行，击穿零值，于第四年抵达波谷；在随后的年度一直运行于零值之下。在图1(C)中，财政体制改革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动态效应，一直在高于零值的水平上运行，且从第四年开始，波动幅度非常小。经济货币化和对外开放对财政体制改革的冲击，从一开始即远离零值向下运行，有渐行渐远之势，后者的下行速度要大大地慢于前者。在图1(D)中，对外开放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动态效应，在开始时位于零值下运行；随后向零值回归，并穿过零值持续向上运行，于第四年抵达波峰；嗣后，小幅度下滑，但是，其走势始终位于零值之上，只有轻微的波动。经济货币化对对外开放的冲击始终大于零，从一开始就远离零值向上运行，与第四年抵达波峰；随后下滑至一个较低水平作零值上平稳运行。财政体制改革对对外开放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向零值回归向上运行，并第五年击穿零值；随后，又于第六年击破零值向下运行，并长期处于零值下运行状态。
图1 脉冲效应函数示意图
7.方差分解
从表5可以看出，财政风险金融化波动均方误差主要是有其自身的变动所贡献的，其次才依次是财政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货币化。其中，财政风险金融化的自身变化对财政风险金融化波动的贡献率不低于64%，但是，其贡献率一直处于不断下滑的状态之中，其余各变量的贡献率虽然不是太大，可是，其贡献率却在不断增长。这说明制度变迁的各种因素的确能够解释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指数变化，并且其解释力会越来越强。
表5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PF
三、结论及建议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货币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重要变量，其作用机制都可以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给予合理的解释。但是，VEC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内经济货币化在总体上起到了助长财政风险金融化的作用，因为经济货币化导致政府货币供给压力最大，而这恰好为政府实施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策略大开方便之门；财政体制改革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财政风险金融化的行为选择并非仅仅是由财政体制本身所决定的，它还要同时取决于财政体制改革之外的很多变量，如金融体制、政治体制和市场化等；对外开放可以有效抑制财政风险金融化，这说明外部力量比内部力量更易发挥作用，因为内部因素的作用要受到与之相关的各种配套制度的制约和约束，而外部力量由于缺少历史关联则能自发地循制度设计的运行轨道而发挥作用。
据此，为了有效地规范政府行为、治理财政风险金融化和规避未来更大规模的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本文特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虽然财政风险金融化可以在短期内抑制财政风险，但是，鉴于其在长期内的危害性，不但会进一步恶化财政状况，而且还可能拖累金融部门，因此，政府理应规范财政收支，合理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和发展趋势，不能轻易指望借助货币创造来化解财政风险。
其次，经济货币化虽然是提高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措施与结果，但是，从治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因经济货币化而导致财政风险金融化，从而导致财政风险与宏观经济风险的向上攀升，经济货币化的进度应该适可而止，并非越快越好。从货币化的自身构成来看，在经济增长速度既定的情况下，政府理性地控制货币发行是最为关键的。
再次，由于对外开放能够刺激和带动一国的市场化进程，促成和保障一国的财政与金融相对独立地运行，从而压缩财政风险金融化存在的制度空间，因此，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毫不犹豫地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早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创造财政收支自负盈亏的体制环境，合理解除金融分担财政赤字的不合理负担。如此一来，既可以加速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又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制度化运行，从而降低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水平。
最后，虽然实证研究表明，财政体制改革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但是，这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否定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因为计量结果既于当前的财政体制改革不深入有关，又与本文的变量定义与数据选择相关，因此，从理论分析的逻辑来看，政府仍旧非常有必要把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治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主要举措之一。当然，鉴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往的不成功与不深入，今后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该全面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讨和论证新的改革思路和创新改革策略。
注释：
①限于篇幅，原始数据暂不随附，如有需要者，请与作者直接联系。
标签：经济风险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风险模型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政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