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人员道德决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各国公司财务丑闻曝光以及牵涉会计师事务所诉讼案件的频发，审计人员的道德决策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领域。以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的道德决策理论①，大量地汲取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采用问卷调查法、情境模拟法②、实验法等研究方法检验了个体道德决策的心理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已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目前尚无审计人员道德决策实证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总结与梳理，对于指导我国审计人员道德决策研究、职业道德准则建设以及监管者构建审计人员不道德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Ponemon（1990）认为道德决策是指个人面临道德情境时，对于各种行动方案的可能结果进行道德判断与选择，以及最后采取行动的整个决策过程。一项决策需满足如下三个条件才能称为道德决策：首先，决策的对象涉及道德问题，即具有道德内涵、受人类基本道德规范制约；其次，决策者是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能意识到道德问题的存在，能够做出判断和实施行动；最后，主体可以对决策结果做出“符合道德”和“不符合道德”的判定（Rest，1986）。道德决策研究围绕着道德决策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展开。Rest在继承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循着道德行为何以产生、如何形成的轨迹，将道德决策划分为四阶段（见图1），即识别道德困境（道德辨识），做出道德判断，形成道德意图及实施道德行为（道德决策四阶段又称道德推理，下同）。Rest四阶段模型动态地反映了个体道德推理的心理过程及相互作用关系。Cohen等（1996）指出，会计道德研究受到Rest理论的巨大影响,Rest四阶段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审计情境中检验审计人员的道德决策（Thone，1998）。
其次，哪些因素影响个体道德决策过程？Trevino（1986）的人—境交互模型和Jones（1991）的问题权变模型对此作出重要贡献。Trevino（1986）认为组织中的道德决策是个人因素、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尽管道德认知为个体提供了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思维基础，但并不足以解释或者预测道德行为，个体变量和情境变量及其交互作用同样需要在道德决策行为中得到关注。继Trevino之后，Jones所提出的问题权变模型成为道德决策理论的又一里程碑。Jones（1991）认为以往的道德决策模型存在着一个共同缺陷，即研究者只关注决策者的个人特征、道德素质或者决策的情境因素，而没有考虑道德问题本身特征对道德决策过程的影响，进而提出“道德强度”概念，道德强度指一种情境中所包含道德问题的紧迫程度。由于决策者对于情境和事件的感受是不同的（Kujala，2001），只有考虑到道德决策会因为事项不同而变化的特性，才能理解个体在面对不同情境时道德决策的差异（Flannery和May，2000）。问题权变模型被认为是道德决策模型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引发了大量实证和理论研究。
二、审计人员道德决策文献回顾
本文基于个体及“角色”存在的个体两个视角，从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两个层面对审计人员的道德决策四阶段即道德辨识、道德判断、道德意图、道德行为的文献予以回顾。
（一）审计人员道德辨识
道德辨识是Rest道德决策模型的第一个阶段，亦称道德敏感性。道德敏感性体现了个体对情境中道德内容的觉察力以及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何种影响的意识。在审计活动中，道德敏感性表现为审计人员能否准确、客观评估客户诚信的能力（Reeder和Coovert，1986）。Ponemon和Gabhart（1993）指出道德敏感性决定着审计人员识别道德困境的能力，尤其在职业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尤为重要。研究者通常在问卷中设置审计情境，要求被试作出相应的职业判断以测试其道德敏感性。
1.影响道德辨识的个人因素
已有研究基于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深入探讨个人因素对审计人员道德辨识的影响，涉及的个人因素包括：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价值观、培训和经验、职业承诺、专业承诺等。
（1）道德认知发展水平
科尔伯格指出：个体道德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个体的行为由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他人为中心，进而以原则为中心。科尔伯格将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分为六个阶段，归类为三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此划分成为后续学者衡量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科尔伯格认为具有高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个体对道德问题更敏感。Shaub和Lawrence（1996）指出，判断客户诚信能力是审计人员保持职业怀疑态度的重要基础，保持对客户诚信的鉴别能力可以有效降低审计风险，尤其是在审计师作出承接或拒绝客户委托的决策中。Ponemon和Gabhart（1993）发现比较而言，处于较高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的审计经理对客户诚信状况更加敏感。Sweeney和Roberts（1997）、Bernardi（1994）发现项目经理发现客户欺诈的能力受其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调节。Ponemon和Gabhart（1993）进一步指出，相对于轻信，鉴别客户诚信能力的不足更能解释为何某些审计人员不能发现客户管理中明显的警告信号。研究者一致认为，审计人员所持职业怀疑态度是其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函数。
（2）价值观
当代西方道德伦理观呈多元化趋势，人们对同一种行为的道德评判会运用不同的道德原理或道德价值标准。因而，西方的伦理价值观有二元论、三元论、五元论等诸多体系。Lorsyth（1980）指出个体道德取向的差异表现在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两个维度。理想主义者比相对主义者有较高的道德辨识能力（Davis等，2001），更容易选择道德行为（Marta等，2008）。与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稳定性与结构化特点不同，伦理取向是基于情境的（Reidenbach和Robin，1988）。Cohen等（1995a，1995b，1996，2001）发现审计人员倾向于以功利主义、公平与责任/义务视角定义道德与非道德。同时，Shaub等（1993）发现道德取向显著影响审计人员道德敏感性，与低相对主义、理想主义者相比，高相对主义、理想主义的审计人员道德敏感性较低。
（3）培训、年龄与经验
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理论认为培训与经验能够影响个体识别道德困境的能力。然而，对于培训与审计师识别道德困境能力的关系除了Douglas等（2001）的研究外，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并不支持培训与审计人员识别道德困境的能力存在正向关系（Bebeau，1994）。同时，Karcher（1996）发现年龄与审计师道德敏感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ernardi（1994）的研究亦表明，由于年长的审计人员往往具有更多的审计经验，在发现欺诈的能力方面会优于年轻的审计人员。也有研究者考察了经验与审计人员道德辨识能力的关系。Cohen等（2001）发现相较于刚毕业的学生，会计专业人员道德敏感性更高，表明了经验在审计人员识别道德问题时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究竟是工作经验的何种特征增强了审计师的道德敏感性目前尚不明确。
（4）组织承诺、专业承诺
审计人员组织承诺、专业承诺与其识别道德问题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争议。Shaub等（1993）提出，由于组织承诺、专业承诺与个人价值观存在较高的关联度，重视职业承诺的审计人员应该对道德问题更加敏感，然而，他们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所提出的假设，即专业承诺对审计人员识别道德问题的能力并无显著影响。同样，组织承诺的预期影响也未能得到验证。Patterson（2001）的实证研究亦得到相似的结论。然而，Shaub（1989）在针对207名来自美国西南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个人道德取向、专业承诺、组织承诺显著影响审计人员道德辨识能力。
2.影响审计人员道德辨识的情境因素
（1）职业情境
在审计人员职业情境层面，研究者均将影响道德辨识的情境因素聚焦于职业道德准则。系列研究表明，职业道德准则明确了审计人员的行为规范，减少了执业中的道德模糊性，因而审计人员更易于识别准则规范下的道德问题。Douglas等（2001）发现，由于没有直接包含于准则中的道德问题被识别的可能性较低，准则同样限制了审计人员对道德与非道德的敏感性。值得关注的是，Herron和Gilbertson（2004）考察了以“原则”和“规则”两种导向的职业道德准则对审计人员道德辨识能力的影响，发现当只存在原则时，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低的审计人员道德辨识能力相对较低；当只存在规则时，道德认知发展水平高的审计人员道德辨识能力相对较低。可见，当准则的形式和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之间不匹配时，审计人员往往会表现出较低的道德辨识能力。
（2）组织情境
研究者考查了组织情境与审计人员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在Patterson（2001）的研究中，组织情境并不是审计师道德决策的显著影响因素。Douglas等（2001）也仅仅证实组织情境因素对审计师道德辨识能力的间接影响。同时，也有研究者检验了道德强度与审计人员道德敏感性之间关系。Karcher（1996）发现当后果（尤其是法律与职业后果）严重时，参与者表现出较高的道德识别能力。同样，Shaub和Lawrence（1996）发现，当面临较高的审计风险时，审计人员会持有更高的职业怀疑。此外，Shafer等（2001）通过实验发现，在高道德强度情境中审计师更倾向于将有道德争议的问题判断为不道德。
（3）国家文化
不同国家审计人员的道德敏感性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何在？一些学者基于Hofstede的文化差异理论进行了跨国度的比较。Cohen等（1995）发现，审计师的道德敏感性会随着蕴含于国家文化中的集体/个人主义与权力距离的差异而变化。与拉丁美洲国家（强调集体主义与高权力距离）的审计人员相比，美国（强调个人主义与低权力距离）的审计人员更倾向于将存在道德争议的问题评价为道德（Hofstede，2001）。对于上述现象研究者指出，尽管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具有普遍性，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文化背景不同，依附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审计人员的道德敏感性也存在差异（Hofstede，2001）。但研究者未能揭示国家文化与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审计人员的道德敏感性，对上述差异原因的探究对于现今审计准则国际趋同潮流下的监管者来说尤为重要。
（二）审计人员道德判断
Rest道德决策模型中第二个成分是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是在意识到道德问题存在后，对可选择的行动方案做出的决策评价。科尔伯格认为个体道德认知发展主要集中于道德判断的发展，个体道德能力的高低集中表现在道德判断水平上，他的观点影响了后续研究者，与其他三个阶段相比，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了审计人员道德判断的研究。
Rest（1979）认为道德判断评分（DIT）高的审计人员具有更好的道德判断。因而，后续研究者将审计人员DIT得分作为道德判断的替代。与早期的研究者大多采用通用的、非审计的道德冲突情境不同，后期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道德判断中情境因素的重要，由Thorne和Magnan（2000）开发并测试了基于审计情境的道德判断测量工具。Thorne和Magnan（2000）和Massey（2002）基于这一测量工具验证了审计人员道德判断与DIT之间正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也支持了研究者将DIT得分作为道德判断替代的做法（Jones，2003）。
1.个体因素与审计人员道德判断
研究者考察了人口统计变量、道德认知发展水平、道德取向等个体因素对审计师道德判断的影响。与科尔伯格的理论一致，实证研究显示，审计人员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高度相关。Brandon等（2007）针对会计专业学生的研究发现，与处于较低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的学生相比，处于较高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的学生更倾向于将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判定为不道德。而在客户存在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时，被试整体倾向于将客户的盈余管理判断为不道德。同时，客户风险水平和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对审计师道德判断存在交互作用。
同时，也有学者检验了道德取向对审计师道德判断的影响。Bass等（1998）和Boyle（2000）的研究发现高理想主义者比低理想主义者更倾向于将有道德争议的行为判定为不道德，而低相对主义者比高相对主义者更倾向于将此类行为判定为不道德。Douglas等（2001）也得出类似结论。
研究者在个体统计变量（性别、年龄、教育和经验）与审计师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争议。首先，这种差异体现在性别对审计人员道德判断的影响中。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者Gilligan（1982）指出，由于男性进行道德判断时倾向于公平视角，而女性则更易从同情视角作出判断。因此，采用DIT这种从公平角度出发的测量工具可能导致道德判断存在性别差异。然而，针对审计人员的测量中，男性审计人员的DIT得分并非始终高于女性审计人员，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审计人员道德判断存在性别差异。其次，审计人员年龄对道德判断影响的实证研究也不尽一致。Clarke和Dawson（1996）以“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年龄和道德判断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Ruegger和King（1992）却发现年龄和道德判断之间是正相关的。Barnett等（1994）则发现年龄和道德判断之间没有关系。再次，教育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同样存在争议。Rest（1986）曾指出，教育是预测个体道德判断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一些研究者得出了教育促进道德判断（Ponemon，1990）和教育并不利于道德判断（Shaub，1994）等相互矛盾的结论。Abdolmohammadi和Ariail（2009）针对注册会计师的研究发现道德培训对P值没有显著影响，他们通过不同群体的比较发现，审计人员的DIT分数普遍比其他同等教育群体低，审计人员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更趋近于习俗水平。上述研究结论之所以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因在于研究中涉及的输入变量（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常常需要通过激活个体内在状态最终影响行为，即输入变量很少直接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而往往以个体的内在状态（情绪和认知）作为中介（Aderson和Bushman，2002）。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情境下观察人口统计变量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可能激活了被试不同的情绪与认知，因而，所做结论也会存在差异。
此外，一组关于审计师经验、职位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结论值得关注。Ponemon和Gabhart（1993）在对美国注册会计师的道德判断研究中发现，注册会计师的DIT得分与经验、职位负相关；在Ponemon（1995）随后对注册会计师的道德判断和职位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项目经理、合伙人与普通员工、高级员工相比有着较低的DIT分数。Thorn等（2003）对加拿大和美国的注册会计师的研究也得出了审计师的工作经验和道德判断显著负相关的结论。这些现象有悖常理，其深层次原因有待探究。
2.情境因素与审计人员道德判断
情境因素对于个体道德判断具有重大的影响（Rich等，1997）。学者们从文化制度、道德规范、道德强度、事务所的伦理气氛等方面检验了情境因素对审计人员道德判断的影响。
审计人员道德判断的跨文化比较成果较多。Tsui和Windsor（2001）比较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审计人员的道德判断、Tsui（1996）比较了香港和美国审计人员的道德判断、Sweeney等（2010）比较了美国和爱尔兰的审计人员的道德判断，研究均发现不同国别审计人员的道德判断存在显著差异。Arnold等（1999）从文化背景对这些差异做出了解释，指出高个人主义国家的审计人员在道德判断时更可能考虑与其自身利益有关的因素。
Kohlberg（1984）指出组织伦理气氛直接影响个体道德判断。Eynon等（1997）、Jeffrey和Weatherholt（1996）的研究支持事务所伦理气氛对于审计人员道德判断的重要影响。值得关注的是Sweeney等（2010）考察审计人员面对反功能行为决策时发现，当审计人员对参与反功能行为的道德压力和高层不道德倾向的感知均为显著时，只有感知的道德压力影响审计人员的道德判断及行为意图，而高层不道德倾向对其判断及意图没有显著影响。
学者还关注了其他因素对审计师道德判断的影响。Pflugrath等（2007）通过实验对比了112名专业人员和审计专业学生的道德判断，发现道德规范对专业人员道德判断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学生的道德判断不存在影响，同时，对有职业经验的专业人员而言，道德规范会显著提高其道德判断的质量。Manita等（2011）对法国审计师的研究发现，道德强度的三个维度影响审计师的道德判断，其中“结果大小”和“社会舆论”是审计师道德判断主要考虑的因素，相对而言“客户的亲近性”对审计师的道德判断影响较小。Fan等（2012）研究了关系导向对中国审计人员道德判断的影响，将关系分为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两个维度，发现这两个维度相对独立，且中国审计人员的人情关系导向与道德判断正相关，但利益关系导向与道德判断负相关。Thorne和Hartwick（2001）考察了同侪对于审计人员道德判断的影响，发现同侪之间对于道德困境的讨论会影响审计人员道德判断，因此，可以通过鼓励与同侪展开道德困境的讨论，改善审计人员的道德判断。
（三）审计人员道德意图
Rest道德决策模型中第三个成分是道德意图（也称行为意图）。行为意图为个体意欲从事某项行为的主观概率，Fishbein等（1992）指出：如果能够正确地测量个体的行为意图，就可以非常精确地预测大部分的社会行为。由于实际行为的难预测性，行为意图可以作为行为的替代测量因子（Young等，1998）。研究者对审计人员道德意图的测量大都基于审计情境模拟，被试通常被要求回答对“在这种情境下，我也会采取此行为”的同意程度，或“在这种情境下，他人（同事）也会采取此行为”的同意程度。
1.个人因素与审计人员道德意图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认为，道德认知发展水平高的审计人员能产生较高的抵御客户压力的行为意向。Gul等（2003）研究发现审计工作被检查的可能性显著影响审计人员行为意图，对低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审计人员尤为如此。对于低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审计人员而言，加强审计质量复核与检查是促使其形成正确行为意图的有效途径。Sweeney等（1997）通过对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研究发现，处于习俗水平的审计人员向客户作出让步的可能性较高，原因在于习俗水平审计人员倾向于遵从组织规范，而事务所的文化似乎就是适应客户要求。同时发现：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事务所规模交互影响审计人员披露意向；相似地，Windson和Ashkanasy（1995）发现，处于习俗水平的审计人员最不能抵抗客户经济谈判能力。Gul等（2003）对53位来自深圳审计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道德判断与不道德行为意图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审计人员感知的被检查可能性与不道德行为意图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同时，审计人员被处罚的预期与不道德行为意图之间负相关。
另有研究者考察了审计人员个体特质变量对行为意图的影响。Thorne等（1998）发现，审计人员的心理控制源（Rotter，1996）与其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交互影响道德意图。Thorne等（1998）进一步发现，高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外控者更能抵御客户的压力，而内控者更可能向客户压力做出妥协。Buchan（2005）发现，审计师的态度与道德意图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主观规范与道德意图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
2.情境因素与审计人员道德意图
研究者检验了社会压力、组织承诺、专业承诺、组织伦理气氛等情境因素与审计人员道德意图之间的关系。Lord和DeZoort（2001）发现服从性压力与审计人员道德意图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未发现一致性压力与道德意图之间的相关性。同样，Ponemon（1993）发现存在上级压力时，高DIT得分的审计人员低报时间预算或提前签字的意图较高，上级压力对道德认知发展水平较低的审计师的行为意图存在显著影响。Lord和DeZoort（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审计人员面对服从性压力或一致性压力时，其抵御客户压力的意图与其组织承诺无关。然而，当没有服从性压力或一致性压力时，其抵御客户压力的意图受到组织承诺的调节。可见，社会压力降低了组织承诺对审计人员产生道德意图的影响。Taylor和Curtis（2010）检验了高级审计师道德强度、组织承诺、专业承诺与报告客户违规行为意向的关系，研究发现道德强度与这两种形式的报告意图均相关，高水平的专业承诺增加了审计人员最初报告客户违规现象的可能性，而组织承诺则进一步增强了审计师对报告客户违规现象的坚持性。Shafer（2008）以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为样本，考察了事务所组织伦理气氛类型与审计人员道德意图的关系，发现事务所为社会责任取向、法律与规范取向时，组织伦理气氛类型与审计师的不道德行为意图显著负相关，而以利润为导向的组织伦理类型与审计师的不道德行为显著正相关。
（四）审计人员道德行为
审计人员道德推理最后一个成分是道德行为。研究者大多通过实验法检验审计人员的道德行为。Ponemon（1992）研究发现高DIT得分的参与者与低得分者相比，较少可能低报审计时间预算。同样，在Falk等（2000）的研究中高DIT得分的参与者较少可能在独立性评估中作出妥协。Ponemon（1992）发现时间与同侪压力对低报审计时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低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被试）。同样，Falk等（2000）的研究亦表明丧失客户带来的经济压力越大，审计师越可能在独立性评估中作出妥协。可见，当面临时间压力、同侪压力、财务压力时，审计人员更易于产生不道德行为。
（五）审计冲突对审计人员道德决策的影响
由于审计人员处于多重角色、多重期望的境地（Davidson等，2005），角色冲突不可避免地将审计师置于矛盾之中，导致审计师的专业判断（相对于其他职业）更易陷人道德两难的困境（Moizer，1995）。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以角色理论为依据关注了以“角色”存在的审计师的道德决策，尤其是审计师抵御客户管理层压力的能力问题成为独立性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Sweeney和Costello（2009）指出审计师由于以下三个原因更易受到角色压力影响：跨边界工作、不同角色发送者之间的潜在冲突、现代审计的复杂性与不太令人满意的工作表现。Tsui（1996）研究发现，在审计师与客户冲突情形下，审计师道德认知发展水平越高，向客户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越低。Zwarenstein等（2009）列示了审计冲突有三个方面：即审计师与事务所之间的冲突，所有者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审计师的经济利益和审计准则之间的冲突。当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利益”需要同时被满足时，审计师的角色冲突会增强，从而使独立性受损。审计师的角色冲突会损害其独立性和客观、公正实施审计的能力（O' Donnell和Schultz ,2003）。
三、文献回顾述评及未来研究展望
学者们基于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检验审计人员的道德推理，已有的审计人员道德推理研究涵盖了Rest道德决策模型的全部成分。研究表明审计人员的道德推理与解决独立性冲突有着系统的关系。总体而言，审计人员道德决策的研究从早期的关注个人因素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发展到关注情境因素以及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审计师道德决策的影响；从“个体”视角转向以“角色”方式存在的个体视角考察审计师的道德决策；从注重对审计师道德决策影响因素的探究提升至寻求如何干预及防范不道德行为的研究。基于前述文献回顾得出以下结论：（1）审计人员更倾向于依据审计准则的指导识别道德困境，并更易于识别准则中所列示的道德困境；（2）在形成道德判断时，审计人员整体上集中于习俗水平，即在道德判断中倾向于考虑同侪、重要他人以及法律规范和职业准则的要求；（3）事务所道德气氛对审计人员道德判断及行为意图存在显著影响，众多研究显示，情境因素对审计人员的道德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道德心理学的纵深发展，上述研究成果也面临着理论上的质疑和实证上的困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索。
（一）未来研究需关注情绪因素与认知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审计师道德判断的影响
传统的以科尔伯格为代表的认知派心理学家将道德判断视为一系列的推理过程，忽略了对人的心理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的情绪因素。Haidt（2008）指出，与道德推理相比，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相互依存的水平更高，认知与情绪是道德判断中难以分离的两个重要过程。未来研究应将认知和情绪以及其他多种情境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预测和解释审计人员的道德行为。
（二）道德判断与行为之间还存在着中介变量有待于发现
在科尔伯格的假设中，成熟的道德推理者在行为上也是道德的。然而，过去的几十年实证结果显示，被试的道德推理分数常常与亲社会行为呈现出不一致、不稳定的关系。Nickerson（2003）等人认为传统的道德推理之所以不能较好地预测道德行为是因为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对道德的自我理解不能保持同一。Walker和Frimer（2007）的实证研究显示道德认同能够解释道德行为的相当部分的变异，可以弥合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缺口。未来审计人员道德决策的研究可将道德认同引入道德推理模型，协调道德动机、道德认知、道德行为三者的关系，深入探索审计人员“知行合一”的心理机制。
（三）审计人员道德判断与职位、工作经验负相关的深层次原因有待探究
为什么审计人员所处职位越高，会更倾向于向客户做出妥协，是什么压力因素使然？为什么审计人员从业越久，就越将违反职业道德行为视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又是什么认知偏差导致？未来需要更多地关注审计人员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从认知层面对审计人员的不道德行为实施有效的预防和干预。
①道德决策理论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强调个体理性推理过程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含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第二类模型强调影响企业道德决策的个体及组织情境因素；第三类为道德决策的整合模型；第四类模型强调道德问题本身对企业道德决策的影响，即Jones的问题权变模型（李晓明，2007）。
②情境模拟法是道德心理研究中最广泛采用的方法。依据所搜集的道德决策文献统计，近半数的研究者使用的是情境模拟方法或情境模拟相关变形方法。其优点是可以让受测者投射在一种接近实际的标准化决策情境中，这种方法可以向不同的参与者提供标准化的社会刺激，并且可以使决策情境更为现实（李晓明等，2012）。同时，该方法还允许研究者在控制情境因素的同时能够操纵相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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